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有子初长成
——东坡的教育
屡次落第对苏洵的打击非常大，因此他经常到全国漫游，把教育几个孩子的任务都交给了自己的妻子程氏。
程氏乃是当地的大族程家的小姐，知书达礼，在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承担起抚养、照顾几个孩子的重要任务。程氏经常教导苏东坡兄弟二人读书，为他们讲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激励兄弟二人从小就要胸怀大志。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事情：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1]
苏东坡当时只有十岁，和母亲读到《范滂传》时，就表达出向范滂学习的志向。范滂为东汉名士，因党祸被害。据《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载，范滂在被捕前与母亲诀别，母曰：“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于是范滂“跪受教，再拜而辞”，从容就义。而母亲程氏则对孩子的想法予以鼓励，许诺儿子苏东坡成为范滂式的人物，自己一定会像范滂母亲那样支持他。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先天遗传基因的重要性，同时也不能够否认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二者只有相互结合，才能够使一个人真正地茁壮成长。
苏东坡与苏辙两个人就在这种轻松的环境当中自由地成长，自幼有着良好的遗传基因，又有着很好的家庭教育，所以兄弟二人在先天遗传以及后天教育方面都有良好的基础，因此各个方面成长得都非常出众。
苏东坡与苏辙兄弟两人年纪相差不到三岁，但是性格却迥然不同。苏东坡比较活泼、坚毅、勇敢，而苏辙却相对敦厚、温柔、内敛了很多，兄弟两个和谐相处，性格互补。
后人对苏家兄弟二人的名字颇感好奇，为什么起了“轼”“辙”这样跟车有关系的名字呢？
苏洵有一篇《名二子说》，对于两个孩子姓名的来历以及对他们的期望做了详细的描述。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2]
“轼”是指古代车厢前用作扶手的横木。苏洵认为，轼看似可有可无，却是车中必不可少的，而且是突出在外的。因此希望苏东坡能够出人头地，显露自己的才能。而“辙”是车轮轧出的印记，不属于车的范畴，夸耀车的时候根本不会提及辙，但车马遭受祸患、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时，辙也不会受到损害，只要车走过了，辙就会留下来。所以，“辙”是能够在祸福之间得以保全的。苏辙的性格温和敦厚，苏洵认为自己的小儿子一定能够保全自己。
知子莫若父。苏洵对两个儿子可谓非常了解，预言很准确。
苏洵早年游历全国名山大川，后来又多次离开家乡四处游学，见多识广。每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就给苏东坡、苏辙兄弟二人讲述自己的旅途见闻，带着他们神游祖国的美好山河。苏东坡兄弟二人从父亲这里学到了很多历史文化、文学的知识。看到两个儿子的成长，苏洵也是特别的满意。苏东坡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良好的学校教育下锻炼了一身本领，有利于他将来走向社会的时候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在苏东坡、苏辙的启蒙教育中，母亲程氏和父亲苏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一次苏洵让苏东坡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夏侯太初论”。夏侯太初名叫夏侯玄，是三国时期魏国的一个有名的大臣。当时司马师继承他父亲司马懿的职位之后专权篡政，担任大将军的职务。夏侯玄参加了推翻司马师的密谋活动，结果事情泄露被捕，被处以斩刑。在临刑时夏侯玄颜色不改。据说夏侯玄平时处世时就非常镇静。有一次他靠着柱子在那里写字，正巧天降大雨，雷电交加，一道闪电一下子劈中了夏侯玄所倚靠的柱子，把他的衣服都烧焦了，但是夏侯玄“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内心的沉稳与临事的镇定。苏东坡对于夏侯玄的评价非常高，说他能够面临突发事情的时候保持镇静的心境是非常难得的。如果一个人面对着惊雷能够面不改色，没有任何的慌乱，那么可以看到他内心的镇静程度。这篇文章苏洵评价非常高。
还有一次，苏洵读到了欧阳修的一篇奏章《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苏洵对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大加赞赏。因为苏洵一直喜欢上古之文，前面屡试不第的原因就是他的文风跟当时科考的主导文风不相符。
也算他命中没有欧阳修这样的贵人，欧阳修主持科考的时候苏洵却没有去考试。
但是苏洵对欧阳修的这篇文章评价特别高，于是让苏东坡仿写一篇。
