一 “民族”与nation考略
（1）一个“新词”的诞生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的说法，汉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中国古代史籍中，表达民族概念的词汇，既有民、族、种、人、部、类等单音词，又有民人、民群、民种、族种、族部、族类等双音词；但尚未发现“民”和“族”二字连用、作为一个词表示现今所说的“民族”概念。[1]新近研究成果表明，这个论点已经不足为凭。汉语中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究竟产生于何时，或曰谁先使用，学界对此已有多次探讨。原先都笼统地认为该词始于清末民初，是从日本引进的。并且，孙中山可能是中国最先使用“民族”一词的人[2]；尤其是1905年《民报》创刊，孙文的发刊词直接追溯西方民族主义渊源，正与彼时新潮思想合流，“民族”遂成“家喻户晓”的固定概念。兹后，学界又不断有新的发现，把使用“民族”一词的时间向前推移。例如1902年《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或同年吴汝纶的《东游丛录》，都使用了“民族”一词。继之又发现章太炎《序种姓上》（1900）说到“自帝系世本推迹民族”，或康有为1898年6月给光绪帝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有“民族之治”一语，或《时务报》上1896年已出现“民族”一词。韩锦春、李毅夫撰文，[3]认为“民族”一词最早见之于1895年第二号《强学报》上一篇题为《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计五十年来，凡鸭苏劣地爹士蒲地士唔之国，无不或弱或亡者其故何哉？夫国之易治者，莫如君权之独擅也，莫如民族之顺命也，而竟受制于英法之议院，有识者可以思矣。[4]
最后，彭英明又将时间推前了20年，其依据是王韬1874年左右撰写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文中曰：
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5]
彭文分析了王韬的生平及《洋务》一文产生的时间，认为王氏所用“民族”一词的来源，不会引自日语，而可能来自英语。[6]这是至1985年汉语“民族”一词溯源最早的文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王韬所说“民族殷繁”，还存在模棱两可的现象：是“民”“族”还是“民族”？而我以为，此处“民族”，更应与王韬1879年之《扶桑游记》中的用法相同，相当于“平民百姓”，与贵族等阶层相对而言：“本多正讷来访，华族也。华族者，列于藩侯，世代有爵位于朝，似春秋时世禄之家。日本凡分三等：曰华族，曰士族，曰民族，以此别贵贱、区门第。维新以来废封建，三百藩侯各归土地于王朝；官人之法亦一变，草野怀才之士，皆得自奋于朝廷，向之世家多闲退矣。”[7]与王韬“民族殷繁”相似的说法，已见之于1872年8月24日《申报》中的《论治上海事宜》一文：“上海民族繁多，其客民之聚而谋利者又率多桀黠儇巧，治民之道颇难于剂宽猛而得其平。”较为可靠的nation意义上的“民族”，见之于同时代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译《希腊志略》（1886）：“上古雅典民族分为四，称为约年四族。”[8]
其实，“民族”一词的出现比这还要早得多。郭实猎（Karl Gützlaff，1803-1851）在其1834年刊行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的“煞语”中，已写下如下文字：
盖皇上帝符玺证据耶稣之教训为天之谕，言言实实，略无粉饰，故申谕中外诸民族，悔罪伏奉耶稣救世者之教也。[9]
文中明确以中外分“民族”，且以“诸”字表明其为各种族类群体，完整的“民族”一词在此已是确定无疑。主要由爱汉者（郭实猎）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最早在中国境内创刊和发行的近代中文期刊。该刊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刊上登载《约书亚降迦南国》篇，讲述上帝委约书亚以重任，率领全体人民渡过约旦河，到上帝赐予以色列的地方去。文中写道：
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10]
《民族研究》2004年第6号发表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一文，突破了“民族”一词不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这一陈说共识、“不刊之论”。郝文以十个例子证明，“民族”一词是古汉语固有的名词，应用于宗族之属和华夷之别。另外，郝时远还认为，日语中的“民族”一词见诸19世纪70年代翻译的西方著述之中，系受汉学影响的结果。[11]如此看来，《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或《东西洋考》中出现的“民族”这一“新词”，只是古典翻新，或曰引申新义。不过，它们是至今所发现之最早的“民族”一词富有新义的用法。至于1834年是否就是汉语中第一次出现新式“民族”一词的年份，一时很难下定论，也许还会有新的发现。
