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林非：“使命意识”范型

林非的散文，是新时期之后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使命意识”范型。

林非，先以《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两部著作，获得了现代散文研究家的声誉，后又以《访美归来》《西游记和东游记》《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及其他》《云游随笔》《读书心态录》以及《林非散文选》等结集的散文创作，赢得了他的广大读者，成为文坛瞩目的一位散文大家。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林非，从散文名家的研讨，到现代散文观念的倡导，又至崭新散文创作的实践，前后十年，他同时完成了散文学子和散文名家的两项工作。人们将此誉之为新时期十年文坛上引人注目的‘林非现象’。”[77]

如果认同“林非现象”这一概念，那么“林非现象”还有别的更深刻的内涵。他在完成《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之后，面对寂寞的散文界和1949年至“文革”之前散文创作的历史，在一段时期内陷入了痛苦的思考。随着1986年前后文艺界关于文学观念和方法论的讨论，林非先后撰写了《散文研究的特点》《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散文的使命》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并出版《散文新论》《散文的使命》《林非论散文》等著作，在宏观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必须冲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思维模式和更新散文理念的问题。他力图在沉静已久的散文界振臂一呼，奋然开拓出一条振兴与繁荣散文的新路。他期待散文创作与昨日作决绝的告别，迎来充满希望的明天。于是，林非作出了更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他宁愿搁下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课题，宁愿不再在学者、专家的花环上增添更红亮的光彩，而一头钻进被冷落的散文园地默默耕耘，以试炼并亲自实践他所提出的散文理论。他无意去做一位理论的权威，却有意在实践中维护其理论的可行性与权威性。于是，他自己背负了一个寂寞而又沉重的十字架。

显然，林非在实现自我的超越。他希冀散文实现时代的超越，让散文的“颂歌时代”告别历史，开创一个真正肩负自身使命的争奇斗艳的散文时代。

林非的散文在自己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的意义上，向读者昭示了他的散文创作主张，实现了思维模式的突破和散文艺术观念的革新。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林非显示了他的全部审美价值；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作为散文家的林非远比作为散文理论家的林非更为重要。林非对新时期散文创作的突出贡献，也正在于此。

第一节 “使命意识”及其思维特点

林非正面提出并阐述了“散文的使命”。

他认为，散文与文化建设之间的重要关系，主要是通过审美的鉴赏与情感的熏陶来完成，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伦理、情操，同时帮助读者开拓文化知识的视野，提高思考和分辨的能力，以重整和建设整个民族文化精神——“民族的情操、精神境界和心理素质”[78]。在《散文的使命》中，林非更明确地提出：“凡是高瞻远瞩的散文家都必须将自己创作的生命，跟整个民族建设这种崭新文明的根本任务结合起来，成为总的文化轨迹中的一条线索，这样写起散文来，才会愈写愈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头，这种崇高和神圣的使命感必然会更好地激励自己去完成散文创作的任务。”[79]

这里，林非从接受主体和创作主体两个方面，论述了散文创作的审美功能，并从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水准上，强调了散文创作的价值观念。显而易见，林非切入散文本体的“使命”观，区别于过去的“工具论”“武器论”以及“骑兵说”。他绕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长期争论而难以说清的问题，从“文学是人学”的层面，从散文这一文学样式的审美属性与审美功能（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么散文则是人学中的人学），重新对其“使命”予以阐述。这就避免了散文创作中容易出现的倾向，在理论上科学地与极左的文艺观念，彻底划清了界限。

这个“散文的使命”的提出，林非是建立在对新时期散文总体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他在《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中，肯定了五六十年代散文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指出：“要从产生这些作品的生活土壤和时代主潮，看到它们在思想艺术方面的长处和局限。如果这样的尺度是准确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有些被反复称赞的名篇，由于受到当时‘左’倾思潮的沉重压力或不自觉的渗透，在真实性这一点上不能不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有的甚至是矫揉造作或完全虚假的。离开了‘真’，当然就说不上‘美’。”[80]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受“左”的文艺观念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在创作中出现了客观写实的虚饰性和自我抒情的封闭性，而且在艺术表现上随之出现了“长期存在的框子和格套”。林非正是针对那个时期散文创作中的这些经验与教训，才多次地、反复地提出今天的散文必须冲破旧的思维模式、“框子”和“格套”的问题。显然，林非不是简单、机械地从政治需要出发，而是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出发，重新界说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新时期的时代使命。

