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总论
从一件婆罗谜字帛书谈我国古代的印欧语和印欧人
40多年前，季羡林先生在著名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中，引用了斯坦因（M. A. Stein）在玉门关找到的一个材料。这是一块未染色的丝织物，一面用深黑墨汁写着古代印度的婆罗谜字。斯坦因根据沙畹（E. Chavannes）对同出的汉文文书的考释，将其年代定为公元前61年至公元9年之间。2季先生指出：
这最少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贩丝的人可能就是印度人；第二，婆罗谜字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想的，是随了佛教才传到西域的，而印度俗语在公元前后几十年内已经成为西域一带的商业通用语言了。3
这些婆罗谜字首先由A. F. R. Hoernle做了研究，但他仅能读出paṭa一词，相当于梵文的paṭa（paṭṭa）。以后，M. Boyer读出了几乎全部音节：
[ai] ṣṭasya paṭa giṣṭi ṣapariśa.
第一个字的开头的音节书写的位置有些破损，不甚完整，无法确定其准确含义。第二个字是“丝”，第三个字是“一虎口长”，第四个字是“四十六”，连起来就是“……丝长四十六虎口” 。4斯坦因还找到一块写着汉字的丝条，上面的字是：
任城国亢父绸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5
以此为基础，根据汉代木尺一尺为22.9厘米的长度，推算出一“虎口”（giṣṭi）的长度是
≈19.9厘米。在旁遮普语里，相当于giṣṭi的词是giṭṭh giṭh，长度是24厘米。古今之间有这样的变动属意料中的事。所以，上述考证应该是可信的。
1936年，H. Lüders对婆罗谜字墨书做了进一步研究。他指出相当于梵文paṭṭa的paṭa一词屡见于新疆发现的佉卢文书，意为“绢匹”，他还认为“四十六”（ ṣapariśa）的正确读法很像是capariśa，也就是“四十”6，恰好与汉文帛书完全一致。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F. Bergman在罗布泊西岸楼兰遗址中挖掘出一条写有佉卢文的丝织物。他将这一材料委托挪威著名学者Sten Konow解读，其结果收入《新疆考古研究》一书中。7 Sten Konow也提及上述斯坦因发表的材料，他将婆罗谜字墨书读作：
śriaṣṭrasa paṭa dhiṣṭi capariśa.
第一个字śriaṣṭrasa，他推测是国名或丝绢所有者之名。第三个字他改读为dhiṣṭi，认为就是新疆出土佉卢文书中的diṭhi，相当于汉语的“尺”；以送气音dh代替d，则是由于伊朗语的影响。
此后三十多年，除前述季先生的论文引用和重视这一发现外，没有人对此继续进行研究。直到1970年，匈牙利学者J. Harmatta发表长文《中印间丝绢贸易的最古证据》8才旧事重提，做了新的探索。
J. Harmatta的文章用相当多的篇幅着重讨论了第一个意义不明的婆罗谜字，他将帛书全文释读为：
a[ki]sṭasya paṭa giṣṭi ṣapariśa.
他认为这第一个词应读作akiṣṭa，显然就是见于楼兰佉卢文书的aǵista（154号）、akiṣḍha（207号）、aǵiṣḍha（431—432号；并见652号，但有疑问）。从这几件文书的上下文内容来看，此词当与某种织物有关。在楼兰佉卢文俗语中，古印度的-st几乎无例外地变成了-ṭh/，-ṣṭ这种形式只见于一两个外来名称中，所以aǵiṣṭa可以确定是一个借词。
楼兰佉卢文俗语中以辅音结尾的外来词都带有-a，所以aǵiṣṭa可构拟为*ākišt。被动式过去时形动词都带有后缀-t，所以动词原型可构拟为*ākjš-。在粟特语佛教文书里，有”kyš-、k’yš-这样的词，意为“悬挂”，还有”k’yš’k、”kš’k，意为“钩挂”，都是来自这同一动词。粟特语动词又可以追溯到古伊朗语形式*ā-karš。所以，就织物而言，这个被动式过去时形动词*ākišt的意思是“铺覆在墙上”。
J. Harmatta还对其他三个词分别从语源学角度做了考察，得出结论：帛书的四个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覆盖（或遮蔽）墙壁的丝绢长四十六虎口”。最后，作者分别从古文书学和历史背景两个角度，对婆罗谜字帛书的年代问题进行了研究，肯定了斯坦因的断代，并进一步把它的年代定在公元前40年左右。
对有关这件帛书的研究的介绍暂止于此。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以此作为例证，从宏观上对我国古代的印欧语系语言和操印欧语的民族略做考察。
我国西北自远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聚居区。从语言上看，除汉人和属汉藏语系的各族如羌人、氐人和后来的吐蕃等以外，还有阿尔泰语系各族如鲜卑、柔然、吐谷浑、高车、铁勒、坚昆9、突厥等，属印欧语系的则有塞人、乌孙、月氏和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王国，如楼兰—鄯善、于阗、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的主要或部分居民，以及西胡各族如粟特人（窣利人）等。10
这些印欧语民族，分属印度—伊朗语族和吐火罗语族。印度—伊朗语族又分为印度—雅利安语支和伊朗语支。我们就从这个语族说起。
关于印度—伊朗语各族的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还未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苏联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多将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南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与印度—伊朗人相联系。11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其中的一支即印度—雅利安人就已南下到达伊朗高原，其中一部分进入了在今叙利亚北部、由胡里特人建立的米坦尼（Mitanni）王国。在一份赫梯王与米旦尼的条约中，可以看到一些印度神的名字，如Mi-it-ra（Mitra）、Aruna（Varuna）、In-da-ra（Indra）等（时代约为公元前1380年）。另外，在Bogǎzköy的赫梯文书中，有一件说到养马和战车，米旦尼人Kikkuli用了一些与梵语相同的词语（如数词“一”是aika-，对应于梵语的eka-）。印度—雅利安人进入今天的西北印度和巴基斯坦，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或稍后。关于原始印度—雅利安人的迁徙，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限于篇幅，这里不再涉及。关于他们的语言和宗教，请参看T. Burrow的文章12。
值得注意的是，G. Grierson和以后的语言学家都认为，印度—雅利安语可以分为两组，即“非梵语”的或“前吠陀”的诸语言和“梵语化”的诸语言。前者包括现代兴都库什山东部以Dardic13为代表的Kāfiristān和Nūristān的一些小语言，这些语言与进入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印度—雅利安人先民的语言不同，是更早的从北方南下的印度—雅利安人直接遗留下来的。也有学者认为，这些语言构成印度—伊朗语族中的独立一支，与原始印度—雅利安语和原始伊朗语都不同。我们知道，以佉卢文书写的尼雅俗语（因佉卢文木牍大都出土于尼雅河流域尼雅遗址而得名，尼雅即汉代的精绝国，佉卢文作Ca
’ota, H. W. Bailey则称之为“犍陀罗语”[Gāndhāri]），即古代鄯善王国的官方语言，这种语言与Dardic群中的Torwali语最为接近1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Torwali语是尼雅俗语的直接后裔，但我们在研究尼雅俗语的故乡时，不能忽视Torwali等语分布的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
佉卢文是贵霜帝国的官方语文之一。新疆佉卢文书的年代大致在公元2世纪至4世纪初15，当代国外学者大多用贵霜王迦腻色迦曾一度征服鄯善、于阗地区来解释佉卢文与印度西北俗语出现于新疆的原因。16但是，这种说法在汉文史料里找不到任何根据，贵霜帝国不可能对塔里木盆地实行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统治。我们的推测是：楼兰鄯善的土著居民原来就是印度—雅利安人的一支，他们在上古时代到了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那里有一个大的说伊朗语的部落群，大致相当于后来的塞克（Saka）人，与他们发生了混合，然后越过帕米尔，逐渐进入后被称为楼兰鄯善的地区，并在当地占据支配地位。到了汉代“丝绸之路”正式开辟以后，又有一批来自印度西北的商人、僧侣、移民纷纷进入该地区以及于阗、龟兹、敦煌等地，带来了佉卢文17（婆罗谜文也在这时传入了），并且传播了佛教。正因为佉卢文所代表的语言与楼兰鄯善居民（特别是其统治者）所操的语言相当接近，所以很自然地，鄯善王国就使用了这种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但是，这种语言的性质与印度贵霜佉卢文所代表的语言又是有明显差别的，其中有许多语法现象和词汇都接近吐火罗语和伊朗语18，所以，我们应该把这种语言看作是当地的土语。正因为“丝路”沿线从敦煌到塔里木盆地，再到今天西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的一些地区，居住着许多起源上互不相同但彼此又有密切联系的民族，所以各种古代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特别显著，前文提到的婆罗谜字帛书中的伊朗语因素也说明了这一点。
上面的推测可以从人类学方面的材料得到初步证实。
198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从楼兰古城址东郊古墓中采集了六具头骨，据出土文物和碳十四年代测定，墓葬所代表的时代相当于东汉。19随葬有锦、绢、丝棉、铜镜、漆器、五铢钱等来自于中原的物品，反映出两千年前楼兰居民与汉文化有密切交流。根据韩康信先生的研究20，六个头骨中有五个属欧洲人种，一个属蒙古人种类型。在五个欧洲人种头骨中，有四个形态比较一致，与地中海东支的印度—阿富汗类型接近，一个头骨的形态有些介乎地中海和帕米尔—费尔干类型之间，但在许多特征上仍可能表明是地中海人种的变异。这种特点，与帕米尔塞克的人类学特点相似，说明楼兰居民中的欧洲人种成分与帕米尔塞克类型的居民之间，存在密切的种族系统学关系。21显然，这样的人类学特点与上述语言学特征（尼雅俗语与古代某种印度—雅利安语有密切关系，但其中又有很多伊朗语成分）是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古代楼兰居民及其语言又与吐火罗人和吐火罗语有关系，这将在下文涉及。
楼兰古墓中属蒙古人种类型的一个头骨，据说与得自青海湖北岸刚察附近卡约文化墓葬的头骨十分相似22，这说明楼兰居民在人类学成分上不是单纯的欧洲人种。除了汉人早已进入该地区23外，佉卢文书还屡次提到楼兰南方的苏毗人（ṣupīya），它经常侵扰鄯善南境，这是一个吐蕃王国兴起之前的藏语部族24，说明古代藏缅语族人也与楼兰居民有接触。榎一雄甚至根据F. W. Thomas的研究，提出楼兰鄯善居民不属印欧语系，而是属于藏缅语族25，但这种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接下来我们将简要讨论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伊朗语支各族。这必须从塞人也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塞克说起。
塞人及其同族曾活动于欧亚大陆的极其广阔的地区。公元前8世纪首先出现于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Scythians）、希罗多德等著作中记载的金密里安人（Cimmerians）、马萨革特人（Massagetae）、萨尔马泰人（Sarmatians，希腊语的拼法是Sauromatians）以及奄蔡—阿兰（Aorsi-Alan）人等，都与塞人有起源上的密切联系。26古代波斯碑铭和印度文献中的Saka（或作Saga），古典作家著作中的sacae，与中国载籍的塞人、塞种完全一致，指的是相同民族。关于Saka一词的语意，O. Szemerényi认为其词根sak-有“行走、漂游”之义，故Saka意为“游荡者”、“漂移的牧人”；27 H. W. Bailey等则认为Saka是sak-的形容词形式，有“能”、“强有力的”之义。28古代塞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记载遗留下来，但1969—1970年，K. A. Aкишев在阿拉木图以东50公里发掘的所谓“伊塞克湖古墓”有新的发现。29据称这些墓属公元前6—前5世纪的塞人贵族，内有金器约4000件，其中一部分具有斯基泰动物风格。特别有价值的发现是一只银碗上有铭文两行。И. М. Дъяконов、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В. А. Лившиц等都认为这是当时的塞人文字。木鹿和卡拉依—卡菲尔尼干（Калаи-Кафирниган）出土的陶器上也有类似文字。另外在阿富汗的Dasht-i-Nawar曾发现一种语言不明的碑铭文字，据说与贵霜货币上的佉卢文有些相似，尚未能释读。30 В. А. Лившиц曾就此说道：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新文字，这种文字分布范围很广，使用期长达千年，在贵霜王朝可能是与巴克特里亚文和佉卢文并列的第三种官方文字，会不会是塞人的文字呢？31
