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中国民族认同的论争
（1）中国：“自我意识之政治共同体”
nation的多层涵义由来已久，可是，把“民族”和“国家”几乎变成一个连体而同时体现在一个概念里，这是后来的诠释。直到18世纪末亦即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现代所说的nation概念还不存在。“术语密林”的很大一片是后人培植的。即便19世纪的欧洲对nation概念理解颇深，若把今天的一些高度理念化、学理化的术语放到彼时，恐怕也是空谷足音。原因是：不管nation当初的涵义如何，它和我们今天对这个词的理解还是有所区别的，甚而有很大出入。其实，当代极度政治化的nation概念，并没有多长的历史。甚至到20世纪初，西方的大辞典和百科全书中的nation词条，主要是指种族群体。[1]类似的认识亦见之于1895年之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只是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造就了特定的表达形式。时至20世纪初年，梁启超的观点已经充分体现出现代nation观念：“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2]梁氏所言“国族”，很贴近西语nation，只是这一表达在彼时极为罕见。由此看来，下引观点不是全没来由的：
至于晚清民族主义之观念，当发生甚早。显然的事实，民族主义之词汇本身，并不是由西方NATIONALISM一字直接译来，最早习惯沿用，也并无“民族主义”一项词汇出现。这种思想，实际是一种时代的觉醒与反应，而使传统民族思想之内容有所扩充。[3]
这类观点在西方学界是很少见的。西方的一种看法是，前现代中国人所认同的是文化和历史传统，对何为nation毫无概念，因此，这种文化主义（culturalism）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毫不相干。[4]换言之：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才从前现代的文化主义转型到现代民族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至今不在少数。张灏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肇始于1890年代戊戌变法时期的那一代人。[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民族主义（不仅在中国）常常是屈辱和危机的产物。然而，中国并不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才第一次遇到这类危机。应该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似乎有一个很长的酝酿阶段，20世纪初期开始急剧升级，并发展为炽烈的运动。
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中，还有另一种（并不多见的）发现：前现代中国同样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并且，传统中国的社会整体之表现形态，并非全然不同于现代民族主义对社会整体的设想。[6]这是印裔美籍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观点，其基点首先建立在种性与文化观念上：
帝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之政治共同体有两种构建方案：一为建立在种姓基础上的、排他性的汉族自我界定，一为建立在中国精英之文化价值和道统观念基础上的共同体。文化主义所体现的中国价值自诩卓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排他性。通过教育和模仿，蛮夷亦可成为共同体成员，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使自己区别于那些不具有这些价值观的蛮夷。这时，文化主义并不明显区别于种性，因为两者都依赖[……]差异性之识别和共同体界线之划分。区别在于谁能成为共同体成员的尺度：种族中心观念拒绝承认不在共同体出生的人为政治共同体的一员，通过教育接受中国价值观也无济于事，而这正是文化主义所要做的事。[7]
也就是说，“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既是种姓的、又是文化的。（此立场与前文所说的中欧之“文化—民族”观念相似。）杜赞奇不同意把政治与文化截然分开，在中国如此，在罗马帝国、古代印度或中世纪欧洲也一样。民族主义研究的两位大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和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都很强调“意识”在国族认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8]杜赞奇伸引此说，认为把作为一种认同感的文化主义与国族认同感加以区分是很困难的。前现代中国便是一个“自我意识之政治共同体”（self-conscious political community），或曰nation。[9]这一认识颇似史密斯（Anthony Smith，1939-2016）的观点：“现代民族既是‘法律—政治’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10]
（2）“不知有国”勘误
1899年，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对中国状况做了如下描述：
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此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犹可以图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何以堪之，其将何以堪之？！[11]
《清议报》第73、74期（1901）连载的“本报论说”，标题为《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简要地从地理和历史出发论说中国人“不知有国”，并陈述了中国人“国家是君主一家之产业”及“君主即国家”等观念。[12]从思路到行文可以断定，此乃梁氏手笔；其主要思想已详尽见之于1900年发表的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