于是，林非以自己的创作，践行他自己提出来的“时代的使命”，而在散文中表现了他的全新的思维方式，显示了开放性、批判性和哲理性的特征。

所谓开放性，是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思维模式的封闭性比较而言的。我们阅读林非的散文，不难发现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怎样给一位学者的思想带来了青春与活力。他的思想不仅与时代同步向前，而且在文化理念的革新嬗变方面，他也努力做一名解放思想与正本清源的开拓者。他坚持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边否定旧我的理念和旧我的思维方式，一边批判着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伦理、道德、哲学等领域里“左”的、僵化的、保守的观念，引导读者面对今天与未来，去追求、觅取正义、真理和生活的真善美，从而显示了其锐意开拓进取、弃旧图新的思维定势。

林非思维方式的批判性，不只见之于对“左”的观念的批判，而且见之于对“国民性”的剖析批判。作为鲁迅思想和作品的研究者，林非更多地从鲁迅这位“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身上，汲取了批判“国民性”的精神传统，把重整与建设民族文化精神，作为自己创作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普陀山记行》批判了善男信女烧香拜佛的愚昧和麻木，作者面对那些磕头跪拜的人流，发出“像鞭子一样抽痛了我的心”的感叹。《从乾陵到茂陵》批判了中国历代帝王建造陵园的狂妄与愚蠢，并且批判揭露了武则天杀害自己子孙的独裁、残忍，提出“争夺、倾轧、阴谋和杀戮”这些绝灭人性良知的行径，“就在最华贵的家族中迸发出来”，他们制造着人性的丑恶。那些回忆特殊时期生活的《我和牛》《吴世昌小记》以及《读书心态录》中的《囚屋夜读》《牛棚背诗》《钻研近代思想的典籍》《令人神往的〈革命军〉》《对儒家思想的反思》等篇，除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外，又反复与多侧面地弘扬国民性中最可宝贵的精神传统以及民族心理素质，探索国民性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儒家等古典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总之，林非反复在散文中呼唤着人性意识的觉悟，呼唤着民族现代精神文明的建立。可以这样说，探索国民性的思想，贯穿、奔突于林非的散文，成为一个生动而又鲜明的思维轨迹。

哲理性，是林非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唯其时时思考着民族和祖国的命运、前途，唯其探求着民族精神文明的建设，所以他的散文中内含深刻的哲理性。尽管他的散文习惯于记事、写景与状物，但在叙述、描写中积淀着个人的深切感受和理解，总是由个人的痛苦经验，尤其是以“文革”时期之后所获得的痛苦内省，推及民族与祖国、世界与未来，所以作品中处处可见思辨的色彩。他不再像五六十年代散文那样，仅从社会政治的层面去反映与阐释生活，而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个层面，立体交叉地剖示历史与现实，集中到一点，寻求和表现哲理的存在。这样便冲破了五六十年代散文从单一层面思考分析生活的思维模式。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散文大体上走进了一个物态与理念对应以简单图解政治与生活的格套，那么新时期巴金、孙犁以及林非等作家，则是企图在散文创作中建立一个求真、求善、求美的哲理意蕴的框架。身为学者的林非比之于一些散文家，又更多具有理性思考的心理定势与自觉追求。《读书心态录》典型地体现了新时期至今散文的这一思维特征。名曰“读书心态录”，其思想意蕴远远超出了描述个人读书心态的范围。作者的笔致放纵不羁，上下五千年，东西几万里，思想的触角深入到中西文化的各个时空领域。时而与中国古代孔子、孟子等先哲对话，时而与马克思、托尔斯泰、卢梭等西方思想家絮语；时而，思想从清代的“文字狱”，跳到史无前例的“非理性”时期；时而，思想又从“新潮书”的评判，跳到个人放弃写《叶赫那拉氏传》……既以历史反观现实，又以现实反观历史。作者把主观心灵切近中外古今的文化，描述个人的感应与体验，同时又融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于一体，把整个宇宙——从天地到人生，视为一个整体，将它们之间联系起来加以透视通观，因而形成了主观感应、通观整体的哲理品格。哲理思索的制导与规范，使林非新时期的散文获得了思想的深度与魅力。诚如一位外国友人所评论的那样，他“真像从云端里往下张望的哲人”[81]。

