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拙著《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曾收入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中亚文化编》，2005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次年重印。2016年，承余太山、李锦绣两位先生盛意，欲将该书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亚备要》。不过该书初版至今已十余年，书中的一些内容现在看来已觉陈旧；尽管笔者在这些年来始终不断收集资料，奈何年老力衰，又不良于行，实在无力系统整理，对旧作进行全面修订，推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版”。眼下只能重校旧文，改正一些明显失误，同时对国内外学界近年来的新进展做简单介绍。修改过程中，可能失之于挂一漏万，谨在此先向读者致歉。

一

吐火罗语是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包括A、B两种语言。现存全部文书均出土于中国境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包括纸质残卷、木简和墨书壁画题记等，几乎都用印度婆罗谜字书写，年代最早的约为公元4世纪后期或5世纪早期。1现今收藏在各国的吐火罗语文书，虽然其数量已过万，但相对完整、可供深入研究的只有2000件左右。在A、B语文献中，属于A语的为数较少，只有1150件。这些文献业经编辑刊布的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已被翻译的仅占十分之一。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许多吐火罗语文献已经数字化并可在线阅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玛尔粲（Melanie Malazahn）教授率领团队自2011年开始，与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BBAW）、大英图书馆敦煌学项目（IDP）、法兰克福大学印欧语文本与语言资料汇编（TITUS）合作，执行“吐火罗语文献全编”（CEoTM）项目，目标是通过互联网，提供全部吐火罗语文献的原始照片、拉丁字母转写和英译，还包括语言学、文献学、古代文化等方面的相关信息和书目。2013年6月26日至28日，在维也纳大学举行了“吐火罗语写本与丝路文化”国际学术会议（Tocharian Texts in Contex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charian Manuscripts and Silk Road Culture），会议文集已于2015年正式出版（见下文）。

关于吐火罗语的命名和相关史地问题，中外学者的争论已持续一个世纪之久。早在1913年，法国著名印度学家烈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就发表论文，把吐火罗语B定名为“龟兹语”，这个名称及其论点为中国学者所接受。至于吐火罗语A，一直争议较大，但根据日本学者荻原裕敏博士的最新研究2，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将该语言称为“焉耆语”。

1935年，英国学者巴罗（Thomas Burrow, 1909—1986）撰文讨论佉卢文所见吐火罗语因素3，他认为3世纪时尼雅可能存在一支“吐火罗人”，说与吐火罗语A、B不同的另一种吐火罗语方言。有的吐火罗语学者如亚当斯（Douglas Q. Adams）称之为吐火罗语C。该假说至今仍有较大影响，但意大利语言学家班蒂（Giorgio Banti）在2000年9月于德国哈勒（Halle）举行的印欧语会议（XI FtIgG）上提交论文“‘Tocharian C’, Again on the Question of Tocharian and Pseudo-Tocharian Elements in Khoraina Prakrit”，提出不同意见。

现在看来，要将这一问题彻底解决，尚有待于对尼雅俗语文书语言和新疆古代语言接触史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吐火罗语不属于印欧语东支（Satem），却具有印欧语西支（Centum）的一些特点，所以对其进行释读和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其学术价值，完全可以与稍后发现的小亚的赫梯语及安纳托里亚诸语言相提并论。1907年德国学者缪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将这种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1921年梵学家西格（Emil Sieg, 1866—1951）和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 1880—1946）发表《吐火罗语残卷》，可算是吐火罗语研究的初期阶段。至今经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各国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最近十年内，前辈学者如中国的季羡林（1911—2009）和德国的托玛斯（Werner Thomas, 1923—2008）、温特尔（Werner Winter, 1923—2010）、施密特（Klaus T. Schmidt, 1932—2017）相继去世，令人悲悼。

现今，活跃在吐火罗学研究第一线的学者，主要有法国的皮诺（Georges-Jean Pinault），美国的亚当斯、伦治（Donald Ringe）、罗纳尔德·金（Ronald Kim，韩裔，现于波兰工作），德国的哈克施坦因（O. Hackstein）、珊德尔（Lore Sander）、毛埃（D. Maue），奥地利的玛尔粲、费尔纳尔（Hannes A. Fellner，现在荷兰莱顿大学工作），荷兰的贝明（Michaël Peyrot），瑞典的卡尔林（Gerd Carling），俄罗斯的布尔拉克（S. A. Burlak）、伊特金（I. B. Itkin），捷克的布拉泽克（V. Blažek），加拿大的希茨（Doug Hitch），日本的玉井达士、荻原裕敏，来自中国台湾的庆昭蓉等。