塞人也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32唐道宣所辑《广弘明集》收有萧梁荀济的《请废佛法表》，其中引《汉书·西域传》，谓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追逐，遂往葱岭南奔（今本《汉书》未见）。但允姓之戎的居地瓜州，先秦时并不指敦煌，而是在关中秦岭一带，顾颉刚先生早已做了辨正33，故此说恐不可信。或以为《山海经·北山经》中所记“敦薨”在今敦煌地区，“敦煌”即“敦薨”音转，其时塞人等民族正统治敦煌，“敦薨”是他们赋予这一地区的名称。34 H. W. Bailey亦以为“敦煌”为伊朗语译名，似可备一说。35可以确知的是，建国以来，南疆和北疆都发现了多处塞人的文化遗存。36塞人对上古到秦汉时期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有过突出的贡献。37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地区和甘肃敦煌，发现了用婆罗谜文书写的、属中期伊朗语东支的塞语文献，时代约为公元4—10世纪38，对研究于阗古代文明的兴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立于阗王国的民族应是塞人的一支，张广达、荣新江两先生已做了充分论证。39近年Б. А. Литвинский、M. H. Погребова和 Д. С. Раевский也撰文讨论新疆塞人的早期历史40，他们引证我国近年塞人考古的一些重要发现，如帕米尔塔什库尔干地区发掘的香宝宝古墓葬40座41、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发掘的4座竖穴木椁墓42等，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塞人就进入北疆和南疆各地，较于阗语书面文献出现的年代早1500年。他们还认为Ptolemy《地理学》（VI，15，3）中的Φàταc ΣχúθαI（Chatae Scythians）就是指这些塞人，此名与于阗文中的自称hvatana（晚期于阗文作hvamnaa等，即玄奘所记之“涣那”的对音）是一致的。43
除于阗外，古代新疆还有一些塞人建立、其居民主要操东伊朗语的王国，如休循、捐毒，可能在今帕米尔北部阿赖谷地一带，《汉书·西域传》明确指出“皆故塞种”。在南疆其他地区，也有塞种王国存在。Bailey曾提到44，库车发现过一件佛教梵文文书，其中记录了附属于龟兹大王（梵语Kuci-ī śvara-、Kuci-mahārāja；龟兹语文书作kuśiñe orocepi lānte）的三个国王，由东到西依次是Bharuka-rāja、Saka-rāja和Hečyuka-rāja。Bharuka即汉之姑墨，唐之拨换，在今阿克苏一带；Hečyuka即汉之温宿，唐之于祝，今之乌什，则拨换和于祝之间的塞人小国应即唐代的小石城，“塞王”（Saka-rāja）是小石城的统治者。和田与喀什之间的莎车也可能是塞人住地。据伯希和（P. Pelliot）研究，“莎车”一名的原型可能是*Sāku或*Sāk
。45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喀什（疏勒）和喀什东北今巴楚一带的语言状况。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曾指明他们讲一种称为Kanċakī的语言（藏文作Ga-ḥǰag，木头沟发现的一件文书中亦见有kāñcako一词）。巴楚的图姆舒克（Tumshuq）曾发现同于阗塞语相近的图姆舒克塞语（Tumshuqese）。近年来R. E. Emmerick、P. O. Skjaervo和D. A. Hitch等对这种塞语方言及文献进行了较以前深入的研究。46我国林梅村先生认为：（1）图姆舒克六号文书的有关记载说明，抄写文书的人是疏勒人；（2）一号文书的记载说明，图姆舒克遗址所在地名盘橐城；（3）唐代疏勒人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一些特殊语言现象是图姆舒克文书语言特点的反映。凡此，都证明这种语言实即疏勒语。47这是一种新的看法。
汉代蒲犁，后作渴盘陀、朅盘陀等，在今塔什库尔干一带。前面已经提到，1976—1977年在香宝宝地区曾调查发掘了一批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塞人墓葬。《大唐西域记》卷12谓其“语言文字大同佉沙国（按即疏勒）”，可证其语言亦属东伊朗语。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说朅盘陀王名裴星，《新唐书·西域传》谓其王原本疏勒人，疏勒王姓裴氏，故疏勒和朅盘陀王室可能出于同一家庭。48现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族和境外帕米尔地区的一些方言，包括Shughnān、Wakhān等，仍属东伊朗语。49这些语言与于阗语有许多相似的特点，如瓦罕语的yaš “马”、īšn“铁”与于阗语的aśśa和hīśśana一致，而在其他伊朗语中则变成了-sp-和-s-，如aspa、assa和aspana、āsan。另一方面，玄奘还记录了“汉日天种”的传说，曲折地反映出该地区居民在遥远的古代与内地人民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与我国医学工作者测定塔吉克族人手皮纹参数正常值得出符合东方黄种人特征的结论一致。50
在新疆和甘肃发现的文献中使用的伊朗语言还有粟特语、钵罗婆语（Pahlavī）、帕提亚语（Parthian）等。51此外有一种用希腊字母书写，过去被误称为嚈哒文而实际上与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或译为大夏语）一致的伊朗语。52这些文书大多年代较晚，或与佛教、摩尼教、景教的流传有关，故本文不拟涉及。但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王国和其他地区居留为时甚早，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起的作用非常显著，汉文史料亦可追溯到汉代。5320世纪初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燧遗址曾发掘到一批粟特文文书，即著名的“粟特古信”（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其年代，目前还存在争议。54关于来华的伊朗语族人及其语言、文献，相信今后还会有新的发现。55
还应该一提的是，新疆和田、洛浦、墨玉、莎车、英吉沙、疏勒和库车等县，分布着自称“艾努”（Ejnu）的居民。据调查，和田的艾努人（giwoz村）实行双语制，即与外界交际使用维吾尔语，而在艾努人之间或家庭内部使用一种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所不易懂的语言。这种语言里几乎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与伊朗语同源的语词，而且属基本词汇，但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已经受到维吾尔语的深刻影响。这究竟是一种伊朗语支语言与维吾尔语的“混合语”，还是保留了大量伊朗语“底层”（substratum）的特殊的维吾尔语方言，无疑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运用人类学资料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1984年，新疆博物馆与和田文管所在和田洛浦县山普拉乡南3公里处古河畔，发掘了一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地（碳十四断代为距今2290—1715年之间），出土大批于阗人骨骸。据研究56，这些古代居民在体质形态特点上接近长颅欧洲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与前述楼兰古城址东郊古墓中采集的人骨比较一致。从两处古代居民的语言系属来看，是有所区别的（分别属印度—雅利安语支和伊朗语支），但两者又同属印度—伊朗语族，在远古时代有着共同的起源，而且尼雅俗语中又存在不少伊朗语因素，可见语言学的研究并不与人类学的结论相悖。韩康信先生指出：“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甚至更早，地中海支系的一支居民越过帕米尔高原，顺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不断移殖到新疆境内，直至罗布泊地区。”57实际上，这种地中海东支类型的欧洲人种在古代分布颇广。1983年在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6件铜器58，其中有一铜武士俑，头戴尖顶大沿式帽，面部表情端凝，深目高鼻，造型非常生动。从图版观察，应属这一支系的欧洲人种。
最后，我们将着重讨论一下聚讼纷纭的吐火罗人、吐火罗语的起源问题和与此紧密相连的月氏问题，并附带谈一谈乌孙人。
众所周知，吐火罗语的发现和研究是20世纪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大事，自F. W. K. Müller和E. Sieg、W. Siegling以来59，各国学者对这些语言的命名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其中涉及许多复杂的历史和民族问题。60由于这场讨论的情况已为国内外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熟知，所以除在注释中列出主要文献外，不再一一赘述。耿世民、张广达先生在1980年指出，吐火罗语甲、乙方言可以分别称为焉耆—高昌语和龟兹—库车语。61笔者大体上赞同这个结论。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笔者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只是想借此机会，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谈一点个人的想法而已。
第一，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即焉耆—龟兹语）文献的时代约为公元500—800年，但吐火罗语本身是一种属Centum语组的古老的印欧语（“百”这个词在甲方言中是känt，在乙方言中是kante）62，这说明有一支与塞人等说东伊朗语的印欧人不同的印欧人很早就进入我国境内。我们应该寻找这一支印欧人的踪迹。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过去没有确证，现在已经有了一点线索。
1979年，新疆社科院考古所在距离现已干涸的罗布泊湖以西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沙丘上，发掘了42座古代墓葬，从中采集到18具头骨（男11，女7）。墓葬代表的年代因碳十四测定的数据不同，曾有很大争议，但现可肯定应属青铜时代63，距今约3000多年。根据对人骨的人类学特征的研究64，古墓沟文化居民同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和咸海沿岸的青铜时代居民，具有一般相近的原始欧洲人种特征，其头骨形态与诺的克类型（Nordic，即北欧类型）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他们与前述属欧洲人种地中海印度—阿富汗类型的古楼兰主要居民不同，代表了另一个欧洲人种类型。古欧洲人类型居民比地中海类型居民更早地出现在这个地区，他们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
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推测，这些早在三四千年前就已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白种人，有可能就是后来的吐火罗人。65在这一点上，语言学也已提供了证据。
前面已经提到，尼雅俗语应理解为楼兰鄯善的土著语言，而不是完全由印度传入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语言中有大量吐火罗语因素。66比如，在语音方面，缺少浊塞音（g、d、b）、清送气音和浊送气音，这与吐火罗语是一致的。67 T. Burrow认为，鄯善国的居民原来说的是一种与后来的焉耆—龟兹语有些不同的吐火罗语，也就是说，存在吐火罗语的第三种方言。此点为当今的一些学者所接受。这样，我们就把吐火罗人在塔里木盆地的历史大大提前了。
