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苏老泉
——东坡的父亲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即后世《三字经》当中所提到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中的那位“苏老泉”。
关于苏家的家世，按照苏洵自己所作的《苏氏族谱》和《族谱后录》记载，汉代苏家的子孙安家在赵郡，也就是现在的河北赵县，故苏东坡的郡望为赵郡。苏东坡为祖父作的《苏廷评行状》记载：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故苏辙的文集命名为《栾城集》，也就是纪念自己的先祖郡望所在。
苏家历史上名人众多，在唐武则天时期，宰相苏味道曾被贬官到眉州担任刺史，后来在眉山去世。苏味道的一个儿子定居在眉山，所以此地才有了“苏”姓。苏家在眉山一带比较有名气，并不是因为他家里有多么富贵或者是苏家人的官当得有多大。当时在眉山有三大家族，而苏家虽然算是三大家族之一，但经济条件远远不如另外两家，只能算是比较殷实。
苏洵的父亲名序，在苏东坡出生的时候苏序还在世。苏序性格开朗，并且长于诗文，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苏东坡后来在写诗词文的“序言”都写成“叙”，或者写成“引”，就是为了避祖父的讳。
苏序有三个儿子，老大名叫苏澹，老二名叫苏涣，老三就是苏洵。其中苏涣在天圣二年（1024）就考中了进士，轰动乡里。对于苏洵来说，哥哥得中进士，是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榜样，对自己的激励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苏序性格开朗，为人乐善好施，与乡人们相处得非常好。当时的四川地区，并没有家家户户挑灯夜读、追求科考成名的风气。苏序年轻时不爱读书，没有走科考的晋身之路，直到晚年才忽然对文学感兴趣，但也没有特别的成就，估计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孙子都成了举世闻名的文学大家。
苏序自己虽然没有在科考上取得什么成就，但是比较有远见，对自己的三个儿子严格要求，希望他们能够在读书方面有所建树。
苏序早早让孩子读书，严格要求，使老大苏澹、老二苏涣都少年早成，学识超出同辈，并双双考中了进士。北宋时期，进士考试录取的人数较前代大为增加，但每榜也就录取三五百人而已，“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很多人皓首穷经，尚为白衣，而苏家兄弟二人都先后考中进士，是古今少有的事情，在眉山当地引起了轰动，甚至带动了当地求学的风气。
几十年后，苏家后人的另两个兄弟同科中举，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苏洵的两个哥哥苏澹和苏涣都进士及第，显得苏洵很落寞。但苏洵在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并不像传统的这些读书人立志于科考，因此有人就对苏洵的父亲苏序说：“你家老泉怎么不读书呢？为什么不走科举的路子呢？”苏序说：“我这个儿子是有自己远大的志向的，我猜想他将来会有自己的打算的。”
苏序与其说了解自己的儿子，不如说了解自己的遗传基因。
也许正是苏洵内在的光芒无法掩盖，所以当地另一大家族程家就特别中意苏洵，将女儿嫁给了苏洵。
眉山当地有三大家族：程家、石家、苏家。其中程家是最富有的，苏家是最有文化的。程家女儿到了择婿的年龄，她的父亲在操心女儿的婚事，于当地物色乘龙快婿，见到苏洵并了解他的事情后，判定这个少年与众不同，绝非一般人可比，堪为佳婿，坚决要把女儿嫁给他。
连苏序都觉得很奇怪，自己的家境比不上程家，在三个儿子当中，只有这个小儿子不成才，为什么程家偏偏相中了他？
程氏也是知书达理，非常贤惠，她看中的并不是金钱地位，她爱慕的是苏洵的学识人品。苏、程两家结为亲家。程氏贤惠过人，持家有方，苏家对这个媳妇相当满意。有了程氏这样良好的基因，后来生的儿子成就斐然，真是苏家的幸运。
成婚之后，苏洵并没有立刻成长起来，仍然顽劣之心较重。但随着父亲年迈，母亲和大哥先后去世了，二哥又常年在外任官，家庭的重担逐渐落到了他的身上。苏洵也认识到，通过读书、科考走上仕途，是对自己和家人的最好照顾。何况程氏也经常鼓励他，大丈夫当有所为，不可一世碌碌，于是苏洵开始发愤读书。这一年他已经二十七岁了。因此苏洵进了后世的《三字经》。
有着良好的基因，加之自己的刻苦努力，苏洵虽然“有志于学”的时间晚，但自我感觉良好。他对写文章很快入门，感觉应付科考、取得功名不在话下。然而现实很残酷。
苏洵所喜欢的是上古之文，也就是先秦两汉以来的散文，对于当时北宋科考的那种文风华丽的写法不是很适应。另外，北宋的科举，仍然很重视诗词声律，这恰恰是苏洵的短板。苏洵认为这些虚词滥调没什么实际用途，仅仅是哗众取宠，不能够体现出一个考生在经世致用方面的才能。所以苏洵第一次科考就铩羽而归。这段时期，程氏为苏洵先后生了几个孩子。
苏洵总共有六个孩子，第一个男孩叫景先，不幸夭折。然后又生了两个女儿也都夭折了。只有第三个女儿叫八娘，长大成人，而且自幼聪明，能诗能文，就是传说中苏小妹的原型。但是八娘长大之后，十八岁的时候嫁给了舅舅程濬的儿子程之才为妻。这本来是亲上加亲的好事，但不知道何种原因，八娘嫁到程家之后未得公婆待见，受尽了虐待，过门不到两年就郁郁而死。苏洵特别伤心，感觉自己犯了一个大的错误，把女儿送到一个虎狼之家，写了一首《自尤》诗埋怨自己，结尾仍懊悔地说：“嗟哉此事余有罪，当使天下重结婚。”[1]并且与程家绝交，一直到死都没原谅自己的小舅子家。
前面几个孩子的纷纷夭折对苏洵的打击非常大，加之科考的失意，因此苏洵经常到全国各地漫游，饱览名山大川，也寻求心情的解脱。
1037年，在苏东坡出生之后，苏洵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热情。两年多之后苏辙出生。苏洵想：如今自己已届中年，又有了两个儿子，我为了自己的孩子也要出人头地。他再次进京参加科考，很不幸，又名落孙山。