自2009年以来，由新疆龟兹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三方承担，经北京大学荣新江、朱玉麒两位教授等协调，对新疆石窟中的吐火罗语榜题、铭文、木简等进行了考释、研究，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引起国际学界的极大关注。荻原裕敏和庆昭蓉两位学者亦积极投身其中，庆女士关于吐火罗语世俗文书和龟兹史的专著在2017年出版（见下文）。

已故冰岛学者希尔马森（J. Hilmarsson, 1946—1992）1987年创办的《吐火罗语和印欧语研究》，是世界上唯一的吐火罗语专业刊物，现由哥本哈根大学Museum Tusculanum 出版社继续出版，至2016年已刊行17卷。2014年，在维也纳召开了第17届国际佛学大会，会上提交了一组关于吐火罗学的论文，被收入2016年出版的《国际佛教研究学会会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第38卷。

下面列出全世界自2006年以来公开出版的、直接与吐火罗语研究有关的专著（包括论文集和会议录。未正式出版，但见于网络的学位论文不在内）：

1. Adams, Douglas Q.

2013: A Dictionary of Tocharian B, Revised and Greatly Enlarged, Amsterdam: Rodopi.

2015: Tocharian B: A Grammar of Syntax and Word Formation, Innsbruck: Innsbrucker Beiträge zur Sprachwissenschaft.

2. Blažek, Václav

2011: Tocharian Studies, Works 1. (ed. Michal Schwarz) Brno: Masaryk University Press.

3. Carling, Gerd, Georges-Jean Pinault and Werner Winter

2009: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Tocharian A. Volume I: A-J, Wiesbaden: Harrassowitz.

4. 庆昭蓉（Ching Chao-jung）

2017：《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5. Hackstein, Olav, Ronald Kim (eds)

2012: Multilingualism and History of Knowledge, Vol II: Linguistic Developments along the Silk Road. Archaism and Innovation in Tocharian, Wien (=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Sitzungsberichte, 834. Band.).

6. Hartmann Markus

2013: Das Genussystem des Tocharischen, Hamburg: Baar-Verlag.

7. Kasai Yukiyo, Abdurshid Yakup and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eds.)

2013: Die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und die alttürkische Maitrisimit. Symposium anlässlich des 100. Jahestages der Entzifferung des Tocharischen (Berlin, 3, und 4. April 2008). Turnhout: Brepols.

8. Malzahn, Melanie

2007: Instrumenta Tocharica, (ed) Heidelberg: Winter.

2010: The Tocharian Verbal System, Leiden: Brill.

2015: Tocharian Texts in Contex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charian Manuscripts and Silk Road Culture, Vienna, June 25-29th, 2013, ed. by M. Malzahn et al., Bremen: Hempen Verlag.4

9. Peyrot, Michaël

2008: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ocharian B. Amsterdam: Rodopi.

2013: The Tocharian subjunctive: A Study in Syntax, Leiden: Brill.

10. Pinault, Georges-Jean

2008: Chrestomathie tokharienne. Textes et grammaire, Leuven: Peeters.

11. Saito, Haruyuki

2006: Das Partizipium Präteriti im Tocharisch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2. Seržant, Ilja A

2014: Das Kausativ im Tocharischen, München: Lincom.

13. Sieg, Emil

2014: Tocharologica, ed. by Georges-Jean Pinault and M. Peyrot, Bremen: Hempen.5

14. Sverchkov, L

2012: Tokhary: Drevnie Indoevropeytsy v Tsental’noy Azii. Tashkent: SMI-Asia.

15. Tamai, Tatsushi

2011: Paläograph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B-Tocharischen, Innsbruck: Insbrucker Beiträge zur Sprachwissenschaft.

16. 王炳华主编

2017：《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科学出版社。

《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一书分为上下编，收录相关论文37篇，展现出对所谓“吐火罗问题”的不同观点，涉及语言、考古、历史、人类学、古文献学和佛学等各门学科。书中收入庆昭蓉撰写的长文《略述“吐火罗语”命名的历史语言文献学问题及近年吐火罗语研究发展》（192—234页），该文是一篇非常有条理的文献概述，并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可以看出作者对A、B吐火罗语和据史德语（图木舒克语）、佉卢文文献都有深入研究。

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吐火罗学研究人才辈出，成果不断涌现，研究领域也在日益拓展，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

二

笔者当初撰写《吐火罗人起源研究》，主旨是探讨说所谓“吐火罗语”的族群的起源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原始印欧语的起源和迁徙问题。一般认为：虽然近世发现的吐火罗语文献年代相对较晚，但该语言本身具有一些古老特征，它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时间可能相当早，在操这种语言的部族到达新疆等地区之前，它又与欧亚大陆的各支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发生了接触。所谓“吐火罗人”在史前时期已经到达南西伯利亚；进入后世，其分布范围愈益广泛。

