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铁木真二十五岁为汗起，至其四十八岁，始统一蒙古各部落，经过数十次大小战役，为时二十四年，即自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起，至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止。铁木真在此二十四年中，常运用突厥克烈部王罕之力，屡战蒙古不服之各部。终于尽数收降蒙古各部落，编为自己麾下之一部。蒙古旧部长逃亡于突厥克烈部王罕之下者多人，王罕又听信若辈之谗言，欲图害铁木真汗。于是双方由相责而相战。在一边作战一边和谈中，铁木真汗对之实施奇袭，一举而击灭克烈部，王罕父子走死道途。此宋宁宗嘉泰三年，即1203年秋之事。铁木真西灭突厥克烈部后，乃于1204年，即宋宁宗嘉泰四年，谋击其西方之突厥乃蛮大阳汗，一战而击破之。于是塔塔儿余部、朵儿边部、合塔斤部、撒勒只兀部皆降。惟蔑儿乞余部及大阳汗之子屈出律逃去。铁木真汗追击而西，大破乃蛮北部，尽降蔑儿乞诸部，并获札只剌部长札木合，与蔑儿乞脱黑脱阿之二子，兵威所至，收降西域四个国家以为属国，凯旋中以兵攻西夏，大掠而还，回至其斡难河源，乃集众大会，自立为成吉思汗，即1206年，时铁木真五十二岁。1207年，征伐西夏；1209年再征西夏，西夏主纳女请和。1210年，蒙古开始侵金，经乌沙堡之战、会河川之战、袭取金东京之战、居庸关之战、攻取金中都之战、征辽西之战等诸战役，侵占金国大片领土。1217年遣兵西征，灭西辽。1218年，成吉思汗十三年，成吉思汗大会诸王重臣定策西征花剌子模，遂命其弟斡赤斤留守和林，镇抚本部，将黄河以北全权，付诸木华黎以对金作战，自与诸子大将，率军径趋国境集结，向锡尔河前进。1222年基本征服花剌子模，1224年，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师，1225年东返和林，乃以征服疆土，分封四子。1226年，第五次征西夏，翌年六月西夏请降。八月成吉思汗死；同月西夏亡。1229年窝阔台继为蒙古大汗，翌年再由陕攻金，取秦晋；1231年蒙古假道于宋以伐金，有钧州三峰山之战，1233年金主走蔡州，翌年蒙古灭金。窝阔台八年(1236年)至窝阔台死后一年(1242年)，拔都西征欧洲。1251年，蒙哥即汗位，发动两大远征：一为进军西南，作灭宋之准备，一为遣旭烈兀西征波斯。旭烈兀于1252年出发，至1259年征服波斯。1253年八月忽必烈进军大理，十二月破大理都城，留兀良合台征未服者，忽必烈自还中国。1257年六月，兀良合台尽平云南后征安南。明年三月安南降。1258年九月蒙哥亲征入蜀。1259年正月，云南蒙军攻潭州；二月蒙哥围合州，七月卒于合州城下，解围北还。八月，忽必烈围EZ，十一月以内乱解围北还。1259年蒙古宪宗蒙哥战死于合州后，诸王争立。翌年四月，忽必烈即帝位开平。弟阿里不哥亦称帝于和林，连年战争，至至元年(1264年)七月，阿里不哥归降于开平。1262年，忽必烈开始南伐征宋，经襄樊攻防战(1269年围襄樊，至1273年陷之)、EZ攻防战、丁家洲会战、攻临安之战、元追捕宋二王之战，最后于1279年，追至厓山(今广东新会县南)会战，始灭宋。重点记叙点评蒙古侵金边堡之战(乌沙堡之战、会河堡之战)，襄樊攻防战。
蒙古侵金边堡之战:宋宁宗开禧二年春(1206年)，蒙古斡难河上大会，铁木真被选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既即大位，乃大封功臣，明定位序。以孛斡儿出为右翼万户，木华黎为左翼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计功臣封万户千户共九十五人。
蒙古对金人杀其宗亲大仇，迄未忘怀。会金降俘来报，具言金主肆行暴虐，乃定议对金南征。成吉思汗察于大军渡漠，远程艰巨作战，确实把握胜利计，乃于积极作战准备外，且善为谋略，以开战胜之先河。其显著之策划，概为：拓展疆域，以巩固基地，先排除西方及北方之乃蛮及蔑儿乞等残余敌对力量，使远征军无后顾之忧，背侧安全，可以放胆南进。争取与国，招降邻近小邦，拉拢守在绥远之东胡汪古部，西夏和议，鼓动契丹人反金复国，以孤立金廷。征召各国降服之军从征，以壮大声势，对金人在精神上先予以严重之打击。用间策反，暗中结纳为金守御长城以北之汪古部长，期于战争开始时，率众来附，作为进军向导及内应。封锁情报，同时以假意敷衍金人，而掩匿整军出征诸企图。