真正的英雄不是看他在顺境中有多荣耀，而是看他能否在逆境中奋起。在这方面苏洵远不如自己的儿子苏东坡。
1046年，已经三十八岁的苏洵又一次踏上了令他心酸的科考之路，结局还是一样。
苏洵彻底对科考失望了。自己年近不惑，却仍然与那些童生一起复习、考试，为了一点儿功名而荒废时日。于是苏洵愤然烧毁了曾经练习声律属对的文稿，表示与科举的决绝。
苏洵开始真正享受读书，按照自己的喜好写文章，一代文坛名家开始真正成熟起来。苏洵认为文章应经世致用，应有感而发，而不可无病呻吟，过于雕章琢句。这些文学创作思想对苏东坡、苏辙兄弟影响颇深。
北宋建国将近百年，国家各个方面都向好的方面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弊端。苏洵虽为一介布衣，但是忧国忧民，对于时势也有清晰的判断。这时，“庆历新政”刚刚结束，从京城回来的苏洵，见识过那一场能为国家带来新气象的改革，又见到改革迅速失败，不可能不受到触动，他的政治思想也开始慢慢成熟。
苏洵的文章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往往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现实的对策。苏洵的文章还对国家的用人之道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抑制土地兼并，对法律不合理处予以修改等涉及各个领域的建议，都很有可取之处。可惜的是，他的文章难以呈到御前，建议也不能为当政者所采纳。
一直到苏东坡、苏辙兄弟二人同科进士，名满京城后，苏洵才将自己的文章拿给韩琦、欧阳修等人看，得到了一致的褒奖。“三苏”扬名天下。但是，苏洵因没有参加这次考试，仍是白衣。
北宋时期，虽然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较唐朝大为增加，同时还有“赐同进士出身”等制度，还是落榜的人居多，录取者仅在十分之一左右。为了广纳英才，有些没有中举的读书人也可以被朝廷委以官职。
1058 年，朝廷下旨，召苏洵策论于舍人院，这得益于当年在京城结交的韩琦等人的举荐。这本是一个谋出路的好机会，但是苏洵因为对科考制度的失望，屡次受挫的经历让他心灰意冷，加之对京城官员的行政作风不满意，断然拒绝了。
也许是苏洵这种淡泊官场名利的态度打动了朝廷，也许是好友们的力荐，朝廷多次征召，苏洵只写了《上皇帝书》，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苏洵的脾气得罪了很多人，一些真正的好友都替他着急。后来梅尧臣写信劝他，只有在京城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苏洵不再执拗，勉强答应入京。
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和儿媳，一家人再次赴京。到了汴梁之后，苏洵并没有得到自己理想的官职。朝廷只授予他一个从九品的小官，这让苏洵很不高兴。因为“从九品”是官员队伍当中垫底的，相当于仅仅给了个公务员身份。后又略微调整了一下，晋升为从八品。苏洵认为自己很有政治才能，但没有赋予自己相应的责任和职务，于是把精力投到学术研究中去了。他研究《易经》观点颇新，与一般儒者“利义相对”的看法不同，主张利义相和而不背。他还奉命修《礼书》，又写了《谥法》等，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朝廷对苏洵的任用，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很多中国文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总是认为自己具有更高的政治才能，却没想到，自己具有的只是文学才能。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唐代的那位“诗仙”李白，总认为自己有当宰相的政治才能，却从没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诗人而已，并没有体现出治理国家的才干。
苏洵没有得到更好的任用，同他的个性也有关系。苏洵恃才放旷，有时过于狂傲，对于京城大佬们缺乏尊重。比如，对于富弼在改革失败之后的不作为，苏洵曾经写书信直言责怪。仁宗去世后，他又对韩琦主张厚葬有异议，两人一度有些不愉快。好在“宰相肚里能撑船”，宰相富弼、韩琦都不曾真的记恨他。
王安石当时炙手可热，京城多有巴结他的人，苏洵却看不惯他。王安石推崇法治，而苏洵推崇吏治；王安石主张开源，而苏洵主张节流。两个人的政见针锋相对。再加上苏洵以传统儒者自居，不喜欢王安石的某些个人习惯，当众便不给他面子，私下里劝欧阳修离王安石远一些。苏洵认为王安石是国家的祸害，苏洵还写了篇文章叫《辨奸论》，辨什么是奸臣，什么是小人，这个“奸臣”“小人”指的就是王安石，把王安石骂得体无完肤。
可以想见，以苏洵的性格，即使受到重用，恐怕也很难在朝中立足。
1066年，苏洵在京城去世了，终年58岁。苏洵去世时，官职仍然只是从八品，是霸州文安县的主簿，这也就是他一生中达到的最高职位了。
苏洵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即《六国》，这篇文章作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洵再次来到京城时。当时朝廷上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涌动，危机逐渐显现。苏洵虽然官职不高，但他对朝政有自己的看法。苏洵在文章中深入剖析了战国七雄中六国被秦吞灭的原因，同时结合社会现实，指出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对北宋的深刻现实意义。北宋建国后，制度问题导致边关空虚，屡次被辽国入侵。在对外交涉中，北宋不断遭受屈辱，“澶渊之盟”的巨额赔款，也使北宋的国力进一步被削弱。苏洵就针对这些，借论六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2]
