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一路向北时，因为看惯了南部或东部的风景，所以直到路过伯明翰后，你才会注意到景色有所不同。路过考文垂时，你或许感觉自己还在伦敦的芬斯伯里公园；到了伯明翰的斗牛场[15]，你就会发现它和诺维奇市集[16]并无两样，而且在英格兰中部的城镇之间，有着与南部毫无差别的别墅文明。只要你再往北前进，走到陶瓷镇[17]或陶瓷镇以外的地方，你就会与工业文明的丑陋不期而遇，那种丑陋如此引人注目，让你似乎不得不接受。
矿渣堆杂乱无用，充其量只是种丑陋的东西。它们就是些被倾倒在地上的东西，就像从巨人的垃圾桶里倒出来的一样。采矿城镇的郊区有着可怕的景观，地平线被四周参差不齐的灰色山丘完全遮蔽，你的脚下踩着烂泥和废墟，头上是钢缆，载着矿渣的桶框在钢缆上缓缓穿过辽阔的乡间。矿渣堆通常都在燃烧，晚上你能看见红色的火焰蜿蜒摇曳，还能看见硫磺燃烧产生的蓝色火焰缓缓摇动，它们总是在似乎快要熄灭时又立马蹿起来。即使是最终难免塌陷了的矿渣堆，也保持着山丘的形状，上面也只会长一两株发黄的野草。维根镇的贫民区里有一处倾倒场，现在被人们用作休闲场地，它看上去就像是波浪翻滚的海洋被突然冻结，当地人称其为“大垫子”。即使过上几百年，等到那些昔日的煤矿场都已被翻耕时，从飞机上往下看，这些古老的矿渣堆仍会清晰可辨。
记得有个冬日的午后，我身处环境恶劣的维根镇郊区。四周是许多矿渣堆，如同月球表面。从北边矿渣堆中间那些可以称为道路的地方看过去，你或许能看见工厂的烟囱排出一缕缕浓烟。运河河道里混杂着煤渣和结冰的泥土，无数的木屐鞋印在上面交错重叠；远处的矿渣堆周围是许多“水潭”；以前的矿坑塌陷形成洼地，死水渗入洼地就积成了“水潭”。天气寒冷异常，“水潭”表面结着棕土[18]色的冰，驳船船员用麻袋裹住全身，运河的闸门上也结了冰霜。这里就像是一个没有植物的世界，只有烟雾、页岩、冰冻、泥土、灰烬和死水。但是与谢菲尔德相比，维根镇还称得上漂亮。在我看来，将谢菲尔德称为旧大陆[19]上的最丑城镇恰如其分。希望自己的家乡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的谢菲尔德人，很有可能就要为谢菲尔德争取这个名号。谢菲尔德有五十万人口，可它拥有的体面建筑的数量，却低于东安格利亚地区人口仅有五百的普通村庄。谢菲尔德还臭气熏天！你好不容易摆脱了硫磺味，却又闻到了煤气味。即使是那条穿城而过的浅水河，也常常因为某种化学品而变成鲜黄色。有回我停在街上数了数我能看见的工厂烟囱。我数出了三十三个烟囱，而且若不是烟雾遮挡的话，我还能数出更多。有一幕景象尤其难忘。那是一快触目惊心的荒地——谢菲尔德的荒地肮脏不堪，就连伦敦的荒地恐怕也没有那么脏——上面被踩踏得寸草不生，随处扔着报纸和旧锅。荒地右边是孤零零的一排四室房屋，它们寒碜不堪，深红色的外墙已然被烟熏黑。左边是无尽的工厂烟囱，一个接着一个，逐渐消失在灰蒙蒙的雾霾中。我的身后是一条用炉渣筑成的铁路路堤，身前的荒地对面是一栋由红砖和黄砖砌成的建筑，上面刷着“托马斯·格罗科克：运输承包商”。
在晚上看不见房屋的丑陋外表和万物的污秽时，谢菲尔德这样的城镇有着一种邪恶的壮丽。有时，空中的烟雾混杂了硫磺，泛着红色；铸造厂烟囱的烟囱盖下喷着火焰，火焰边缘像圆锯般参差不齐。朝铸造厂敞开着的门里看去，你能看见身子被映得通红的男孩来回运送着火红的弯曲铁条。你还能听见蒸汽锤的呼呼声和重击声，以及重击下铁条发出的刺耳声。陶瓷镇也差不多同样丑陋，只是其丑陋不如谢菲尔德那般宏大。算得上是街道一部分的一排排污黑小房屋中间，有着许多陶瓷厂。陶瓷厂就是许多砖砌的锥形烟囱，像是被埋在地里的巨大酒瓶，喷出的烟雾几乎直冲人脸。你会遇到巨大而丑陋的黏土坑，宽度和深度都有好几百英尺。锈迹斑斑的小桶框在上面的链条索道上缓缓移动，下面的工人则像采集圣彼得草那样紧贴坑壁，用铁镐在坑壁上挖掘。我路过那里时正在下雪，而雪花甚至也是黑色的。陶瓷镇都很小，你不经意间便能走出其范围，这或许就是它们的最大优点。往外走上不足十英里，你就能站在干净的乡村里，站到光秃秃的山丘上，而那些陶瓷镇则仅仅是远方的一处污迹。
