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外称词的嬗变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明末中国所见之世界地图，以大明帝国的十五省为主；散落在四周大海里的若干小岛，其总面积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最小省份。这形象地再现出前近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下”。^[1]于是，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1584）和《坤舆万国全图》（1602）给中国带来前所未知的地圆说和万国观，迫使一些士大夫审视中土固有的天下观，逐渐接受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世界意识。中国人此前一直固守的天圆地方、中国为世界中央的旧观念开始瓦解。“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不再“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2]。——这是利玛窦的说法。^[3]不过，也是在那个时代，中国已经有人开始结合新的地理知识，质疑古老的夷夏之界，尽管这些认识少而又少。曾同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合作翻译《几何要法》的瞿式榖在读《职方外纪》时写道：“独笑儒者未出门庭，而一谈绝国，动辄言夷夏夷夏。若谓中土而外，尽为侏离左衽之域，而王化之所弗宾。呜呼，是何言也！[……]曷征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4]李之藻亦赞扬《职方外纪》曰：“种种咸出椒诡，可喜可愕，令人闻所未闻。[……]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5]地理视界的拓展和空间概念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和“四夷”观念。

然而，康熙禁教之后，中国人不但在地理知识上出现了大倒退，而且在世界观上，“内中国而外夷狄”又逐渐成为中国社会里的常理，并且国体攸关，如早已有之的《战国策·赵策二》所云：“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尤其是雍正乾隆父子的禁教令，几乎断绝了中国同西方文化的所有交往。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文明突飞猛进之时，中国人则日益孤陋寡闻。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Amherst）轮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沿海地区从事调查侦察活动。主持这一活动的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高级职员林德赛（Huyh Hamilton Lindsay，中文名胡夏米）在航海报告中写道：“我们在到过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中国人，甚至高级的中国人士，对于外国人的每一件事都极端无知，甚至达到这样程度，例如，我极少见过有人除知道英国为‘红毛国’外，尚有别的名号。”^[6]林则徐辑《夷情备采》，其中译有在华洋人出版的《澳门月报》（当为《澳门新闻纸》·Macau News）道光十九年及二十年（1839/1840）的记载：“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仍不知西洋。”^[7]这一说法基本上符合彼时状况，林氏曾将其附奏进呈。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竟然在其1872年出版的《春秋·左传》英译本序言中指出，尽管中国人在过去四十年中改变了自己对世界强国的认识，但他依然不相信中国官员和民众已经明白，中国只是世界上许多独立国家中的一个。^[8]

面对鸦片战争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夷制夷”。^[9]在这种“经世致用”的动机或者类似的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催化下，不少开明之士著书立说，出版介绍外国概况的书籍。^[10]先行者的探索，很快造成一发不可收之势，介绍世界地理以及外国历史政治的书籍相继出版，给中国人展现了全然陌生的文化体系及其从属体系。这些书籍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重大贡献，首先在于它们的启蒙作用。换言之，《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类书籍的意义，实际上超出了它们“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原本宗旨。这些著述无可争辩地表明，世界上不仅当时存在不同的主权国家，而且历史上也是如此。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习俗。在有意无意之中，多元历史观实际上揭示出中国传统一元世界图像的荒诞和可笑之处。正是在这些“破天荒”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内在发展进程。并且，思想史的发展也相应见之于论述风格的演进，体现于对外部世界的称谓。

旁征博引的集大成之作《海国图志》，^[11]征引华人著作近七十种，^[12]其中包括许多那个时代的近作。因此，这部鸿篇巨制对外人异地的称词，无疑具有时代意义。在魏源及其同时代人那里，“外国”之称实属罕见，^[13]而“夷”字组合则占压倒多数。且以下引两文中的称词为例（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出版年不详，按照文中所述之事，当为1830年前后的著述；萧令裕的《英吉利记》为1833年之作）：

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

各国，洋钱，夷情，洋商，英国，夷屋，澳夷，夷馆，洋图，米夷，英夷，夷目，西夷，夷使，媚夷，外夷，夷公司，夷船，西夷，洋行，各国夷，米利坚夷，夷人，夷妇，他国夷，洋面，夷商，夷性^[14]

萧令裕《英吉利记》：

泰西，西洋各国，西洋，英夷，英吉利，英夷学，弥利坚夷学，夷商，夷禀，夷性，番人，海外诸番，洋商，他国，英夷，外国，夷人，外番，红毛馆，夷船，外夷，夷囚，诸番，夷楼，西洋，夷气，西洋人，蛮夷，西洋堂，西洋夷目，番梢，西洋国，华夷参错，澳夷，西洋市楼，夷舶，夷兵，夷馆，洋行，外番，番银，外洋商船，夷官，番字，红毛番，夷夏之辨，夷利^[15]