当蒙古积极备战之际，此项情报，终为金守北鄙边将纳哈买住所侦悉。纳哈买住以此情报极为重要乃奔告于金主，金主永济曰：“彼何敢然？且无衅，何能入犯？”纳哈买住曰：“近见蒙古已迫服其邻邦，而修弓矢甲楯不休，凡行营则令男子乘车而惜马力，其意非图我而谁？”金主以其擅生边隙，囚之。盖金承平日久，人皆畏战求安，金主基于此种内情，故借此以抑止兴边事者。
金大安二年，即宋宁宗嘉定三年，成吉思汗五年(1210年)春，成吉思汗统兵南向，由金居庸外边堡长城外之汪古部为向导，绕道长城西端陶林县东北土城子之西，转向东南，直趋今兴和县西北二百里处的乌沙堡，是为乌沙堡作战之开始。
金大安初年(1208年)金平章政事独吉思忠，与参政完颜承裕，将兵屯居庸边堡之宣德府(今宣化)，力求对突破长城之敌人后方能有拘束及打击之力，以及对由长城西端迂回而南之敌，有对之拒止掩护作用。乃在今兴和县西北二百里处，修建屯重兵的堡垒，是为乌沙堡及乌云堡，并于乌沙堡附近暗道可通之处，修建乌月营以为补充支援基地。因堡极坚牢，又有金平章政事独吉思忠亲率金兵守之，自1210年春三月中旬，蒙古军开始攻起，至七月初止，蒙古攻百余日不能下。
成吉思汗深惧金朝援军大至，乃登兴和西北土城西堡之山引领东望，因不见征尘，乃解带置顶后跪北向天祷告曰：“长生之天，金杀我宗亲，若天许我报仇，请命人神助我。”祷告毕再东望，偶见兴和北山离乌沙堡数里处有多股炊烟如密林上升，知为军营所在，乃命左帅者别绕道东南往攻之，方知即为金之乌月营。
乌月营金守将完颜胡沙，为者别击败，蒙古因攻取乌月营，独吉思忠因乌月营已失，乌沙堡人力物力已竭，知不能守，乃退兵东走，于是成吉思汗入乌沙堡，下令毁之。
乌沙堡之战，金主专责独吉思忠失机，诏以完颜承裕继主西北战事。完颜承裕时屯兵于野狐岭(在今张家口三十里)，未及前进，而蒙古前锋已大至岭下。当地土豪请以土兵为前锋，愿官兵为后继以迎击蒙古前锋，完颜承裕不敢用其计，但问此去宣德(今宣化)间道里程。土豪乃面嗤之曰：“该涧曲折，我辈谙知，行省(指承裕)不知用地利力战，但谋走耳，今败矣。”于是，完颜承裕退兵至宣平(即今张家口)，蒙古前锋不战而取野狐岭，大肆劫掠然后退去。
明年即1211年三月，成吉思汗再发兵南下以侵金，屯于金居庸外边堡长城西端之土城及红土山一带，分兵以攻取金大水泺(今商都县南)、丰县(今尚义县)、利县(今尚义县南乌兰大堤)，闻金军正在净州(今兴和西北)西重新大事修筑乌沙堡及乌月营，乃命将率重兵往攻之，七月再克金新乌沙堡。八月初乃以大军东攻，于是而有会河川会河堡之战。
金完颜承裕自去年蒙古军退去之后，即调集各路精兵良将三十万，号四十万，齐集于西北路，以准备北征蒙古。为进可攻退可守计，分兵往乌沙堡，再修复之，并增筑居庸内堡各寨栅以及城池。及本年春三月，蒙古不待金军往征，已率大军再来，于是完颜承裕便集结兵力准备与蒙古实行决战。
成吉思汗知金军主力在会河川(万全之西)，乃集其大军东向攻之。自将中军以攻会河堡各寨，以左军进攻金獾儿嘴(今得胜口北之山嘴一带)。攻打竟日，金军战力极强，蒙古军无所得，而损失惨重，翌日再兴攻势，蒙古左手万户木华黎誓其众曰：“彼众我寡，不致死，不能克也。”即亲率敢死队，策马挺枪入陷敌阵。成吉思汗挥大军继之冲入阵中，金之女真兵、契丹兵、汉军一时溃乱，蒙古兵却喊声震天，往来冲突，金军遂后退。成吉思汗以大军尾追，杀得伏尸遍野。金将胡沙虎退至会河堡，为蒙古军包围攻击，竟全军覆灭。金之精兵良将大半尽于此役。
是年九月，蒙古军进拔金之兴德府(今涿鹿县)，攻至居庸城下而去。十一月，有金汾阳郡公郭宝玉屯兵在白登城(今SX省阳高县)，向蒙古洽降。而蒙古后军已突开金居庸内外边堡长城南来与自乌沙堡东来之军会合。成吉思汗因令大军由白登山两面，以直扑金之西京大同府(今SX省大同县)，至围西京，力攻之七日夜，金西京留守胡沙里执中知不能守，乃率麾下百骑弃城东南奔。金军群龙无首，亦向东退，成吉思汗派者别率三千骑追蹑之。至翠屏山口(在今万全县北)大败之，遂溃不成军以逃往居庸关。金居庸关守将开城收容败兵中，不意蒙古突骑追至，致为蒙古将者别冲入居庸关内，指向金之中都以北而进。金中都大震，城门为之昼闭者数日，但蒙古仅有游骑斥候至城下而去，不知其主力之所向。