在这之前，大凡持汉语“民族”一词来自日文这一观点的人都认为，最先将汉语“民”“族”二字拼成“民族”新词，用以译述西方nation一词的，乃明治维新（1868-1873）以后的日本人。并且，论者以为中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文章多译自日文，早期使用“民族”一词的人几乎都到过日本，“民族”乃借自“同文”之国的日本。[12]《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以及《东西洋考》告诉我们，此论不能成立；二者所言，厥为真正的“民族”。这里所说“民族”，自然不会像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那样，不分青白地一定要将“民族”与“国家”或“国民”连在一起。不过，《东西洋考》中已经出现“国民”概念，且有20余处（后将详述）。该杂志介绍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年代已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个对近代“民族”概念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里程碑之后。另一方面，我们在《东西洋考》中看到的不同民族，多半采用“民”或“族”，如“法兰西民”“土耳其族”等。郭实猎无疑是那个年代编译著述最多的新教传教士。这两次“民族”用词时隔4年，委实使人感到突兀。是有意为之，即兴之作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实在无法考证。
“民族”一词从偶尔使用到最终成为一个概念，从一个陌生的搭配到一句响亮的口号，无疑与19世纪末的救亡呼声以及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说，1895年至1900年当为“民族”这个新词得以传播的关键年代。也就在这个时期，史籍和报刊上逐渐出现了“民族”一词，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传统概念仍占绝对多数。从个别到普遍，或曰“民族”一词的真正走红，还是20世纪初年的事情，是彼时反帝、反清宣传中的一个口号和纲领，是“民族主义”之勃兴。起初，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针对帝国主义；“但在1905年前的两三年里，这一倾向开始发生变化，愈来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放弃民族主义的反帝方向，转而将反满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信条”。[13]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使全国陡然惊醒。也许因为甲午战争对中国思想史发展之催化作用，也因为“民族”一词适逢1895年之后的使用频率逐渐上升，所以有学者以为汉语直到1895年还没有与西方nation概念相匹配的表达。中国人在追求国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时候，为了自我界定和内部融合，这个概念才慢慢产生。[14]换言之，直到“国民”“民族”等词进入汉语词汇以后（论者指1895年），汉语中才有了nation的对应词，才出现欧美所说的nation意识。也有人认为汉语至今没有一个表述nation的词汇。[15]本章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便是西方汉学的这类观点是否能够成立，汉语在1895年之前是否能够表达nation的含义及如何表达。
（2）一个传统概念的更新
现代nation概念及其理论，产生和发展于西方；并且，19世纪以来关于nation的理论探讨和日常表述，均受西方主流思潮的制约。因此，在讨论中国的民族观念及民族主义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和分析一下20世纪前西方的nation概念史。
nation是一个法语词，其拉丁语词源natio、nationis意为“被生出”“种属”“族部”。因此，natio一词在欧洲古代及中世纪，很长时期用以表示一个人的出身或出生地，而且单指非政治组合的族类。中世纪晚期，教皇主持的宗教会议所采用的nation概念，则开始指称具有表决权的下属族群。[16]于是，新吸收的“代表表决”原则，使nation成为一个总括性范畴，多少为近现代nation概念之生成开了先河。现代民族主义观念起源于18世纪下半叶，而法国大革命则是民族意识之第一次“顿悟”，[17]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也真正起始于此。1789年以后法国的民族意识是纯世俗的，是发动民众的武器，且首先见之于大革命时期围绕“谁是人民亦即社会的合法代表”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之后，是否要做法国人，做一个“国民”，（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个人决定。换言之，建立在个体对“大民族”（grande nation）之认同基础上的民族（或曰国家），实为意志整体。与此不同，在中欧及东欧大部分地域，民族属性并不是个体意志所决定的，而是文化传统等要素。一方面，德国浪漫派的传承者认为，语言和文化传统足以界定民族属性。另一方面，一些新锐思想家在谈论民族矛盾和角逐时，[18]则认为民族属性首先取决于生物性的、可以带来认同感的“血缘”关系。鉴于此，民族属性似乎是由生物性与历史性这双重“客观”因素所决定的。[19]直到进入18世纪以后，欧洲nation概念的地域性和社会性界定，同其他一些界定并行共存。然而，在近代主权国家以及专制统治形成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主权国家划分民族的倾向渐渐崛起，nation概念也因此逐渐获得了总括性的、追求国家民族的明确政治意义。新时代的、尤其是1945年以后反殖民主义运动中的nation概念，多半追求国族构建（nation-building）。不管是“国家民族”（state-nation）还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根据都是民族同国家的契合，即民族必然组建国家，国家必然创建民族。[20]