思索这种丑陋时，你会想到两个问题。这种丑陋是否无法避免？是否事关紧要？
我并不认为工业文明天生丑陋，也不认为这种丑陋无法避免。和宫殿、狗窝或教堂一样，工厂甚至煤气厂都并非天生丑陋。丑陋与否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建筑传统。北方的工业城镇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在它们被修建之时，人们还不了解现代钢结构建筑方法和除烟技术，而且所有人都在忙着挣钱，无暇思考其他事情。后来它们仍然丑陋，主要是因为北方人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注意到它们的丑陋。如果让谢菲尔德人或曼切斯特人到康沃尔悬崖边上去闻闻，他们大多可能会说什么也没有闻到。但一战以后英国工业倾向于南移，并因此变得漂亮起来。典型的战后工厂不是寒碜的临时工房，不污黑杂乱，也没有冒着浓烟的烟囱，而是亮白的混凝土钢结构，安装着玻璃，周围是绿色草坪和郁金香花坛。从伦敦出发，沿着大西部铁路行进，你可以看看沿线的工厂。它们也许说不上赏心悦目，但却不像谢菲尔德的煤气厂那样丑陋。不过，虽然丑陋是工业文明最显眼的特征，也是来客惊呼反感的一个方面，但我觉得它并非最为重要。而且，工业文明或许并不应该把自己伪装起来。奥尔德斯·赫胥黎[20]先生曾中肯地评价，黑暗的撒旦磨坊就应该像黑暗的撒旦磨坊，不能像供奉着神秘辉煌的神仙的庙宇。而且，即使是在最糟糕的工业城镇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从狭义的审美观念来讲并不丑陋的东西。冒着浓烟的烟囱或恶臭连天的贫民窟让人觉得反感，主要是因为它们暗示着扭曲的生活和体弱的孩子。单纯从审美上看，这或许有种可怕的魅力。我发现，那些无比奇怪的东西，即便我对它们心存厌恶，也往往会在最后令我着迷。我在缅甸时，缅甸的风景就像噩梦般骇人，但后来它们却萦绕在我脑海中，让我不得不写一部关于它们的小说来摆脱它们。在所有关于东方的小说中，风景才是真正的题材。要像阿诺德·贝内特[21]一样从工业城镇的肮脏中发现美或许十分容易；例如，我们可以轻松想象波德莱尔写关于矿渣堆的诗歌。但是工业文明的美丑并不重要。它真正的邪恶藏在更深层的地方，而且无法根除。记住这点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总是容易认为，工业文明只要干净有序，就不会带来伤害。
但是，当你到达工业化的北方时，除了发现陌生的风景以外，你还会意识到自己踏进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这部分是因为南北之间确有差异，但更多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耳濡目染的南北对立。英国有着对于北方的奇特膜拜，有点像是北方的自命不凡。在南方生活的约克郡[22]人总是不厌其烦地让你知道他看不起你；你若是问他为什么，他会告诉你说只有北方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北方的产业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居住在北方的才是“真正的”人民，而南方人都是食利者和寄生虫。北方人“坚毅”，他们严肃、严厉、勇敢、热情、民主；南方人则势利、柔弱、懒惰。这就是北方人的观点。所以，到访北方的南方人都会——至少第一次会——隐约感到自卑，就像文明人冒险走进野蛮人中间一样；而约克郡人和苏格兰人一样，来到伦敦时就像外出劫掠的野蛮人。这种源于传统的情感，并不受可见事实的影响。北方人对南方人的看法，就好像一个高五英尺四英寸、胸围二十九英寸的英国人觉得自己在身体上比拉丁佬优越。我记得有个骨瘦如柴的约克郡小个子，如果他碰见猎狐狗对着他狂吠，肯定会转身逃跑，可是他却告诉我他在英国南方感觉自己“像是野蛮的入侵者”。然而，拥有这种崇拜的常常不是生于北方的人。一两年前，我有一位在南方长大、现居北方的朋友开车载我穿过萨福克郡。我们路过一个挺漂亮的村庄时，他不以为然地看了一眼乡间房屋说：