成吉思汗因停留在金之西京，分遣诸将往取云内各州。不久皆下之，遂分别大掠而还。
襄樊攻防战:当蒙哥皇帝既崩，忽必烈以阿里不哥之谋位，而允贾似道之请和，蒙古内讧，无暇南图者凡六年之久。但南宋既不乘此机会，以充实战备，巩固边防，亦不图敦邻修好，弭兵息民，休养国力。惟贾似道是信，谲败为胜，粉饰太平，兵丧于外，民怨于下，自毁长城，挑启衅端，而自速其破亡。反之，忽必烈虽以敉平阿里不哥为当前急务，但迄未松驰其对南方之注意力，且将元室统治中心南移(至元元年，1264年自开平入都于燕，号为中都，开平为上都)，同时广事征询伐宋之作战意见，并检讨过去对宋作战之得失，从事诸种作战准备，期于策划周密，计出万全。其荦荦大者，如信用史天泽、刘整等，置榷场于襄阳。缘刘整既降于蒙古，乃献计于忽必烈曰：“宋人惟恃吕文德耳！然可以利诱也！请遣使赂以玉带，求置榷场于襄阳城外以图之。”(吕文德弟文焕知襄阳)使者至鄂，请于吕文德(知EZ)。吕文德果许之。遂开榷场于樊城，筑土城于鹿门山(今襄阳县东南三十里)，外通互市，内筑堡垒。蒙古又筑堡于白鹤(襄阳县南)。由是军有所守，遏宋南北之援，并时出兵哨掠襄樊城外，蒙古军势由是益炽，及文德既悟，但无及矣！
忽必烈既决意伐宋，遂于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征诸路大兵，命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之子)与刘整进攻襄阳。阿术言于忽必烈曰：“所领者蒙古兵，若遇山水砦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进征。”从之。阿术驻马虎头山(今襄阳县西南)，顾汉东白河口(今襄阳东北白水入汉之口)曰：“若筑垒于此，以断宋粮道，襄阳易图也。”遽城其地。知襄阳吕文焕大惧，遣人以蜡书告其兄知EZ文德。文德以为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来春水发，即可往取之，不以为意。翌年九月刘整又与阿术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若夺彼所长，造战船、习水军，则事济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划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遂筑围城，以逼襄阳。阿术又继筑台于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军援襄者，皆不能进。至元六年(1269年)正月，蒙古重又括诸路兵，增兵襄阳，遣史天泽与宗王大臣往经画之。天泽汉军名将也，畏兀儿、波斯、阿拉伯、钦察、阿速等部之人，皆乐为之用。天泽至襄阳，观其形势，见城坚可久守，须断其粮道，乃筑长围起自万山(今襄阳西北)，包百丈山(襄阳南)，令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亘诸堡以立久驻必取之基。三月，阿术自白河率兵开始围樊城，筑城于鹿门山。宋荆湖都统制张世杰将兵拒之，战于赤滩浦(襄阳东南，汉江上)，败绩。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师再援襄阳，乘春水涨，轻舟载粮至襄阳城下，惧蒙古军掩袭，仅能与守将吕文焕交语而还。及秋七月大霖雨，汉水溢，夏贵分遣舟师出没于东岸林谷间。阿术谓诸将曰：“此虚形也！不可与战，宜整舟师，以备新城(蒙古围襄阳，筑十城。此其一在襄阳东南十里)。”明日夏贵果趋新城。军至虎尾洲(襄阳县南)，为蒙古万户解汝楫等舟师所败，士卒溺汉水死者甚众，战舰五十艘皆没。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贾似道之婿)复以舟师援贵，进至灌子滩(今襄阳县鹿门山南，汉江西岸)，亦为阿术所败，文虎以轻舟遁去。
