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论19世纪汉语涉外词汇和概念的演变
一 标记与内涵：从“夷”字说起
语言符号的标记功能是表达内涵的重要因素。比勒（Karl Bühler，1879-1963）在《语言理论》（1934）一书中指出，“语言的标记（symptom）与说话者密切相关，并直接表露其内心世界。”[1]莱昂斯（John Lyons）将比勒的观点陈述如下：“比勒认为言语是说话者内心状态的标记，是指称的象征符号（symbol），是给听者的信号（signal）。”[2]莱昂斯认为，信号与符号（sign）所传达的说话者之特定心理状态的每一个信息，都是心理状态的标记。在许多情况下，标记直接源于内心世界。这里所说的symptom这一术语，同它在医学中的含义极为接近。[3]医学中的symptom，是一种疾病的征候，或曰一种疾病的典型表现；而语言学所言symptom，则是言语表达所能引起的与联想、情感、格调、评判有关的附带意义和言外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的含义离不开社会交往，只有在交往中才体现出来，也就是巴赫金（Mikhail M．Bakhtin，1895-1975）所说的话语的社会性。话语符号甚至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4]。
从词源上说，汉语中的“夷”“洋”“西”“外”并无多大关联。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它们既可作为名词，也可作为形容词，以指称“中国”之外的民族、事物和状况。然而，这四个字（尤其是“夷”和“洋”）的标记意义是很明显的，甚至连超出语义本身的不少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
于省吾曾将金文与典籍相互验证，极为肯定地认为“中国”名称起源于西周武王时期，然而“自商代以迄西周，中国与四夷还没有完全对称。自东周以来，才以南蛮、北狄、东夷、西羌相对为言”[5]。“夷”字原先多半与“东”搭配，“东夷”是指东方之人和部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也被用来泛指中原以外的四方部族，与“夏”“华”相对而言。“夷”字或其同义词很早就成为一种轻贬的指称，[6]这才会有“严夷夏之防”的说法。明清之际，欧人东来，“夷”之范围随之扩大。它不再局限于历史上与华夏相对的地域，亦被用来指称欧西之高鼻深目的远人，以强调外来人种之低而且贱，及其文化的低劣性。于是，“夷”字的外延和内涵都得到了扩展，并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称词，在特定语境中表述某种特性和价值判断。这些现象无疑是从文化认同出发，且源于春秋；中国的华夷之界，主要注重文明程度和文化异同，以教化和礼法论之，而非畛域界限，即“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7]。当初，明末遗民喜用夷夏之辨来对付新朝；时至19世纪，曾经各分彼此的满人和汉人在中西冲突中一致对外，夷视西洋性近犬羊的“夷狄”[8]，或在字形上已经一目了然的“蛮貊”，即以“兽”字或“虫”字为部首的名称。不管是中西交通之前的诸夏与夷狄之界、中心与四裔之分，还是后来所谓独享诗书礼乐的华夏与所谓不知教化礼法的西洋各国之对举，都是对社会发展程度和世界秩序的根本性见解。
刘禾在分析西方近现代帝国的话语政治时，引入“衍指符号”（super-sign）概念，即甲方语言的概念在被译成乙方语言时的表述方法。它不是指个别词语，而是翻译在异质文化之间所引发的意义链，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9]论者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认为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的英语文本中出现“夷/i/barbarian”字样，用“barbarian”（野蛮）翻译“夷”字，偏离了汉语“夷”字的语义，这种“纠正”使其获得了“barbarian”的特征，并因此发生蜕变而指向别处。[10]换言之，英国人在鸦片战争期间生造的“夷/barbarian”概念，使“‘夷’字的衍指符号已经不能等同于纯粹的本土文字”，不再是“汉语原有的概念”。这“不仅终止了汉字‘夷’的生命，而且对近代史的叙事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种做法对于后人如何理解近代史，如何理解文明之间的交往，造成了严重的障碍。”[11]对论者来说，将“夷”翻译成“barbarian”，是“知识的误用”，是“跨语际谬释法”。“何以证明中国人的确把外国人叫做‘barbarian’呢？在多数情况下，汉语文献里用的只是‘夷’这个词。”[12]这种论据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在鸦片战争那个时代，汉语文献里基本上不会出现英语；中国说英语者寥寥无几，老百姓甚至士大夫口中确实不会出现“barbarian”。这样看来，论者在此或许是想表达另外一层意思？笔者以为，“衍指符号”本身是符合学理的，把一种语言中的概念译入另一种语言，很可能会因为历史文化和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引发新的联想，增多或减少概念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因此，我认为如下说法未必恰当：《天津条约》“迫使汉字‘夷’用英文的‘barbarian’来表义”，是排除“夷”字原有含义的“驱逐行为”，是“翻译造成的事实”[13]。
