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语传统“党”概念
《说文解字》释“党”为“尚黑”，也就是汉语繁体“黨”字。确实，中国历史典籍中，与“党”字组合的概念或成语数不胜数，[1]其贬义内涵与外延是显而易见的。《论语》中便有“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或“吾闻君子不党”之说，又云“相助匿非曰党。”《淮南子·氾论训》：“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国语·晋语五》：“宣子召而礼之，曰：‘我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韦昭注：“阿私曰党”。当然，典籍中的“党”字还有其他一些含义，本章所讨论的是政治语言中的“党”字，而非中国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之说，亦非贾岛《石门陂留辞从叔谟》诗中的“何时临涧柳，吾党共来攀”。
毋庸置疑，“党”字在中国近现代之前的政治用语中，几乎全是贬义。汉徐幹《中论·谴交》曰：“有善而不以告，谓之蔽贤，蔽贤有罚；有恶而不以告，谓之党逆，党逆亦有罚。”《后汉书·袁术传》：“乃各外交党援，以相图谋。”唐孟郊《寄张籍》诗曰：“古人贵从晦，君子忌党朋。”唐李翱《从道论》：“道之公，余将是之，岂知天下党然而非之；道之私，余将非之，岂知天下聱然而是之。”宋刘克庄《跋山谷书范滂传》：“党祸东都最惨，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宋陆游《书感》诗：“党祸本从名辈出，弊端常向盛时生。”元耶律楚材《辨邪论序》：“党恶佑奸，坏风伤教，千载之下，罪有所归。”《明史·赵用贤传》：“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回：“近日操贼弄权，欺压君父，结连党伍，败坏朝纲。”明冯梦龙《智囊补·兵智·赵充国》：“党坚势盛，附者寝多，臣恐国家之忧，不二三岁而已。”清孔尚任《桃花扇·归山》：“党祸起新朝，正士寒心，连袂高蹈。”清刘大櫆《颍州府通判吕君墓表》：“穷其党徒，民得安处。”综上语录，历史上对党的定义，无外乎党为私，党为邪，党为患；或者就是成语所说的“结党营私”之类。
欧阳修呈献给宋仁宗的传世名篇《朋党论》，可谓论朋说党的一篇精彩政论散文。因其环环相扣，严辨君子、小人，现大段抄录如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2]
《论语》“群而不党”或“君子不党”的经典之说，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党”的理解。宋仁宗时，朋党之论甚嚣尘上之际，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指为朋党，他们自己也以朋党自居：君子之朋。欧阳修的“君子有党”论与孔子的朋党观念背道而驰，他试图通过对朋党的邪正之分亦即君子小人之辩，给“朋党”概念正名或重新定义，注入新的内涵，并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所谓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已见于北宋初年王禹偁的《朋党论》；[3]欧阳修之后，司马光、苏东坡和秦观亦撰《朋党论》，均论述了君子小人各有其党的观点。不是“君子不党”，而是以（“同道”与“同利”所界定的）“君子”“小人”区分朋党。此时，传统的“党”或“朋党”概念因为新的内涵而发生了变化。欧阳修《朋党论》中的“君子”与“小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道德意义和社会身份上的意义，并具有代表和维护不同群体之不同利益的政治涵义。因此，这个上下文中的“朋党”，与今天所说的集团、宗派等概念相通。[4]虽然“朋党之说，自古有之”，而且东汉的阉党与清流、中晚唐的牛僧孺与李德裕的朋党之争，无疑属于政治斗争，但是就概念而论，自《朋党论》起，“党”字的政治特色明显加重。另外还必须指出，欧阳修之辈以及中国传统的“党”字与现代汉语中的“党”字，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不属于一个概念。[5]今天所说的“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汉语古词衍生而成的，后文将详述。
不管欧阳修的“理论”多么深刻，文章多么精美，《朋党论》似乎并未改变人们对“党”的约定俗成的看法，也没能动摇“君子不党”的经典观点。“朋比为奸”的说法深入人心，还有诸如《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之类的古训。北宋朋党论以后，作《朋党论》者不乏其人。雍正帝也作有《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君子党”“小人党”之说；严禁士人结社，直至乾隆末年。
一般而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党”是坏称，结党是不名誉的事。诸多典籍记载着党的“前科”，无数成语和概念使“党”字贬而又贬，常被用来攻击他人。这便是中国人在19世纪走向世界、最初接触西方政党现象的本土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
[1] 例如“党比”“党羽”“党见”“党伴”“党庇”“党阿”“党附”“党徒”“党偏”“党恶”“党棍”“党众”“党祸”“党贼”；又如“党邪陷正”“党同伐异”等。
[2] 欧阳修：《朋党论》，《欧阳修全集》，第124页。
[3] 王禹偁《朋党论》：“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尧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两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恶，虑其乱教，故两辨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全宋文（校点本）》〔第四册〕，卷一五一，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440页）
[4] 参见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126页。
[5] 强调此点，旨在说明“中国古代政党与现代政党的比较研究”之类的命题在认识上的混淆及其对概念本身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