十二月，知EZ吕文德以忧卒。文德以许蒙古置榷扬为恨，每曰：“误国家者我也！”因疽发背，致仕，是月卒。
1270年正月，宋以两淮制置大使兼知扬州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樊。时夏贵范文虎相继大败，恐李庭芝成功。范文虎依贾似道为内援，遗书似道曰：“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愿无使听命于京阃，事成则功归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由朝廷直接指挥。庭芝屡约进兵，文虎但与妓妾嬖幸宴饮为乐，以圣旨未至为辞。宋左丞相江万里屡请增兵援襄樊，贾似道不答，万里遂于是月求去。起居郎王应麟亦以为言，贾似道欲逐之，应麟以忧去。二月，襄阳出步骑万余人，兵船百余艘，攻蒙古万山堡(襄阳西北十里)，为万户张宏范所败。八月，宋度宗问贾似道曰：“襄阳围已三年，奈何？”对曰：“北兵已退，陛下何由得此言？”帝曰：“适有女嫔言之。”似道诘其人，诬以他事赐死，由是边事虽日急，无敢言者。十二月，张宏范(张柔之子)言于史天泽曰：“今规取襄阳，周于围而缓于攻者，计待其自毙也！然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无御之者，而江陵归峡，行旅休卒，道出襄阳，南北相继也。宁有自毙之时乎？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毙之之道也。”史天泽从之，遂筑城于万山，徙张宏范军于鹿门。自是襄樊道绝，而粮不继矣！
1270年十月，宋廷诏范文虎总中外诸军救襄樊。1271年四月二十五日，范文虎统率两淮诸军赴援，与阿术等战于湍滩(在襄阳南)军败，统制宋胜等百余人，为蒙军所擒。五月，元世祖忽必烈诏东道兵围襄阳，西道宜进兵以牵制之(淮东方面，因宋水军绝对优势，故未发动)。于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恩丁率诸将水陆并进；郑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庆，北剌不花出泸州，所至顺流纵筏，断浮桥，获将卒战舰甚众。六月范文虎再将殿前司卫卒及两淮舟师十万，进至鹿门，时汉水溢，阿术夹江东西为阵，别令一军趋会舟滩(今襄阳县东南)，犯其前锋，诸将顺流鼓噪，文虎军逆战不利，弃旗鼓镫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军，获战舰甲仗不可胜计。七月，襄阳遣将米兴国，攻蒙军百丈水营，为阿术所败，进至湍滩，杀伤宋军二千余人。
至元九年(1272年)三月，元将(去年十一月改蒙古国号曰大元)阿术刘整，攻破樊城外郭，守将犹守内城，阿术等增筑重围以困之。五月，襄阳被围已五年，援兵不得至，吕文焕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积粟，所乏者盐薪布帛耳，张汉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蜡书于髻，隐积草下，浮水而出。谓鹿门既筑，势须自荆郢救援，至溢口，元守卒见积草，多钩致，欲为焚衅之用，泅者遂被获。于是荆郢之路亦绝。至是宋廷诏荆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今钟祥)，将帅悉驻新郢(郢州汉南岸)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侦知襄阳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出均房，即其地造轻舟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一舟装载，左右两舟则虚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赏募死士，得襄邓山西民兵之骁悍善战者三千人，又求得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二人俱智勇，素为诸将所服，俾为都统，号张贵曰矮张，张顺曰竹围张。