我们姑且不讨论“夷”字在古汉语中曾经有过的多重含义，以及英语“barbarian”与汉语“夷”字哪个更具贬义的问题，这不是本章的议题。一个词语译入另一种语言，难免失去“原样”；某些译词与被译词语的完全对应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这不是这里的问题所在。关键在于，能否用“barbarian”来与“夷”字相对应，它是否属于错译？在笔者看来，用“barbarian”翻译“夷”字，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同西方有“文明/civilization”与“野蛮/barbarian”相对举，中国有华夷对举、文野之分。英国人通过“barbarian”而认识到“夷”字含义并因此而勃然大怒，这是人之常情；而这与“夷”字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及其演变不是一回事儿。其实，“衍指符号”的提出，还是来自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有关翻译问题的思考，即不同语言的概念（词语）互译，属于人为“建构”，因而也只能是“虚构”，原因在于概念或词汇的含义既不是“自明的”也不是“透明的”。她认为：“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地交流也是不可能的”[14]。笔者以为，无限夸大“虚拟对等”和“不可译性”，很符合后现代思潮及其论说逻辑，但肯定不符合事实，并必然导致文化翻译中的虚无主义。[15]
诚然，“翻阅大量明清两代的中文官方文献，没有证据显示唯有‘夷’这个汉字是专指外国人的。”[16]此外还有“泰西”“西洋”“西洋人”等称谓，但这并不能削弱“夷”的贬义词特色；当时与它连用的，是人们常说的“夷性犬羊”“番鬼逆夷”等。同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一直采用英文单字‘foreigner’（外国人）来翻译汉字的‘夷’。”[17]这或许只能说明彼时英国人汉语水平有限，不知“夷”字深浅；马礼逊在中国最早的双语辞书《华英字典》中，也将“夷人”译成“foreigner”，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18]郭实猎（Karl Gützlaff，1803-1851）1832年才发现，“夷”的意思是barbarian。[19]另外，在中英关于“夷”字的交涉中，“清官吏一律否认他们使用‘夷’字是在侮辱英国人。”[20]这只能让我们看到，外交中的狡辩是习见现象。至于衍指符号“夷/barbarian”如何“取代清朝官方对‘夷’的更早的满文翻译‘tulergi’（外地，外部）”[21]，这确实是事实，但丝毫不能说明“夷”字在彼时汉语中的实际运用，以及它在进入19世纪之后是否被取代的问题。王宏志的长文《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22]，用大量史料证明，“几乎从最早的交往开始，英国人便知道中国人对外国人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甚至把他们看作未有开化的蛮夷。”[23]“‘夷’字被加诸外国人身上，且明确地带含贬义，是由来已久的问题。”[24]东印度公司译员“马礼逊非常清楚‘夷’字在中国人的书写中所包含的负面含义，因而对它不满，所以在自己的翻译和写作中故意不用，也不用‘barbarian’来做翻译，[……]”[25]至于中国官府常会在外国人面前否认“夷”字贬义，往往“只是中国官员玩弄文字游戏的伎俩”[26]。
不可否认的是，明清鼎革之后，尤其是雍正乾隆以后的清朝已经获得足够的自信，从而使得曾被明代遗民及其追随者视为蛮夷的清代皇室，出于清帝国意识形态之需，成功地扭转了传统的华夷观，将“夷狄”称谓从文化上的蔑称改造成单纯的地理概念。[27]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借叛逆被罪的曾静案，展开大规模思想整肃，并著《大义觉迷录》（1730），阐释满族皇权之所以君临天下之“大义”，并认为“夷”并非贬称，只表示出生地，犹如人之籍贯：“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28]雍正帝援恃《孟子》之说，宣扬以德为王、惟德是从，有德者居之，为满族问鼎中原政权的合法性寻找依据：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降于夷狄则夷狄之。这一论述逻辑，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作为价值体的天下，是一种文明观及与之相应的礼仪秩序和典章制度。天下是绝对的；而夷夏是相对的、历史性的，关键在于是否认同中原文明和礼教秩序（“进于中国”）。[29]换言之，中国文化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30]。满人“入主中原”之后“以德不以地”[31]的华夷观，已使华夷之间无所畛域，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雍正乾隆以后的清朝已显示出一种凛然气魄——若“夷”意味着野蛮，那么满人乃华而非夷；若“夷”仅表示异族，那么满人是夷而非华亦无伤大雅。[32]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天朝”“中国”“外夷”等词在整个清代的运用，不同时期各有特点。有学者就中外关系亦即称谓，对《明实录》《清实录》以及各种经世文编做过定量分析，以呈现“中国”“天朝”“夷狄”等词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和特点：有明一代，尤其在明末危机时期，“中国”和“夷狄”这组对立概念甚为显豁。而满人入关至乾隆十年（1745），也就是前清一百年间，国家统一事业未完，天下大势未定，作为外来政权的清朝很难以“中国”自称，“中国”“天朝”“夷狄”“外狄”故而很少出现。乾隆十年至鸦片战争时期的一百年间，清廷已经充满天下中心的自傲意识，“天朝”和“外夷”用词急剧上升，这两个概念也是论说对外关系时的一对标准词汇。19世纪中叶之后（咸丰之后），也就是清朝的最后六十年间，“中国—外国”取代“天朝—外夷”而占据上风。[33]另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华夷观具有两重性，一为实体概念，一为功能概念。实体者，以种族为基准，划分“汉族”和“异族”（外族）之间的界限，以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排斥异族；功能者，以文明程度来划分华夷，即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降于夷狄则夷狄之。总的说来，中国王朝强于周边时，功能性华夷观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中国王朝受到边外民族的胁迫或主宰时，实体华夷观颇为盛行。[34]纵观中国历代关于华夏与蛮夷之关系的看法，时有两种不同的论述。“表面看来，这两种论述迥然不同，出现时的历史及政治环境也不一样，但不管夷狄被描绘成禽兽一般、没有也不可能开化的异类，还是可以因为得识中国的文化、行中国之礼而被视为跟华夏一样，二者其实有着共通的潜台词，就是认定蛮夷戎狄本身是落后的、未开化的，分别只在于他们最终能否脱离蛮夷的行列而已。”[35]
