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院派民俗学的形成

（一）东京教育大学的民俗学教育

如上所述，民俗学研究所的成员中，有几名是东京教育大学的教师。东京教育大学在战前是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和东京文理科大学合并。在原来的东京文理科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时代，已经有很多教师对民俗学怀有浓厚兴趣。正因如此，当民俗学研究所即将关闭时，这些对民俗学有浓厚兴趣的人们开始活动，希望在大学中开设民俗学的研究专业。最终开设的文学部史学科方法论专业，每年定员5名，面向全国招生。当时日本国立大学的入学人数都非常少，在东京教育大学的史学科中，日本史专业每年招收20人，东洋史专业15人，西洋史专业15人，考试由各专业分别进行。当时方法论专业招收的这5名学生并不都是民俗学方向的，专业下有民俗学和考古学两个方向。考古学的教师有2名，民俗学的教师也是2名。由于面向日本全国招生，而只有5个名额，所以竞争比较激烈。1958年第一批学生入学，其中考古学3名，民俗学2名。这两名民俗学学生可以说是日本在大学里学习民俗学的第一批学生，其中之一就是筑波大学的平山和彦教授。1959年录取考古学1名，民俗学4名学生。在这4名学生中，其中一名就是我。所以我是完全在大学里学习的民俗学，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我的民俗学学长或老师们，都是从事其他方向的研究，后来聚集在柳田国男这里才转而从事民俗学研究，而我在大学里就开始学习民俗学，是纯粹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

当时教授我们民俗学的老师由于没有在大学里系统学习过民俗学，在理论方法上都比较薄弱，讲课形式也主要是把柳田国男写的书拿来，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解释，介绍重出立证法、周圈论等民俗学的方法。最开始接触民俗学时我非常兴奋，但过了一两年之后，渐渐产生了疑问。当时我们除了民俗学之外，也上其他的课，如历史、地理、人类学等。接触了其他学院派学问后，回头来看民俗学的方法和理论，感觉实在是单调朴素，也因如此，当时不少民俗学方向的学生读完大学进入研究生院时选择了别的专业，例如文化人类学、日本史等。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去高中做了一名教师。当时我们这一届4名民俗学的同学中，1名去了企业，在广播局工作，其余3名都去了高中。这3名去了高中的老师中，我因为重新上研究生而回到民俗学领域，其他人到退休之后才又开始了民俗学活动。其实在柳田国男时代，很大一部分基层的民俗学者正是这样的人。

虽然民俗学在大学展开了教育活动，但没有产生方法上的突破。对这一问题进行内部反思和接受了一些来自外部的批评之后，大学教育中的民俗学研究也开始有了进步。

（二）成城大学的民俗学教育

另外一所从1958年开始进行民俗学专门教育与研究的大学，是私立的成城大学。成城是地名，柳田国男的家就在这里。柳田国男的长子是成城高中的毕业生。成城在东京的西郊，当时因为自己的儿子在这里上学，所以柳田在这里建了自己的家。柳田国男自己本来住在市中心，为了孩子上学，在成城修建新居。房屋建成之后，他的夫人和女儿还住在原来的市中心，而他和儿子住在成城。柳田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了自己的时间，可以自由学习和指导学生。后来他的夫人和女儿也搬到成城。柳田住的地方离成城大学很近，所以对这所大学很有感情。民俗学研究所解散后，柳田的藏书归还给了他个人，柳田虽然接受了藏书归还，但还是希望能够共享，所以1957年研究所关闭后，柳田把藏书委托给了成城大学，后来正式捐赠给成城大学。他的藏书被称为柳田文库，现在仍然保存在成城大学。在日本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至少都去拜访过一次。柳田文库实际上也是一个图书馆，其资料是可以共享的。成城大学因为与柳田的渊源，所以1958年也开设与民俗学相关的专业。成城大学文艺学部文化史专业的主任，原来是民俗学研究所的成员，曾反对民俗学研究所成为大学附属研究所。成城大学因为得到了所有柳田国男的藏书资料，所以在民俗学研究方面非常有底气。文化史专业以民俗学为中心，也包括日本史中的文化方面，即日本文化史和文化人类学。作为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起步的这个过程非常重要。16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日本民俗学会的办公室一般设在会长所在的大学，每年一次的年会场地也在该大学之内。到90年代中期，国家不允许与大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学会或者团体设在大学之内，否则要向大学支付费用，于是日本民俗学会只能在外租借了一处房间作为办公室。日本民俗学学会事务局办公室与特定大学没有直接关系，至今如此。但年会还是在大学内举行。