第二，既然吐火罗人是我国的古老民族，那么，在汉文史料里，他们以什么名称出现呢？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以后，我们认为只有“月氏”足以当之。
一般认为，《逸周书·王会篇》（《伊尹朝献》作“月氏”）和《管子》中《国蓄》、《揆度》、《轻重甲》、《轻重乙》各篇的“禺氏”（《地数篇》作“牛氏”），《穆天子传》的“禺知”是指月氏。68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的一座西周墓地的出土物中有一青铜戟，戟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类似的头像还见于1980年在陕西扶风一处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两件蚌雕。以上三例表现的白种人，可能就是吐火罗—月氏人。69当秦汉之际，月氏为我国古代北方三大民族（东胡、匈奴、月氏）之一，在敦煌、祁连间，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故其活动范围可自塔里木盆地直至鄂尔多斯草原。月氏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后，其势力受挫；其王为老上单于所杀后，族人分裂为大小。大月氏辗转西迁70，征服大夏（巴克特里亚），并建国于中亚南部71，在世界史上留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未迁者保南山，与羌混合，是为小月氏。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吐火罗—月氏人西迁后，“吐火罗”一名遂为各种文字的文献所著录。据Strabo《地理学》（xi.8.2）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是四种游牧民Asioi、Pasianoi（Pasiani）、Tokharoi（Tochari）、Sacarauli。Trogus则谓“斯基泰部族Saraucae和Asiani占有了巴克特里亚和粟特”，又谓“Asiani（成了）Tochari的王，Saraucae被灭亡了”。72对这两段记载，不少中外学者都对照《史记》、《汉书》做了研究，其中有的人强调“大月氏”和“吐火罗”的区别73，认为二者不能混同：吐火罗等四族统治巴克特里亚在前，“月氏西击大夏而臣之”在后。但是，由于信息来源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古代中西史家对历史事件记载的具体细节不可能全同，在这一点上实在没有必要过分拘泥。月氏是以吐火罗人为主，但在西迁过程中也必然混杂了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各部，两者已经很难区别。所以，我们仍然和当今大多数史学家一样，相信希腊史料所记征服巴克特里亚的四族中有一部或几部是月氏人。74这里顺便列出见诸各种语言的“吐火罗”名称，比如，希腊语Tóxapoι，拉丁语tochari，梵语tusāra、tukhāra，俗语tukhǎra，藏语thod-kar、phod-kar（可能与“小月氏”亦有关），阿拉伯—波斯语tuxārā，突厥—回鹘语twxry、twγry，亚美尼亚语t’uxari-k’，等等，这也反映了吐火罗—月氏人在欧亚大陆古代历史上所占的相当重要的地位。
汉文史籍将巴克特里亚之地称为“大夏”，这个名称从何而来也引起了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大夏”就是“吐火罗”的异译，但从对音说并不完全切合。而且“大夏”一词在我国古籍中很早出现，见于《逸周书》、《山海经》、《左传》、《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风俗通》、《史记》、《汉书》等书75和秦始皇《琅邪台刻石》，其中除《左传·昭公元年》的“大夏”实指宗周时夏墟，为晋封地外76，一般都认为在北方或西北方流沙之外（后来甚至有移到南方的），颇带些神秘色彩。所以，G. Haloun认为当张骞到达巴克特里亚时，因其地为他旅程的最远处，又想到古代的种种传说，遂以“大夏”名之。77我以为这种说法比较可信。当然，也有可能像伯希和所说的那样，“纪元前二世纪末年之中国人，因译写吐火罗之名称，曾假用中国载籍固有之中国旧名，而此旧名之适用，遂有碍于译音之正确”78；“大夏之大原亦解作大小之大，后来因与吐火罗读音仿佛相近，遂一变而为译名”79。
自王国维以来我国学者多有主张大夏西迁说者。80他们认为西方的吐火罗即我国古代的大夏，故地在且末、于阗间，其西迁时间早于月氏，循南道而行，徙葱岭以西，最后在妫水中游南岸巴克特里亚定居下来，建立大夏国。为了证明这一假说，他们还引《西域记》卷12所记“覩货逻故国”，认为此与周秦间书所记大夏地位符合。黄文弼先生的主张略有不同，认为大夏以河洲即导河为中心，分布于洮河及大夏河流域，在西汉之初西迁。这种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资料（包括文字史料、语言学证据和考古发掘所得遗物）可以证实。至于玄奘所记“覩货逻故国”，目前还没有任何可信的结论，只能视为一种可能与月氏西迁有关的传说。最近王宗维先生又讨论“吐火罗”与地名“敦煌”的关系81，认为吐火罗人至晚在战国时就住在今新疆焉耆至罗布泊一带，汉文史籍称“敦薨”，由于塞种人东徙等原因的推动，大部分向东迁徙，进入河西走廊西部，史称敦煌。后来，由于月氏的扩张和匈奴西逐月氏，吐火罗人又大部分西迁，有的到达葱岭以西，重新建立国家，是即西方史料的Tochara。这是关于吐火罗人的又一种假设，但也无法从中外史料中得到证实。不过，作者在文中提到，今安西东部双塔堡以南有个地方叫“兔胡芦”，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文物很多，这类线索有价值，值得以后的研究者注意。
我们肯定了月氏大体上就是西方史籍的吐火罗，下面想进一步简要讨论一下它的族属、语言和族称。
关于月氏的族属，虽自19世纪以来众说纷纭，但目前除国内外有少数学者主张突厥说82、羌族说83外，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肯定月氏为一种说印欧语的古代民族。但是，在月氏究竟说印欧语系的伊朗语还是吐火罗语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论。
主张月氏说伊朗语的学者为数不少。B. Laufer在其名著Sino-Iranica中，认为月氏说一种北伊朗语，与斯基泰语、粟特语、雅格诺布语（Yagnōbi）和奥塞特语（Ossetic）接近84。G. Haloun将“月氏”一词的原型构拟为*Zgujaka，从而将“月氏”与斯基泰人（Scythians）等同起来。85到20世纪50年代时，榎一雄仍表示赞同此说，并推断月氏是希罗多德笔下的“游牧的斯基泰人”（Detached Scythians）。86此外，还有人主张月氏就是希罗多德书中的马萨革特人（massa意为大，getae是月氏的原音，“大月氏”即Massagetae）。87H. W. Bailey在其近著里根据于阗语文书中的族名Gara（*γara-），从语言学角度讨论了与大月氏、小月氏以及“吐火罗人”有关的一系列民族和历史问题。他认为月氏原住地张掖（甘州）就是Ptolemy书中的Horáρα（Tho-Gara），汉书中的“大夏”、“大月氏（支）”、“吐火罗”等名都与此有关，“月”是γara的略译，加上表示族称的伊朗语后缀ċīka，所以“月氏”的原型是*γaraċīka。88他竭力主张月氏—吐火罗人说伊朗语，而将焉耆—龟兹语称为“伪吐火罗语”（pseudo-Tokhara languages），也就是说，操吐火罗语的居民袭用了原来的伊朗语名称，这种名称的转移在中亚史上常见，就像藏文中的sog-dag原指粟特人，但后来却以sog-po之名称呼蒙古人一样。另有一派学者认为月氏说吐火罗语，我们也倾向这种主张。当然，渡过阿姆河攻占巴克特里亚（大夏）的不只是月氏，月氏也不是一个单纯的部族，其中必定有类似Saka、Sarmatians、Scythians的伊朗成分，所以Laufer研究的月氏语汇实际上是月氏统治下的伊朗语部族的语言。89В. И. Сарианиди主持的苏联阿富汗考古调查团1978年在阿富汗Shibarghan附近的Tillya Tepe发掘了一处贵霜早期墓葬90，出土了两万多件黄金饰品，时代约为公元前1世纪初到公元1世纪末。墓中还有来自中国的汉式清白镜。91许多饰物都具有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民的动物纹样的风格，当能反映贵霜帝国创建者的文化面貌。所以，可以把月氏人理解为一个部落联盟，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说吐火罗语的印欧人，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伊朗语部族加入，甚至还可能有些阿尔泰语部族乃至羌族的成分。92
再从语音方面来看，Haloun所构拟的“月氏”的原型*Zgujaka很难成立。W. B. Henning指出，就汉语来说，开首的咝音没有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至于在西方资料里，“斯基泰”之名的首音是ṡk不是zg。93蒲立本在他的著名论文里94曾对一些与月氏有关的名称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有吐火罗语的语汇，还举出汉文古籍中的一些词汇作为说明吐火罗语影响的例证，其间虽不无可商之处，但汉人与吐火罗—月氏人的接触早于与伊朗语各族的接触，是完全可能的。他还进一步认为康居（*Kαηκα）95、大宛（*Taxwār、Tochari）与大月氏一样，也是说吐火罗语的。W. Winter曾主张将贵霜王朝的语言和族属与龟兹语和龟兹联系起来，认为回鹘文题识中的Küsän（苦先）是与“贵霜”一名有关的。96B. B. Иванов也研究过贵霜王名中的后缀-ṣka，认为来源于龟兹语。97还应该提到，《大唐西域记》卷1玄奘所记的屈支国（龟兹国）昭怙厘寺，《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作“雀离大清净”，《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作“雀离大寺”，与《洛阳伽蓝记》卷5《宋云行纪》中说到的于富楼沙（Puruṣapura，今白沙瓦）所见迦腻色迦建造的“雀离浮图”同名，应该都是代表一个吐火罗语词。98
关于“月氏”一词的音义，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前面已略有涉及。“月氏”或作“月支”，也有写作“月氐”的，20世纪30年代时，徐中舒、郑德坤、冯家昇诸先生曾对“氏”和“氐”问题进行讨论。99“月氏（氐）”的古音，按高本汉的构拟是ngịwat ngịwet-dịěg/żịe或tiәr/tiei。100或以为“月”是“
”即“肉”字101，这种说法并无根据，只见于通俗字书，不成能立。J. Marquart在1901年主张月氏即前述Strabo书中的”Aσιο，Trogus书中的Asiani，以及Strabo书中的Πασιαυοí，对后者他又校订为Γασιανοí，并进而将这些民族与Ptolemy书中的居于药杀水上流北边的’Iáτια等同起来。102蒲立本在此基础上，将“月氏”的原型构拟为*Ywati，认为即希腊文的’Iáια103。但此说为Daffinà所否定。104陈世良先生最近提出105，汉籍中“月氏”一名或来自东伊朗语，与“焉耆”等名有关；或来自氐语，与“禺知”等名有关，其本意是红色—南方，并做了一系列的比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牵涉过远，证据不足。
原与月氏为邻，亦居于祁连、敦煌间的乌孙（可能月氏在河西走廊之东，乌孙在西）的族属、语言也是屡经讨论而至今没有定案的问题。有的学者主张乌孙说突厥语，如19世纪末叶拉德洛夫、阿里斯托夫的著作和日本白鸟库吉106、我国的张西曼107等。但根据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伊塞克湖（热海）和伊犁河流域等地乌孙墓葬遗骨的研究，乌孙人应属欧罗巴类型，其语言应该是一种印欧语。108在我国境内，20世纪60年代初伊犁河流域昭苏地区也发掘了一批乌孙古墓，这是乌孙考古的重要收获。对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表明，乌孙人属高加索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109这是新疆迄今发现的三种高加索人种成分110代表中的一种（其他两种是前述古欧洲人类型和东地中海类型，分别以古墓沟和楼兰墓地的人骨为代表）。
在乌孙说伊朗语还是吐火罗语的问题上，也存在不同意见。W. B. Henning、W. Samolin111等主张乌孙人说吐火罗语。近来蒲立本又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乌孙”的古音可以构拟为*’ah-smәn，并与Ptolemy书中的’Aσμιραια（Asmiraioi）勘同。112他一再说乌孙讲吐火罗语，并谓乌孙统治者名衔中常见的“靡”（mi＜māδ）可能来自吐火罗语“王”（焉耆语wäl，龟兹语walo）。113对月氏和乌孙共有的称号“翕侯”（翕侯，贵霜货币上的形式是yavuga），蒲氏认为来源于吐火罗语“土地，国家”一词（焉耆语yapoy，龟兹语ype）。114但这些材料还比较零碎，难以据此做出肯定的结论。汉籍记载的月氏、乌孙毗邻而居，主要操吐火罗语的月氏地域偏东，乌孙相对偏西，两者有明显区别，所以，我们倾向于J. Charpentier115以来不少学者的见解，认为乌孙应与塞人有共同之处，也主要是一个说伊朗语的部族。就拿前面提到的“翕侯”来说，也可能如Richard N. Frye所主张，是一个伊朗语词，来自伊朗语词根