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一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岂不大可骇而大可悲耶。[13]
清末言论界骄子梁氏此说，还见之于其他一些文章。并且，不但在该文中，而且在他那个时期的其他文章里，已经到处可见“中国”二字。梁启超的观点曲折多变，而其始终不变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14]。早在《变法通议》中，“中国”不胜枚举。为何中国人熟称“中国”却“不知有国”，后文将会论及。另外，通常将China译为“中国”当然没错，但在上引梁启超观点中，China并不等于“中国”，China（“钗拿”“支那”之类）只是外人对中国的称呼。[15]
笔者援引梁氏论说，不是为了探讨此论在当时的影响。从当今的中国学界来看，多半只在谈论启蒙与救亡的历史和思想背景时或“国民性”讨论中才偶尔提及这种看法。然而，这类思路对西方的中国研究却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换言之，西方中国研究中的一种习见观点，很可能源于梁氏的“不知有国”说，从而推论前现代中国没有nation。欧美对梁启超深有研究，梁氏许多言论往往是很体面的“论据”。试举一例：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曾征引梁说，例如上引“数百兆人立国”云云，及“曰‘支那’也，曰震旦也”等，紧接着便得出结论：“中国人习用朝代、而不是国家来指称他们的历史共同体，可见，事实上以前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16]（这里自然在说“民族国家”或“国家民族”。）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费氏文章标题便是The Nationless State：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这就是西方从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出发，以朝代编史及中华民国之前没有国名来论证20世纪前中国没有nation之观点的大概思路，或曰西方政治学诠释民族主义的衍生品。[17]
诚然，这种观点已见于彼时中国之国家思想的倡导者，且依然首推梁启超。在他眼里，“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18]他的理论主要得益于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Johann Bluntschli，1808-1881）的国家学说。[19]在1899年4月至10月的《清议报》“政治学谭”中，梁氏连篇累牍地介绍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亦即近代国家与“国民”（Volk）之相辅相依的关系，甚至是同物而异名，如他后来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伯氏乃更下国民之界说为二：一曰：国民者，人格也。据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而能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利者也。二曰：国民者，法团也。生存于国家中之一法律体也。国家为完全统一永生之公同体，而此体也，必赖有国民活动之精神以充之，而全体乃成。故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二者实同物而异名耳。”[20]这种将国民和国家相等同的观点，几乎是那个时期民族主义鼓吹者的共识。1900年12月，麦孟华在《清议报》上发表《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一文，应和梁启超此前在该报介绍的伯伦知理学说：“盖国家者，成于国民之公同心；而国家者，即为公民之公同体也。是以欧美政治家之公言，无政权之人民，不能与以国民之称，而谓之曰：无国民者，无国家（No Nation，No State）；而国民之情感与国家无关系者，亦不能与以国民之称，而谓之曰：无国家者，无国民（No State，No Nation）。国民者，与国家本为一物，异名同实，要不能离为二也。”[21]
毫无疑问，“不知有国”与nationless不是一回事儿，国家观念淡薄或“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22]之说，亦不能得出中国无国的结论。费孝通的一个论断，即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与这里的论题有着相通之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3]在下一节阐述“中国”是否国名之前，笔者想先做一些必要说明，以更正“不知有国”说的舛误：
一、被清廷悬赏通缉逃亡日本的梁启超之论说，多少带有彼时在知识界开始流行的反清逐满情绪，矛头针对一个王朝并依此类推。可是从逻辑上说，“不知有国”的前提是“有国”。关于这点，梁文本身便是明证：他的旨意是溯“中国”积弱之源，以“使举国之人，无不讳疾忌医以图苟全”。他悲叹国人“爱国之心薄弱”，他“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因此疾呼，“今而不欲救，中国则已耳。”[24]我们还可以援引梁启超的说法，来说明“不知有国”并非nationless：“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曷为无完全国家？以其国家思想不完全也。”[25]另一方面，梁启超思想多变，并非一以贯之，常给人“此一时，彼一时”之感，这当然缘于不同的语境，或他1903年思想趋于保守的前后变化。他在竭力主张“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中华民族”时，[26]坚信中国历史的延续性，甚至用“黄帝”神话来加强自己的观点：“近世学者言事实上国家之定义，曰有国民、有领土、有统一之主权。具此三要素，谓之国家；此三要素缺一，而国家消灭。我中国现在之领土，则黄帝以来继长增高之领土也；其国民，则黄帝以来继续吸纳之国民也；其主权，则黄帝以来更迭递嬗之主权也。”[27]且不论此说是否牵强，梁启超认为中国只有朝代更迭，包括清之亡明，但却从未亡国，则是一定无疑的。