思维方式的开放性、批判性、哲理性，显露出林非的文化性格：他尊重传统，但不保守；他锐意革新，但不偏颇。他以正面的建设为目的向旧的传统挑战，抛弃了所谓的好是绝对的好、坏是绝对的坏那种形而上学观点和实用主义的陋习，在传统与革新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批判继承的张力与磁力，而不是那种带有随意性、偏激狂的“全面轰毁”“彻底决裂”。正因为如此，林非散文的思维既冲破了五六十年代的模式，又同时与文化传统保持着密切的承接关系。在“决裂”与“回归”的良性循环中，林非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第二节 回到自由、自我及文学

在散文的艺术表现方面，林非也同样努力突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的框子和格套。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由于当时‘左’倾思潮造成的封闭和禁锢的原因，有些散文作品不仅思想情绪的表达是拘谨的，甚至连艺术技巧的表达也是拘谨的，所以它们呈现的艺术美往往显得单一化和定型化，而不是丰满的和辐射性的。”[82]在一些框子和格套中，他特别地指出有人概括出来的“形散神不散”。他认为这主张之所以能够流行，因它“完全符合于当时盛行”的文艺思想。[83]笔者也认为，那个运动迭起的时代所要求的“神不散”，实际上强调的是主题先行的先验论和表现完全政治化的主题。一种艺术手法或技巧，一旦为“左”倾思潮所利用，反而成了创作中的羁绊。

这里且不论“形散神不散”作为一种艺术方法或技巧，是否在古今一些散文中存在的问题。林非指出“形散神不散”的负效应，我认为其根本意义在于：突破过去散文创作中的条条框框，在思想表现与艺术表现上获得解放与自由，而使散文真正成为一种最自由、最无羁绊的文学体制。为此，林非在散文中孜孜以求，试图以他的实践最大限度地“破体”，并在自己的散文中贯彻、践行他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实现散文艺术观点的革新，而且在这方面积累他可供借鉴的经验。

林非的经验之一：从“形散神不散”到“形散神亦散”，使散文变成绝对自由的文学体制。

在他的审美理念里，既然“形散神不散”体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的单一化和模式化，那么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才能彻底改变单一化和模式化的格局。林非明确地说：“主旨的表达应该千变万化，有时候似乎是缺乏主题的很隐晦的篇章，对人们也许会产生极大或极深的思想上的启迪，这往往是那种狭隘的艺术趣味所无法达到的……事实上一篇散文之中的‘神’，既可以明确地表现出来，也可以意在不言之中，这有时比直白地说出来，还要能强烈地震荡读者的心弦。”[84]这也就是说，刻意地追求神聚、神凝、神圆等“神”的集中、明确、紧凑与环扣，除了人为地束缚散文的思想表达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影响着思想表达效果与艺术表现的情趣。因此，林非散文带着解放文体的自觉性，总是自由自在地、无拘无束地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随时随地地记下个人的所见所闻、沉思默想、缕缕情思、点点感触……几乎每篇散文的“形”是“散”的，“神”也是“散”的，似乎缺少一个明确的中心或主题，但不是无中心或无主题，只是服从思想意识的流动和感情的冲击，而自由地叙述、自由地描写、自由地议论、自由地抒情。在林非的笔下，散文俨然缺少固定的程式和文体感，体制得到了一次解放，表现出充分的自由、最大限度的随意性，确乎变成了绝对自由、“四不像”的散文。《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吗？》《“男子汉，你好！”》等真人真事的回忆录，文本中有人物有情节，且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简直就是短篇小说。《零碎的回忆——赵树理》，并非“零碎”的回忆，而是一幅线条粗犷、色彩明朗的人物素描。《江南琐谈》，则像一篇很完整的文艺通讯。《我和牛》与《普陀山记行》，可以看作思想沉深、别具锋芒的杂文。《读书心态录》中，有的是杂感与议论文，有的像独语式的絮语，还有的像抒情散文。对于这些作品，读者几乎无法区别每篇的形式，“破体”使散文文体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催生了文体特征的模糊性和多边交叉性。