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出，毋败吾事。”人人感奋。是时汉水方涨，乘顺流发舟百艘，稍进团山下，又进高头港口，结方阵，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红灯为号，贵先登，顺殿之，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元兵布舟蔽江，无隙可入，顺等乘锐断铁絙攒筏数百，转战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锋。黎明抵襄阳城下，城中久援绝，闻顺等至，勇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冑、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张贵入襄阳，吕文焕固留共守。
贵恃其骁勇，欲还郢，乃募得死士二人，能伏水中，数日不食。持蜡书赴郢，救援于范文虎，时元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列撒星椿，虽鱼虾不能过，二人遇椿即锯断之，竟达郢还报。范文虎许发兵五千驻龙尾洲(今襄阳东南汉江中)以助夹击。刻日既定，九月初九日甲子，贵乃别文焕东下，点视所部军，洎登舟，帐前一人亡去，乃有过被挞者。贵惊曰：“吾事泄矣！亟行，或彼未即知。”复不能衔枚隐迹，乃举炮鼓噪发舟，乘夜顺流断絙，破围冒进，元兵皆辟易，既出险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术刘整分率战舰邀击，贵以死拒战，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烛天如白昼，至勿林滩，渐近龙尾洲，遥望军船旗帜后辙，贵以为郢兵来会，喜跃而进，举流星火示之，军船见火即前迎，及势近欲合，则来舟元军也，盖郢兵前二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军得逃卒之报，先据龙尾洲，以逸待劳，贵力困，且出不意，与之战，所部杀伤殆尽，贵身被数十创，力不能支，遂被执，阿术欲降之，贵誓不屈，乃见杀，元令降卒四人，畀贵尸至襄阳城下曰：“识矮张都统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文焕斩四卒，以贵附葬顺塚，立双庙祀之。
1272年十一月，元将阿里海牙奏予元世祖，言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忽必烈以为然。会回回创作巨石炮来献，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命送襄阳军前用之。
是月，刘整又筑新门于鹿头山，使千户随世昌总其役。樊城出兵来争。世昌且拒且筑，不终夜而就。整授军二百，令世昌立炮帘于樊城拦马墙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元军校多死伤。达旦，而炮帘立。宋军列舰江上。世昌乘风纵火，烧其船。樊城出兵鏖战拦马桥下，世昌奋战，击退己。此为迫攻樊城之战也。