二、诚然，清代政府公文中（延袭历代朝廷常规）常见“大清国”字样；并且，中国人在说史的时候，习惯以朝代为序：“秦”“汉”……“元”“明”“清”。然而一般而论，这时所说的朝代，均被理解为中国王朝。历来异族入主中原，乃亡天下而非亡国也。种族矛盾自不必说，可是蒙古灭宋，其结果主要不是蒙汉种族对立，而是中土出现“北人”“南人”之分。清之亡明，犹汉之灭秦、唐之代隋，其皇帝（仍然依照历代旧说）被称为光照中土的“天子”，清代甚至是历代最崇儒的王朝。[28]说中国人自来偏爱“朝代”不知“国家”，实为误解，因为这里所说的“朝代”和“国家”有其内在关联。再则，打开那些（不只是）19世纪的重要史书以及其他著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及其同义词仍占多数。康有为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建议用“中华”为国号时指出：“中国向用朝号，乃以易姓改物，对于前代耳，若其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而我经典无此几文，巨细绎音义，‘支那’盖即诸夏之音，或即中华之转也。古称诸夏，或日诸华，频见传记，盖华夏音近而中诸音。转其蒙、回、卫藏，咸令设校，教以经书文字语言风俗，悉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趋。伏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29]
三、中国二十四史以朝代为序，一个后继朝代应该或“必须”为前朝修史，这是观念或“规矩”问题，本无可多加追究。一个不是由汉族建立和统治的国朝为前朝修史，后继王朝又为这个“异族”朝代修史，这个事实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观念亦即中国之延续性，各朝帝王将相均视自己为中国的统治者。也就是说，一部朝代史只是整个“中国”国史的一个阶段和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已经显示出一种泛中国化的、泛国家化的中华“民族意识”，只是这种意识比哈布斯堡王朝的那种意识（或者某种程度上的沙皇帝国的那种意识）更为古老而已。中国之历史意识由来已久，尽管这种意识时起时落、并非毫无间断，然而，这种历史意识视中国社会是共同的历史和未来所联结的整体。19、20世纪之交及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所理解的国家观念，主要基于中国之衍续性的信念。
四、在全世界通行以耶稣降生为准的“公元”之前，按朝代编史当属正常之事。王韬编《法国志略》（1871）、黄遵宪编《日本国志》（1879）也均按他国朝代编史，配以中国年号相对照。英国人马礼逊“入乡随俗”，在《外国史略》中记载“葡萄亚国于周朝时已通贸易，后罗马国攻服之，以为藩属，汉朝时国日强，然屡被外国侵伐，唐肃宗时并入回回国者三百年，宋朝时[……]”[30]。慕维廉在《地理全志》（1853/54）中说佛兰西国“古名之高卢，为野番部落，汉时为罗马征服”；大英国“古为吐蕃部落、汉时罗马平英伦”[31]。这类叙事形式在19世纪介绍外国史地的书籍中是很常见的。笔者无意为这类过时的年表辩护，只想说明西历在中国确立之前的一种通常用法，而且不纯属“国粹”，世界各地均有此例。进入民国以后，国人提倡移风易俗；即便如此，反对更改历法者却大有人在。再看欧洲，早期按朝代编史也不是个别现象（当然西人有公元参照），[32]其原因正在于王朝观念的重要意义。[33]君主国的连续性是一个事实，朝代可以更迭，君主国依旧。
五、梁启超批判中国人“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提倡民权与人的独立精神，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倘若将此视为中国特有现象，定然是一种错觉。仅在欧洲，“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也并非路易十四之独家观念。[34]一般而论，几乎在世界史上所有帝国，帝王都是国家的象征；在民权思想尚未成熟的时期，忠君爱国是一回事，乃至平民百姓也是如此想法。帝国者，君主之国也。直至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nation与the Empire（帝国，帝权）还是通假词，可相互替换。[35]再以德国为例：德国君主派直至1918年依然将德意志国家合法形态与霍亨索伦王朝亦即威廉二世等而视之。
六、朝代与国家在逻辑上（概念上）自然有别，可是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倘若说历史上“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那就很难解释一个历史事实：19世纪西方列强侵略了谁？难道不是Chinese nation（中国及其人民），而仅仅是（或曰首先是）一个王朝？当初的英国军队是最有权回答这个问题的。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很能说明朝代与国家（清朝与中国）的关系，条约云：“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又曰：“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再曰：“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员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可见，“大清大皇帝”是“中国”的君主。而条约的英文本（The Treaty of Nanking）更为明确，全无“大清”“大清皇帝”等字样，而是“The Empire of China”“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The Government of China”“cities and towns in China”“trade of China”“all subjects of China”等。