如前所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族意识，首先关乎社会内部的界线确定，而非针对外族。nation概念在现代意义上的进一步廓清，则来自拿破仑的对外扩张在域外所引发的争取自由、独立和政治自决的反抗行动（例如西班牙、意大利及德意志版图上的民族“解放战争”），还有希腊人抗战奥斯曼帝国和波兰人抵抗俄罗斯统治的起义等。对19世纪nation观念之分类具有深远影响的是一种对比，即德国与法国比照之下的中欧之“文化—民族”与西欧之“国家—民族”的区别。[21]也有学者将之区分为主观政治性亦即西方（指西欧）的nation概念与客观文化性亦即东方（指中欧和东欧）的nation概念。[22]当然，这一观点的追随者也很明白，这种地域划分只能相对而言。较少带有这类民族固定模式色彩的是另一种区分，即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否发生在既有国家（法国、英国），意在国民平等和大众参政；抑或为了谋求统一版图，新建一个国家（德国、意大利）；抑或为着反抗一个既有的多民族国家（例如抵抗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或奥斯曼帝国）。[23]19世纪上半叶对抗既有统治制度的民族主义，其主要倾向是追求平等、民主以及自主政治；而19世纪下半叶的民族主义，则转向国家独立之诉求。接着是霸权势头（沙文主义）占了上风，其特点是对外“树敌”并强调“国家/民族”之潜在的外来威胁（并导致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世仇”等），旨在以nation的名义获得内部融合亦即一体化。[24]
认识“前现代”民族概念与“现代”以国民为核心的民族概念之间的区别，对理解欧洲状况以及欧美nation概念史至关重要。欧洲前现代nation概念，指的是历史形成的，与地域、语言、习俗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所决定的“族类”或“居民”等；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所讲的高卢“民族”（nationis），指的是高卢“族类”，即高卢居民。“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帝国”指的是德意志的版图及其中世纪政治形态，“民族”则是前现代民族概念所包含的“文化和语言”之共同群体。[25]前现代欧洲不少地方的“居民”是多种族的，例如普鲁士的波兰人和德国人，法兰西的高卢人、伊比利亚人、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罗马人、布列塔尼人、弗兰德人、巴斯克人等，大不列颠的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英国人。虽然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期的欧洲还不存在现代意义的nation概念，而彼时大部分居民却或多或少地认同于一个共同体——倘若不是语言共同体，至少也是文化共同体。尽管有南北法语（langue d’oui 和langue d’oc）之分，方言比通用意大利语强盛，但文化的统一以及“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之意识却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意大利的土地上还不存在意大利民族和国家的时候，其居民对语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是很明确的：既是热那亚人，也是意大利人。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对其历史亦即历史构建（如“意大利”），其本能性的认同形式是很古老的。随着现代共和政体与公民意识在法国、美国、英国的崛起，现代nation概念的内涵才开始真正显露出来，而原先那种多少带有“自然而然”意味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则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共同体的抽象观念，也就是国籍观与所有公民理想组合体的观念，以及公民对“他们的国家形态”“他们的共和国”的认同。
上文对西方nation概念史的简要回顾，不只是为了展示nation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说明nation概念因不同历史状况的变化而有异。西方的这种nation概念发展模式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在语义上多少与之相关的模式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即便是欧洲的民族运动，就时间先后而言，总体上也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欧（第一阶段），中欧（第二阶段）和东欧（第三阶段）。[26]若说欧洲以外的民族运动之基本出发点和情势与欧洲的大相径庭，[27]那么，我们便有理由发问，在探讨非欧洲现象（比如中国沿革状况）的时候，是否到处可以轻易套用西方那些民族主义理论；甚至以为只要简略提到“国族构建”，以及与这个概念相关的论点，便有了万应灵药，获得了揭开不同社会文化现象的钥匙。鉴于此，批判地审视本章开头提及的那种对1895年前存在中国民族的质疑是很有必要的。
