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记往

雪克

浙江师范学院1952年建院时，图书馆接收的藏书是非常有限的，幸有玉海楼和嘉业堂两大藏书楼的部分藏品先后入库，才有了自己的特色。办好大学，图书馆藏书的质和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调入浙师院的，虽然从来没在图书馆工作过，可是学校党委书记焦梦晓领导交给我一个额外的任务，那就是每年年中，特别是年底前去外地替校图购买线装古旧书籍。宁波去过几次，书肆外，记得还去过知名藏书家家中观书，蒙彼接待，并赠送殿版《图书集成》残卷数册带回，送到了校图。在杭州本地求索就不必多说了，当然也不会少。这期间，去过几次北京，琉璃厂是必到之处，买了不少书，记得有部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定海黄以周的初印本《礼书通故》就是在北京收购的。

去过最多次的地方非上海莫属，总是下榻青年会（即后来的淮海饭店），这期间，书记嘱我：贵重典籍，如无把握，可请教姜亮夫教授，由他决断，不必请示领导。他的意思是，事关学术、专业，应该由专家做主。一次在沪上发现了一部自己从来未见过和听说过的，抗战前印行的题名《热河》的大型精装图册，检翻发现，有资考证，颇具价值，还有几种明刻善本，以及稀见版本的方志，一时爱难释手，不愿放过，但售价可观，动用公款，犹豫难决。时已天晚，书贾答应留书一夜于旅舍，说你是熟人，知根知底。业内有个行规，如有珍本、稀见之书，要先问沪图。不收，再问郑振铎先生长住上海代为其收书的专人。再不要，才能外销。这批书你如不收，翌日清晨即来取走，另有买家。急忙间，如何请教亮公，只好硬着头皮连夜去了邮电局，给书记家挂了电话（那时师院人只有书记——他还兼着副院长——和院长家有电话）。回到旅舍不久，就收到了五个字的加急电报：“姜力主购买。”回杭后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放下电话，书记就跑到了姜公家，这才有了及时的回电。在这前后几年间，去过上海五六次（那时还未公私合营）购书，这是印象最深的一次了。每次采购，书款均以万元计。那时书价便宜，普通刻本大多一两角一册，一部书如果卷帙无多，也就是一元左右，即使善本、明刻，论册不过一元，一部书卷数少者四五元，多则十几、二十几元，上百元的就很珍贵，很难得见了。试想，每次上万元的总价，能为学校收进多少清代顺、康、乾乃至嘉道以降经史子集四部群籍以及各类丛书、成套解放前重要杂志和旧籍呢。别忘了这些原刊、翻刻古籍中，除少数精刻、珍本外，在当时大都被认为是普通刊本的。

多年来，我常想，五个字的回电和它的背景故事，为什么总使我激动不已和回味无穷呢，是不是它也折射出作为一把手的书记对工作的热忱和对事业的负责精神呢，是不是也折射出一位高校领导人并没有把自己摆在做官当老爷的位子上，而是和下属平等地各尽其职，服务于人民呢？至少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前面说的都是收书。意犹未尽，这里再补说几句。有一次在宁波也是为公家收书，业馀逛街，偶在一个没有几本书的杂货摊上见到一部《尔雅翼》，乃毕效钦校本，窃以为，明刻无疑，可标价便宜，仅以普通刻本待之，私人就买了回来。过后请姜亮公和心叔公掌眼审核，二师均十分认可。心叔先生尤喜爱之，告我到他家去看看，无论何书、何本都可拿走作为交换。我怎敢作出此等之事，一直拖着，不敢再提，也就作罢了。事过多年，赴沪公干，顺便带上此书，请上海古籍书店收购部的老熟人、版本专家过过目。他一页一页仔细审看一过，说你如果想出手的话，作为明刻我是不收的。回答以掌眼而已，有何说法？他说你回杭州去浙图，耐心一页一页、一行一行、一字一字，多花些功夫，将原刻对着看看，可将发现告我。果如此言，找出了几字不同，才知其为明刻清修之本。忍不住又告姜、任两师，两位一笑：实践出真知，这些人各类版刻见得多，乃书皮之学，对内容未必了然。我们则是混通，重在学术价值，可谓各有专攻也。大家一笑了之。

明刻清修本《尔雅翼》（雪克藏）

说到福州路上的上海古籍书店，是公私合营的硕果。这里的书记和经理本来是上海滩上有名的来薰阁书店的两位店员。因为常去买书，已是老朋友了。这座店，楼下一层售书，当然全为古籍，上面几层为书库，有几位业内专家负责定价待售。我是熟客，自由上下。一次有位看走了眼，将一部善本标了个普通价，就要把这批书下送。我忙将此本留下，让他再过过目，告以如不改价，我就要买走了。他拿书在手，发现自己看走了眼，连忙改标，我就买不起了。

还有两事也应该补说一下：大约是1957年春，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号召，社会上掀起了繁荣文化的热潮，购求书籍自是应有之义。我和另两位单位同仁在上海相遇，遂去了上海古籍书店。还没进店门，刚好几乎同时停下两辆敞篷大卡车，车上均有老师带队，跳下两车当地两所大学学生。他们争先恐后地将事先已写好的本校长封条，不分青红皂白，见书架就贴，不一时就贴了个满满当当，让我们这样的散客无所适从，落了个两手空空。这时书店的负责人来了，看着不是个事，当场就招呼各单位派代表开了个协调会。他说架上之书复本甚多，一个单位要这么多副本干什么，买了也是浪费，奉劝各位理智一些，认真挑挑选选，以各取所需为宜。与会的都是文化人，卖家说得有理，在座的大都平静了下来，终于揭了封条，让购书恢复了常态，我们自然也为校图添了些收藏。

下面这件事也与图书有缘。1965年搞“四清”时，杭大师生大部分在诸暨，我在斯宅大队。一天接到工作团中杭大领导刘活源书记的通知，让我和吴熊和兄带着系三的学生金光荣（当帮手）去挑选古旧书籍。书是当地大户人家杭大物理系斯何晚先生的家藏。院内几间大屋，书堆得是满满当当，并无别物，偌大的庭院只有一位老人看守。我和吴当即分别动手。我按自己的标准，挑出一大批康、乾时期的较为入眼的四部名著及方志，其中偶有明刻、善本，记得最清楚的是明陈翼飞辑《文俪》十八卷，乃万历刻本。至于道咸以降，除少数外，多以普通本视之，弃而未取。熊和兄也以自己的判断挑了一批，数量同属不少。事后，刘活源书记告我，这批书业已装车拉回了校图。

旋即“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此事不惟无人提及，余更噤口不敢再说，恐遭不测之祸也。十多年过去，直到80年代，曾几次问过校图有关同志，得知“文革”前夕是有一批书运来，一直堆在一个角落里，无人关注，更谈不上编目出借，后来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像《文俪》这样的善本，也同样下落不明了。

这类故事多多。年已老迈，近事马上就忘，可陈年往事总会记忆清晰，有些事是杭大校图严春森兄帮助想起的，他是采编组长，书款大都是他汇出的。总难以忘怀。真是的。

记于2018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