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里德的书出了廉价版，我们可以说他仍然还有追随者，但是主动阅读他作品的人却很少见到。对大多数人来说，他的名字至多只会唤起一种模糊的记忆，一种将《患难与忠诚》（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作为学校假期作业来“做”的记忆。人们记得他这本特别的书，是他的运气不好，就像人们记住马克·吐温主要是因为被拍成电影的《误闯亚瑟王宫》（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里德写了几本枯燥无味的书，《患难与忠诚》便是其中之一。除《万事通》（A Jack of All Trades）和《小偷自传》（The Autography of a Thief）等优秀短篇故事之外，他还写过三本小说，而且我敢说，这三本小说会比梅瑞狄斯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所有作品都流传得更久远。
里德的作品有何吸引力？说到底还是和奥斯汀·弗里曼[60]的侦探小说或者海军少校古尔德[61]的探险故事一样——无用知识的吸引力。我们可以把里德称作百事通。他知道很多互不相关的信息，并利用生动的叙事天赋，将这些信息塞进可以被称为小说的书中。如果你对日期、清单、目录、具体细节情有独钟，喜欢阅读关于过程、旧货店橱窗和旧《贸易与市场报》的描述，喜欢准确地知道中世纪石弩的工作原理或1840年代监狱牢房里的物品，那么你定能从里德的作品中获得乐趣。当然，他本人不会这么看自己的作品。他对自己的精确引以为荣，而且作品也大多由剪报汇编而来，但与他自己设定的“目的”相比，他收集的奇特信息却处于次要位置，因为他是一位零敲碎打的社会改革者，猛烈抨击过放血疗法、踏车惩罚、私人收容所、教士独身主义、束身等多种恶行。
我最喜欢他的《卑鄙行径》（Foul Play），这本书并未特别抨击任何事情。和大多数十九世纪的小说一样，它太过复杂，所以很难总结，但它主要讲的是年轻牧师罗伯特·彭福德的故事。彭福德被冤判伪造罪，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后来伪装潜逃，与女主角一起遭遇海难后被困荒岛。这种故事自然是里德的拿手好戏。他是有史以来最适合写荒岛故事的人。荒岛故事良莠不齐，但紧扣求生细节的荒岛故事并不拙劣。列出海难幸存者的物品清单，或许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甚至胜于审判场面。大概在三十年前，我读过R.M.巴兰坦[62]的《珊瑚岛》（Coral Island），至今还记得书中三个主角所拥有的物品——一支望远镜、一根六码长的鞭绳、一把袖珍小刀、一个铜环、一个铁箍。即使是《鲁宾逊漂流记》那样整体上乏味到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第二部的书，在描述鲁滨逊费力做桌子和陶器以及种小麦时也显得很有趣。但是，里德在荒岛方面是专家，至少他对当时的地理教科书了如指掌。他还是那种置身荒岛也能从容自如的人。他决不会像鲁宾逊那样，被发酵面包之类的简单问题难住。而且和巴兰坦不同，他知道来自文明世界的人无法钻木取火。
和里德塑造的多数主角一样，《卑鄙行径》主角也是个超人。他是英雄、圣人、学者、绅士、田径运动员、拳击手、领航员、生理学家、植物学家、铁匠以及木匠的合体，集合了里德想象里能从英国大学中取得的所有才能。这个优秀的牧师自然能在仅仅一两个月后就能让荒岛运转得像伦敦西区的酒店一样。甚至在到达荒岛前，几位幸存者在小船里快要渴死时，他就展现出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一个罐子、一个热水瓶和一截管子做成了蒸馏器。不过，最为成功的还是他逃离荒岛的办法。他被悬赏通缉，应该很乐意留在荒岛上，但是不知道他是囚犯的女主角海伦·洛尔斯顿自然急于逃离荒岛。她让罗伯特发挥“聪明才智”离开荒岛。第一个难题当然是确定荒岛的准确位置。幸好海伦戴着手表，手表上仍然是悉尼时间。罗伯特在地上插一根棍子，然后通过观察影子确定当地正午时间，接着就能轻松算出当地经度，因为像他这样有才的人自然知道悉尼的经度。通过观察植物特征，他当然也能确定当地纬度，而且偏差也只有一两度。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向外界送信。思考过后，他用海豹胆囊制成几张仿羊皮纸，用胭脂虫制成墨水，在纸上写下了一连串信息。他注意到候鸟会到岛上歇脚，而且因为野鸭迟早都有被射杀的可能，所以他决定利用野鸭送信。他使用印度人常用的方法抓来几只野鸭，把求救信绑在鸭脚上放飞。最终，其中一只野鸭飞上了一艘船，他们二人也因此获救。但即使到了这一步，故事也还没有进展到一半。随后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在各种阴谋、反阴谋、胜利和灾难之后，罗伯特最终洗清罪名，与海伦结为了夫妻。
在《卑鄙行径》、《真金白银》（Hard Cash）、《亡羊补牢犹未晚》（It is Never too Late to Mend）这三本里德最好的作品中，作者并没有只关注技术性的细节。他的描写能力，特别是描写暴力情节的能力，也十分吸引读者。写连载故事时，他的情节设计也十分出色。单纯从他的小说家身份来说，他并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因为他对人物的塑造和可能性毫无概念，但是他却另有优势——即使是自己故事中最为荒诞的细节，他也深信不疑。他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描写生活，而且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于生活的理解也和他一样：生活就是一系列精彩的情节剧，获胜的往往是美德。仍然值得阅读的十九世纪小说家当中，恐怕只有他一人与时代合拍。他不落俗套，自有“目的”，积极揭露社会弊端，但从不提出任何根本性的批判。除一些表面上的邪恶之外，他不认为贪婪的社会有什么问题。在那个社会里，金钱等同于美德，富人虚伪，牧师信奉国家全能。在《卑鄙行径》开篇介绍罗伯特·彭福德时，查尔斯·里德说罗伯特是学者，是板球运动员，然后才近乎随意地说他是牧师。这点便能让我们最好地估量查尔斯·里德。
这并不是说里德的社会正义感不对。从几个细小方面来看，他或许还有助于教育舆论。他在《亡羊补牢犹未晚》中对于监狱系统的抨击，至今（或者说直到几年前）还有借鉴意义。据说他的医学理论也很超前。他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不明白早期的铁路时代，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特殊价值体系，都无法永远维持下去。想到他和温伍德·里德[63]是兄弟时，这就有点让人吃惊了。无论温伍德·里德的《人类的殉难》（Martrydom of Man）在现在看来有多么草率和不理性，它都是一本视野宽阔到让人震惊的作品，而且它或许还是现今流行的“纲要”类作品的滥觞，只是还未得到公认而已。查尔斯·里德或许可以写一本颅相学纲要、橱柜制作纲要或鲸鱼习性纲要，但是他不可能写人类历史纲要。他只是一位正义感稍强于多数人的中产阶级绅士，是一位碰巧喜欢大众科学而不喜欢经典著作的学者。正因如此，他才是写作“逃生”类小说的最好作家。例如，《卑鄙行径》和《真金白银》就是两本好书，可以送给忍受着阵地战痛苦的士兵。它们的内容中没有问题，也没有真诚的“寓意”，只有在极端限制下发挥作用的天才的吸引力，而且能像下象棋或拼图那样让人完全脱离现实生活。
（罗爽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