根据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说法，词语变化的关键，在于“所指”和“能指”之间关系的变化。我们从“东夷”到“四夷”到“西夷”（西方蛮夷）的转变中，很能看到“所指”的延伸和变化。19世纪的大量官方中文文献足以证明，“夷”字基本上专指外国人。[36]而“夷”字本身在当时并未失去其“野蛮”词性，它不是通过所谓衍指符号“夷/barbarian”才获得其“野蛮”含义的，中国人一如既往地夷视着“犬羊之辈”。曾静在其被捕前所著《知新录》等非难清朝的文字中所持观点，后来依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则与禽兽无异。”[37]鸦片战争前后运用“夷”字的中国人，基本上对“夷/barbarian”一无所知，见过《天津条约》英文本的中国人也屈指可数，人们依然在不同语境中运用自己所理解的“夷”字：蛮夷其邦，禽兽其人。
我们再来查考一下《天津条约》对译“夷/barbarian”之前的情况：毫无疑问，西人是很知道barbarian之汉语表达的，[38]伦敦传教会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在《地理全志》（1853/1854）中便说法国“古名之高卢，为野番部落，汉时为罗马征服”；英国“古为吐蕃部落、汉时罗马平英伦”[39]。也就是说，英、法两大强国在中国汉代之时曾是barbarian之地。传教士编纂出版的《遐迩贯珍》（1853/1856）中亦有“僻土野人”“野族”之说。同为传教士编纂的《六合丛谈》（1857/1858），也说英国“往时穷岛野番，凶犷如兽，以杀掠为事，今已变化气质，循循可教矣”[40]。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早期英华双语辞书中已有“barbarian”与“蛮夷”等词之对译。马礼逊《华英字典·（第三部分）英汉词典》（1822）：Barbarian蛮人（残虐，残暴）；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1844）：Barbarian蛮夷；麦都思《英汉字典》（1847/1848）：Barbarian夷人、夷狄、野人、生番（未识礼义、凶恶、惨酷）。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为传教和汉语学习而编纂的不少双语辞书，以及《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杂志，很快就传入日本，或被翻刻出版，并产生重大影响。[41]无疑，19世纪上半叶日人所用“夷”字，与在中国基本相同，即用“夷”“蛮”来指称外国亦即欧洲诸国，“攘夷”甚至是江户末期流行的一个政治口号。堀达之助等人编纂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主要参考了日本兰学译词，被誉为第一部英和对译字典。它是了解江户末期日语新词、译词的重要资料，其中相关词条为“Barbarian，s．バルバリア人，夷人”，“Barbarian，adj．バルバリアノ，夷狄ノ”。实际上，利玛窦之辈已经了解“夷”字的barbarian含义（后文将会论述）。如果明白了春秋之后“夷”字就同西方的barbarian含义相近，二者的实际相似性并不是通过barbarian译词才被“建构”起来的，那么，所谓衍指符号“夷/barbarian”显然缺乏必要的依据。
以上辨析并非想要抹杀中国人用“夷”仇外的西方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背景，以及枪炮逼出来的条款所谓平等所包含的实际不平等。中国有其夷狄说，西方人无法容忍中国人的蔑视。可是，西方世界为了标举自己的“文明”，同样有其关于barbarian的一整套冒犯人的话语，视中国人为野蛮人而一路非议，至多把中国归入“半开化”之国。此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仅如此，西方人以文明傲视野蛮的俯视之态，訾议和垢辱中国的“夷狄”说辞，更见轻薄和刻薄，给人的印象亦更为深刻。西方人的文野之辨与中国人的夷夏之辨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42]本章所关注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夷”“洋”“西”“外”之言说对象和话语策略，也就是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说的“话语”之特定实践功能，且为特定社会语言运用中的动态“话语实践”。[43]这在当时多少与中英《天津条约》有关，但与所谓衍指符号“夷/barbarian”关系不大。