，意为“掌握，控制”。116
在肯定了月氏、乌孙都是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印欧人之后，有一个问题需要稍做讨论。韩康信、潘其风两先生在近作117中指出，至目前为止，在甘肃境内，特别是敦煌以东的河西地区所发现的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以前的各种古代文化类型居民的遗骨，经研究都属于蒙古人种系统，没有发现可信的高加索人成分；在河西地区也没有找到能与乌孙、月氏明确联系起来的文化遗存。当然，生活方式大致相同的游牧部族的遗物很难互相区别，但人骨材料应是相对可靠的物证。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今后的探索和进一步研究。将步达生（D. A. Black）等研究过的甘肃史前人种资料与渭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人类学资料相比，可以发现甘肃的头骨有更低而狭的面，更小的突颌和更低的眼眶，鼻骨突度更大，鼻孔更狭。这种差异特征的组合方向，有人认为是在中国西北地区渗入欧洲人种，同时也不排除某种古印欧居民进入该地区的可能。118我们大体上赞同这种看法。
第三，当初，F. W. K. Müller和E. Sieg、W. Siegling诸位学者将焉耆—龟兹语定名为“吐火罗语”，确实根据不足，且有不少误解，这一点已经成为国际中亚史学界的共识。但是，新的发现和研究表明，焉耆—龟兹语及操这些语言的居民似乎并不是与“吐火罗”一名毫无关涉的，也不是偶然地名称雷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E. Sieg的名言“反正是吐火罗语”还是值得重视的。
经过前引S. Lévi、Pelliot、H. W. Bailey、Haloun、W. B. Henning、O. Maenchen-Helfen等的精心研究，与吐火罗语命名有关的不少语言、民族和历史问题已经得到了澄清。Henning指出，回鹘文题识中的twγry与粟特语《国名表》（nāfnāmak）的吐火罗名称’tγw’r’k在对音上有距离，此twγry大约相当于《九姓回鹘可汗碑》粟特文部分、回鹘文摩尼教文书题识和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歌的四Twγry（ctβ’ r twγr’ k），包括北庭（别失八里）、高昌、焉耆等地。119他又指出，被F. W. K. Müller读作Nagaradeśa（那竭，在喀布尔河流域贾拉拉巴德附近）的N’ krdys应为knydys（即焉耆）的梵语化名称Agnideśa。120这样，就可以证明twγry一名在使用的当时（约为公元700年）确与“吐火罗”是明显有区别的，这一结论已为当代学者广泛接受。但是，根据新的发现，吐火罗—月氏与焉耆—龟兹又是相互间有关联的。下面拟稍做介绍：
（1）1958年苏联发表了已故В. С. Воробьев-Десятовский考释的一件藏于列宁格勒的乙种吐火罗语—梵语合璧文书121，在这件文书里，Kucaññe（龟兹）的对应梵文词是tokharika。同年，W. Winter和A. V. Gabain发表了一件乙种吐火罗语与回鹘语合璧的摩尼教赞颂文书122，在这件文书里，用küsän一词来称呼乙种吐火罗语。翌年，Вял. Bс. Иванов撰文讨论乙种吐火罗语的命名问题123，肯定应该称为“龟兹语”。在文章里，他列表说明甲、乙吐火罗语在各种语言的文献中的名称，从中可以看出，吐火罗一名很难避开，它总是伴随着甲、乙吐火罗语（甲种吐火罗语toxrī，乙种吐火罗语Kucaññe、küsän [ugu küsän]、tokharika）。
苏联发表的这件文书引起了广泛注意。除了不少文章和著作先后征引外，Bailey、Thomas和Winter都进行了专门讨论。В. С. Воробьев-Десятовский原读作Кyчаййе ишәчаке, H. W. Bailey最初认为第二个词应读作iñcake，但在得到一张更清晰的照片后，仍维持iṣcake的读法，认为kucaññe iṣcake意为“龟兹女子”124。W. Thomas进一步研究以后，认为第二个词应读作iṣṭhake，是个梵语借词；kucaññe iṣṭhake意为来自kučā，出于某一婆罗门家族的成员（name of a brahmanical gatra）。125 W. Winter不同意上述意见，他先主张第一个词应读作kuṭhaññe，以后又发表了一篇专文126，同意kucanne的读法，但又认为在合璧文书所属的时代，龟兹之名应是Kuci（形容词形式是kuciññe/kuśiññe），故此词不可能指龟兹。
这个问题还可以留待以后的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2）1980年苏联Л. Ю. Тугушева刊布《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第五卷残卷》127，共16叶，对应于汉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末至卷终，计270字。这是玄奘回国路程中从塔什库尔干到长安的一段历程，所述及的三十多个地名大部分在今新疆，是研究中亚史地的有价值的资料。最值得注意的是，回鹘译文以Toxri对译玄奘所记之“覩货逻故国”。前已述及，此“覩货逻故国”究何所指未有定论，可能与月氏西迁有关。对此，黄盛璋先生已做了详细研究128，认为覩货逻故国应是月氏自敦煌向西南发展，过婼羌以西时所建，与小月氏仲云族129的祖族可能有关，故回鹘文之toxri实指月氏族及其用语。这个新说也可供进一步研究。
（3）在汉文资料里，除出生于龟兹的高僧鸠摩罗什将吐火罗等同于“小月氏”早已引起中外学者注意130外，还可举出敦煌本S.367《西天路竟》。其文句有曰：“又西一日至高昌国，又西行一千里至月氏国，又西行一千里至龟兹国。”此“月氏”当指“焉耆”无疑。何以宋初之人称焉耆为“月氏”，过去多认为是误抄或音近而误，最近黄盛璋先生结合上述回鹘文译本《玄奘传》，重新进行了研究131，认为焉耆、龟兹为大月氏西迁一路的遗留部族，后即成为该地的统治民族，故《路竟》称焉耆为月氏并非偶然，并从而论证了吐火罗语实即月氏语。对黄先生的这个新见，笔者认为是颇有见地的，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至于甲种吐火罗语残卷中的自称ārśi，E.Sieg、F. W. K. Müller、Sten Konow、H. W. Bailey、辻直四郎、A. J. van Windekens等都做了一些研究和比附。132 W. B. Henning以为当是乌孙133，实难以成立。王静如先生曾在Henning对突厥文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中Toquz ärsin一名解释134的基础上，论证ārśi应自古音*ārg(w)i演化而来，即指焉耆（焉夷）。135黄盛璋先生赞同此说，并在近作中进行补证，认为其原意可能是龙，即焉耆王龙姓与焉耆人龙部落、龙家之由来。136两位先生的论点可备一说，但这仍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目前只好暂且存而不论。
总之，通过近年中外学者的努力探索，可以相信说吐火罗语甲、乙方言即焉耆—龟兹语的民族与月氏人有密切联系，与西方记载中的吐火罗人也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共同性，这在“吐火罗问题”的各种猜测中，是一个经过反复论证和驳难而最终无法推翻的假设，应该作为今后研究的出发点。
第四，作为印欧人的一支，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必须联系印欧人及其各族的起源、迁徙、扩散以及与其他各族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关于印欧人的起源和故乡（Urheimat），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语言学问题。各国学者对此所做的假设不下数十种。137粗略地说，可以分为亚洲起源和欧洲起源两大派。在亚洲起源说方面，又有印度、帕米尔、中亚、西亚等种种说法。在欧洲起源说方面，则有南俄、东欧、中欧、北欧等不同看法。近年来，Marija Gimbutas所主张的Kurgan文化代表原始印欧人的理论138，引起了学者们很大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斟酌国外的各种新说，我们认为印欧人的故乡可能是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向西伸展到多瑙河流域，向东伸展到里海沿岸，包括南俄第聂伯河和顿河流域在内的相当广阔的地带。139在前文的注释中已经提到，一些印欧语言学家如H. Pedersen、R. A. Crossland、F. R. Adrados等都将吐火罗语看成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边缘地区的方言，所以，如果能解决说这种语言的人的原住地问题，对解决印欧人的起源和故乡问题是很有帮助的。反之亦然。下面我们想介绍一下主张吐火罗人起源于西亚的新说。
著名语言学家T. В. Гамкрелидзе和Вяч. Bс. Ивано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接连发表了几篇文章140，提出印欧人的故乡是在近东（约公元前4千纪），印欧语处于北面的原始卡尔特维利语（Proto-Kartwelian）和南面的原始闪语（Proto-Semitic）之间的中间地位。他们认为印度—伊朗语、“古欧洲语”和吐火罗语组成一个语言联盟（Sprachbund），说这些语言的部族由东迁到中亚，所以有很多来自这些语言的借词进入欧亚草原的语言中，以后吐火罗人更向东迁，东伊朗语和“古欧洲语”的联盟则迁到黑海北岸，最后“古欧洲语”再向西扩展到全欧洲。1984年，他们发表了巨著《印欧语与印欧人》141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在此之前，W. B. Henning（1908—1967）的遗作《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142于1978年发表。这篇文章没有涉及印欧人的故乡问题，全文的主旨是论述“原吐火罗人”（Proto-Tokhrians）的起源。Henning将“原吐火罗人”与楔形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古提人（Guti，加上阿卡德语的格尾音，就成了Gutium等形式）等同起来。143巴比伦统治者Narâm-Sin败于来自波斯西部山地的古提人之手，他们主宰整个巴比伦约达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但其来历不清楚。Henning肯定古提人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同时，他还研究了古提人与楔形文字材料中的Turkriš人之间的关系。Turkriš一词末尾的咝音可能是当地语言的格尾音，所以实际上的词干是Tukri，其居住地从东面和东南面邻接古提人的区域。作者假定Tukri和Guti是两个关系紧密的兄弟部族，他们在公元前3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的则仍坚持游牧生活，是即后来中国史书记载的“月氏”。“月氏”一名最终来源于Guti （Kuči这个名称也是由Guti变来的），“吐火罗”一名最终来源于Tukri。Guti和Tukri这对孪生兄弟之所以被称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因为他们在波斯的出现先于赫梯人之到达小亚细亚。另外，他还提出前述希罗多德著作中的Argipaeans就是Argi（焉耆）的居民。
Henning此文受到学者们的高度赞扬。著名伊朗学家Ilya Gershevitch认为该文是Henning最具卓识的学术成就。144 Гамкрелидзе和Иванов在完成关于印欧语和印欧人的巨著时尚未读到这篇文章，他们在1986年获知此文后，深受启发，于1989年以同样题目发表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145，运用丰富的语言学资料，发展了Henning的理论，肯定远在公元前3千纪时，吐火罗人就已经居住在近东，并在其历史发展和迁徙过程中，与原安纳托里亚各族、原突厥人、乌格里安—芬语各族、汉藏语系各族以至南亚语系各族、说朝鲜语的民族等发生了联系。
W. B. Henning和两位苏联学者都是卓越的语言学家和语文学家，他们的论文内容丰富，知识淹博，富有创造性；他们描绘的这样一幅历史图景也引人入胜，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总的说来，还缺乏可以作为证明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例如，两篇文章都认为史前伊朗和古代中国的各种制品和陶器纹饰之间具有极其明显的相似性，以致谈论任何独立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而古代中国和伊朗之间这种交通的媒介正是吐火罗人。这种说法显然并不是中外考古学家都赞同的，颇可商榷。因此，吐火罗人来自西亚的说法目前还只是一种假说。有的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如D. Q. Adams在其最新著作中就认为Henning说法成立的可能性不大。146