辨析欧洲前现代nation观念，很自然会引发出一个问题：虽然nation概念自16世纪后期就已获得政治意义并越来越明显，[28]而在所谓“民族国家”构建之前，[29]对欧洲人民而言，是否没有nation可言。考据工作还引发出对本章的讨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否确实如西方理论探讨中所设想和得出的结论那样，20世纪前中国无nation可言。对于这个问题和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后文还将做进一步探究。在此，笔者只想先指出一个实际状况：从西方nation概念的新旧对比来看，19世纪汉语中的“民族”一词（甚或可以视为nation概念的汉语译词），多半只是中国一些传统概念之新的表达而已。换言之，当时这个“新词”似乎与西方“前现代”民族概念较为贴近，而与现代民族概念的涵义常常相去甚远。
（3）“三位一体”，或顺理成章之事
从西方nation的概念史以及这个概念复杂的内涵和外延来看，汉语移译nation（民族／国家）本身就有着一大难题。芮逸夫1942年撰文说：“由中山先生之说，‘国族’和‘民族’是相同的；而‘民族’和‘国家’也可说是相同的。这三个名词在西文本同作一词：拉丁文作nationem，英、德、法文并作nation。所以我尝以为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可以说是‘三位一体’。”[30]早在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编《英华字典》（1866/1869）中，nation便译为“民”“国”“邦”“邦国”。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编《哲学字汇》（1881）译之为“国”“国民”；邝其照编《英华字典集成》（1882）译之为“民”“国”“邦”。而在现今的英汉等双语字典中，nation依然有“民族”“国家”“国民”等译词。（nationality则既有“国籍”之义，又有一国之内的“民族”之义。）显而易见，究竟如何用中文表达西文中的nation，完全取决于上下文。而现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中的nation概念，其涵义常常是（一个）民族造就的一个国家，也就是一个国家所造就的（一个）民族。[31]正是nation“民族”“国家”兼而有之的时候（nation等于国家等于国民），译者就必然陷入进退两难之地；或者说，“民族”无法含盖nation的全部涵义，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不少人用“民族”一词翻译nation，并视其为“直译”。可是，这“直译”往往不能直达其意，“三位一体”很难用中文表达，这就是我所说的“难题”。例如本文多处使用西文nation，使汉语行文多少有些生硬，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理解“三位一体”带来的难题，以及汉语“译词”的特色：
首先，19世纪中西全面接触以后，汉语在如何表达外国“新”事物的问题上也面临一大挑战（这在中国人的泰西纪游中甚为明显）。对一些抽象概念的译介更是困难，nation当在其中。如前所述，西方nation概念源于拉丁文。汉语中与此相关的概念无法与之同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语中没有相近的概念。不同语言、尤其是汉语和西语这两类迥异的语言，其概念之间自然不可能有一比一的对应，而只存在或多或少的语义契合。本章第二部分考究nation于中国转型期（19世纪最后几年及之前）在汉语中可能的表述形式，其中关于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国”“民族”“国民”等概念的讨论可以见出，汉语在19世纪对nation的表述是极为纷繁的。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方面缘于汉语本身的特殊性，即构词和组合的机动性；更由于汉语拥有的丰富遗产。既然nation是“三位一体”，19世纪之不同语境中的“国”“族”“民”及其相关词汇，确有“异曲同工”之处。不仅如此，以笔者之见，这种处理方法要比死板地用“民族”对译nation准确得多，其原因正在于“民族”一词含盖不了现代意义上的nation概念。换言之，如若以为汉语直到1895年还没有一个与西方nation相配的概念，那我们只能说：今天还没有。这或许是汉语的缺陷，或许正是汉语的强处。而我以为：既然是一词多义，一词多“译”也就自然而然，且传导了一个词所包含的不同概念。西方语言中一词多义极为频繁，我们肯定不能说中文无论如何都无法表达；反之亦然。一般说来，哪一种语言里都可能存在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语言里没有你们这种说法。”但这并不一定妨碍我对“你们这种说法”的理解和表述。也就是说，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词汇库，语言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要素，然而它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和地域渊源。也只有在这种实际关照中，才能对之做出准确的诠释。惟有弄清特定概念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才能了解其真正含义，此乃“含义即用法”之精义所在。
