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我对吐火罗语和吐火罗问题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那时我还是20岁左右的青年，刚进大学，对古代中外交通史和19世纪以来兴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颇感兴趣，看了钱晋华先生翻译的裴特生（Holger Pedersen，1867—1953）著《19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和冯承钧先生翻译的《吐火罗语考》（收入烈维和伯希和的文章共4篇），了解到吐火罗语的发现和研究，是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大事；而吐火罗语的定名，又涉及一系列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这就是所谓“吐火罗问题”（The Tocharian Problem）。吐火罗问题是个头绪纷繁、假说众多、矛盾丛生的难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为了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我又从图书馆找到王静如先生1943年发表在《中德学志》上的长文《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参阅了1959年在德国新出的第一部《吐火罗语书目》，算是掌握了基本的情况，于是很想进一步搜集材料，认真探讨一下，把它作为研治中亚学的切入点。记得1964—1965年间，我就考虑过把吐火罗问题作为自己撰写毕业论文的题目，并且曾经得到我所在的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季谷教授的指点（李先生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对日本史和中亚史都有研究，可惜现在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但当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做这类学问自然被认为是钻牛角尖的无益甚至有害之举，只得作罢。1965年秋天我离开母校，因为看不到相关的外文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也就停止了。接下来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治学当然完全谈不上，我想大约要与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永远告别了。

幸运的是十多年之后，“文革”终于结束了，新时期开始了。我在上海从事《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但业余仍关心着吐火罗问题，力图追踪60年代以来的新的进展。1980年第2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耿世民、张广达两位先生的论文《唆里迷考》，读后真有空谷足音之感。同期还刊载了韩康信、潘其风先生合写的《殷代人种问题考察》，也引起我研究中国古代印欧人的兴趣。1985—1986年连续拜读了韩康信先生的《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61—71页）、《新疆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227—242页），我渐渐萌生了一种想法，认为早在三四千年前就已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高加索种（白种）人居民就是后来的吐火罗人。我把这个想法写成一篇短文，提交给1986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议。

在这次苏州会议上，我得到了张广达、余太山、荣新江、芮传明、刘迎胜、钱文忠等诸位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会后又先后收到季羡林先生和黄盛璋先生的来信。季老是我国吐火罗语研究的开拓者，蜚声学术界，特别是以近20年时间对1975年在新疆出土的44张甲种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进行释读，实为吐火罗语研究史上的空前之举。季老的《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在1982年问世，收入了他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所写关于吐火罗语的重要论文。此书我现在仍置诸案头，经常温习。

1987年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的名著《考古学与语言》（Archaeology and Languages）出版。我在1988年岁末初读这本书时，已经认识到研究吐火罗问题不能离开对印欧语和印欧人的起源问题的探讨。但我们国家缺乏研究古代印欧语和相关问题的学术传统，我对这个领域更是门外汉。正好也是从1988年起，我因本职工作需要开始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系教授、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先生通信联系，他学识渊博，学术视野极其宽广，在这方面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现在洛杉矶任教的俄罗斯学者伊凡诺夫（Vyacheslav Vsevolodovich Ivanov）也是我敬仰的学者，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访问时，虽因匆忙没有机会向他当面请教，但他的著作多年来使我受益良多。我在做学生时就看过他编的俄文本吐火罗语译文集（1959年出版），还曾把书后所附由I. Mel’čuk教授编辑的吐火罗语书目全文手抄下来，这个抄件至今还保存着。此外，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Asko Parpola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的Michael Witzel教授，荷兰莱顿大学的孔甫烈（Frederik Kortlandt）教授、George van Driem教授等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也给了我很多启示。龚方震、蔡鸿生、姜伯勤、王邦维、林悟殊、牛汝极、马小鹤、Klaus T. Schmidt、王丁、刘以焕，特别是荣新江、Koos Kuiper等先生皆慷慨惠赠资料。所有这些都是我难以忘怀的。