“约克郡的村庄大多丑陋不堪，不过约克郡人却都不错。可是到了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村庄很漂亮，人却不怎么样。这些村庄里的人全都是卑鄙小人，绝对的卑鄙小人。”
我忍不住问他是否刚好认识那个村庄里的某个人。他并不认识任何人；他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在东安格利亚，人们就是卑鄙小人。我还有一位同样生于南方的朋友，他从不放过任何扬北抑南的机会。这是他在给我写的信中的原话：
“我在兰开夏郡的克利瑟罗……我觉得相比富饶慵懒的南方，高沼地和山区的流水更加引人入胜。莎士比亚说，‘自鸣得意的银色特伦特河’[23]；要我说，特伦特河越往南越自鸣得意。”
这就是崇拜北方的有趣例子。不仅你、我以及南方的所有人都被贬低为“富饶而慵懒”，甚至水到了北方就不再是H₂O，而成为了一种不知为何就更高贵的东西。有趣的是，说这段话的这位朋友极其聪明而且思想“进步”，尤其蔑视普通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如果在他面前提出“一个英国人顶过三个外国佬”之类的观点，就会遭到他痛斥。但如果谈到南方和北方之间的问题，他却十分乐意一概而论。民族间的区别——因为头骨形状不同或方言不同就自认为高人一等——全都是虚妄之谈，但是只要人们认为它们存在，它们就很重要。毫无疑问，英国人看不起南方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这种观念支配。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指出这种观念产生的时间和原因。
在民族主义最初被奉为圭臬时，英国人看着地图，发现不列颠岛位于北半球偏北的地方，便一厢情愿地认为越往北走人们越高尚。我在小时候接触到的历史，往往开篇就无比天真地说寒冷让人活跃，炎热让人懒惰，所以英国人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人（其实是欧洲最懒惰的民族）更有活力这种荒唐观念已经流传了至少一百年。1827年的一期《评论家季刊》（Quarterly Reviewer）中写道，“宁愿被迫为国家利益而劳动，也不愿纵情于橄榄树间、葡萄藤下和恶行当中。”“橄榄树、葡萄藤和恶行”便概括了英国人对于拉丁人种的典型看法。在卡莱尔[24]、克雷西[25]等人的错误观点中，北方人（条顿人，即后来的北欧人）被描绘为强壮有力的家伙，长着金色胡子，道德高尚；而南方人则被描绘成狡猾、懦弱和放荡之人。这种观点从未被推理到其逻辑终点，即爱斯基摩人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民族，这也就等于承认居住在英国北方的民族比英国人优越。因此在过去五十年里，对于苏格兰和与苏格兰相关事物的崇拜才会根植于英国人的生活里。然而，正是北方的工业化才让南北对立有了特别的偏见。直到最近，英国北方仍然落后、封建，而工业则集中在伦敦以及英国东南部。例如，在英国内战中——粗略说来英国内战就是金钱与封建之间的战争——北部和西部是保皇派，南部和东部则是议会派。不过随着北方对煤矿工业的利用逐渐增加，自力更生的北方商人这类新人群得以出现，如狄更斯作品中的朗斯威尔先生和庞德贝先生。秉持讨厌的“不成功便成仁”哲学的北方商人，在十九世纪占据支配地位，而且现在仍然阴魂不散地专横统治着我们。他们受到阿诺德·贝内特启发，白手起家，最后腰缠万贯，而且以挣到钱后变得更加粗野为荣。总之，挣钱的天赋是他们唯一的长处。我们应该崇拜他们，因为他们虽说心胸狭隘、卑鄙下流、贪婪无知、野蛮粗野，但他们很“坚毅”，是“成功”人士；换句话说，他们知道如何挣钱。