七、国号固然重要，这至少使个人以及社会群体和阶层能有国家认同的可能。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希特勒统治下的波兰人，可以称其为亡国奴，却不能说nationless，尽管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失去独立的政治行动能力；作为一个中欧东部被占领并等待解放的国家，“波兰”依然存在于波兰人的意识之中。[36]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在《最后一课》中讲述普鲁士占领军禁止阿尔萨斯、洛林人学习自己祖国的语言，韩麦尔使出全身的力量在黑板上写出“法兰西万岁”结束最后一课，表达的是同一种情感。nation的概念史既表明这个“通用”概念与欧洲近代史的紧密联系，也展示出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文化主义本体，它只有在理念和价值判断中才能体现出来。换言之，nation为一个政治行动的纲领提供了架构，而这个纲领的正当性则来自对共同未来的展望以及对共同特质（语言、历史、文化等）的回顾。梁启超和他的同路人证实了这一事实。
下面，我们就在以上七个层面上来谈“中国”，并以清末具有代表性的言论钩稽时人的“中国”概念，进一步说明“nationless”论者在解读“不知有国”或“无一国名”时的误解。
（3）中国国名之争和国名之辨
范文澜指出：“中国这一名称，早在西周初年，已经用以称呼华夏族所居住的地区。从历史记载看，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所以中国这一名词的涵义就是祖国，朝代则是统治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国家的称号。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朝代有兴有亡，一个替代一个，中国本身则总是存在着并且发展着。”[37]王尔敏也认为，中国人统称其国名为“中国”，原始于古代，历代沿习，以迄于今。虽然数千年来朝代更迭，各以朝名冠称国名，而“中国”之通称，实为最广泛、最浅显、最习见的中国人自号之名词，实为中华民族生长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自我意识。[38]可是，这个自古有之、习以为常的国名，在近代受到怀疑。究其缘由，一方面在于这个共喻之称（或曰统称），并非正式的统一国名；一方面是中西碰撞后，“中国”二字本身受到的冲击，即国人“中国”信念的动摇。这种疑虑已经体现在《海国图志》之中：魏源认识到，各宗教均视其发源地为中国；为了摆脱“中国”之尴尬，他援引印度“震旦”之说，探讨印度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39]。显然，以“天时”为根据和以“地形”为根据一样，还是无法令人信服。近代对“中国”名称的诠释，便是围绕定义出了破绽而引起的质疑和因此而出现的辩护而进行的。[40]
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曾在其1878年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佛经呼中国为‘支那’，日本人亦用之，西洋转音曰斋拿。”[41]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在“华夏”篇按语中亦有详尽记载：
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42]
不同称谓，只是他国人的事情；中国人也只是到了19世纪才知道得更多，并对之进行反省，意在为中国“正名”，以彻底取代外国人对中国的烦琐称谓。虽然彼时言论界抱怨中国没有“全国总名”，但是中国还是存在无疑的，即典籍中的“中国”，还有“华夏”“中夏”“中华”等不同名称。换一个角度来说：布路亚（葡萄牙）、大吕宋（西班牙）、土鲁机（土耳其）、大尼国（丹麦）、比耳西（波斯）等，单在彼时就不是中国人对这些国家的唯一称谓，这同被称谓之国有无国名（甚或是否有国）关系不大。国家（nation）之形成是漫长的、系统化的来往相处的结果，是世代聚合的产物。中国人的认同感也许是凝固太久了，甚而变成了潜意识。[43]辽、金、蒙古、满等族的政治野心，无外乎“入主中原”，最后却受另一种认同感的驱使而中国化。诚如20世纪初年《国民报》上的一篇名为《说汉种》的文章所言：“汉种之特色，固亦有不可磨灭者矣。以蒙古人种之
猂，匈奴人种之跋扈，一逾长城，即将其畴昔风化习惯，以及精神上之嗜好，一一涤去无遗，而甘为汉种所化。”[44]晚清士人对国名的思索，目的是找一个“正式的”统一国名，且多少针对清和历代王朝。但在立论的时候，“中国”已是前提，没有人否认这个统称的历史存在，只是有人追究它的合理性而已。比名称更重要的是，nation是一种存在。假如说中国以前没有nation的话，那就无法解释清季保种、保教、保国的民族意识。[45]要保的这个“国”，不可能晚于意识。20世纪之民族主义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多亚洲和非洲反殖民主义进程中诞生的新兴国家，其民族意识的缘起是反殖民统治的斗争，或曰那里的民族意识多半是在抗争中才见端倪的。显然，这种看法大大简化了“自己人”（“我们”）意识的形成原因。[46]从前文的讨论可以看到，而且后文还将论及，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还有着其他重要缘由，使民族主义得以产生，且不看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受到质疑这一环节；另外，清廷基本上未被中国人视为殖民势力。
总体说来，晚清探讨“中国”称谓的起点并不很高，大多数人只是依据地理位置、一般常识及新获得的世界知识，而没有考究“中国”一词在古代形成的历史关联和全部意义。王尔敏系统分析了先秦古籍，得出古时“中国”一词的五类涵义：一曰“京师”，二曰“国中”（国境之内），三曰“诸夏领域”，四曰“中等之国”，五曰“中央之国”；其中，“诸夏领域”之义占绝大多数。[47]黄遵宪曾明晰地指出“中国”的来由，缘于历史上的“相对而言”：
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余则谓：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欧人名为亚细亚，译义为朝，谓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时环中国而居者，多蛮夷戎狄，未足以称邻国。中国之云，本以对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48]
