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自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起兵太原，北结于突厥，东结于李密(时攻洛阳王世充)，西平稽胡(今山西离石等地)，军沿汾水两岸而下，疾趋长安。十一月遂克之。同年十二月即遣李孝恭下山南(今汉水流域诸地)，及分遣使者徇巴蜀下之。翌年(618年)五月遂废隋恭帝而自称帝。当此之时，薛举与其子仁杲突起陇西，东向谋攻夺长安，欲与李渊争天下，因在泾州(今GS省泾川县)展开攻防之战。泾州之战，自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起，苦战至十一月，始击破薛仁杲，乃尽有陇右之地。武德二年五月又擒凉王李轨，而尽有河西之地(今甘肃武威至敦煌等地)。于是自关(潼关、武关)以西，北起灵武、敦煌，南至巴蜀，唐皆有之。薛举父子已灭，刘武周与宋金刚在朔州(今山西朔县)复假突厥之力南向，欲与李渊争关中之地。刘武周自武德二年四月起攻太原，相继下并州(太原)、介州(介休)、晋州(今临汾县)，其大将宋金刚挥军直抵绛州(今新绛县)。秦王李世民御之，遂展开柏壁(今新绛县西)之攻防战。世民自同年十一月屯军柏壁，拒战至武德三年(620年)四月，始击破之，刘武周、宋金刚皆走死。李渊已拥有关中、凉及巴蜀之地，据山河之固，遂东向扫荡关东群雄。此时唐在北方之战略形势已渐趋巩固，幽州有罗艺矢志效忠，而太原、灵武及夏州(今陕北)早已入其掌握，成为北方国防一连串之重镇，以备突厥。唐东向征伐之主要战略目标，一是洛阳之王世充(国号郑)，二是江陵之萧铣(国号梁)，三是河北之窦建德(国号夏)。其次为江淮之杜伏威、辅公祏。武德三年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诸君伐郑，并遣使连窦建德以孤立之，而建德卒助郑拒唐，乃形势使然也。武德四年五月，世民与建德战于虎牢(今河南汜水县)，大破之，擒建德，世充亦降，一战而灭二国。武德四年二月，唐遣李孝恭、李靖谋伐梁，十月大举伐而灭之。翌年，李靖徇岭南(今两广福建及越南)皆平之。是时据江淮之杜伏威及幽州之罗艺，皆先后入朝，于是大一统之局，乃告成焉。重点记叙点评李世民虎牢破擒窦建德之战、李靖平定萧铣之战。
李世民虎牢破擒窦建德之战:当初唐军部署对洛阳之攻势时，即武德三年八月，高祖李渊曾遣使与建德结好，建德亦曾遣还同安公主(李渊同母妹，前在黎阳与李神通徐世勣等被俘)，随唐使者至长安，以为连和。但至同年十一月，王世充请救于建德时，建德曾遣使至唐请罢兵，而秦王世民留其使不报。翌年(武德四年)二月，建德已克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擒孟海公，而唐又遣将刘世让攻其恒州黄州等地，故建德遂于是年三月，留其将范愿守曹州，悉发孟海公、徐圆朗之兵，合其本部兵十余万之众，号称三十万亲自率之西进，以救洛阳。兵至滑州，世充行台仆射韩洪开门纳之。同月二十一日，建德军进至酸枣(今HEN省延津县)，遂渡济、汴二水攻管州陷之，杀刺史郭士安，继陷荥阳、阳翟(今禹县)等县。于是建德军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溯河西上，军于成皋(即虎牢)之东原(即东广武)，以筑宫于板渚，并遣使告世充。世充弟徐州行台世辩，亦遣其将郭士衡将兵数千会之。
秦王世民当此局势紧急之际，乃于青城宫召集将佐议之，皆请避其锋。唯郭孝恪献计曰：“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虎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记室薛收亦献策曰：“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建德亲率大众，前来救援，亦当极其精锐，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郭、薛二人估计甚精，世民即从之。但右元帅府司马萧瑀、屈突通，及参谋军事封德彝等老臣持重之人则皆曰：“吾兵疲老，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建德席胜而来，锋锐气胜；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怠；吾据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虎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通等又请解围据险，以观其变，世民不许。乃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齐王元吉围困东都，世民自将三千五百骁勇(先头部队)，东趋虎牢。时为正昼移军，历北邙山，抵河阳(今孟津县东南)向巩县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见，莫之测也，竟不敢出。