中国很早就已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严密的宗法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学既是文化的指导思想，又是文化构成的主干，其核心则是忠孝节义的纲常伦理。这种文化体系的明显特征是其单一性、凝聚性和稳定性；对于外来文化，或抵制摈斥，或吸收融合。因此不难理解，历史上多次较大的外来文化之输入，都未能突破和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无外乎儒家文化结构自身的衍变和发展。“中国历古以来自以为大一统之国，中华而外，举不过夷蛮戎狄之人，无足挂齿。”[44]中国传统的对外习惯，完全受到儒学思想的支配；华夷思维框架，上接两千多年前的春秋辨夷夏，几乎成了一种人类学常数和文化代号。虽然晚清士大夫已经基本上认识到中国处于前所未有之变局；[45]中国的对外交往，已不再是历史上的诸夏列国，也不是与四夷之间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往来。然而，根深蒂固的“德华兽戎”观念，意味着等级和名分，长期使人坚信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很容易导致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和排外情绪，即《左传》所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6]。这种思想不仅见之于士大夫阶层，在不了解外情的下层民众中更是如此。于是，这些观念也都相应地定型于文字表述之中，体现在“夷”的划分亦即人禽之界、夏夷之界中。本章所论之“夷”，自然包括诸如“狄”“蛮”“胡”“虏”“戎”“番”等同义词，亦包括其他一些夷狄之变称，如当时闽粤民间常用的“白鬼”“黑鬼”“番鬼”和“红毛鬼”，或华北民间惯用的“毛子”。单选“夷”字，不仅出于论述的方便，也因其具有代表性。
在指称“非中国的”“外国的”事物或人民的固定语汇中，除“夷”之外，还有“洋”“西”“外”等。与“夷”字相反，这三个词（不管是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词复合）原本基本上是中性的，并不明显带有评判意味。然从形象性、象征性以及情感性来看，这四个词相去甚远，常会勾起各自的特定联想。不仅对说话者，在听者那里，这些联想也始终与象征连在一起。对这四个字中某一个字的选择，自然也就选择了概念体系中的一个特定截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同语义有关，也就是与那些会引起典型想象的联想、言外之意有关。“一般而论，内涵（connotation）一方面被理解为一个词汇单位中可能包含的附加的、边缘的意义成分，例如评价、情感、联想等；另一方面，内涵则被视为与历史、社会、地域、格调等相关语言运用中的功能性特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一并归入‘内涵’的范畴。”[47]
综观中国近代发展和对外接触，我们不难断定，鸦片战争的武力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念。之后，中国士大夫在逐渐改变的文化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价值判断中，运用“夷”“洋”“西”“外”这四个字时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尤其在19世纪下半叶，对外部世界及外人的称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在这时，上述四个字的运用发生了新旧递嬗。不同的表达形式及词语组合，不仅在于不同论者的个人观点，而且在于这四个字还体现出时人在不同时期的普遍价值尺度、行为准则和心理状态。
这便是本章的研究专题。[48]笔者试图探寻一个词在概念体系中的词义要素及位置，以弄清一些语言用法的缘由；同时，也为了（或更多地为了）领略一些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联（语境、相互关系等），旨在查考标记意义，即那些源于个人心理或社会心理的联想。这些联想来自对语言特定用法的会通。本章将借助19世纪的著述、游记和辞书中的具体例子，勾勒四个字的递嬗过程及其主要原因。文章所要阐明的，不只是单纯的词语和概念的衍变，更多的则是一种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文化现象。换言之：文化价值转换同时也体现在词语和概念的转换之中。研究这种嬗变之所以有意义，还因为它有助于探索其他一些在这四个词的递嬗过程中产生的新概念。
[1] 比勒：《语言理论—语言的描写功能》，第28页。
[2] 莱昂斯：《语义学》（第一卷），第52页。
[3] 同上书，第108页。
[4] 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巴赫金全集》（第2卷），第359页。
[5] 于省吾：《释中国》，载胡晓明、傅杰编：《释中国》（第三卷），第1515、1517页。——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和居民，历史上有“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说。《礼记·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467页，卷第十二，王制）。宋代理学家石介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石介：《中国论》，《徂徕石先生文集》，第116页）
[6] 《春秋》中常有“戎狄无亲而贪”或“戎，禽兽也”之类的说法。（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959页，卷第二十九，襄公四年传）。《汉书·匈奴传》曰：“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汉书》第11册，第3834页，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7] 金元之际的著名元儒郝经在论述“中国”这个文化概念时指出：“今日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民无必从，为德是从。[……]以是知天之所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郝经：《陵川集》，《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卷三十七，第355页）另参见易鼐：《五洲风俗异同考》（《湘学新报》第35卷，1898年5月1日）：“中土之谈风俗者，于同洲各国，率鄙之曰四夷，或曰四裔，或曰异域，侈然以华夏自居。小者以藩属待之，大者以夷狄视之。懵然不知《春秋》之义，夷狄不以地而以人。”谭嗣同亦说中国人“好以夷狄诋人，《春秋》之所谓夷狄中国，实非以地言，故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流于夷狄则夷狄之。惟视教化文明之进退如何耳。若以地言，则我湘、楚固春秋之夷狄，而今何如也？”（谭嗣同：《论学者不当骄人》，《谭嗣同全集》〔下〕，第401页）