可见，“中国”名称是历史环境和时代的产物，当时还没有近代所谓外交和国际往来；自古只知藩属来朝入贡，中国册封恩赏，夷族无法与中国并论。“中华”是一种理所当然之说，且以文化标准区分华夷。孔子学说以主导“国教”及主导社会价值体系的姿态在中原确立之后，便成了民族意识中的“共同”理念。不属于汉族的人，只要他追随儒教，同样有可能在中国秉朝政坐龙庭。“华夏”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华夏者，中国也。这也是梁启超当年在《中国史叙论》（1901）中主张“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49]的原因。也是在该著中，“中国民族”的说法出现将近10次。梁氏首次使用这一复合词，见于《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898）一文。[50]1901年的《清议报》中，尤其在第23册（1899年8月6日）的“外论汇译”中，常见“中国民族”之说，译自彼时日本常用的“支那民族”。一年之后，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了迄今所见之最早的复合词“中华民族”：“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国家观衍为法家，世界观衍为阴阳家。[……]”[51]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一文中，梁氏时常并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
在晚清知识界，认同危机和对“中国”这一自我称谓的怀疑是很常见的，康有为同样有过中国“以天下自居，只有朝号而无国号”之叹，并请“正定国名，即永名曰中华国”。[52]另一方面，对于有人对自古相沿的“中国”提出异议，或更改国名的一些看法，汪康年大不以为然，认为约定俗成的称谓不一定正确，但没有更改的必要：“即西人之各种名称，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于理，岂有当乎。”[53]探讨“中国”名称最有说服力者，当推竭力主张以“中华”为正式国名的章太炎。他于1907年为文《中华民国解》，其中援引了杨度同年5月20日发表于《中国新报》的《金铁主义说》中的相关文字：
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在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54]
杨度此说，经章氏引用而被广泛传播。然而，章太炎腹诽仅以文化认同民族的立场，他还强调血统和种族的重要性，以及光复汉民族政权的必要性。[55]因此，章太炎力主建号“中华民国”：“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56]此论五年之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诞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 参见霍布斯鲍姆：《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25-27页。
[2] 梁启超：《新史学》（1902），《饮冰室文集》之九，第11页。
[3] 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1970），《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29页。
[4] 参见哈里森：《现代中国民族主义》。
[5] 参见张灏：《思想转变与变法运动，1890-1898》，载杜希德、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第十一卷：《晚清（1890-1898）》第二部分，第296页。
[6] 参见杜赞奇：《解构中国民族》，载《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第30期（1993年7月），第6页。
[7] 同上。
[8] 试援引盖尔纳对nation的两个“暂时的定义”。鉴于界定这个概念的困难，盖尔纳建议：“第一：两个人属于同一个nation，如果他们（只有如果他们）分享同一个文化，而文化则是思想和符号和联想和行为及交往方式的体系。第二：两个人属于同一个nation，如果、只有如果他们相互承认各自为同一个nation的成员。换言之：人造就nation；nations是人的信念、忠心及和衷共济的人工制品。”（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6页）
[9] 参见杜赞奇：《解构中国民族》，载《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第30期（1993年7月），第1-26页。
[10]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63页。
[11]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饮冰室文集》之四，第60页。
[12] 《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清议报》第七十三、七十四册，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一日、二月十一日（1901年3月20、30日），见《清议报（影印本）》，第4611-4614、4667-4673页。
[13]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5页。
[14] 沈松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台北）第3期（2002年12月），第68页。
[15] 从这个意义上说，费约翰在引用梁氏上述观点时，把China译为“中国”是不准确的：“[．．．]Even the word ‘China’（Zhongguo）is what people of other races call us．It is not a name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have selected for themselves’．”（费约翰：《无nation之国：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对nation的探究》，载《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第33期〔1993年1月〕，第86页）