林非的经验之二：从反映时代风云到表现个人丰富的内心生活，使作家自己建立真挚、至诚的创作品格。

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矫情、封闭自我思想和情感的状况，林非反复地强调散文要表现个人的真情实感，重新界定散文的主要审美特征。他说：“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情感的表现中间，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实情感打动读者。”[85]（这里，林非没有排斥散文反映时代社会这一层面，但强调反映这一层面时的观照方式，是“反射”或“融合”，而不是图解。）他把抒写作家的“真情实感”进一步概括为表现真实自我的为文品格：“除了要求真情实感之外，率直和诚恳地进行内心生活的展示，也是散文创作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素质。”[86]又说：“一切出于真挚和至诚，才是散文创作唯一可以走的路。”[87]林非这样在理论上界说散文的审美特征，为的是恢复“五四”新文学的散文那种被认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即“意在表现自己”的艺术传统。在他看来，这是散文审美价值观的核心。为此，他大声疾呼：千万注意坦率地表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内心图景，千万别将内心封闭起来假装崇高，否则是无法让读者相信作者是崇高的。

盖于此，林非的散文改变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审美观照的方式。他不是用政治嗅觉与心理上的安全需求去感应政治气候，而是用“心”与用那通往审美五官的艺术感觉去感受生活，同时他不是以大话、假话和虚假佯装崇高，而是以他为人的真率与诚挚，像巴金那样，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地交给了读者。

林非的散文明显地带有“自叙传”色彩。几乎所有的散文都是写他个人的见闻、经历、感触、思想，不加任何掩饰地敞开自己的心灵，绝不自欺也不欺人，以一颗真诚的心与读者对话。时而，你可以感受到他指点江山、评说帝王的大胆与坦率，以及反思历史时的忧国忧民之情（《古都西安》《从乾陵到茂陵》）；时而，你可以感受到他探访祖国山河名胜时那种孩子般的天真和童心，以至于让你与他一道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天涯海角》《庐山的云》《初探九寨沟》等）；时而，你会感受到一个中国学者在异域他邦的心跳与脉息。《在伯奇教授家里做客》《再见，山内一惠小姐》《江南琐记》等记述与境外朋友交游的作品以及《旧金山印象》《东京之夜》等很多游记中，林非以炎黄子孙的心感受着海外风情与人情，既赞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又剖析灯红酒绿下畸形的社会现象、人性的善与恶。在读者面前，他既是维护祖国尊严的赤子，又表现出对朋友充满信任、理解、尊重的宽厚的中国学者之风范。在描述个人“读书心态”的时候，林非把个人的出身、家世、禀性、爱好、习惯，个人的交游与“文革”遭遇、读书写作、家庭生活，甚至与妻子一起上街卖书等细节，一一和盘托出……林非的笔端流着浓浓的自我人格色彩。如果说中国现代散文，是借鉴了英式随笔“表现自我”的传统，那么今天从林非的散文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蒙田、兰姆、哥尔斯密等作家“表现自我”的一些人格色调，看到鲁迅、冰心、朱自清等为人为文、直抒血性的真诚与精神血液。

唯其在散文中表现了个人丰富的内心精神生活，并在表现内心生活时又恪守着真挚与至诚的品格，唯其使散文创作从客观转向主观、转向深层的精神境界，所以林非的散文能够以鲜明活脱的精神个性去把握审美对象与客观万物，以宁静脱俗、淡泊致远的审美心态，让看取世界与听取灵魂的真妙感觉，真正诉诸自己的审美感官。于是，林非以他的内心审美体验与审美感情评判现实与历史的生活。现实的图景与往事的漫忆，均“反射”着、“融合”着他的痛苦与欢乐、追觅与思考、理想与憧憬。也正因为如此，不是诗人的林非，获得了诗人的观照生活的思维与方式。艺术理念的革新，使林非的散文在创作中完成了审美的回归与超越：散文又回到了表现自我内心精神世界的故都。