关于吐火罗人的原住地，至今还是一个谜。根据G. S. Lane的分析147，吐火罗语的位置介于波罗的—斯拉夫语和希腊—亚美尼亚语之间，后来又与意大利—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发生接触。Q. Adams否定此说，认为吐火罗语与日耳曼语的关系最密切。目前我们只能笼统地说，吐火罗人可能来自东欧或中欧某地。在其迁徙过程中，曾与芬—乌格里安语各族发生过相互影响，这在两者语言的词汇、音位系统和类型学结构上都有反映，差不多已经得到了公认。148与吐火罗人东迁有关的考古材料，现在还难以做出肯定的比附。但Afanasyevo文化与Andronovo文化的一部分或与吐火罗人有关。149前述古墓沟一带发现的原始欧罗巴种族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分两次由北而南进入塔里木地区，所以他们的人类学特征分别接近于Afanasyevo的人骨与Andronovo的人骨。
关于吐火罗人与原始突厥语民族的接触，为时也相当早，G. Clauson曾举出若干突厥语的例证。150 W. Winter和A. Ròna-Tas亦做过研究。151较此晚些，吐火罗语与汉藏语也发生了接触。例如，汉语“蜜”一词应来自吐火罗语（*miet［原始吐火罗语*myät］乙种吐火罗语mit）。152再如，甲种吐火罗语的mkow，乙种吐火罗语的moko（猴）来自藏缅语153（汉语“沐猴”是一个合璧词，语素“沐”为藏缅语成分m[j]uk-猿/猴154）。约与此同时或更晚些，吐火罗人与阿尔泰地区、蒙古西部和图瓦地区可能说东伊朗语的欧罗巴种族也发生了接触。155月氏人中就包含了不少说伊朗语的部族的成分。公元前5—前4世纪或公元前3—前2世纪的著名的Pazyryk巨冢人骨资料说明其主人是带蒙古人种成分的欧罗巴人种类型。对其族属，发掘者С. И. Руденко认为是“月氏”。156 Clauson也认为吐火罗—月氏人的位置应较斯基泰—塞克人更往东。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研究。
最后，我们拟简单评述一下最近关于吐火罗人及其语言的起源问题的另外两个新说，以结束本文。
（1）印度学者A. K. Narain也以《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为题撰文157，主张吐火罗—月氏人起源于中国境内。他认为我国的齐家文化甚至仰韶文化代表的正是吐火罗人等“最初的”印欧人的文化，吐火罗人不是从西方迁入的“外来户”，而是当地的土著。他进而认为印欧人也可能起源于中国，吐火罗人是“最初的”印欧人中的一支，也是最后离开故乡的。与吐火罗人同属“最初的”印欧人的还有赫梯人和说Centum语组语言的各支，他们先后在公元前3千纪至前2千纪西迁。居住在“最初的”印欧人西边的是“较晚的”印欧人（“Second” Indo-Europeans），他们包括伊朗语各族如Cimmerians、Scythians、Saka、Sarmatians等，还有其他说Satem语组语言的各支。这样，我国北方就成了吐火罗—月氏人甚至全体印欧人的“摇篮”。
把齐家文化和仰韶文化看成是吐火罗人和“最初的”印欧人的文化，至少就目前而言，在考古学和人类学上都难以证实。对这两种考古学文化，我国考古学家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158，特别是仰韶文化，大家公认在中国原始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其核心部分，恐难以把它和历史记载上的月氏人联系起来。从人类遗骨看，仰韶文化的居民比较接近现代蒙古人种中的东亚和南亚类型，其中某些特征可能更接近南亚类型。159齐家文化的人种分类，则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中的华北人比较相近160，也可能受到一些古印欧语居民渗入的影响。可以与月氏人相联系的文化遗址，现在还未能确定。张光直先生曾指出：“河西走廊在公元前数世纪之内史前文化的分布，可以说是研究月氏与乌孙史前史的最紧要的资料。假如这些民族与四坝或沙井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同时月氏与乌孙的民族种属果然近似西方高加索种。则这对于四坝文化的来源以及与齐家文化的民族上之关系，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161根据最近的考察和发掘，河西的四坝文化（属青铜时代）应是古老羌民部落的遗存，他们经营一种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162至于沙井文化，安志敏先生认为其住地已出现城郭（三角城），不可能属于游牧的大月氏族。163但近年仍有人主张月氏和乌孙的物质文化遗存可从沙井文化与
马类型文化中得到某种启示。164总之，对新疆、河西以至鄂尔多斯的“吐火罗—月氏”文化遗存的研究和确认，应是未来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课题。
（2）Clyde Ahmad Winters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接连发表文章，提出了关于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起源于达罗毗荼人的说法。165作者肯定古代印度哈拉巴文化（Harappan Culture）的创造者是达罗毗荼人，而按作者的看法，达罗毗荼人又起源于非洲，他们在远古时期迁到中亚，并在中亚的语言和文化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吐火罗语中有达罗毗荼语和非洲曼丁（Manding）人语言的底层存在。除了这种性质的底层外，吐火罗语还受到波罗的—斯拉夫语的影响，吐火罗人且曾受制于波罗的—斯拉夫人；而在波罗的—斯拉夫语中，又存在许多芬—乌格里安语因素。正是这几种语言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吐火罗语的面貌。作者用相当多的篇幅举例说明吐火罗语、达罗毗荼语和曼丁语之间的相似性，并进而引用范围颇广的资料，对有关中国、中亚、印度、西亚等地的一些历史、民族和语言问题做了一系列颇有浪漫色彩的比附和推测，比如说月氏族中包括了说曼丁语和达罗毗荼语的成员；汉字“夷”由“大”“弓”二字组成，而西亚Elam人被称作“弓人”（有些学者认为Elam语与达罗毗荼语有关166），两者正相符合，等等。
平心而论，作者的论述并非一无可取。他所提到的古代中亚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哈拉巴文化的影响167是事实。达罗毗荼语与吐火罗语和阿尔泰语之间的关系也有人做过研究。168至于赤道人种，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亦曾起过作用。169说到欧亚草原文化的共同性以及彼此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更是早已引起了注意和研究。170但要把这些个别的历史事实都联系起来，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景，则未必能取得成功。在涉及吐火罗语语言学的问题上，W. Winter已经指出171，作者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这说明他未能很好地运用历史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原则。
通过以上简略的论述，可以证明说印欧语的各族在我国从史前时代开始就已发挥过相当重要的影响力。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它说明了：古代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是互相学习的。我们今天这样灿烂的文明，不是哪一个民族独立创造的；尽管各民族在创造中所起的作用不完全相同，但是都起了作用，都有所贡献，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172同时，我国境内各族自古以来就不故步自封，他们和世界各族有广泛的交流173，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像李济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文化常常接受外国文化，是没有疑问的，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能接受才能发展。”174
编补
1.本文中提到的“疏勒语”，引林梅村先生之说。对此有不同意见，请参阅荣新江、段晴：《据史德语考》，载《中亚学刊》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9—21页。
2.关于“粟特古信”，最近有更为可靠的英文译本，参阅：Nicholas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in M. G. Schmidt and W. Bisang ed.,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i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g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Trier: Wissensсhaftlicher Verlag, 2001): 267-280; F. Grenet, N. Sims-Williams, and E. de la Vaissiè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i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2, 1998: 91-104。
3. T. Burrow在1935年（JRAS: 667-675）提出：鄯善国的居民原来说的是一种与后来的焉耆—龟兹语有些不同的吐火罗语，也就是说，存在吐火罗语的第三种方言。此说为当今一些学者如美国吐火罗语专家Adams所接受，并予进一步论证。但最近意大利学者Giorgio Banti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佉卢文书中的许多男女人名显然源于非印欧语，故当地居民使用的语言可能不是吐火罗语，见其提交给2000年在德国Halle举行的印欧语会议的论文：“Tocharian C”, Again on the Question of Tocharian and Pseudo-Tocharian Elements in Kroraina Prakrit。
（原载李铮等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 已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并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2 A. Stein, Serindia, II, Oxford, 1921, p.703.
3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49页。
4 A. Stein, op. cit., p.702.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48—149页。
5 E. D.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etc., Oxford, 1913, p.118. 任城国在今山东省，即后之济宁州，建于后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见《后汉书·郡国志三》。最近有人指出，山东在汉唐时期所提供的丝绸居全国之冠，所以是“丝绸之路”的“源头”。参阅杨学锋、丁绍敏文，载《经济日报》1990年10月14日；并见展羽：《丝绸之路的源头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6 H. Lüders, Textilien im Alten Turkistan, Abhandlungen der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 h. Kl., Berlin,1936, p.37.
7 S. Konow, Note o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ilk-strip No.34:65,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Stockholm,1939, pp.231-234.
8 J. Harmatta, The Oldest Evidence for Silk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ltheim, Stiehl, R.: Geschichte Mittelasiens in Altertum, Berlin,1970, pp.650-684.