[16] 费约翰：《无nation之国：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对nation的探究》，第86页：“The Chinese custom of referring to their historical community by dynasty（chaodai）rather than by country（guojia）implied that there was in fact no Chinese nation at all．”
[17]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在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1888/1990）这部被誉为世界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通史中，亦有类似说法，但其目的不是论证中国历史上没有国名：中国人“自称曰中国，盖以为居天下之中也；又曰中华，或曰华夏，犹言文明之邦也。此皆对夷狄之称，而非国名也。”（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叙言》，第1页）
[18]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饮冰室文集》之六，第22页。
[19] 梁启超对伯伦知理的接受，主要参照了加藤弘之所译介的伯伦知理国家学说。参见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第80页。
[20]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2页。
[21] 伤心人（麦孟华）：《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载《清议报》第六十七册，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1900年12月22日），见《清议报（影印本）》，第4240-4241页。麦孟华将“nation”与“国民”对译，或许受日人影响。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编《哲学字汇》（1881）已将“nation”译为“国”“国民”。
[22] 梁启超：《新民说》（1902），《饮冰室专集》之四，第6页。
[23]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页。
[24] 参见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4-17页。
[25]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饮冰室文集》之六，第12页。
[26] 梁氏的“中华民族”，即自1903年起标举的“大民族主义”的旗号，主张“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者。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另参见许小青：《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2期，第97-102页。
[27] 饮冰：《杂答某报》，载《新民丛报》第八十四号（1906年8月4日），第2-3页。
[28]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亡天下而非亡国”之说，例如曾经激烈排满的章太炎，他于 1902年在日本横滨举行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上，便称明清之改朝换代为“亡国”。（章太炎：《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章太炎全集》〔四〕，第189页。文章标题中的“中夏”原为“支那”，系作者编集时所改）
[29] 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1898），《康有为政论集》（上），第342页。
[30] 马礼逊：《外国史略》，第24页。
[31] 慕维廉：《地理全志》卷二，“欧罗巴志·佛兰西国志”，第46页；“欧罗巴志·大英国志”，第52页。
[32]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1878年11月17日便有一段记载：“泰西各国交涉文件，以及人民往来函启、记载册簿，纪年皆用耶稣降生之前后若干年。今见英国官府所存案件书籍，纪有君主威克兜里亚若干年，是稍与中国相似处也。”（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634页）
[33] 英国有威塞克斯王朝、诺曼底王朝、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等；法国有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加佩王朝、瓦罗亚王朝、波庞王朝等。
[34] 例如德意志版图中几乎延续至19世纪中叶的或多或少的专制主义历史时期，君主与国家的等同关系也很明显，王权思想在统一后的德国依然顽固地抵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斥求。
[35] 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序论》，第7-8页。
[36] 18世纪以后波兰一再被占领和分割的历史，并由此而产生的深重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体现在一句波兰谚语之中，也就是波兰国歌的第一句歌词：“波兰还没丢。”（“Jeszcze Polska nie zginela．”）
[37]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之八）：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70-71页。