20世纪9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的L. Luca Cavalli-Sforza教授关于人类群体中的基因出现率与该群体使用的语言的系属具有相关性的研究，在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中引起热烈的讨论；自1986年美国化学家Kary Mullis及其合作者“发明”并创立了划时代的PCR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以来，对人类和古生物遗体的古DNA研究也逐渐开展。梅维恒教授曾在新疆博物馆和新疆文物考古所参观过近十余年来出土的许多保存完好的干尸，在时任新疆文物考古所所长的王炳华先生支持下倡议开展古尸的基因研究，并在费城召集了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会后出版了两大卷文集，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我个人的力量虽然极其微薄，但尽可能协助他从事这些工作。1997年夏秋之交，我去北京参加第30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会议，会上与中科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莫鑫泉教授共同提交了论文《汉藏语言起源和分子生物学的一些假设》（Sino-Tibetan Origins and Molecular Biology: Some Hypothesis），与会者也表示了很大的兴趣。现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生命科学学院已经从基因水平上对古代新疆居民的体质特征和遗传演化规律进行研究，这是令人欣慰的（参阅崔银秋：《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通过基因分析，结合群体遗传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将逐步弄清欧亚大陆说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语言的群体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性质。有关中亚人群的起源问题有两种主要的假说：“遗传融合假说”认为中亚人群是西方人与东方人在各自扩张的过程中基因融合的结果；“核心地带假说”则认为中亚地区是继现代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之后的遗传多样性的储蓄地，东方人及西方人均从中亚地区迁徙扩散而来。部分Y染色体的研究和核心地带假说相吻合，而mt线粒体的研究结果则支持遗传融合假说。但不管哪种假说，都说明中亚地区对研究人类及其语言的多样性极其重要。这是笔者近十年来基于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的成果而获得的一点认识。在这一认识形成的过程中，除了上述学者外，还先后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王士元教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杜若甫教授、金锋博士，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教授、李辉博士，上海癌症研究所吕宝忠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等的指教。

笔者在2003年将这十余年来陆续写的一些关于吐火罗人起源及相关问题的论文、书评和部分译作编成一个集子，分为 “总论”、“揭开吐火罗人起源之谜”、“对新疆古尸的探讨”、“相关问题研究”、“基因、人群与语言”、“学术信息和相关论著评介”、“国外学者重要论著译介”以及“书目”等部分，共三十余篇，意在抛砖引玉。其中《从汉文古籍看古代西域（新疆）的人种问题》是与虞万里兄合写的，《评林梅村著〈西域文明〉》是与钱文忠兄合写的，应予说明。

本书编成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我又接触到不少以前未见的论著，国内外学者的新成果也不断涌现，使我无法一一将其融入正文中。因此，以“编补”形式在各篇末尾做了一些补充，但仍不免有挂一漏万之感。

新进展中最重要的，如几位西班牙、英国和意大利学者在今年5月7日的《伦敦皇家学会会报》B辑（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上发表论文，对哈萨克斯坦的36具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5世纪的骸骨的牙齿中的mtDNA进行了分析，证明最古老的样品具有典型的欧洲人特征，与发现在地中海地区的mtDNA样品相同，但从公元前7世纪之后，来自东亚的影响开始逐渐变得重要。作者之一、巴塞罗那大学的遗传学家L. Lalueza-Fox说：DNA证据清楚说明早期的中亚居民，给我们留下的白人干尸和语言学遗迹（吐火罗语）是来自欧洲的，只是后来才逐渐与东亚民族混合起来。关于这个问题，并请参阅：John Sheldon,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Mummies Found in the Tarim Basin, Asian Ethnicity,5,1,2004, pp.122-128。但对新疆古尸与吐火罗人的联系，也存在不同意见，请参阅：Christopher P. P. Thornton and Theodore G. Schurr, Genes, Language,and Culture: an Example from the Tarim Basin,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3,1,2004, pp.83-106; Brian E. Hemphill and J. P. Mallory, Horse-Mounted Invaders From the Russo-Kazakh Steppe or Agricultural Colonists From Western Central Asia? A Craniometric Investigations of the Bronze Age Settlement of Xinjiang,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123, 2004, pp.199-222。

关于吐火罗语的定名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请参阅：A. K. Narain, The Tokharians: A History without Nation-State Boundaries, Shillong: North-Eastern Hill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2000; Douglas Q. Adams, Some Observations of Peoples, Places, and Languages in the Tarim Basin in the First Millenium A.D.,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9, 2000, pp.1-28。还可以看Geoges-Jean Pinault的论文，载于Indo-Iranian Journal, 45, 2002, pp.311-345。