其次，西方“民族主义”概念是政治和学术用语中词义最广的概念之一；[32]全方位的系统研究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后的反殖民主义之民族独立运动推进了“民族主义”的世界性比较研究。如何依据客观的、带普遍意义的特征来诠释nation概念，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探讨nation，绝对不是探讨自然法则。nation是一个纯历史的、由文化决定的观察、诠解、归类之范畴，nation（民族／国家）源于不同的历史政治关联之中，其产生与发展，当初在许多社会和地域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走向。正因为如此，众说纷纭所带来的矛盾，很难使这个概念获得明确的界定。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既有的不同定义也常常游移不定，因时代和背景的不同而“轮流坐庄”。难怪有人称民族主义研究为“术语密林”（“terminological jungle”[33]），探险迷路者不乏其人。卡尔（Edward Carr，1892-1982）1945年论著给民族主义划分时期，他没有从整体，而是从西欧和中欧现象出发，也没有顾及20世纪导致建国的民族主义，而是着眼于已有的民族国家或是19世纪建立的国家框架。卡尔以为，1789年之前为现代民族主义之滥觞期，第二阶段至1870年（也就是国族创建时期），第三阶段至二次大战爆发。[34]可见（假如这种划分基本成立的话），现代民族主义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真正发展成普遍运动则在19世纪。而1870年前，——再说得夸张些——1895年前，中国“没几个人”去过欧美；世界列强入侵中国，也肯定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民族主义。这样看来，nation在汉语中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词，似乎也顺理成章。中国人（还有那些在中国著书立说的外国人）没有选择“音译”，而是采用了字典中习见的一词多“译”：翻译的是nation概念的三个分支概念，以表达nation的全部意义。
第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毫无疑问，中国传统的“族类”观念在外来侵略之后受到了挑战，中国人对“国民集体”之nation定义的理解，也是在外来思想的刺激下，尤其在对外反抗的意识和行动中逐渐成熟的。然而，西方民族主义根植中国以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必然使其带有自己的特色。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正如20世纪欧洲之外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其反殖民主义、反外来统治的立足点或出发点，与欧洲民族主义观念常常大相径庭。彼时中国所吸收的，当然只能是20世纪前的西方民族主义学理，而且是有选择地“拿来”，充满了目的论色彩。鉴于此，用欧美近40年或70年来时兴的nation观念来衡量1900年前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受各自先决条件影响的民族主义，肯定有走不通的地方。
[1]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第255页。
[2] 参见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
[3] 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2号，第36-43页。
[4] 《强学报》第二号，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1896年1月17日），见《强学报·时务报（影印本）》，第20页。文中按语说：“鸭苏劣地爹士蒲地士唔者，译言‘全权无限威独擅也’。”（鸭苏劣地[absolute] + 爹士蒲地士唔[despotism]）
[5] 王韬：《洋务在用其所长》，《弢园文录外编》，第143页。
[6] 参见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第8页。
[7] 王韬：《扶桑游记》，第409页。《时务报》第六十七册（1898年7月19日）刊载姚锡光辑《日本各学校规则》，其中亦有“近以华族子弟多不向学，故亦令民族子弟，得入附学”之说。
[8] 艾约瑟译：《希腊志略》卷三，第5页。
[9] 郭实猎：《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1834），转引自庄钦永、周清海：《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第56-57页。
[10]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271页。关于《东西洋考》中的“民族”一词，参见方维规：《“民族”辨——兼论民族主义与国家》，载陆晓光编《人文东方——旅外中国学者研究论集》，第557-586页；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第33-42页；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第168-170页。
[11] 参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6号，第60-69页。
[12]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第255页；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2号，第39页；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第78页。——1896年至1897年间的《时务报》，无疑是较早引入“民族”概念的杂志，且均为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所译文章，如第十一册的《土耳其论》中的“土耳其帝国所治民族”“古国民族”；第十二册的《中国边事论》中的“民族迁徙”；第十四册的《俄将论中国财政》中的“蒙古民族”；第十六册的《中国边事论》中的“民族割据”；第三十册的《论俄国事情》中的“西欧民族”。