文章起始，开宗明义。苏洵认为，战国七雄中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兵力不足，或者是将士不会打仗，主要原因是他们贿赂秦国，对秦国示弱，最终导致自己国力的减弱，自然就被强敌灭国了。六国并没有都投靠秦国，苏洵所言似乎不足以服人，于是接下来他主动以“或曰”引出读者疑问：六国一个接一个灭亡，难道全怪他们贿赂秦国？苏洵回答说：六国当中，当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示弱。六国抱成一团，本来可以跟秦国抗衡，有几个小国却先投靠过去，剩下的势力当然越来越弱，不能自保，所以说，这所有国家被秦国吞灭，起因就是一些国家“赂秦”。
其实，六国破灭的原因错综复杂，而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也因其原本就有着诸多优势，并非苏洵所说的这么简单。但就这篇文章而言，以古讽今是初衷，借题发挥是手段，苏洵选取了一个点着力展开，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针砭现实，对朝局有所助益。
接下来苏洵从正面论证自己的观点，详细说明软弱的几个国家是怎么一点点将国土拱手让人的。苏洵说，秦国除了自己占领的土地之外，小则得一个小县，大则得一座城市，这比他们自己打下来的要多百倍。六国受损失也并不是因为打不过秦国，而丧失国土的原因恰恰是不想打。六国的祖先都很不容易，顶霜冒雪，披荆斩棘，才有了那么一点儿土地。后世子孙却随便送给别人，就像扔一根草一样。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3]
为了满足秦国的贪欲，今天给出去五座城，明天再给十座城，换得安稳地睡一个晚上。可是早晨起来一看，秦兵又来了，根本不会满足。“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六国诸侯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是无穷的，永远都满足不了。所以还没打，强弱胜负已经显现出来了。灭国，那也就是必然的。所以古人就说，割地求和，就像抱着柴火救火一样，什么时候柴火尽了，火才能灭，这是有深刻道理的。
如果将六国分为两类，那么齐、燕、赵这三国皆属于第二类——“不赂秦”，不贿赂者遭受灭亡各有各的原因，苏洵在分析之后做出假设：“向使三国各爱其地，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如果燕、赵、齐三国都守住自己的领土，齐人不投降，太子丹别派刺客，赵国别把良将杀掉。那么齐、赵、燕跟秦国对抗的胜负之数可能也不好说。这些不赂秦的国家，原本还有与秦抗衡的可能性，比之“赂秦者”要高明许多，但他们失去了“赂秦者”本应给予的助力，自身又有种种局限，最终便也都一败涂地。
因此苏洵发出感慨，再进一步假设从反面论证自己的观点：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4]
如果能够把送给秦国的那些土地、财物来养贤臣良将，大家合力向西抵抗秦国，那么恐怕秦人会棘手得食不下咽。所以当政者不能被别国吓住，别的国家军力再强大，自己也不能输在气势上。“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这是苏洵最终得出的结论。这一段以“呜呼”开始，以明确的观点与感叹的语气作结，其中想象秦人“食之不得下咽”，都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文章达至高潮，并引出了下一段文字。
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5]
六国的势力比秦国弱，却仍有自己的优势所在。而现在，如果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却犯下和六国同样的错误，这就连当年的六国都比不上了！
末段与其上语意相连，言辞简洁而观点锐利，终将深刻道理与现实联系在一起，使之得以升华，为执政者今日之鉴。
《六国》一文，语言简洁生动，而气势奔腾雄奇纵横。苏洵从各方面着笔论证，设问分析，使文章富有逻辑，结构周密。又因为作者关注时政，关心国家，表述往往也带有感情色彩，能做到以情感人，极具说服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苏洵的文章针砭时弊，借古讽今，是北宋初期文风变革的代表作。
[1] ［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第5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 ［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第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 ［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第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 ［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第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 ［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第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