如今，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体质人类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正在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人类远古历史的多维图像，只有借助于跨学科研究，才能最终揭开吐火罗问题这个千古疑谜的谜底。

以前在新疆已经发现一些以细石器为特征的石器时代遗存6，如哈密的七角井遗址。按照安志敏（1924—2005）的判断7，细石器工艺发源于华北地区。但在新疆交河流域的四号台地，曾经发现柱状石核，经鉴定具有勒瓦娄哇技术的特征。据2017年8月报道，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发现大量石器。8碳十四测年表明，遗址最下层的年代距今42000年至45000年。这些发现说明新疆石器技术的传播方向主要是由西向东，新疆北部可能在45000年前甚至更早，就已进入旧石器中期阶段。

石器时代的新疆居民说何种语言，我们现在一无所知。有的学者认为新疆地区在史前时期存在说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的族群，虽然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但这仅仅是一种猜测。

到了青铜时代，对于新疆的语言状况就不再局限于猜测了。根据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的研究9，在秦、汉王朝之前，新疆居住的主要居民是来自不同方向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他们群居的地理界限到达了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这一结论与新疆各地发现的保存完好、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古代人类遗体（干尸）相符，并已被相关的DNA研究所证实。10

近年来，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有许多新的收获11，引起全球学者的关注。程景楠撰写的论文，针对争论百年的“吐火罗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将中亚北部草原地区的考古材料与新疆的考古材料相结合，论证了说“吐火罗语”的族群在史前直至历史时期在东西方交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2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种语言共存的地区。根据现有资料，这些语言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亚非语系等。从时代顺序来看，新疆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与周边地区存在广泛的文化联系，由此，我们可以设想说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的祖先在公元前2千纪已经进入新疆。13皮诺曾经指出：原始吐火罗人与中亚其他族群（比如BMAC考古学共同体的居民）亦有接触，并在吐火罗语词汇中留下了痕迹。14继“吐火罗人” 之后，说印度—伊朗语的族群也进入新疆。要彻底解决新疆说吐火罗语和说印度—伊朗语诸族群的起源问题，必须上溯到印欧语和印欧人的起源、故乡及其向外扩散和迁徙的问题。15

关于印欧语的“故乡”和印欧诸语言在欧亚大陆的扩散，已经有几个世代的学者进行了反复的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学者曾认为印欧语起源于北海附近。之后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 1921—1994）及其追随者提出，应该是在黑海北岸或更靠东的欧亚大陆中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这就是“草原假设”。约30余年前，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C. Renfrew）和苏联语言学家加姆克列利则（Th. V. Gamkrelidze，2005—2013年任格鲁吉亚科学院院长）、伊凡诺夫（Vyach. V. Ivanov）主张印欧语起源于近东的北部地区（叙利亚东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进入21世纪，有几项新的研究支持印欧语起源于约9000年前的安纳托里亚（在今土耳其），说原始印欧语的印欧人随着农业的扩散而扩展。

2014—2015年，两项新的研究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关注。其中一项主要是遗传学方面的16（中国学者付巧妹亦参与其中），国际研究团队对8000至3000年前的69个欧洲人个体进行了基因检测，并对以前已发表的25组古DNA数据予以分析，证实6000至5000年前的俄罗斯颜那亚（Yamnaya）草原是欧洲印欧语居民的起源地，约4500年前的绳纹陶文化居民也源于颜那亚文化。这一研究成果为“草原起源”假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另一项研究由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语言学家Will Chang等进行，他们对现存和已经灭绝的150种印欧语的207组数据进行分析，基于这些语言词汇的变化速率，构建出新的印欧语谱系树，从而确定了印欧语起源于6500年前从摩尔多瓦延伸到哈萨克西部的广阔草原地带。17这一研究结论得到考古学家安东尼（D. M. Anthony）和语言学家伦治的肯定和支持。18

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处于何种地位，目前尚无定论。由于这种语言并未经历咝音化进程，所以其进入新疆应该早于印度—伊朗语。19现在一般认为，原始吐火罗人与西伯利亚东部的阿凡纳羡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约公元前3100—前2500年）有关，阿凡纳羡沃文化与颜那亚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可以假设，说共同吐火罗语的族群东迁后，与当地的阿凡纳羡沃文化居民相融合，到达萨彦—阿尔泰地区，然后沿着额尔齐斯河、阿尔泰山进入准噶尔盆地，并逐渐进入塔里木盆地。