（三）以大学为中心的民俗学调查研究

除了大学开设民俗学专业外，民俗学的调查研究活动也变为以大学为中心，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京教育大学的民俗综合调查。从1958年开始，学校每年选择特定地域进行民俗综合调查。因为是大学组织的调查，所使用的经费来自国家体制中的科学研究经费，可以组织大规模的调查团队。大学生从一年级就可以参加这样的调查，往返路费等都不用自己负担。1959年我18岁，就参加了这样的调查，去了四国岛的宇和。这一综合调查基本上每年都进行，最后一次是1970年的冲绳调查。1970年，冲绳还在美军的管理之下，对冲绳的调查基本都由文化人类学者推进。当时文化人类学者还不能自由地到海外进行调查，冲绳与日本本土不同，它在美军控制之下，到冲绳去需要办理护照、注射疫苗等，从这样的一系列手续来看，从日本本土角度讲基本是出国了。大量文化人类学者在冲绳调查写作，进而成长，比我年长的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形式培养的最后一代人中有民俗学者渡边欣雄。他从研究生时代就在冲绳调查，其他文化人类学者由于条件的改善，逐渐去更远的地方做调查。渡边后来也去台湾调查，20世纪90年代曾和我一起在浙江进行田野调查，他对民俗宗教最感兴趣。他还在北师大待过一年半，对中国的民俗宗教很有研究。

1970年，从时代来说，冲绳在文化人类学者眼中的地位已经逐步下降，尤其是随后的1972年，美国把冲绳的执政权归还给了日本，文化人类学者便像退潮一样，都消失了。东京教育大学去冲绳调查恰好与此潮流相反，是希望在冲绳进行真正民俗学的调查和研究。每个调查地最后都有一大本调查报告成果，但非常遗憾的是，关于冲绳的调查报告一直没有出版。从柳田国男的立场而言，冲绳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原型，但是民俗学者到冲绳调查之后发现冲绳的民俗非常复杂，日本本土民众可能难以理解，所以最后冲绳这一卷调查报告没有出版。总的来看，东京教育大学的民俗综合调查在十来年的时间之内，对日本地域做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众多成果，这一事实给当时的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成城大学1972年开设了民俗学研究所，开展了各种活动，其中一项就是山村调查。山村调查开始于1934年，时值50周年的1984年，民俗学研究所进行了重访，出版了三本调查报告，后来又出了一本研究论文集。另外，柳田文库中不仅有柳田国男的藏书，还有他搜集的各种民俗资料，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长期工作，就是把这些资料重新影印刊行。也因为这一工作，我们得以见到很多宝贵的资料。

（四）民族学博物馆和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建立

在大学之外还有两处民俗学研究机构，其中1974年开设的日本民族学博物馆，主要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1981年又开设了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它们是大学共同利用的机构，仅凭个别大学难以进行的研究可以通过博物馆来进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有几十名文化人类学者，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下设4个研究部，因此研究民俗学的研究部在整个博物馆中大概占四分之一的比重。在日本，集中在一所大学的民俗学者并不多，基本上有4名就算是多的了，而在历史民俗博物馆民俗研究部中一共有13名专任研究人员，活动的中心内容实际上是把全国大学的研究者聚集在一起进行共同研究。现在历史民俗博物馆有制度上的变化，以前的名称消失了，合成了一个大的研究部。在大的研究部中，属于民俗方面的专门研究人员已经少于四分之一。这里的共同研究一般是在3至5年间围绕一个课题，将全国学者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研究，并发行研究报告书作为成果。每一本研究报告的分量都很重。研究报告不仅寄送给国内各相关单位，也寄给国外的研究机构。

（五）当前日本大学的民俗学专业状况

现在，日本很多大学都开设了民俗学相关专业。在国立大学中，筑波大学是民俗学力量最为集中的大学，应该是有4名学者。筑波大学是一所比较新的大学，是东京教育大学停办后新成立的，距离东京100公里左右。它是在国立大学中民俗学学者最多的地方，培养研究生力量也非常集中。年轻的学者中，很多都是筑波大学毕业的学生。另外新潟大学、山口大学、熊本大学、琉球大学等，都有两名左右的民俗学者。私立大学中，成城大学大概有3名民俗学者。国学院大学也是日本民俗学力量比较强的大学。国学院大学主要在日本文学之下开设民俗学相关内容，现在也有独立的民俗学专业，因为与文学有密切联系，所以名称是“传承文学专业”。国学院大学大概有4名民俗学者，在日本各地的民俗学者中，也有不少是国学院大学的毕业生。私立大学中，还有不少设有民俗学专业，神奈川大学研究生院有3名民俗学者。还有奈良的天理大学，是天理教设立的，在民俗学中也有重要地位。另外，与其他大学风格稍有不同的有东北艺术工科大学。如筑波、成城、国学院、神奈川、天理、东北艺术工科大学等都设有民俗学方向的硕士乃至博士课程。两大博物馆也分别开设有研究生课程，可以培养硕士以上的学生。另外还有东京文化财研究所，不培养学生，只从事研究，包括无形文化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其属于国家性的研究机关。

总之，在日本从事民俗学教育研究的机构并不多，也有一些大学原来有民俗学相关专业后来取消了。民俗学专业招生难，也是当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