[38] 参见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1976），《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47-466页。
[39] 魏源：《海国图志》（下）卷七十四，第1849-1850页。
[40] 参见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1976），《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53-454页。
[4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61页。
[42] 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一》，第51页。
[43] 早在100年前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就有人指出：“欧美人诟中国人无种族思想。中国人习闻不察，亦自谓无种族思想呜乎。其然岂其然乎？夫中国人种族思想之发达，以视欧美，诚有不逮。然欧美人之有此，思想也，胎之于学说。中国人之有此思想也，出之于天然。”（《奴痛》，载《汉声》第七、八期，1903年9月21日）
[44] 《说汉种》，载《国民报》第三期（1901年7月10日）
[45] 1902年2月22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二号上为文阐释“保国”之重要性。文章开篇便说：“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呼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其陈义不可谓不高，其用心不可谓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虽然，以今日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子论》，《饮冰室文集》之九，第50页）
[46] 毫无疑问，早在印度尼西亚建国之前，住在爪哇岛、苏门答腊岛、马鲁古群岛等岛屿上的居民，先后遭到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杀戮和凌侮，那些岛民完全拥有一种或多或少建立在“丧国”意识基础上的文化认同。西非历史中的一些延续了几百年的王国，或许也是同样的情形：某一个在人口数量及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同样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历史及其重要性，并在其势力范围内统治其他弱小种族。这类“丧国”以及“我们”之历史意识，或许也有推动民族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可能性。然而，历史走了另外一条路。对西非“小邦分治主义”及其认同意识来说，由殖民统治者强行划分疆界而建立的新的国家，似乎是一种干扰。殖民势力的国族构建方案，不顾殖民地居民的特定历史，建立了综合体国家，其遗留问题作为殖民主义的遗产延续至今。
[47] 参见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1976），《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47-448页。关于“中国”名称的起源及其他称谓，亦可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胡晓明、傅杰编《释中国》（第三卷），第1515-1524页。
[48] 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一》，第51页。
[49]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饮冰室文集》之六，第3页。梁氏选择“中国史”之谓，主要为了尊重国民，如他在同一页上所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
[50] 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898），《饮冰室专集》之八，第5页：“八君子之见摈于中国历史，其毋乃即中国民族见摈于今日生存竞争界之表征也。”在《佳人奇遇》中，亦有“中国民族”字样。
[5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21页。
[52] 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1907），《康有为政论集》（上），第611-612页。“中华国”之名，已见之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6），后来这一用法不很常见。在19世纪的官方外交文件中，则有“大清中华国”之说。在梁启超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亦有这一说法。
[53] 汪康年：《汪穰卿先生遗文》，载《刍言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一日（1910年11月12日），转引自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1976），《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59页。
[54]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1907），《章太炎全集》（四），第252页（着重号系笔者所加）。另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第373-374页。
[55] 参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2月创刊号，第199-200页。
[56]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1907），《章太炎全集》（四），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