从传统中来，中外交涉会很自然地在清代朝野人士那里引发夷夏意识。不仅在以上例子里，而且在其他许多时人的论述中可以见出，在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典型观念中，“夷”字常常是不可或缺的修饰，即所谓夷其人夷其事之说：信手拈来，脱口而出。此时，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伸手即来、用惯了的“夷”字，在使用者那里可能不会总是离不开“野蛮”之义。这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未必总有贬义、甚至恶意或敌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为了强调外人的“夷性”，“夷”字要么作为话语和文本铺叙中的价值概念和反面属性的信号，要么作为词缀与其他词语和概念组合。以上例子中的“夷”字，多半所指明确，有时却极为抽象、含糊不清；肤泛之论无需思考和想象。显然，这里所呈现的不只是浅俗易懂的“夷”字组合原则，而且还不时展示出微妙的词组搭配和修辞手法。这样，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东西，似乎非要镶嵌上“夷”字不可，并成为理所当然的定见。对异域外族的这类“修饰”，仿佛早已扎根于中国人的意识和下意识之中，隐藏于社会无意识之中，很难从彼时“中国思维”中根除出去。倘若不得不对异国外人直呼其名，人们甚至另创新字，用以贬低他人，诸如“咭唎国夷人啵哑哩等来广禀称：[……]”^[16]之类的写法并不罕见。^①根据一般语感，上引奏折中的“口”字偏旁，颇有兽类之“嘴”的含义，很能刻画形同鸟兽的西人。^[17]这个例子明白地告诉我们，甚至连汉字字形中的“次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上下文中也成了明显的标记，以传导“弦外之音”，传导字里行间的想象内涵、感情色彩、附带意义、文字氛围以及论者的立场和评价。当时朝野官绅对外的轻视倾向，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

《海国图志》等著述以“导论”的形式介绍了外国史地、政治习俗等概况，在19世纪下半叶的士大夫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18]尽管“夷”字在这些著作中比比皆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已经是对外称“夷”时代的末了。或者说，夷狄之说逐渐陷入窘境。徐继畲从1844年初稿《瀛寰考略》到1848年正式刊行《瀛寰志略》的变化，虽还不是普遍现象，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瀛寰考略》还充斥着夷夏之界和夷夏之见，“夷”字不知凡几；而在兹后各稿中，“夷”字渐次被删，或改换为较为中性的词语。《瀛寰考略》手稿中的“英吉利”一节只有2429字，其中共有21个“夷”字；而《瀛寰志略》中的同一节长达7620字，“夷”字已经无影无踪。^[19]

若说魏源、徐继畲等人的撰述以其“学术性”取胜，并以其富有实证意味的世界概况和历史框架，给那个时代提供了较为“客观”的信息，那么，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面世的异域纪行、日记和杂感，则从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角度，大量介绍了外洋殊域的文化、地理、历史、风光等。下面，我们来重点考察那些侧重状写“客观”世界的游记，并从这个视角探讨词汇和概念的变迁。正是在这些游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外称谓的显著变化，发现游记作者逐渐告别“夷”字，并向“洋”“西”以及“外”字过渡。为了比较和发掘这种语言演变，我们援引三部游记中的相关文字，其中已基本不见“夷”字：

斌椿《乘槎笔记》（1866）：

泰西，外国，洋楼，洋船，洋人，外洋，西语西文，西国，西俗，诸国，西洋，列国，西土^[20]

郭嵩焘《使西纪程》（1877）：

洋文，西洋，西洋人，洋行，西洋风俗，洋元，洋枪，洋人，洋船，洋医，英人，洋琴，洋妇，西洋文字，西教，西洋各国，洋教，西洋图，洋务，夷狄，西洋文物，洋楼，洋画^[21]

钱德培《欧游随笔》（1877）：

洋务局，西洋，洋人，各国，洋役，西人，西乐，欧美各国，西国，西法，洋水仙，洋花，洋船，洋语，洋差，洋文，西医，洋琴，西俗，洋布，西例，洋员，泰西，西书，洋医，西语，外洋^[22]

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指称的明显变化，也能窥见情感和评价上的附带词义，有些部分亦可视为修辞上的变化。而下面两种可以让我们看到，有些表达和概念一直延续至今：

曾纪泽《使西日记》（1878/1880）：

泰西，洋务，外洋，洋文洋语，外国人，洋人，外国语，外国，外部，西音，西字，西人，国外，西国，各国，欧洲各国，西文，泰西，西书，西洋，西士，西法，西学，洋行，洋款，洋枪，西洋人，西医，洋船^[23]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1895）：