同月二十五日，世民入虎牢，翌日即将骁骑五百出虎牢东二十余里，觇建德之营。当前进时，世民于缘道分留从骑，使李世勣、程知节、秦叔宝分将之，伏于道旁，才余尉迟敬德等四骑，与之偕进。世民谓敬德曰：“我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去建德营三里所，建德游兵遇之，以为唐军斥候。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毙其一将。于是建德军中大惊，即出五六千骑逐之。世民令二骑先退，自与敬德按辔徐行，追骑将至，则引弓射之，辄毙一人。追者惧而止，止而复追，如是再三，世民前后射杀数人，敬德杀十许人，追者不敢复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诱之，入于伏内，世勣等奋击，大破之，斩首三百余级，擒其骁将殷秋、石瓒以归。此乃世民“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触之，而知动静之理”之运用也。于是，世民乃为书报建德，谕以“赵魏之地，久为我有，为足下所侵夺，但以淮安(淮安王李神通)见礼，公主得归(即同安公主)，故相与坦怀释怨；世充顷与足下修好，已尝反复，今亡在旦夕，更饰词相诱；足下以三军之众，仰哺他人，千金之资，坐供外费，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效劳未通，而无怀愧！故抑止锋锐，冀闻择善。若不获命，恐虽悔难追！”
四月十五日，王世充骑将杨公卿、单雄信在洛阳引兵出战，齐王元吉击之，不利，行军总管卢君谔战死。但此时王世充之平州(治今孟津县东)刺史周仲隐以城降唐。
至四月下旬，窦建德迫于虎牢不得进，与唐军相持已月余，战又数不利，因之其将士有思归之心。三十日，世民又遣王君廊轻骑千余抄其粮道，又破之，擒其大将军张青特。于是其国子祭酒凌敬进策于建德曰：“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今孟县西南)，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今长治县)，徇汾晋(今临汾、安邑县等地)，趣蒲津(今永济县与平民县)。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关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此诚为夏军转取主动，争取最有利之战略形势，同时又能予唐最严重威胁与打击之良谋。建德将从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继于道，王琬、长孙安世朝夕涕泣，请速救洛阳；又阴以金玉啗建德诸将，以挠其谋。盖此时洛阳城中，盐粮将尽，民食草根木叶皆尽，澄取浮泥与米屑作饼为食，皆身肿脚弱，死者相枕于道，贵为公卿者，亦糠核不充，其尚书郎以下亲自负戴，往往馁死，艰危至极。于是诸将皆曰：“凌敬书生，安知战事，其言岂可用也。”建德乃谢敬曰：“今众心甚锐，天赞我也，因之决战，必将大捷，不得从公言。”敬固争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又谓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违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并、代、汾、晋等地)，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建德又拒之曰：“此非女子所知，吾来救郑，郑今倒悬，亡在朝夕，吾乃舍之而去，是畏敌而去信也。不可！”凌敬之良谋，遂不见用。
此时秦王世民，据谍者告曰：“建德伺唐军刍尽，牧马于河(济)北，将袭虎牢。”五月初一日，世民遂渡水至河南，临广武(西广武)，察敌形势，因留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诱之，入夜潜还虎牢。
初二日，建德果悉众而至，是日辰时自板渚出牛口(今汜水县西北二十五里)布阵，北距大河，西薄汜水(虎牢关在汜水西北)，南接鹊山(汜水县东南)亘二十里，鼓行而进。世民将数骑升高丘而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陈，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陈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此乃世民将其料敌制胜之策，宣告其诸将也。但建德意轻唐军，于阵布毕后，即遣使随骑兵三百涉汜水，进距唐营一里之地挑战。其使者谓世民曰：“请选锐士数百与之戏！”世民即遣王君廓将长槊二百以应之，相与交战，乍进乍退，两无胜负，遂各引还。世民使人召河北马，待其至乃出战。及是日午时，建德军列阵已达六小时之久，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世民乃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即阵前)，驰而南上，戒之曰：“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欲使其阵乱而击之)士及至其阵前，阵果动。世民曰：“可击矣！”时河渚之牧马亦至，乃命出战。世民率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直薄其阵。时建德群臣方朝谒，唐骑猝来，朝臣趋就建德。建德召骑兵使拒唐兵，骑兵阻于朝臣不得过，建德挥朝臣令却。进退之间，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东陂。窦抗引兵击之，战小不利，世民率骑赴之，所向皆靡。淮阳王道玄，亦挺身陷阵，直出其阵后，复突阵而归，再入再出，飞矢集其身如毛猬，勇气不衰，而其射人多中弦而仆。世民又给以副马使从己冲阵，于是诸军大战，尘埃涨天。世民率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阵后，然后张开旗帜。建德将士顾见之，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建德中槊，退向牛口渚。唐军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逐之，建德坠马，士让举槊欲剌之，建德曰：“勿杀我，我夏王也，能富贵汝！”武威遂下马擒之，载以从马，来见世民。世民让之曰：“我自讨王世充，何预汝事？而来越境犯我兵锋。”建德曰：“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建德将士皆溃去，为唐军俘获者五万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还乡里，使为唐义务之宣传员，使建德州县望风归附。建德妻曹氏与左仆射齐善行，将数百骑遁归洺州。窦建德已被擒，同月初七日世充偃师、巩县皆降。初八日世民即以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使往抚定建德州县。秦王世民囚窦建德、王碗、长孙安世、郭士衡等至东都城下以示世充。初九日王世充素服出降。