9 请参看E. Pulleyblank的最新研究：The Name of the Kirghiz,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4, 1990。
10 还有一些古老民族，现在无法准确地定其语言系属。如戎，是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各族的通称，支系众多，其主要一部分当属汉藏语系，但也有一部分可能属阿尔泰语系甚至印欧语系。参阅Ε.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ited by David N. Keightley, Berkeley, 1983, pp.419-420。又如丁零，一般认为是高车、回纥、回鹘的先民，其语言属一种原始的突厥语（E. Pulleyblank, op.cit., p.448；护雅夫：《突厥起源的探索》，羊毅勇译，《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但在远古，也可能与南西伯利亚的印欧人有某种渊源关系，请参阅反映我国学者不同观点的以下著作：周连宽：《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朱伯隆：《丁零新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谷苞：《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周伟洲：《也谈新疆维吾尔族族源问题》，《西北历史资料》1981年第2期；程溯洛：《维吾尔族居住新疆考》，《西域史论丛》第1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24页。再如呼揭（乌揭），在乌孙西北，与丁零、坚昆邻近，或以为与后来的回纥有关（J. J. M. de Groot, 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s, Vol.I, Berlin-Leipzig,1921, p.79;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の研究》，东京，1943年，61、64页），恐不可信。至于时代较后的嚈哒，可能是伊朗语民族，但还有争议，有人认为与“月氏”有某种渊源关系，还有人认为很可能也说阿尔泰语系语言，请参阅K. Enoki,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Ephthalite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18,1959;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8—43页。在我国和亚欧历史上都很重要的匈奴，其语言系属不明，有突厥、蒙古和古西伯利亚语（Palaeo-Siberian Languages）诸说。蒲立本认为匈奴的语言类似古代克特语（亦称叶尼塞—奥斯恰克语），见E.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appendix-The Hsiung-nu Language, Asia Major, IX,2,1963, pp.239-265。近来佐藤长考证了一些匈奴地名，重申白鸟库吉之说，主张匈奴说蒙古语族语言，请参阅《匈奴の若干の地名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48卷第4号，1990年。
11 请参阅Soviet Scholars on Archaeology and Indo-Aryans, Archaeolog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and the Indian Borderlands, edited by S. P. Gupta, Vol.I, Delhi,1979。
12 T. Burrow, The Proto-Indoary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73.
13 Д. И. Эдельман, Дардские языки, Языки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I,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языки, Дрaвидийские языки I, Москва, 1978; Graham Ε. Clark, Who Were the Dards? A Review of the Ethnographic Literature of the North-Western Himalaya, Kailash, Vol. 4, 1977.
14 T. Burrow, The Dialectical Position of the Niya Prakri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III, 1936.
15 林梅村：《新疆尼雅发现的佉卢文契约考释》，《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134页。
16 D. A. Hitch, Kushan Tarim Dominatio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32,1988.与这种流行看法观点不同的文章，请参阅莫任南：《东汉和贵霜关系史上的两个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B. N. Mukherjee, Kharoṣhṭhī Documents of Shan-Shan and the Kushāṇa Empire, 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dited by J. Harmatta, Budapest, 1979。关于玄奘所记迦腻色迦时“河西蕃维畏威送质”（《大唐西域记》卷1、卷4）事，参阅夏鼐：《中巴友谊的历史》，《考古》1965年第7期，注12引向达说；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140—142页。
17 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载《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85—86页。
18 T. Burrow, Tocharian Elements in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 Iranian Words on the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II, 1934-1935.
19 吐尔逊·艾沙：《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20 韩康信：《新疆楼兰城郊古墓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第5卷第3期，1986年。
21 早在1960年，В. В. Гинзбург就设想过在塞克时代和更晚的时期，帕米尔东南部居民同我国新疆居民有直接联系，见韩康信前引文，240页。
22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69页。
23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黄烈：《谈汉唐西域四个古文化区汉文的流行》，《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419—423页。
24 “苏毗”一名亦见于于阗文《赞巴斯塔书》。参阅H. W. Bailey, 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II, Cambridge, 1985, pp.79-81。
25 F. W. Thomas, The Early Population of Lou-lan-Shan-shan, The Journal of the Greater India Society, XI, 2,1944；榎一雄：《プトレマィォスに见ぇるイセド—ス民族について》，《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72年。
26 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3-19; W.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章巽汉译本《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40—68页）。关于斯基泰人，请参阅T. Sulimirski根据苏联考古发掘成果撰写的最新著作：The Scyth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2, edited by I. Gershevitch, Cambridge,1985。
27 О. Szemerényi, Four Old Iranian Ethnic Names: Scythian-Skudra-Sogdian-Saka, Wien, 1980, pp.43-46.
28 H. W. Bailey, op. cit., p.131.
29 Hasan Oraltay：《关于“金装人”之报道》，马明道译，原载伊斯坦布尔出版的《Ötüken》1975年第5期（总和137期），汉译文载台湾《政治大学边疆年报》1977年第7期；黄振华、张广达：《苏联的乌孙考古情况简述》，载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00页。参阅原发掘者的著作：К. А. Акишев, Курган Иссык Вглубь веков, Алма-Ата, 1974; Курган Иссык, М.,1978。
30 G. Fussman, Documents Épigraphique Kouchans, Bulletin de I’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61, 1974, pp.22-31.
31 转引自Б. А. Литвинский：《1967—1977年苏联学者对古代中亚历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原载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1977, 4，汉译文载《考古学参考资料》3—4，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71页。
32 王小甫：《先秦我国西北的塞种》，《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
33 顾颉刚：《史林杂识》，中华书局1963年版，46—53页，并附地图。
34 李并成：《“敦煌”一名溯源》，《地名知识》1989年第5期。这个比附恐有疑问，《山海经》中的“敦薨之山”可能指天山，“敦薨之水”指开都河，参阅钮钟勋：《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测绘出版社1990年版，4页。
35 H. W. Bailey, op. cit., p.100. 又上述“敦薨”之名亦见于《水经注》卷2。蒲立本则从语音方面认为此名与“敦煌”相近，两者可能来源于同一个吐火罗语词，参阅E.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21。
36 穆舜英、王明哲：《论新疆古代民族考古文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5—7页。
37 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7—26页；纪宗安：《塞人对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38 请参阅张广达、荣新江的最新研究：《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东洋学报》第69卷第1、2期，1988年；《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H. W. Bailey曾谓于阗语文献的年代是从公元300年至1100年，这是比较笼统的说法，见A Half-Century of Irano-India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2, p.103。
39 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荣新江：《九、十世纪于阗族属考辨》，《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81页。
40 К ранней истории санов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汉译文：《东突厥斯坦塞人的早期历史》，李琪译，《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
41 陈戈：《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42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43 R. E. Emmerick认为hvatana来自*hu-vat-ana，意为“非常强有力的”，所以在语义上与saka一词有联系，见其Names from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2, 1968, pp.88-89。参阅张广达、荣新江：前引《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177页。
44 前引H.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II, 71-73。
45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1, Paris, 1963, pp.879, 882. 并参看H. W. Bailey, Language of the Saka,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Abt., 4., Bd., I. Absch., Leiden-Köln, 1958, p.133。
46 R. E. Emmerick, The Tumshuquese Karmavācanā Text, Mainz, 1985; Khotanese and Tumshuqese, 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 Wiesbaden, 1989; P. O. Skjaervø, On the Tumshuqese Kannavācanā Tex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7.
47 林梅村：《疏勒考古九十年（续）》，《文物天地》1990年第2期，24—26页。
48 参阅肖之兴：《塔吉克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8页；《葱岭古国朅盘陀考》，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9 高尔锵：《塔吉克语概况》，《中国语文》1963年第2期。
50 新华社1990年10月5日电讯，见1990年10月7日《人民日报》。
51 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94—97页。
52 出于吐鲁番的有7件，出于楼兰的有1件。这些文书的解读很困难，请参阅I. Gershevitch, Bactrian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 1967(1972), pp.37-57。Gershevich还研究过一件用摩尼字母书写的Bactrian文书，见The Bactrian Fragment in Manichean Script, From Hecataeus to Al-Huwārizmi, edited by J. Harmatta., Budapest, 1984。
53 Jes P. Asmussen, Xuāstvānīft, Studies in Manichaeism, Copenhagen, 1965, p.149.
54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粟特古信”进行了研究，如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民族古文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版；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王冀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国外发表的最新文献是：F. Grenet and N. Sims-William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 (Studia Iranica, Cahier 5, 1987)。
55 早期来华的译经高僧，大都说伊朗语。除粟特人外，最著名的如安清（字世高），是安息（Parthian）人。参阅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收入前引《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其实，这些安息人多半来自Margiana地区。根据苏联学者的发掘和研究，这一带也有过佛教的传播，参阅Б. А. Литвинский, Outlin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ntral Asia, Kushan Studies in U. S. S. R, edited by D. Chattopadhyaya, Calcutta, 1970, p.68；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5页。关于中亚和新疆的古代语言如各种伊朗语、吐火罗语等在佛典汉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季羡林先生已有论述，参阅《浮屠与佛》，收入前引《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再谈浮屠与佛》，《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56 韩康信：《新疆洛浦山普拉古墓人骨的种系问题》，《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3期。
57 韩康信，《新疆洛浦山普拉古墓人骨的种系问题》，《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3期，247页。
58 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钧沉》；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两文均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又见《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珍贵文物》，《新疆艺术》1984第1期。彩版见前引《新疆古代民族文物》。
59 F. W. K. Müller, Beis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Mittelasiens,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Phil. -hist. Klasse, 1907; Ε. Sieg und W. Siegling,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SPAW, 1908.