[8] 如1842年广东发布的《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虽然那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但却颇具代表性：“查尔英夷素习，豺狼成性，抢夺为强，即前明倭寇之党。我天朝曾经将尔诛灭，因大洋各属国求我皇上准其通商，我皇上体天地好生之德，容尔狗邦通商交易。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义。尔试揽镜自照，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见《广东乡民与英夷告示》，载石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64页）
[9] 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13、45页。
[10] 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13、45页。
[11] 同上书，第45、47-48、51、52页。
[12] 同上书，第13、51、62页。
[13] 同上书，第49页。
[14] 李陀“序”，见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第6页。
[15] 黄兴涛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不可能具有百分之百的对等，就彻底否认有基本对等、大体相当和相近的对应词存在的可能，就完全否认两种文化间词汇、概念有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程度内在‘对等’性、相近性的事实。”“刘禾的观点所赖以支撑的出发点——完全否认语言的‘透明性’：认定所有词汇和概念的含义都不是‘自明的’或‘透明的’——这个极易诱人赞同的宣判本身，实际上就已经犯了偏颇武断的毛病。”“否认‘自明性’或‘透明性’为语言特征的基本方面，则已然走向偏颇，至于完全彻底地否定语言存在某种程度的‘透明性’，更不啻是连语言基本的社会交往功能也视而不见的信口之言了。”（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8、159页）
[16] 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46页。
[17]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46页。
[18] 见马礼逊：《华英字典·（第三部分）英汉词典》（1822），第177页。
[19]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52-57页。
[20] 同上书，第62页。
[21] 同上书，第45页，另参见该著第115-121页：“雍正帝及其文字狱”。
[22] 王宏志：《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载陈思和、王德威编：《文学》2016年春夏卷，第209-307页。
[23] 同上书，第304页。
[24] 同上书，第305页。——早在1613年，珀切斯（Samuel Purchas，1575-1626）在其出版于伦敦的《朝圣：世界游记与各时代的宗教》一书中写道：“他们[中国人]贬斥陌生人，拒绝从他们的书本去学习，因为陌生人被看成是没学识和粗鄙的。中国人用来表达外国人称谓的语词，都是用来指示禽兽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把他们描述为穷凶极恶的禽兽一般。”（转引自王宏志，同上书，第281页）
[25] 王宏志：《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载陈思和、王德威编《文学》2016年春夏卷，第280页。王宏志还将马礼逊的一篇英语文章中的一段文字翻译如下：“中文的‘夷’字通常会被译成‘外国人’，但里面除了包含‘不属于中国’外，更有一种低下的意思，跟古代希腊人所用的野蛮人一词是很接近的。由于这个缘故，英方译者在给政府的信中很久以来都不用这个字。”（同上，第279页）
[26] 同上书，第297页。
[27] 参见韩东育：《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从〈大义觉迷录〉到〈清帝逊位诏书〉》，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6页。
[28] 雍正帝编著：《大义觉迷录》，第22页。雍正帝对“夷狄”的解读，确实有其独特之处。他在雍正十一年四月禁止避讳“夷”“虏”字样的上谕中评说如下：“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目为外夷，以为宜讳于文字之间，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谬已极哉。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圣帝而孟子以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而以文王为夷。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若昧于君臣之义，不体列圣抚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犹泥满汉之形迹，于文艺纪载间，删改夷虏诸字，以避忌讳，将以此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大不敬之罪矣。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清实录雍正朝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乙卯条）