苏东坡仿写的文章令苏洵非常满意，并且得意地说：“我儿子将来也一定会写这样的文章。”意即说，苏东坡也会得到皇帝赏赐的对衣、金带、马表等赏赐之物。
没想到苏洵的预言真的成为现实，后来苏东坡多次得到皇帝赏赐的这些物品，也就多次地写这样的谢表。有一次苏东坡还把自己童年时模拟欧阳修的这篇文章中所用的句子写了进去。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苏东坡八岁，已经不适合在家里继续上学，需要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因此苏洵把两个儿子送到了四川一个有名的道士张易简那里就学。张易简虽然是个道士，但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学识也好，在当地很有名气。
四川自古以来道教发达，有很多著名的道士。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初次出川的时候，就拜见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被司马承祯夸赞为“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司马承祯当时的地位极高，被喻为“活神仙”。而得到“活神仙”夸赞有“仙风道骨”，李白的名字一下子享誉全国。
宋仁宗庆历年间，正好朝廷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对政事进行改革，查处贪官污吏，这次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这本来是北宋初期的一次政治革新，但后来因为保守派大臣的强烈反对，这次改革遭到了失败。范仲淹等人也纷纷被贬官，放逐到偏僻的地方。国子监的一位官员叫石介写了《庆历圣德诗》对范仲淹等人加以颂扬。这首诗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京城来到四川的一位朋友给张易简也手抄了一份。张易简看着这首诗，越看越激动，夸赞连连。
苏东坡当时只是一个孩童，从来没有见过老师这么激动，感到十分好奇，就凑在老师身边。苏东坡看了几遍，基本能够把整首诗背下来，但是对诗中所提的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于是就好奇地问张易简：“这些人都是做什么的？”
张易简以为一个孩童，给他讲政治大事，有点太早，就像教育小孩子平常的口吻一样说：“小孩子嘛，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为好。”
苏东坡闻言，很不服气地说：“如果这些人都是天上的人，那么我自然没有必要知道，但如果都是地上的人，为什么我就该不知道呢？如果现在不告诉我，将来长大之后我也一定会知道的。”张易简也没想到苏东坡小小年纪就能够说出如此的话来，十分惊讶，就把他拉了过来坐在自己的面前，把“庆历新政”的来龙去脉和诗中所赞扬的人物一一做了介绍。并且告诉苏东坡：国家的改革是必需的，而范仲淹、韩琦等人的做法又是十分正确的，却因为奸人当道没有能够进行下来。任何的改革阻力都是非常大的，而为改革献身的人也大有人在。
最后张易简非常激动地说：“这样的一些人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苏东坡虽然年纪小，但听了张易简的介绍，对这些人也肃然起敬，暗自立下志愿，长大之后也要像这些人一样，做一个杰出的人物。
苏东坡此时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的政治生涯比这四个人还要波澜壮阔得多。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苏东坡已经十九岁，周岁实际只有十七岁，已经到了婚配的年龄，苏洵给他娶妻王弗。
据传苏东坡和王弗两个人年轻时候便相识，互有爱慕之心，此时结为伉俪，俩人感情会越来越深。可惜这方面的史料证据不多，没有办法详细考证。
苏东坡的学术起点非常高，加上他才华出众，悟性过人，很快成长为一个学识渊博、见解卓异、文采斐然并且果决自信的青年。
这一年，苏东坡有一个贵人出现。当时北宋的名臣张方平到成都来任地方官。苏洵带领苏东坡和苏辙兄弟去拜谒张方平，并将苏家兄弟二人的文章拿给张方平看。苏东坡、苏辙的文章深受张方平赏识，张方平鼓励兄弟二人去进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并亲自写了一封推荐信交由苏洵，交给京城的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让他们多多举荐苏家兄弟二人。
由此可见唐代大文豪韩愈所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多么正确，千里马遇到伯乐真是难得的幸事。
[1] ［宋］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1117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2] ［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第4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