60 烈维、伯希和：《吐火罗语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7年版。王静如：《重论ārśi, *ārgi与焉夷、焉耆》，《史学集刊》1947年第5期。Ārśi and Yen-Ch‘i, Tokhri and Yüh-Shih, Monumenta Serica, IX,1944.季羡林：《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亦载于《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羽田亨：《大月氏及び贵霜に就いて》，《史学杂志》第41编第9号，1931年。辻直四郎：“On the Designation-Problem of the So-called Tokharian Language”，《藤冈胜二博士功绩纪念言语学论文集》，1935年；《トカラ语研究の近况》，《东洋学报》第35卷3—4号，1953年。H. W. Bailey,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47; Tokhari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0. 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IX, 3, 1938; The Name of the “Tokharian” Language, Asia Major(New Series), I, 1949. E. Sieg, Und dennoch “Tocharisch”, SPAW, 1937（摘要见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13, 1937，已由王静如译成汉文：《论吐火罗语存在之真实性》，《研究与进步》第1卷第2期，1939年）。G. Haloun, Zur Üe-tsï-Fra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91, 1937; O. Maenchen-Helfen, The Yüeh-Chih problem re-examine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5, 1945; Buddha Prakash, Ṭhākur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57; Ю. H. Рерих, Тохар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3, 6.此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新研究，将在下文述及，兹不列入。并请参看关于吐火罗语的两种书目：E. Schwentner, Tocharische Bibliographie 1890-1958, Berlin, 1959; St. Zimmer, Tocharische Bibliographie 1959-1975, Heidelberg, 1976。
61 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156页。
62 关于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是印欧语言学家长期讨论的课题。20世纪30年代时E. Benveniste提出吐火罗语处于斯拉夫语、波罗的语与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Thrace-Phrygian语之间的过渡地位（Tokharien et Indo-Européen, Festschrift für Herman Hirt, I, Heidelberg, 1936. 并见La place du tokharien parmi les dialectes indo-européen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36, 2, 1935, XXIX）。H. Pedersen主张吐火罗语同凯尔特语有最近的亲属关系，同时一再强调与赫梯语之间有密切的联系（Hittite and Tocharian, Language, 9, 1933; Tocharisch vom Gesichtspunkt der ie. Sprachvergl., Kopenhagen, 1941）。关于这一问题的较新著作是D. Q. Adams,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4, 3, 1984。该作者认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的“西北语组”，首先是与日耳曼语有联系，吐火罗人向南和向东移动过程中，又与“先希腊人”（pre-Greeks）和“先印度人”（per-Indics）的语言发生关系。这方面的研究与吐火罗人的起源和迁徙有关，下文我们还将涉及。
63 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64 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葬人骨的人类学特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65 林梅村先生有同见，参阅《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文物》1989年第1期，72—73页。笔者在1986年初看到韩康信先生的论著《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后，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见拙稿：《关于吐火罗问题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摘要），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会议论文，苏州，1986年。
66 前引T. Burrow, Tok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ṩ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67 季羡林：《吐火罗语》，《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390页。
68 榎一雄认为，根据马非百先生对《管子·轻重篇》成书年代的考证，其中列举的各方特产涉及汉武帝到王莽时代的知识，所以“禺氏”一名是因把于阗误写成于窴，又把于窴读作月氏，但为要避开汉代所熟知的月氏，就托古改用战国时的“禺氏”。至于“牛氏”，王念孙认为是“禺氏”之误，张佩纶认为是“方氏”之误，马非百则用“禺”、“牛”一声之转来解释，但“牛”（go-）一名在关于和田的古代记载中常见（参阅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 Paris,1959, p.420），如国名“瞿萨旦那”，《西域记》卷12谓“唐言地乳”，但用梵语、伊朗语来解释，意为“牛乳”、“牛地”或“牛国”，所以，牛氏似亦可能与于阗有关。参阅榎一雄：《禺氏边山の玉》，《东洋学报》第66卷1、2、3、4号，1985年；陈世良：《评〈禺氏边山之玉〉》，《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87年第2期；前引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182页。
69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2期；前引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73页。
70 参阅莫任南：《关于月氏西迁年代问题》，《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
71 冯家昇：《关于大月氏的几个问题》，载《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
72 有的学者认为Asiani应该读作Cusani，即指贵霜（Kuṣāṇas）。关于Pompeius Trogus及其著作，请参阅P. H. L. Eggermont, The Historia Philippica of Pompeius Trogus and the Foundatioa of the Scythian Empire,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K. Czeglédy认为Tochari即月氏，Saraucae指塞人，Asiani则是康居，见From East to West: the Age of Nomadic Migrations in Eurasia(P. B. Golden英译),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3, 1983, 49。
73 杨建新：《吐火罗论》，《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
74 参阅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90—91页。
75 韩亦琦：《中国典籍中之大夏与大夏族之西迁》，《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76 关于“大夏”的异说，并请参阅段连勤：《夏商周的边疆问题与民族关系》，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25页。
77 H. Haloun, Seit wann kannten die Chinesen die Tocharer oder lndogermanen überhaupt? Erster Teil, Leipzing, 1926, 136, 201-202. 马伯乐（H. Maspéro）亦赞同此说，见Journal Asiatique, 210, 1927, 144-152；参阅A. F. P. 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 Leiden, 1979, 145。
78 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前引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82页。
79 伯希和：《说吐火罗语》，前引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139页。
80 王国维：《西胡考（下）》，《观堂集林》卷13，《王静安先生遗书》本。黄文弼：《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均见《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黄靖：《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韩亦琦：《中国典籍中之大夏与大夏族之西迁》。张星烺也说大夏之西迁或远早于月氏西迁，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11页。
81 王宗维：《“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96页。
82 苏北海：《大月氏的西迁及其活动》，《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34页。以前白鸟库吉也主张月氏说突厥语，参阅：《中亚史上の人种问题》，《西域史研究》（上），东京，1981年，526页。
83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72页。
84 B. Laufer, Sino-Iranica, Chicago, 1919, 221.
85 前引G. Haloun, Zur Üe-tsï- Frage, 316。
86 Kazuo Enoki, The Yüch-Shih-Scythians Identity, A Hypothesi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1957, Tokyo-Kyoto, Col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ed, Tokyo, 1959.
87 B. Philip Lozinski在其1959年出版的著作中仍主此说，见The Original Homeland of the Parthians, ‘s-Graven-hage, 1959, p.26。关于Massagetae，见希罗多德书II，204—216页（有王以铸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并请参阅И. В. Пьянков, Массагеты Геродста, 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1975, p. 2。岑仲勉先生也认为Massagètes=大月氏，但又说大月氏介于氐羌、突厥之间，见其《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215—218页。
88 前引H. W. Bailey, Tokharika; Khotanese Texts VII, pp.110-142。
89 B. Laufer, The Language of the Yüe-chi or Indo-Scythians, Chicago, 1917.
90 V. I. Sarianidi, Archaeology, XXXIII, 3,1980；林保尧：《艺术家》第16卷第4期，1983年；吴焯：《西伯尔罕的宝藏及其在中亚史研究中的地位》，《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特别是В. И. Сарианиди, Афганистан: cокровиша безымянных цаpeй, M., 1983（日译本：加藤九祚译，《シルクロードの黄金遗宝—シバルガソ王墓发掘记》，东京，1988年）。
91 关于域外出土的中国汉镜，参阅李学勤：《论西伯利亚出土的两面汉镜》，尹达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
92 参阅前引Otto Maenchen-Helfen, The Yüch-chih Problem Re-examined。作者认为月氏=*Kusha（意为月），龟兹、高昌、姑师（车师）等名都与此有关，吐火罗语部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在这个部族联盟里，塞人占统治地位，Ārṡi一名又可以与奥塞特人的祖先阿兰人（蒙元时代汉名为“阿速”，即Asūd）相联系（As-Aorsi-Asaioi-Asiani），奧塞特四部之一的Digor则是吐火罗人（Tochari-Tagorae）的遗裔。这个假设与我们的设想不同，但也可以较好地解释贵霜帝国里各种语言、文字和文化交相混杂的十分复杂的情况。
93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edited by G. L. Ulmen, The Hague-Paris-New York, 1978, pp.222-233.
94 前引E.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95 前引E.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pp.246-248; P. Aalto, The Name of Tashkent,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77。
96 W. Winter,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ross-currents in Central Asia; Tocharians and Turks. 两篇文章都已收入作者的选集中：Studia Tocharica, selected writings, Poznań, 1984。
97 Вяч. Bс. Иванов, Языковые данные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Куша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и тохар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7, 3.
98 《后汉书·班勇传》记征焉耆事（公元127年），提到了“爵离关”，也是同一个词。对这个问题已屡次进行研究，如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前引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111—133页；P. Boodberg, 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1936, pp.290-291; Ε. Pulleyblank,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Vowel Systems of Old Chinese and Written Burmese, Asia Major, X, 2,1963, pp.206-207。
99 见《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氐”的问题》，《燕京学报》1933年第13期，已收入郑德坤：《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230—263页。
100 参阅B.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Eastern Antiquities, 29, 1957。
101 前引王治来：《中亚史纲》，87页，注2。
102 J. Marquart, Erān śahr,206. 江上波夫主张月氏即Ptolemy书中所引公元1世纪末叶Tyrus人Marinus著作中的Casia（相当于昆仑山，江上氏谓其意为玉），见《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东京，1948年，84页以下；《月氏の民族名について》，《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51年。此说不可信，参阅前引Enoki, The Yüch-shih-Scythians Identity, pp.227-228。
103 前引E.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pp.93, 106;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p.17。
104 P. Daffinà, Limmigrazione dei Saka nella Drangiana, Roma, 1967, p.45.
105 陈世良：《月氏音义诠索》，《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106 前引白鸟库吉：《中亚史上の人种问题》，524—526页。
107 张西曼：《乌孙即哈萨克考》，《说文月刊》第5卷第1—2期，1944年。至今仍有学者如苏北海先生等倾向于这种看法，兹不具引。
108 К. А. Акишев, Г. А. Кушаев, Древняя культура саков и усуней полины реки Или. A. -A, 1963. 前引黄振华、张广达：《苏联的乌孙考古情况简述》，186—187页。参阅余太山：《乌孙考》，《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
109 韩康信、潘其风：《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110 韩康信：《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385页。
111 W. Samolin, Ethnographic Aspects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Tarim Bas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 1, 1958, p.67.
112 前引E.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s of Old Chinese, p.136。并请参阅角田文卫：Recent Activities on Central Asiatic Palaeoloty I, Palaeologia VI, 4, 1958, 397sq。过去和现在都有将乌孙与古典作家笔下的一些民族比附的尝试。希罗多德曾通过公元前7世纪的旅行家Aristeas据其旅程所写的诗Arimaspea和他自己收集的材料，在他的著作中讲到过Argippaei人、Issedon人和Arimaspea人。一般认为乌孙可能是Issedon人，但也有的作者将Argippaei与乌孙等同起来。关于这些族的详情，请参阅前引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4—18页。E. D. Phillips, The Legend of Aristeas: Fact and Fancy in Early Greek Notions of East Russia, Siberia and Inner Asia, Artibus Asiae,18,1955; The Argippaei of Herodotus, Artibus Asiae,23,1960.
113 E. Pulleyblank, op. cit., p.227.
114 前引E.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28。
115 J. Charpentier, Die ethnographische Stellung der Tocharer,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71, 1917.
116 R. N. Frye, Some Early Iranian Titles, Oriens, 15, 1962, pp.356-358.
117 韩康信、潘其风：《关于乌孙、月氏的种属》，《西域史论丛》第3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18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与半山文化有关的步达生研究过的头骨的许多特点可以用甘肃地区史前人种保存着与古美洲人种相似的特点来解释。参阅И. И. Чебоксаров, Этническая антропогия Китая, Москва, 1982；韩康信：《中国新石器时代种族人类学研究》，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52页。
119 前引W. R.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pp.578, 588。
120 前引W. R. Henning, The Name of the “Tokharian” Language, p.161。
121 В. С. Воробьев-Десятовский, Памятникй централноазиатской дисьменности,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T. XVI, М.-Л., 1958, 304-308.
122 A. von Gabain, W. Winter,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X, Berlin, 1958.
123 В. В. Иванов, К определению названия “тохарского В” языка,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59, 5.
124 前引H. W. Bailey, Tokharika。
125 W. Thomas, Zu skt. Tokbarika und Seiner Entsprechung im Tocharischen, (Kuhns)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95, 1(1981 [82]).