1273年正月，樊城守将范天顺(文虎之侄)及部将牛富已被围四年，力战不屈，牛富常射书襄阳城中，期吕文焕相为固守，互为唇齿。初文焕守襄樊，汉水相隔，文焕置一大木江中，缫以铁絙，下造浮桥，以通援兵，樊亦持此为固。元将阿里海牙得西域回回阿剌卜丹、伊斯玛因等制造火炮，乃以之攻樊城，破其外郭，张宏范为流矢中其肘，束创谓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陆攻樊，则襄出舟师来救，终不可取，若截江道，断援兵，水陆夹攻，则樊破而襄亦下矣！”元水军总管张禧曰：“断锁毁木，樊城必下。”阿术从之。以机锯断木，以斧断絙，燔其桥，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而去，锐师薄樊城，是月十一日，城遂破。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即所守地缢死。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元兵伤者甚众，渴饮血水，转战而进，遇民居烧绝街道，牛富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裨将王福亦继之。
襄阳至此，亦以久困援绝，撤屋为薪。文焕每一巡城，南望痛哭而后下，是年二月阿里海牙率总管唆都等移攻樊之攻具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雷震，城中洶洶，诸将多逾城出降。初刘整常跃马独前与文焕语，为文焕伏弩所中，幸甲坚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执文焕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亲至城下，宣元主招降诏曰：“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无罪，且加迁擢。”文焕狐疑未决。阿里海牙因折矢与之盟，文焕乃出降。忽必烈以文焕降，命如诏迁擢，授襄阳大都督，赐其将校有差。
点评：雄才大略者寿命长些很重要，唐太宗李世民五十二岁就去世了，成吉思汗铁木真五十二岁后二十年左右正是其大展鸿图的黄金岁月。成吉思汗之治国治军，特重视纪律与秩序之建立。成吉思汗自言其用人，常视其所能。据云“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跷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我由此意，并由次序纪律之维持，所以威权日增，如同新月，得天之保佑，地之敬从。”成吉思汗之胜利，盖因其意志之强，才具之富，而使用一切方法有以致之。凡有机可乘，皆以狡计阴谋济其兵力之穷。用兵概略:提高自己士气、战志(巨大胜利，民族优越感，掳掠财货子女)及摧毁敌人。军队不须后勤补给(远征肆行掳掠，游牧生活)。充分的作战准备(如未入敌境之前，必先侦其国内状况，招敌境中怨望之人作内应，或以掠其同国人之物饵之，或以高位诱之等)。破坏屠杀战略。利用宗教之战略。先破坏面然后取点之战略。野战战术：多用诈术，务必尽其所能，袭破敌军，诱之中伏。大迂回作战，大包围战，和袋形阵地的使用，都是蒙古军的特色。蒙古军有很机动的性能，能在一极准确的时间，能由各地把军队迅速的集中到一个据点，予以突袭。假使不能一举而下，就佯作后退，引敌出击，使他们进入袋形阵地，然后再反身迎击，使敌人无法脱逃，一举歼灭。“其破敌，则登高眺远，先相地势，察敌情伪，专务乘乱。故交锋之始，每以骑队径突敌阵。一冲即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千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冲。再不能入，则后队亦如之。”“方其冲敌之时，布兵左右及后方；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则四方八面一齐俱进，敌人鲜有不败者。”“其胜，则尾敌袭杀，不容逋逃。其败，则四散逃走，追之不及。”成吉思汗在作战的原则上，必须要彻底的歼灭敌方残存力量，每占领一地，除由主力军追击败敌，不予喘息的机会外，以若干部队留在后方，从事有系统的肃清工作。安定后就开始调查占领区的人力与物力，把它也编入总动员的范围之内，从事于新的征服。祖孙三代，锐意经营，灭国数十，拓地万里，雄跨两洲，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