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语义特征及其联想
上文借助历史书籍和游记杂感，罗列了19世纪涉及外部世界的一些表述形式，旨在勾勒这些表述之历史发展的粗略轮廓。在进一步探讨演变的根源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小结，分析一下“夷”“洋”“西”“外”等字的语义特征及其联想。这些特征是一个词所必然具备的，并必然导致词义差别。另外，这些特征也含有逻辑学所说的“分析性判断”。
“洋船”“洋楼”中的“洋”字，本来只不过说它们来自外洋，是一个中性词。[1]然而，由于时人既认识到西方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感受到西方在许多方面确实胜于中国，便逐渐对西方事物怀有崇敬之情，“洋”字也逐渐获得了“进步”和“现代”等内涵，[2]新的想象和观念附入了“洋”字。早先以“夷”字标识的西器西俗，在19世纪后期因其“洋气”而成了“文明”的象征。当时称为“洋”的，首先是那些来自西方的、中国人感到新鲜的事物，或是那些有别于中土的器物，例如洋火、洋油、洋房、洋派、洋气、洋钉、洋烟、洋纱、洋琴、洋场、洋街、洋伞、洋糖、洋嗓子、洋话、洋装、洋烛、洋钱，等等。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种现象：有些异域游记的作者，西行之前还称一些稀奇的物品为洋货，到了国外却明显少用“洋”字，并刻意对西方事物具体表述。此举不成的话，则依然以“洋”称之，将其区别于中国器物。
一般说来，“洋”字（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多少带有评判的特征和情感因素，而“西”字在彼时运用中，尤其在谈论地理以及特定事物的归属时，一般可视为中性词。[3]“西”和“外”显然较为客观；时至19世纪末，这两个词越来越占上风，以强调国际地位和交往的平等关系。“西学”概念便是一例：作为一个表示西洋学问的概念，“西学”一词已经出现于晚明耶稣会士著述或翻译的汉文西书，比如1623年刊刻于杭州的艾儒略著《西学凡》。随着禁教之后的中西隔绝所造成的天朝中心观念的复苏，早在耶稣会士那里成为表述西方学问的“西学”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学说还普遍被轻蔑地称为“夷学”。时至185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在上海创办《六合丛谈》，旨在“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创刊词），人们又能看到不少“西学”知识的介绍，如伟烈亚力撰《西学源流》，[4]或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撰写的多篇《西学说》。冯桂芬于1861年著《采西学议》，是较早使用“西学”概念的中国人。[5]1867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等人在《奏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折》中指出：“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能深明其理。”[6]期间虽偶有“洋学”[7]之说，但在“夷”“洋”“西”“外”的递嬗过程中，“西学”概念逐渐走红。卢梯青和王西清编《西学大成》（1888）名噪一时，另外还有《西学富强丛书》《西学时务总纂大成》《西学启蒙》《西学自强丛书》《西学军政全书》《西学三通》《西学通考》等丛书在坊间广为流传。[8]19/20世纪之交，“西学”已经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褒义概念。
“西学”蔚然成风之时，常与之并用的还有“新学”概念。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在《〈新学〉序》（1889）中，竭力宣扬建学校、立新学的重要性：“他日之所进，比今日之所出多也。此其效观西方之德国，东方之日本国可见。凡弃新学之法不用者，其国必日促。亚西亚洲已往之各国大抵如斯，前有名之波斯国尚复有谁称道之。”“而其所以重新学者亦有故。盖国家有事之秋赖兵法，承平之日赖学校。而兵法或百年不用，学校实不可一日无之。且古学之法逊于新学之法多矣。如兵法中之弓箭与炮相较，其优劣岂待智者而后知哉？苟弃新学之法而不取，尤甚于兵法中之弃炮也。一偏一普，何可同日语也。此新学之所以宣立也。”[9]西学方兴未艾之时，尤其在甲午之后，“新学”几乎成了一个新的、带纲领性的概念。林乐知（Young Allen，1836-1907）在《〈文学兴国策〉序》（1896）中指出：“中国之人无不知旧学之不足，与新学之当兴矣。日本崇尚新学，其兴也浡焉；中国拘守旧学，其滞也久矣。[……]今中国如欲变弱为强，先当变旧为新。”[10]康有为认为：“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例、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凡有三大端焉：一，自培根创新学而民智大开，易守旧而日新；一，自哥伦布辟新地而地球尽辟，开草昧而文明；一，自巴力门倡民权而君民共治，拨乱世而升平。”[11]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则把中国人崇尚“新学”视为西士来华的重要原因：“况中国近数十年间，渐用新法而习新学，而制新器，以至生财济民之术多取法于泰西各国。斯不能不用西国之人，而西国之抱器怀才者，闻此风声，又且源源而来。”[12]
所谓“新学”，主要是指来自西方的学说。称西学为新学，首先出于一种思考，即学问无国界、无穷尽，不必以中西别之。因此，保守派也不必担心“以夷变夏”之危。[13]汪康年提出“士必思力崇新学”[14]；唐才常认为“欲新民必新学，欲新学必新心”[15]。鼓吹新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那些视西方学说为眼中钉的保守派抗衡，梁启超讥刺这些人“皆为教旨所束缚，不敢作他想，窒闭无新学矣。”[16]的确，彼时情形如张之洞所言：“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17]梁启超1896年发表《西学书目表》，嗣后，同类书籍则冠以新的书名，例如《新学书目提要》。[18]饮冰室主人（梁启超）辑录的皇皇120卷《新学大丛书》[19]，总挈十大纲，列目七十二，“取材皆系新之译本，极新之稿本，[……]”（编者“例言”），确实展现出一派新的气象。