这种道貌岸然的说法如今看来完全不合时宜，因为北方商人繁荣不再。但是事实却没能让传统消亡，北方人“坚毅”的传统仍然存在。人们依然隐约觉得，北方人还会“成功”，也就是说能挣到钱，而南方人却还是会失败。每个来到伦敦的约克郡人和苏格兰人，都隐隐觉得自己与狄克·惠廷顿（Dick Whittington）相似，幻想自己是能从卖报起家，最后当上市长。他们的自负正是源自这种想法。若是认为真正的工人阶级也有这种想法，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几年前初次去约克郡时，我以为那里是野蛮人之乡。我见惯了在伦敦的约克郡人，他们总是夸夸其谈，而且骄傲地自认为其方言很有特色——“我们约克郡西区就说，‘一针及时省九针’”。我以为会遇到许多无礼行为，可却完全没有遇到，至少在矿工中间没有。实际上，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矿工对我十分和善与客气，甚至都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如果说有一类人让我自愧不如的话，那就是煤矿工人。他们根本没有人因为我来自外地就表现得看不起我。在牢记英国那种地域歧视是民族主义的缩影时，我的经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地域歧视并非工人阶级的特色。
但南北之间确有不同，而且把南英格兰描绘为住满闲人的巨型布莱顿[26]，至少也有些真实性。鉴于气候原因，寄生虫般的食利阶级倾向于定居南方。在兰开夏郡的产棉镇里，转悠几个月恐怕也听不到“有教养的”口音；而在英国南方的城镇里，随便扔块砖头恐怕都难免砸到某个主教的私生女。因此，在没有小士绅先行的情况下，北方工人阶级虽然在资产阶级化，但是其进程却相对较慢。例如，北方口音全都稳固不变，而南方口音则全都在电影和BBC面前败下阵来。所以，你的“有教养的”口音给你贴上的标签是外地人，而非小士绅。这大有益处，因为它让我们与工人阶级的交往容易了许多。
但是，与工人阶级亲密无间真的可能吗？这个问题稍后讨论，我现在只说我认为不可能。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北方与工人近乎平等地接触要比在南方容易。在北方时，住到矿工家且被他们视为家庭成员十分容易；可到了南方郡县，这样和农场工人接触或许毫无可能。我见过许多工人，所以不会把他们理想化，但我知道，如果能走进工人阶级的家中，你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接触那些不一定优于你，但却一定不同于你的人，对于你的中产阶级理想和偏见是一种考验。
以家庭观的不同为例，工人阶级的家庭和中产阶级的家庭同样团结，但是工人阶级的家庭关系却远没有那么专制。工人阶级男人的肩上并没有承担着像磨石一样沉重的家庭威望。我以前说过，中产阶级人士在贫穷的影响下会完全崩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行为，因为他们在没有“成功”时，会被很多亲戚没日没夜地抱怨和纠缠。工人阶级懂得如何团结，中产阶级却不懂，这或许是因为二者对家庭忠诚有着不同的理解。中产阶级工人无法组成有效的工会，因为在罢工期间，几乎所有中产阶级妻子都会怂恿丈夫去当工贼，顶掉他人的工作岗位。工人阶级还有一个乍看有些尴尬的特征，那就是对待自己眼中的同等之人时，他们说话都十分坦率。如果你送东西给某个工人，而他并不想要，他会告诉你他不想要；而中产阶级人士为了不得罪人，则会收下你送的东西。再看看工人阶级对于“教育”的态度。他们的教育观与我们有天壤之别，比我们的合理许多。对于向他人学习，工人阶级总是怀有隐隐的敬畏；若是“教育”妨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也能看得破，并以正常的本能加以拒绝。