切木尔切克文化20是另一种与原始吐火罗人有联系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的最早的青铜文化。这种文化类型的遗址，与阿凡纳羡沃文化有所区别。俄罗斯考古学家柯瓦列夫（A. A. Kovalev）曾在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等地发掘过类似的墓葬，他认为与切木尔切克文化最为近似的，是法国南部、西班牙、爱尔兰、瑞士的古代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居民应被视为“亚洲最早的欧洲人”。21

根据现有的考古线索，可以认为切木尔切克文化曾经从阿尔泰地区扩张到天山北麓，整个北疆都有切木尔切克文化分布。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深入渗透到乌鲁木齐以西地区之前，北疆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切木尔切克文化及其在各地的变体。而“小河文化”等则是切木尔切克文化南下塔里木盆地沙漠、戈壁地区后，适应当地生态环境而形成的新文化。22创造切木尔切克文化、古墓沟文化和之后的察吾乎文化的人群，可能和历史时期留下吐火罗语文献的人群有一定联系，但切木尔切克墓地的情况十分复杂，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于月氏和吐火罗的关系23，经过对考古学资料和遗传学研究成果的综合考察，将可能与吐火罗人有关的小河遗址及察吾乎文化，与可能和月氏有关的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相对比，发现两者的文化内涵和DNA检测结果都明显不同，无法在月氏和吐火罗之间画等号24。吐火罗与月氏关系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待于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分子人类学和语言学等诸学科的整合研究。

关于语言起源和进化，近十年来，在演化语言学方面已有很大的进展，并与认知科学、心理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紧密结合。如2017年10月4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就在线发表了Simon J. Greenhill等撰写的“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Language Systems”, doi/10.1073/pnas. 1700388114。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相关论著和新创办的Language Dynamics and Change, Journal of Language Evolution等刊物。25

最后，深切感谢商务印书馆的责任编辑程景楠女士和有关各位，他们为新版的顺利付梓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对《欧亚备要》主编余太山、李锦绣两位先生表示崇高敬意，正是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推动，方才有了新版的刊发。

补记

一、关于克里雅河北方墓地，并请参看：伊弟利斯、高亨娜·迪班娜·法兰克福等：《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考古》1998年第12期，28—37、100—102页；解明思、杨益民、王昌燧等：《新疆克里雅河北方墓地出土食物遗存的植物微体化石分析》，《东方考古》第11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394—401页；Victor H. Mair and Jane Hickman, (ed.) Reconfiguring the Silk Road: New Research on East-West Exchange in Antiqu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2014, pp. 23-32。

二、在网上读到周慧教授题为“The Origin of Xiaohe Bronze Age mummy”一文（2014年7月8日刊出），该文指出：小河墓地所出古代人类遗体是塔里木盆地古尸中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检测结果表明，其父系为HgR1a1，母系为Hgs H, K, C4, M*。虽然R1a1a在欧洲和南亚出现频率很高，但小河的R1a1a更像源于欧洲，因其并非属于主要见于亚洲的R1a1a-Z93。mtDNA Hg H, K, C4主要分布于欧亚大陆北部人群。虽然H, K, C4也出现于现代南亚人群，但多系近期来自近东、东亚、中亚的移居族群，且其频率低于欧亚大陆北部。小河的单倍型H和C4亦分布于欧亚北部。小河人群单倍群223-304也与印度分享，但并非印度的HgM25系列。因此，小河文化的居民接近于主要分布在东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和米奴辛斯克的阿凡纳羡沃文化居民。

三、关于吐火罗语的专著，2017年出版的还有以下两种：Ronald Kim, The Dual in Tocharian: From Typology to Auslautgesetz (MSS Beiheft 26). J. H. Röll, Dettelbach, 2017; Václav Blažek and Michael Schwarz, Early Indo-Europeans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as Reflected in Language (IBK N. F. 13). Innsbruck, 2017。

四、笔者屡次提及的俄罗斯学者伊凡诺夫（Vyacheslav Vsevolodovich Ivanov, 1929.8.21—2017.10.7）于近日逝世，享年88岁。他是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符号学家、斯拉夫学家、赫梯学家、心理和人类学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也是苏联和俄罗斯计算语言学的先驱。伊凡诺夫生前完成的专著达20余种，论文1000多篇。他对于吐火罗学也素有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陆续发表相关论文，并计划撰写一部专著，惜未出版。20世纪90年代，他在俄、美两国的研究机构兼职，曾长期担任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并在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伊凡诺夫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学术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巨人。他的离去，无疑是国际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徐文堪

2017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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