[13]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261页。
[14] 郎宓榭：《论现代汉语中的“中国”“民族”和“中国民族”之历史语义》，载图尔克等编《文学镜像中的文化界限划分：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原教旨主义》，第331页。
[15] 费约翰：《无nation之国：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对nation的探究》，载《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第33期（1993年1月），第85页。
[16] 参见卡尔顿：《中世纪之民族主义》，载《剑桥历史杂志》第5期（1935/37），第15-40页。
[17] 参见科恩：《民族主义理念》。
[18] 例如主导语言文化群体与从属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的斗争：“德国”波兰和“俄国”波兰之争雄；“多瑙王朝”各省份之间的角逐。
[19] 参见科恩：《民族主义理念》，第309-314、550-553页。
[20] 从“民族”角度来看，英语state-nation可译为“国家民族”，nation-state可译为“民族国家”；从“国民”角度来看，二者可分别译为“国家国民”和“国民国家”。参见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第75页。
[21] 参见迈内克：《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德意志/福尔茨编：《国族构建》。
[22] 参见科恩：《民族主义理念》。
[23] 参见席德尔：《欧洲民族国家类型划分》，载《历史杂志》第22卷（1966）第1册，第58-81页。
[24] 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类型和功能，亦可参见陈方正：《民族主义的剖析：起源、结构与功能》，载《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第11-21页；姜新立：《民族主义的几种类型》，载《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第28-35页。
[25]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德语区的nation一词，指的仅仅是这个跨民族国家同盟中的上等贵族及统治阶层。不过另一个事实是，将拉丁语《圣经》译成德语的马丁·路德，不但是为了这个“帝国”的统治阶层，更为了说德语的黎民百姓。
[26] 参见席德尔：《欧洲民族国家类型划分》，载《历史杂志》（1966年）第22卷第1册，第58-81页。
[27] 参见温克勒尔：《〈民族主义〉导言：民族主义及其功能》，载温克勒尔编：《民族主义》，第19页。
[28] 比如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之政治思考中的主权学说，在法国17世纪早期专制主义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主权思想，实际上已经涉及nation概念。——参见兰特曼：《从让·博丹到让·雅克·卢梭之法国理论家的主权概念》；弗兰克林：《让·博丹与集权主义理论的诞生》；图夏：《政治思想史（第一卷）：从开端到18世纪》。另参见博丹的代表作《共和国六书》。
[29] 即西欧自17世纪起创立现代国家。其实，较为确凿的时代，当为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30] 芮逸夫：《中华国族解》，《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第4页。孙中山说：“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nation]，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他又说：“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见孙文：《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84-185页。
[3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布伦奇利（Johann Caspar Bluntschli，1808-1881）所说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Jede Nation ein Staat”）只是教条而已。即便是法兰西这样一个所谓相对同质的国度，也包容了不同源流、文化和语言的族群。雷南（Ernest Renan，1823-1892）于1882年3月11日在索邦大学所作的著名报告“Qu’est-ce qu’une nation？”（“何谓国家？”，又译“何谓国民？”，“何谓民族？”）中已经明确指出：说到底，所有现代国家都是族群混合体。确实，布伦奇利的故国尤其能够证验这一点：阿尔卑斯山赫尔维齐族民（Homo alpinus helveticus：瑞士人）。
[32] 参见温克勒尔：《〈民族主义〉导言：民族主义及其功能》，载温克勒尔编《民族主义》，第5页。
[33] 阿克辛：《国家与民族》，第7-10页。
[34] 参见卡尔：《民族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