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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啊，时间！》的作者在给《绘画》杂志出版人（诺维科夫）的信中，对于这一喜剧所引起的社会评论，作了有趣的“注释”。剧中人之一受到殴打。剧作者（叶卡捷琳娜）承认：“我听说，某些评论家对于剧中猥亵地安排菲尔利弗留什科夫先生由于说了些下流话（由于多次不如约偿付赌债——著者）而受到鞭挞，有所议论。他们说：‘怎么！贵族竟因不名誉的事情而受鞭挞？’” ^[56] 叶卡捷琳娜为了辩解，援引刑法典说：‘批评家先生可从刑法典中看到，人们由于下流的言论和游手好闲，会受到怎样的处分。’但是，这样的援引不能使贵族满意，因为他们的新的意图已非旧法律的范围所能包括。叶卡捷琳娜懂得，在这样的情形下，必须让步，也可以让步。在颁发给贵族的特权证书里，她豁免了对他们的体罚。

对贵族施用笞刑，——尽管只是由于不名誉的事故，——毫无疑问，是与贵族荣誉的概念不相称的。但这一概念在俄国贵族庸人的头脑中缩小到什么程度，可从以下一个例子中看出：

卢金写的喜剧《慈爱的阔人》，其主角多布洛舍尔多夫——一个轻率的，但并不凶恶的人——在谈到他的仆人华西里时说道：“尽管他是一个好的庄稼汉，却仍存留着凝结于他们那类人身上的仇恨和恶意。”后来，他相信，在忠于他的华西里的心灵里，既无仇恨，也无恶意，又赞叹道：“至于你，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在你们同类人中所罕见的品德。不要怜惜我罢！请揭露，控诉，斥责，制止我的傲慢和骄横罢！”激动的老爷甚至想给自己的农奴以自由，而当农奴表示拒绝时，老爷的惊异是无限的：“啊！这样善良的人真少见哟！你的德行使我惊奇。”

这样的恭维比辱骂还要难受。为什么激动的多布洛舍尔多夫甚至在想恭维他的奴仆时也使奴仆难受呢？涅泽列诺夫教授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利用剧中主角发言的卢金，是一位“受了欧洲教育”的人。这是毫无道理的。这位笃信宗教的学者对于法国解放哲学（虽然，他对这个哲学是毫无所知的）的“坏的方面”作过长期不懈，但是很不成功的揭露；然而他并不了解，当多布洛舍尔多夫——或者，也可说当卢金——谈论德行时，他所提出的观念，显然也是从“受过欧洲教育的人”，即孟德斯鸠那里抄袭过来的。可是，两人的话虽一样，意义却并不一样。孟德斯鸠所谓德行，是指激励贵族服务国家的那种立功意图 ^[57] 。他全然不是把这种意图拿来与非特权等级的“缺乏荣誉感”，或其他类似的“僵化”品质相对立，而是拿来与他认为是东方君主独裁制国家居民所特有的对荣誉和功业漠不关心相对立 ^[58] 。因此，很显然，在多布洛舍尔多夫（卢金）的头脑里，那种毫无疑问是从“受过欧洲教育的人”那里抄袭来的荣誉观念，却有着与当时的欧洲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特征。如果说，在俄国，贵族的荣誉观念是以农奴仆役的屈辱观念为补充，则其来源不是别的，而是由于人民的被奴役。卢金不满意俄国作家为剧院写出了一些“不表现我们的德行”的剧本，在这个场合里，给自己的主角提示的“恰恰是表现我们的生活”的议论 ^[59] 。

如果法国思想解放的著作受到了资产阶级眼界范围的限制，——当时，在18世纪，资产阶级的眼界要比现在广阔得不可计量——那么，俄国的这种著作却为贵族的眼界所局限，同时，由于农奴制的存在，这个眼界在当时比现在还要狭隘。因此，就在俄国欧化贵族所能接受的这一极小部分西欧解放学说里，也可看出带有我国乡土风味的大量“残暴”杂物。

与贵族—君主制的俄国，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地主对农民的“残暴”和最高当局对地主的“残暴”，并行不悖。贵族的解放过程不能使统治阶层限制君主的权力。农奴主感到这一点，因为在提要求时，很是拘谨的。他们——就其绝大多数说，——都满足于叶卡捷琳娜给他们作出的微小让步，而并不要求重大让步。当叶卡捷琳娜命令俄国居民在向最高当局上书时签名不称奴隶而称臣民时，书报上发出了一片欢呼声。此前不久在所写《农奴颂》中为农奴制之推行于小俄罗斯而痛心疾首，眼泪滂沱的卡普尼斯特，现在为“俄国消灭了奴隶称呼”而欢喜欲狂。他的喜悦的心情竟然如此热烈，似乎可以设想，俄国真正变成自由的国家了。

“奴隶的称呼”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俄国名门贵族的权利、自由和财产特权状况相对立的。因此，新兴贵族为这一称呼的取消而欢乐，是有根据的。科斯特罗夫，如所共知，是经济农民出身 ^[60] ，他比卡普尼斯特“歌唱”得更为响亮：

不用说，不一定要做了贵族才会对自己免除了屈辱的奴隶称呼而感到满意。但是如果只是保持着俄国当时的贵族概念，那就会易于忽视“在俄国消灭奴隶称呼”并不曾使俄国农民摆脱奴隶地位。对于平民知识分子科斯特罗夫似应期待对这一改革采取更多的怀疑态度，可是，统治阶层的礼赞欢呼，也感染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