19世纪后半期的西学或新学，已不只是那些由外来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编译的欧美学问，亦包括中国人或东方人所认识和研究的西方知识。[20]正是从学问并非西方独霸这一观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另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中西一体的构思：《中西新学大全》或《东西学书录》。[21]从“夷学”到“西学”和“新学”的演变，不仅折射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心理变化，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观的转变。
人们在确定一个概念的时候，往往把它与另一个概念进行对照和区分；所有概念的界定或对立概念的确立都是如此。如果说本为中性的“西”字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因为其与“中”相对）仍有一定的贬义，而新学中的“新”字则明显带有仰慕和效仿之义，那么，作为属性词的“外”字，则基本上是中性的，无褒无贬，并在以后与其他词组合成一系列新的概念。
[1] “‘洋’的古义是广大，后多用于南方许多小地名中，表示山间平地或田间，明代以前以‘洋’字为地名的很多，自从利玛窦首次在世界地图中用于‘大西洋’后，经《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和《地球图说》等广泛流行，成为一个主要用于海域的地名用字。”（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73-74页）
[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内涵多少亦见之于当代汉语。
[3] 冯承钧在《郑和下西洋》（1935）译序中说：“凡玉门、阳关以西的陆地，概名之曰西域；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诸地，概名之曰西洋。[……]迨至耶稣会的传道师到了中国以后，方开始渐渐以西洋的名称专指欧洲。”（伯希和：《郑和下西洋》，第4页）
[4] 伟烈亚力：《西学源流》，载《六合丛谈》1卷第5号（1857年5月24日），第593-594页。该期目录，上为“西学源流”，正文标题为“西国天学源流”。
[5] 见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第55-57页。
[6] 《奕等奏酌拟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呈览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五册）卷四十六，第1982页。
[7] 例如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论及中国译刻的“洋学诸书”，并提议“按朝鲜有遣生徒入国子监读书之例，宜选其聪颖者，调入同文馆，课以洋学[……]”。（薛福成：《筹洋刍议·藩邦》，《薛福成选集》，第540页）郑观应建议“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仍无碍于祖宗成法也”。（郑观应：《考试上》，《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上〕，第72-73页）
[8] 关于“西学”概念的生成、运用和变化，参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3-10页。
[9] 李提摩太：《〈新学〉序》，载《万国公报文选》，第519页。
[10] 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序》，载《万国公报文选》，第369-370页。
[11]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1897），《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311-312页。
[12] 李佳白：《新命论》（1896），载《万国公报文选》，第377页。
[13]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729-731页。
[14] 汪康年：《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载《时务报》第十一册（1896年11月15日），见《强学报·时务报（影印本）》，第692页。
[15] 唐才常：《尊新》（1897），《唐才常集（增订本）》，第377页。
[16]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1896），《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09页。
[17] 张之洞《劝学篇·序》（1898），《张之洞全集》（十二）第157页。
[18] 梁启超编：《西学书目提要》（1896）；沈兆祎编：《新学书目提要》（1904）。——“新学”见于书名的还有李提摩太编：《七国新学备要》（1898）；林乐知、李提摩太编：《新学汇编》（1898）；积山乔记书局版《新学大丛书》（1903/04）；等等。
[19] 饮冰室主人辑录：《新学大丛书》（120卷），上海：积山乔记书局，光绪癸卯年（1903）。该丛书由《新民丛报》中的447篇文章编订而成。
[20] 参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9页。
[21] 求志斋主人辑：《中西新学大全》（1897）；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1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