李靖平定萧铣之战：萧铣褊狭猜忌，其诸将恃功恣横多专杀戮，铣以是患之。铣为削夺诸将兵权计，乃宣言罢兵营农，分别遣散其士卒于各地。又将其大臣相次诛戮，由是其边将皆疑惧，多有叛者，铣不能复制，以故兵势益弱，武德四年，唐遂乘萧铣内溃之势而部署进攻之。二月，李渊以李孝恭为夔州总管，使大造战舰，教习水战。以李靖为行军总管兼摄孝恭行军长史。盖渊以孝恭未更戎旅，故以三军之任，一以委靖。靖又献议孝恭，悉召巴蜀酋长子弟，量长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借以控制后方之安全。
八月，唐十二总管之军已尽集于夔州，李靖乃分军三道东进：以卢江王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将水陆军沿江顺流而下。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今湖南沅陵县)道，趋武陵，会攻江陵。黄州(今湖北黄冈县)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今汉口)。三路军同指向江陵，采取三面包围之攻势。时适秋潦，江水泛涨，而三峡路险，铣谓唐军必不能进，故休兵不设备。九月，李靖率师东进，将下峡，其诸将亦皆请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其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亦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孝恭从之，大军遂进。十月初七日，铣EZ刺史(治鲁山。今汉阳县)雷长颖即以鲁山降唐。
李孝恭与李靖亲率战舰二千余艘东下，即攻拔其荆门、宜都二镇，诸军遂逼夷陵(铣夷陵似即今宜昌)。铣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清江(今清江入江之口处)急来救二镇，孝恭即欲进击之。靖曰：“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缓之一日，彼必分兵，留轻兵以拒我，退羸师以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破之必矣。”孝恭不从，于十月初九日留靖守营，进兵与士弘遇于清江合口(今清江入江之口)大战，孝恭果败，奔于南岸。士弘舟师委舟大掠，人皆负重。靖见其军乱，乃纵兵破之，获其舟舰四百余艘，斩首及溺死者将万人。追奔至百里洲(今枝江县东江中)，士弘收兵复战，又破之。唐军遂进入北江(百里洲北面之江水)。孝恭并遣李靖率轻兵五千为先锋逼江陵，屯营于城下，孝恭将大军继进。
萧铣于罢兵营农时，仅留宿卫数千人。及闻唐军至，士弘败，大惧。乃仓猝征江南兵，但既为田世康所制不能至。岭外之兵，更因道途阻远，不能遽集。
唐军已大集江陵，攻入其外郭，布长围以困之。数日又攻水城拔之，破其骁将杨君茂、郑文秀，俘甲卒四千余人，大获舟舰。李靖请孝恭将其舟舰尽散弃于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借其用，奈何弃以资敌？”靖曰：“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其沿江州镇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孝恭从之。铣援兵见舟舰，果疑不敢进。
铣于水城陷落之后，内外隔绝，问策于其中书侍郎岑文本，文本劝铣降。铣乃谓其群下曰：“天不祚梁，数归于灭，若待力屈，必害黎元，岂以我一人致伤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乱兵，幸全众庶。诸人失我，何患无君！”遂巡城号令，守陴者皆恸哭。明日(同月二十一日)铣率群臣出降，谓孝恭曰：“当死者唯铣耳，百姓无罪，愿不杀掠！”孝恭囚之，送于长安。铣降后数日，南方救兵至巴陵者十余万，见船被江而下，狐疑不敢轻进。及闻江陵失守，乃皆释甲而降。
点评：唐开国成功的主要原因：李渊的老谋深算，李世民的英勇善战，大唐的人才济济。观唐谋求统一之整然大战略指导与运用，不论在时间、地域上均是配合适宜，轻重缓急先后之进行程序，亦极合事机，足见李渊乃一大政略家兼战略家之能手也。李世民虎牢破擒窦建德之战中，坚壁挫锐、精锐突袭、出其阵后反击都是常用战法。辅以屡行小战扰敌，变被动为主动；抄绝敌后方补给线，迫使敌人粮食匮乏，军心恐慌；善于运用间谍，深入敌之内部，搜取高级重要情报，然后将计就计以制敌等。李世民曾自述其对阵时用兵之法曰：“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李靖平萧铣之战，最能应机，皆因敌情而取胜，且特别重视奇袭作战。如因萧铣之内溃，而迅即乘之；利用水涨之势，为敌人所忽之时机，即出敌人之不意；利用文士弘之兵已胜而乱之际而击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