综上，可得出的结论是：林非的散文是从昨日走向明日的“历史中间物”，是散文观念和散文精神内容嬗变演进的载体，他执拗地要使散文回到诗与文学。

第三节 “无技巧”与传统的“俗化”

林非十分赞赏巴金的一句话：“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88]针对“十七年”散文中的矫情、雕琢与做作，他有点偏激地认为，就艺术性而言，“散文确实没有多少复杂的技巧需要掌握”[89]。诚然，凡是优美的散文总是充满艺术性的。林非之所以反对把散文引上艺术净化的路子，是因为他认为，矫情、虚假、雕琢、做作是散文生存与发展的大敌。没有独到的见解，便不是林非。艺术家和评论家都有偏激和求异思维，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为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和评论家。

林非的散文，有意识地淡化艺术技巧。他不像杨朔的散文那样，琢磨诗的意境和园林式的结构；不像刘白羽的散文那样，讲究构思与艺术抒情；不像秦牧的散文那样，讲究开合变化的章法以及画龙点睛的议论。他反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艺术表现的模式，不重视运用多少艺术形式与技巧，只是一任个人的感触，我手写我心，去创作只属于他自己的散文，去创造一种完全自由的、“无技巧”的艺术境界。因此，林非散文在总体上流露出重内心生活、轻艺术技巧的倾向。

唯其如此，他的散文具有了鲜明的个人特色。

传统，总是具有很强的惯性和制导性。林非在散文创作中无意地、不自觉地受艺术传统的制导，向中国古典散文和现代散文的艺术传统回归。传统的艺术方法与艺术技巧，使他的散文在自由挥写中焕发出很强的艺术魅力。

叙议结合，是古老而拙朴的艺术方法。在一般作家手中，这一方法可能显得平淡无奇，但在林非散文中却得到了有声有色、圆熟自如的发挥。他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创作中出现的泛诗化现象及其惯用的比兴、象征、话语蕴藉等方法技巧，缺乏借用的热情；对外国现代派文学的技巧，也缺乏借鉴的兴趣。因此，他主要凭借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作为自己文章的基本表达方式与基本艺术技巧。同时，从抒写真情实感来说，边叙边议又十分切合林非散文表现内心生活的审美理想。舍此，他似乎便感到思想感情的表达存在着阻隔。在人与事、景与物的真实叙述与描写之间，自由随意地插入议论、抒情，又以痛快淋漓、直陈胸臆的议论与抒情，强化、深化叙写中的思想和感情，自然而又顿挫地形成了思想演变层次和感情旋宕的波澜。叙与议两方面的结合，使林非一任其性，挥洒自如，自由放纵，不受羁绊，思想感情的表达圆足酣畅而无不达之隐。正是这个原因，他的绝大多数散文，因这一拙朴的技巧而显得浑然天成，通体皆朴皆真，通向思想的真实、人格的真诚和文格的率真，直指向其风格的底蕴。总之，叙议的结合，命定林非的笔致通往“真”的艺术境界。

白描，也是传统的艺术手法。如鲁迅所说，“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90]。白描因其具有以少胜多的造型与传神效应，普遍地为小说和一些散文所采用，成为传统的技巧之一。林非散文中写人物的散文占很大比重。在这类散文中，他善于运用白描手法，为吴伯箫、赵树理、吴世昌等众多人物勾画素描，使他们带着各自的音容笑貌，亲切而又逼真地向读者走来。如《再见，山内一惠小姐》中，林非这样描写自己在大阪与山内一惠的再次见面：

当我在一间铺满了红地毯的会议厅里，跟赶来参加座谈会的日本学者握手寒暄时，一个矮矮黑黑的女子，走上前来跟我握手。她抬头望我，见我没有认出她来，噗哧一声笑了。“老师！”她向我深深地鞠躬。