以前，想到十四岁的男孩被强迫辍学从事糟糕工作时，我常常会觉得十分可惜。“工作”的劫数降临在十四岁的孩子身上，这让我觉得十分可怕。现在我当然知道，工人阶级的孩子几乎全都渴望离开学校。他们想要做真正的工作，不想在历史、地理等荒唐而无用的课程上浪费时间。在学校里面待到快要成人，这对工人阶级来说简直是既可鄙又丢人。年满十八的大男孩，本应该每周交给父母一英镑，却穿着可笑的校服去上学，甚至因为没有做功课被责打！想一想！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十八岁男孩，居然容许自己被人责打！他已经是个成年人，可责打他的人却还是一脸孩子气。在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众生之路》（Way of All Flesh）中，欧内斯特在粗略了解现实生活过后，回顾他在公学和大学里接受的教育，发现它就是一种“病态且害人的堕落”。从工人阶级的视角来看，你就会发现中产阶级生活中有许多看上去病态和害人的地方。
在工人阶级家庭中——此时我考虑到的不是失业的家庭，而是相对富足的家庭——你能感受到温暖、亲切且十分有人情味的氛围，这种氛围在其他地方很难感受得到。我要说，体力工人如果工作稳定，工资也不错——这个假设的范围可以越来越大——那么他们也许比“有教养的”人更有可能幸福，他们的家庭生活似乎能更加自然地变得理智且舒适。工人阶级家中那种独特且轻松的圆满，那种可谓完美的对称，常常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喝完下午茶之后的冬日傍晚，壁炉里烧着旺火，火光映在铁围栏上，父亲只穿着衬衫，坐在壁炉一边上的摇椅上读着赛马结果，母亲坐在壁炉另一边做着针线活，孩子们开心地尝着花费一便士买来的薄荷糖，狗懒洋洋地趴在碎布地毯上烤火——如果你足够融入这个家庭，家里的成员也对你习以为常，那么这个家庭就是个好地方。
这样的场景虽然已经不如战前那么常见，但依然可以在大多数英国家庭中见到。这些家庭幸福与否主要取决于一点——父亲是否有工作。需要注意的是，我设想的这幅画面——工人阶级家庭在吃完腌鱼、喝过浓茶后围坐到煤火前——仅仅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将来。飞跃两百年去到乌托邦式的未来，情景会完全不同。我所设想的事物几乎都不会存在。在那个没有体力工人，所有人都有“教养”的年代，父亲也不可能还是手掌巨大的粗人，不可能喜欢只穿着衬衫坐着，不可能说“噢，我们上街逛逛去”。也不可能有生着煤火的壁炉，只有某种看不见的取暖设备。家具都由橡胶、玻璃和钢材制成。如果到那时还有晚报之类的东西，那么上面肯定不会有赛马新闻，因为在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里，赌博将毫无意义，而且马匹也会将不复存在。为了卫生起见，狗也会被驱除。如果节育员工作得法的话，也不会有太多小孩。后退到中世纪，也同样是一个迥异的世界——在没有窗户的棚舍里，没有烟囱的柴火炉冒着熏人的烟雾；食物是发霉的面包和腌鳕鱼干；到处都是虱子，坏血病肆虐；每年生育一个孩子，也每年夭折一个孩子；还有牧师拿地狱的故事恐吓你。
耐人寻味的是，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个年代总体上并不糟糕的，不是现代工程的种种成就，不是收音机，不是电影放映机，不是每年出版的那五千本小说，也不是雅士谷马场和伊顿—哈罗板球赛场上的人群，而是关于工人阶级家里的回忆，尤其我在战前偶尔与他们接触的记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英国也仍然繁荣昌盛。
（罗爽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