[29] 参见许纪霖：《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载方维规编：《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第291-295页。
[30]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布》，第20页。
[31] 参见雍正帝编著：《大义觉迷录》，第3-4页。
[32] 安部健夫：《清代史の研究》，第43页。另参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第154-155页。
[33] 参见岸本美绪：《“中国”和“外国”——明清两代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家与对外关系的用语》，载《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湾“中研院”），第357-393页。
[34] 参见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05页。
[35] 王宏志：《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载陈思和、王德威编《文学》2016年春夏卷，第232页。
[36] 这里不排除清代官府对边疆边民的“夷”称，例如用于“西南夷”彝族，或“苗蛮”“滇夷”等。但就总体而言，在清朝完成国家大一统伟业之后，雍正帝和乾隆帝都不失时机地参与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的思想交锋，宣扬“中国”与“四夷”共处的“天下”，也就是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如此，传统的、以中原汉人为主的狭义“中国”称谓得到扩展，其主要指称不再是汉人及其居住范围，而是囊括多民族国家清朝及其领土。传统华夷观之大中国框架中的“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变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称谓从而专用于外国。（参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赵刚：《重新发明中国：清帝国意识形态与20世纪初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崛起》，载《近代中国》2006年第1期。）
[37] 雍正帝编著：《大义觉迷录》，第55页。
[38] 关于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中国介绍西方文明进化史观时使用“蛮野”“野蛮”，以表达人类历史发展一个阶段的新义，参见沈国威：《“野蛮”考源》，载《东亚观念史集刊》2012年第3期。
[39] 慕维廉：《地理全志》卷二，“欧罗巴志·佛兰西国志”，第46页；“欧罗巴志·大英国志”，第52页。
[40] 《公会记略》，载《六合丛谈》1卷第8号（1857年8月20日），第645页。
[41] 关于马礼逊《华英·英华字典》出版不久（1828年之前）就传入日本及其使用情况，参见朱凤：《马礼逊〈华英·英华字典〉在日本幕末时代的传播与利用》，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第82-92页。
[42] 参见杨国强口述、黄晓峰整理：《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载《东方早报》2010年5月30日。
[43] 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相关论述。
[44] 何启、胡礼垣：《康说书后（书报国会第一集演说后）》，《新政真诠》，第249页。
[45] 冯桂芬：“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冯桂芬：《筹国用议》，《校邠庐抗议》，第31页）王韬：“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王韬：《变法自强下》，《弢园文新编》，第37页）郑观应：“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馀年来未之有也。”（郑观应：三十六篇本《易言·论出使》，《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上），第128页）
[46]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824页，卷第二十六，成公四年传）。
[47] 路德维希：《论辞典编纂中的规范、内涵及格调之组成部分》，载阿格里柯拉等编《当代词汇研究：词汇学和词典编纂学的现实问题》，第171页。
[48] 陈旭麓在《辨“夷”“洋”》（1982）一文中令人信服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见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第166-184页。——另可参见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1-94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质》，《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0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任复兴：《晚清士大夫对华夷观点的突破与近代爱国主义》，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第195-201/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