这里，对山内一惠的描写，没有用浓艳的色彩和繁复的线条去精描细绘，只是以简洁、朴实的语言，白描重逢的情景和对她粗略而又深刻的印象。作者仅是用几根线条，勾画了一个粗粗的轮廓，恰如一幅纯用铅笔做成的人物素描。然而她却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刻画人物，用白描手法的同时，结合了人物语言、行动方面特征性细节的描写。“走上前来跟我握手”“抬头望着我”“噗哧一声笑了”和“深深地鞠躬”几个动作的细节，凸显山内一惠再次见到“我”那般激动喜悦之情和敬重老师的仪态。再如，为了让客人好好休息，伯奇教授劝慰哭闹的小外孙女安静下来的细节（《在伯奇教授家里做客》）；病重的吴伯箫躺在床上，“挣扎着要下来”送作者的细节（《一颗燃烧的心》）；雨夜吴世昌将作者的布鞋搁置高处土坯上以及他拒绝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发言的细节（《吴世昌小记》）；等等。这类例子在林非的散文中颇为多见。他所描写的这些细节，本来就经过了严格选择，自身就有原初的表现力与造型美，再以白描手法予以点化、表现，就越发能凸显人物思想性格的某些特征和规定情境中的诗意内涵。“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91]，仿佛作者在揣摩着鲁迅描画人物的个中三昧，使白描手法在自己的手中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获得了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效果。林非总是以“我”的眼睛和内视觉（内心体验）来运用白描，这一艺术技巧又归趋于表现内心精神生活的求“真”的理想，因此在白描的笔触中焕发着“有真意”的审美情趣。

景与情会、情景交融，是中国古典诗学的艺术传统。这一传统在林非的游记中得到了有个性的借鉴与弘扬。如前所说，其散文一般直接抒写个人自由的思想，宣泄自己流泻的感情，形成了直率流畅的抒情特色。在写景记胜的游记中，除直率流畅的抒情外，他同时还借助风景画、风物画、风情画的细致描写，将自己的情思和内心体验，融合于外在的景物，创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而这又形成了林非散文含蓄隐秀之抒情风格的另一个方面。这一艺术技巧，分明给他的散文增添了诗意。故而，林非散文不全是质朴和明豁，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往往蕴藏着极婉曲、极绚丽的真诗。如关于千佛洞佛像的描写：“多少尊塑像正是用自己红润的嘴唇，在吮吸着洞窟里凉爽的空气。那脸庞很丰满的观音，使人想起了婴儿细腻的皮肤，那微笑的佛像，似一个纯洁的少女，袒露出内心的追求和喜悦……”几句话就把读者引入人神冥合、哲理与诗情交融的艺术创造的境界。《五花海和珍珠滩》《黄龙的水》《走向长海》《你好，吐鲁番》《庐山的云》等篇章，让读者更多地感到作者对大自然的敏感和天真、内心的寻觅与喜悦。它们涵容着如痴如醉的诗情，使读者能领略“化景物为情思”的意境和美。可见，林非散文又吐露着古典诗的清新俊逸。

叙议结合、白描手法、情景交融等传统技巧的运用，证明林非在淡化技巧的同时，又在重视着艺术技巧，并证明其散文的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是完好统一的，并且建立了富有个性的艺术风格。林非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实行断裂，寻求思维模式的突破和艺术理念的更新，使散文走向文体的自由，走向自然和朴素。但是，他又不能抗拒文化传统的导引，就在他追求新的审美自由的同时，其散文在艺术上又在不自觉的状态中，与“五四”以后的现代散文相承接——在借鉴英式随笔“表现自我”之精神传统同时，又批判地继承着中国古代散文的艺术传统与古典诗学。于是，他的散文不乏清新，又有几分典雅。林非散文本身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新时期以降的散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旧的模式和旧的理念中痛苦地蝉蜕之后，产生了解放散文文体的“破体”现象，而其中传统文化的基因，使它在与现代主义的碰撞交融的同时，又在古老的文化传承中建立起21世纪的散文自信与文体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