关于吐火罗语的语言学研究，近年如俄国学者Svetlana Burlak、Ilya Itkin，瑞典学者Gerd Carling，美国学者Ronald Kim等都有新作，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关于印欧语言及其起源、分布年代的最新研究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Quetin D. Atkinson 和Russell D. Gray的Are Accurate Dates an Intractable Problem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草稿已在网上刊出，将正式发表：Mapping our Ancestry: Phylogenetic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and Prehistory, eds. C. Lipo, M. O’brien, S. Shenan and M. Collard, Adine(Chicago)。关于印欧语在欧洲自旧石器时代起连续存在的理论（PCT），是由Mario Alinei等提出的，请参阅：Towards a Generalized Continuity Model for Uralic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n K. Julku ed., The Roots of Peoples and Languages of Northern Eurasia VI (Oulu:18-20/8/2000), Oulu, Socientas Historiae Fenno-Ugricae, 2002, pp.9-33。有关印欧语言及印欧人起源的人类学问题，请参阅John V. Day的专著Indo-European Origins: The Anthropological Evidence,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2001。全书参考文献达2400多种。

关于用数学方法重构印欧语的谱系和演化，请参阅：D. Ringe, T. Warnow, and A. Taylor, Indo-European and Computational Cladis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100(1), 2002, pp.59-129; T. Warnow, S. N. Evans, D. Ringe, and L. Nakhleh, A Stochastic Model of Language Evolution that Incorporates Homoplasy and Borrowing, in Phylogenetic Methods and the Prehistory of Languages, Cambridge, UK,2004; L. Nakhleh, D. Ringe, and T. Warnow, Perfect Phylogenetic Networks: A New Methodology for Reconstructing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Natural Languages, Language, Vol.81, 2,2005。

关于从古DNA、古蛋白质、类脂化合物等古代生物分子角度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迁徙、动植物的家养和驯化过程及早期农业发展等问题，请参阅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赖旭龙博士的综述性论文《古代物质分子与分子考古学》，载2001年《地球科学进展》。关于近20年来欧美学术界兴起的“农作/语言扩散假说”，请参阅：Examining the Farming. 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 edited by Peter Bellwood and Colin Renfrew,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ambridge, 2003, 519pp。

与此有关的语言起源和用计算机模拟语言演化，请参阅：李讷：《人类进化中的“缺失环节”和语言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162—177页；W. S. -Y. Wang, J. Y. Ke and J. W. Minett, Computational Studies of Language Evolution, i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Beyond, C. R. Huang and W. Lenders, eds.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2004, pp.65-106。

这本书得以结集出版，首先要感谢《东方文化集成》中亚分编委的大力推荐，还要衷心感谢出版社各位先生的支持和辛劳。上面提到的许多亦师亦友、见过面以及无缘见面的学者的学术成就，是我多年努力的力量源泉，谨此表示崇高的敬意！但个人的成绩是如此微不足道，回首往事，不禁汗颜！

在写作和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内子泽淮女士助我甚多，谨记于此，以志心感。

徐文堪

2004年10月8日，于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对本书中讨论的关于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以及语言与基因和现代人类迁徙等重大科学问题，笔者在最近半年中又阅读了大量中外文献，现择其要者，开列于下，供读者参考：

杜若甫主编：《中国人群体遗传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韩康信等：《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建新：《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载黄留珠等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3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237—253页。

王瑟等：《神秘的沙漠殿堂—新疆小河墓地》，《光明日报》2005年5月23日。

Mathias Currant and Laurent Excoffier, The Effect of the Neolithic Expansion on European Molecular Diversity, Proc. R. Soc. B(2005)272, pp. 679-688.

Joaquim Fort, Toni Pujol and L. L. Cavalli-Sforze, Palaeolithic Populations and Waves of Advance,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2004)14:1, pp. 53-61.

Jody Hey, On the Number of New world Founder: A Population Genetic Portrait of the Peopling of the America, Plos Biology(2005)6:3, pp.1-11.

Alexander Lubotsky and Sergei Starostin, Turkic and Chinese Loun Words in Tocharian, in Language in time and space, eds. Brigitte L. M. Bauer, Georges-Jean Pinault, Berlin-New York, 2003, pp. 257-269.

Robert McMahon, Genes and Languages, Community Genetics(2004)7: 2-13.

B. N. Mukherjee, Kushaṇa Studies: New Perspectives, Kolkata: Firma KLM Private Limited, 2004.

Stephen Oppenheimer, Out of Eden: 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 London:Robinson, 2005.

T. Suzuki, T. Matsushita and K. Han, On the Possible Case of Treponematosis from the Bronze Age in China,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Published online 22 April 2005, 1-6.

徐文堪

2005年6月20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