126 W. Winter, Zur tocharishen Entsprechung von skt. tokharika, (Kuhns)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97, 1 (1984).
127 Л. Ю.Тугушева, 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Москва,1980. 关于回鹘文《玄奘传》，见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的发现与研究情况》，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会议论文，苏州，1986年。
128 黄盛璋：《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西域史论丛》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9 关于仲云，请参阅J. Hamilton：《仲云考》，耿昇译，《西域史论丛》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黄盛璋：《论㻮微与仲云》，《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敦煌文书中“南山”与仲云》，《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关于与仲云同源的“南山”，参阅荣新江：《南山考》（摘要），中亚学术讨论会论文，兰州，1988年。与“小月氏”有关的还有河西“龙家”，荣新江有专文《龙家考》发表（《中亚学刊》4）。关于“小月氏”，荣先生亦有专文《小月氏考》，并请参阅榎一雄：《小月氏和尉迟氏》，斯英琦、徐文堪译，《民族译丛》1980年第3、4期。
130 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前引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85—87页。
131 黄盛璋：《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132 前引季羡林：《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前引辻直四郎：《トカラ语研究の近况》，109—110页。
133 前引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p.563。
134 W. E. Henning, op. cit., 560.
135 前引王静如：《重论ārśi，*ārgi与焉夷、焉耆》，《史学集刊》1947年第5期。
136 前引黄盛璋：《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249—251、267页。
137 P. Aalto, The Original Home of the Indo-European People, Proceeding of the Fin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 1963; R. A. Crossland, Immigrants from the North,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3rd ed., edited by J. E. S. Edwards, С. J. Gadd and N. G. L. Hammond), Cambridge, 1971; James Mallor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do-European Problem,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I, I, 1973. 并请参阅陈有锵：《印度欧罗巴人的起源和扩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陈唯声：《古代印欧语系各族的起源、迁徙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北方论丛》1988年第5期。
138 Marija Gimbutas, Proto-Indo-European Culture: the Kurgan Culture during the Fifth, Fourth, and Third Millennia B. С., Indo-European ane Indo-Europeans, edited by G. Cardona, H. M. Hoenigswald and A. Senn, Philadelphia, Univert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0. 并请参阅前引陈有锵：《印度欧罗巴人的起源和扩展》，85—87页。M. Gimbutas与Robert Heine Geldern之间的争论见American Anthropologits,66,1964。现在看来，Heine Geldem 1951年发表的著名论文（Das Tocharerproblem und die Pontische Wanderung, Saeculum, 2,1951）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正。例如，他将所谓Pontic migration置于公元前800年，显然不妥。关于青铜时代以东欧为中心的欧亚大陆的联系，请参阅G. Stacul, Cremation Graves in Northwest Pakistan and Their Eurasian Connections: Remarks and Hypotheses, East and West, 21, 1971。又如，他和其他一些学者所主张的吐火罗人与Cimmerians有关的说法也很可疑，对Cimmerians的语言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他们可能也是说伊朗语的。
139 参阅陈唯声：《古代印欧语系各族的起源、迁徙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北方论丛》1988年第5期，65、67页。G. T. Bowles, The People of Asia, London,1977, p.98。
140 分别刊载在1980年的《亚非人民》（HAA）和1980、1981年的《古史通报》（ВДИ）上，后两篇已译为英语：T. V. Gamkrelidze and V. V. Ivanov,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 Indo-European Question: Temporal and Territori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to-Indo-European Based on Linguistic and Historico-Cultural Data; The Migrations of Tribes Speaking Indo-European Dialects from Their Original Homeland in the Near East to Their Historical Habitations on Eurasia。I. M. D’iakonov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在1982年的ВДИ上撰文主张印欧人的故乡在巴尔干—喀尔巴阡地区，Gamkrelidze和Ivanov做了答辩。这两篇文章也已译成英语：I. M. D’iakoniv, On the Original Home of the Speakers of Indo-European; T. V. Gamkrelidze and V. V. Ivanov,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al Homeland of the Speaker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n Response to I. M. Diakonoff’s Article。M. Gimbutas对主张近东起源说的两位学者论文的评论见Primary and Secondary Homeland of Indo-Europeans; Comments on the Gamkrelidze-Ivanov Articles。以上五篇文章都刊载在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13, 1 &. 2, 1985，并请参阅O. J. L. Szemerényi, Recent Developments on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Transactions ο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85, pp.50-54。
141 Т. В. Гамкрелидзе,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язык и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историк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праязыка и протокультуры, Тблиси, 1984. 近年出版的关于印欧人起源的专著还有：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London, 1987; J. P. Mallory, In Search of Indo-Europeans, Language, Archaeology and Myth, London, 1989。英国考古学家Colin Renfrew的书将现代历史语言学的成果与“新考古学”的文化过程理论结合起来，对印欧人的起源问题做了新的探索，其论点接近两位苏联学者的看法。J. P. Mallory的新著则对Colin Renfrew提出了挑战。
142 前引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143 关于古提人，可参阅Bedrich Hrozny, Ancient History of Westen Asia, India and Crete（汉译本：《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谢德风、孙秉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98—101页）。
144 Ilya Gershevitch, Walter Bruno Henning,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XV, 1979, pp.697-699.
145 T. B. Гамкрелидзе, Вяч. Bс. Иванов, Первы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в истории: предки тохар в древней Передней Азии, 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1989.1.
146 Douglas Q. Adams, Tocharian Historical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New Haven, 1988, p.7.
147 G. S. Lane, Tocharian: Indo-European and non-Indo-European Relationships, 见前引Indo-European and Indo-Europeans。
148 K. Menges, Uralisches im Tocharischen, Ural-Altaisehe Jahrbücher, Bd. 39, 1967; V. V. Ivanov, Tocharian and Ugrian, Studia Linguistica Diachronica et Synchronica, Winter-Festschrift, Berlin, New York, Amsterdam, 1985.
149 Homer L. Thomas, Arch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Migrations of the Indo-Europeans, The Indo-Europeans in the Fourth and Third Millenia, edited by Edgar С. Polome, Ann Arbor,1982. 前引韩康信：《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373页。并请参阅梁景之：《汉代塔里木地区居民的种族与分布》，前引《中国民族史研究（二）》，40—41页。
150 Gerald Clauson, The Foreign Elements in Early Turkish, 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 edited by Louis Ligeti, Budapest, 1975, 47, 49.
151 前引W. Winter, Tocharians and Turks. A. Ròna-Tas, Tocharische Elemente in den altaischen Sprachen? Spra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Altaischen Völker, Hrsg. von G. Hazai und Zieme, Berlin, 1974。Winter在文中详细研究了古突厥语词kün（日）与甲种吐火罗语的kom之间的关系。
152 关于汉语“蜜”来自吐火罗语，参阅：E. Д. Поливанов,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medhu-обшекитайское mit,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по обш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Москва, 1968; Paul K. Benedict,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4, 1942. G. Clauson, op. cit., 44; 前引V. V. Ivanov, The Migrations of Tribes Speaking the Indo-European Dialects, 67。并请参阅邢公畹：《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263—264页。汉语与吐火罗语之间的词汇互借，B. Laufer早就做过一些研究，请参阅他的Three Tokharian bagatelles, T’oung Pao, 16, 1915。
153 Václav Blažek, The Sino-Tibetan Etymology of the Tocharian A mkow-, B moko “monkey”, Archir Orientálni, 52, 1984.
154 张永言：《语源探索三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选》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9页。
155 关于蒙古的古代文化的考古发现，参阅Э. Α. Новгородова的著作：Древняя Монголия, Москва, 1989。该书认为，从铜石并用时代开始，蒙古东部和西部就在文化历史方面出现了不同特点，生活在西部的是卡拉苏克（Karasuk）型的欧罗巴人种民族文化共同体，生活在东部的则是蒙古人种居民。
156 С. И. Руденко,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М. -Л., 1960, 177.可参阅：A. P. Okladnikov, Ancient Population of Siberia and Its Cultures, New York, 1971, 36-39; Chester S. Chard, Northeast Asia in Prehisto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4, 154-162.
157 A. K.Narain, On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The Tokharian-Yuezhi and Their Chinese Homeland, Papers on Inner Asia, 2, Bloomington, Indiana, 1987.
158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159 颜訚等：《西安半坡人骨的研究》，《考古》1960年第9期；《宝鸡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年第1期；颜訚：《华县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陕西华阴横阵的仰韶文化人骨》，《考古》1977年第4期。
160 颜訚：《甘肃齐家文化墓葬中头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161 张光直：《考古学上所见汉代以前的西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1分，1970年，96页。
162 水城：《三下河西—河西史前考古调查发掘记》，《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
163 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86页。参阅横田祯昭：《河西における匈奴文化の影响—沙井文化考》，《中国古代の东西文化交流》，东京，1983年。
164 蒲朝绂：《试论沙井文化》，《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165 如C. A. Winters, The Dravidian and Manding Substratum in Tokharia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2, 1988; The Dravida-Harappan Colonization of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4,1990。
166 D. W. McAlpin, Toward Proto-Elamo Dravidian, Language, 50, 1974.
167 B. Brentjes, On Proto-Elamite Iran, Current Anthropology, 24, 1983. 哈拉巴文化与中国也可能有某种接触，参阅饶宗颐：《谈印度河谷图形文字》，《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版。
168 Henning曾在上述关于“最初的印欧人”的论文中说过，如果原始吐火罗人曾一度住在波斯，而同时伊朗高原东部曾是一个达罗毗荼语区，那么吐火罗语与达罗毗荼语发生接触并非不可想象。参阅K. Menges,Altajisch und Draviḍisch, Orbis, 13, 1964。
169 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65—67页；韩康信、潘其风：《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人类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82年；杨希玫：《卅年来关于殷墟头骨及殷代民族种系的研究》，《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14—18页。李济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有纪录历史的早期中期，尚有若干黑色及矮小的人种，徘徊于中国境内：两周的青铜器花纹上常有黑人面貌出现—如有名的人面蟠龙雷纹鼓，及虺龙雷纹乳虎卣，可以证明铸器人必与他们有亲近的接触。”（见《中国民族之始》，载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22页）可参考。
170 参阅张志尧：《略论我国阿尔泰、天山北部与东部的塞人—匈奴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6期；《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与蛇图腾崇拜》，《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44—45页。
171 W. Winter, On a New Claim concerning Substratum Influence upon Tocharia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 1989.
172 季羡林：《说“出家”》，载《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190页。
173 近年来，我国完成了对“丝绸之路”沿线新疆、甘肃、陕西的血红蛋白病的研究工作。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等突厥语民族发源于蒙古高原，西迁之后，大量融合了与北印度、中亚、西亚以至地中海地区有关的各族的因素，而Hb Punjab、地中海贫血（Thalasemia）就是这些“胡人”留下的遗传基因。这与从历史学、语言学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参阅钱伯泉：《中国“丝绸之路”血红蛋白病研究与西北史地》，《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
174 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前引《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