西国，西教，泰西，夷习，洋语，西人，外国，外国人，外夷，西治，中外古今，夷狄，西政，外域，誉洋者，慕洋者，夷法，外洋，外部，别国，西方，西文，西士，西教，西洋各国，洋文，洋书，西学，外邦，诸国，西域，西历，洋译，洋务，外国字母，泰西诸国，欧人，西俗，西语，西名，西土，西裔，西律，外夷，华夷之界，夷祸，夷政，夷夏之辨^[24]

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许多游记或日记中，如在上引《使西日记》和《泰西各国采风记》中，虽然“夷”字依然存在，可是该词多少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说“夷”，要么是在反诘一种历史现象，要么是在指摘一种语言成规。“夷”字新用，多半带有讥弹的口吻。

“夷”字和“夷”字词组究竟何时让位于新的表达形式，要对此说出一个具体时间是极为困难的。换言之，想对这种更迭划一个明确界线是很成问题的，或者是不可能的。甚至时至20世纪初年，“夷”字和“夷”字词组还没有从时人的对外称词中彻底消失。尽管如此，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开端性的变化（甚至是历史事件），对“夷”字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笔者暂且将1860年定为重大转折点，其缘由后文将会论及。如将笔者所选的1860年前的文献资料与兹后文献资料加以比较，^[25]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公认的、颇富轻贬色彩的“夷”字逐渐受到排挤，并被“洋”“西”“外”所取代。

①例如最先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Robert Morrison的中文名字“马礼逊”三个字，在中国官书中往往全都加写口字偏旁。加写口字旁，似乎是彼时译音外国人名或国名的一个“通例”。谭廷襄在《天津条约》签订前不久的一个奏折中谈论英法俄美的情形时写道：“连日加以体察，夷情不一。、悖理，俄咪输情，而其欲厌所求，则彼此并无二致。[……]论其迹，与、迥异，诛其心，与、相同也。”（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二册〕卷二十一，第762页）

[1] 参见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第13页。

[2]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16页。

[3] 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所引入的新知以及明末“世界意识”的形成，参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47-70页。

[4] 瞿式榖：《职方外纪小言》，载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9页。

[5] 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载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7页。

[6] 胡夏米：《“阿美士德”号中国北部口岸航行报告》，载《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54页。

[7] 《澳门月报》（1839/40），载魏源：《海国图志》（下）卷八十一，第1959页。

[8] 参见理雅各编译：《春秋·左传》，《中国经典》（第五卷），第52页。

[9] 参见魏源：《海国图志原叙》，《海国图志》（上），第1页：“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第24页（《筹海篇三》）：“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

[10] 其中最著名者，当推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1848、1852），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6），姚莹的《康輶纪行》（1846），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等。

[11] 魏氏同时代人李慈铭赞曰：“魏氏此书体大思精，真奇书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册），第482页）

[12] 参见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50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257-258页。

[13] 作为一个词语，早在《史记》中就已频繁出现“外国”一词，且与“中国”相对。14世纪前期编成的《宋史》，设有“外国传”，有别于之前正史中的四夷传。

[14] 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第1-4页。另见魏源：《海国图志》（中）卷五十二，第1433-1440页。

[15] 萧令裕：《英吉利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第1-6页。（另见魏源：《海国图志》（中）卷五十三，第1451-1463页）

[16] 转引自梁廷枏：《海国四说·粤道贡国说》，第236页。

[17] 很有意思的是，希腊语中的βάρβαρος（“蛮夷”），原先亦指“口无人言”之外族，“蛮夷”即为口中“吧叭”之类。在中国也是同样情形：孟子以降，“华夏雅言”之外的语言皆被贬为“鴂舌之音”，即畜鸣鸟语，并非人言。

[18] 参见王韬：《瀛寰志略·跋》，《弢园文新编》，第138页：“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已。”

[19] 参见任复兴：《晚清士大夫对华夷观点的突破与近代爱国主义》，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第196、197页。

[20] 斌椿：《乘槎笔记》，第83-144页。

[21] 郭嵩焘：《使西纪程》，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1-14页。

[22] 钱德培：《欧游随笔》，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1-43页。

[23] 曾纪泽：《使西日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第1-28页。

[24]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第1-40页。

[25] 为了探讨语言概念的演变，除上文已经援引的文献外，笔者还查考了下列著述：（一）杨柄南：《海录》；姚莹：《英吉利地图说》；张德彝：《航海述奇》；志刚：《初使泰西记》；刘锡鸿：《英轺日记》；袁祖志：《西俗杂志》；沈纯：《西事蠡测》——均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二）沈敦和：《英吉利国志略》，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第十一帙。（三）洪勋：《游历意大利闻见录》；洪勋：《游历瑞典那威闻见录》；洪勋：《游历西班牙闻见录》；洪勋：《游历闻见总略》；颜斯综：《海防余论》——均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