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起点凤翔府
——东坡的从政
陕西凤翔距离京城汴京有一千一百多公里，当时地处宋与西夏国的交界之处，为边防重镇。西夏当时连年入侵，并且在军事上屡屡获胜，而西夏政权的入侵以及烧杀抢掠给凤翔当地的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在庆历四年（1044），宋朝和西夏达成了议和协议，宋朝每年向西夏进贡大量的银两和绢帛，才换来西部地区的短暂安宁。但是沉重的赋税、徭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百姓的生活也非常困苦。
苏东坡在赴任的途中就看到了当地百姓生活的困难景象。到了凤翔之后，他更感觉到边境上的徭役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加之当地的自然灾害等造成民不聊生的情形，让苏东坡感慨良多。他最早的民本思想、对地方治理的经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苏东坡到了陕西凤翔府之后，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苏东坡全心辅佐上司，体恤民情，对于经历的自然灾害，如严重的旱情等，他积极投身于抗灾之中，甚至与当地的百姓一起去求雨。
苏东坡在此后多处的地方官任上都曾遇到旱灾，他也都积极进行求雨。神奇的是，苏轼的求雨往往都得以应验。
早在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等实行“庆历新政”的时候，苏东坡就对朝廷大事予以关注。新政失败之后，国家的危机加重，苏东坡写了很多政论文表达自己的看法，如《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等。在这些文章当中苏东坡指出：现在国家表面一片承平景象，实际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1]（《策略》一）。表面上看一片繁荣，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社会效果。“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2]（《策断》上）。苏东坡指出，当今的内忧外患都存在，外面的边患是西戎、北胡，也就是少数民族政权对北宋政权的威胁。而内最可怕的是这些所谓的天子之民。西戎、北胡不足以灭亡北宋，但是边境上的战乱容易使内部人民发生起义，而“内之民”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内部的人民起义往往不能够单独发生，一旦边境上有战乱的时候就会借机而起。可以看出苏东坡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分析是非常透彻的，这与他礼部所应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是密切相关的，他一直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可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同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抱负是一致的。这也是苏东坡从小打下的良好的政治基础。
苏东坡初到陕西凤翔，顶头上司凤翔知府宋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仁厚长者。苏东坡对宋选十分敬仰，他们相处得也愉快。苏东坡对于政事用力颇勤，初步锻炼了在地方工作的能力。
苏东坡和凤翔还有一段小渊源。在嘉祐元年（1056），苏东坡进京赶考的时候就路过凤翔，本想在官府的驿站投宿，却没想到这里破败不堪。六年以后，苏东坡再来凤翔，发现这里的馆舍已经在宋选的亲自关照下重新整修过，这件事给苏东坡很大的触动。于是苏东坡写了一篇《凤鸣驿记》来感慨自己这段生活，在文中感慨道：
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则躁，否则惰。躁则妄，惰则废，既妄且废，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3]
苏东坡在文中指出，古时的君子都能随处而安，不在意条件的好坏，而能用心做事，则天下一定能够大治。而现在的人，常常认为身边很多事情都不值得做，而让他们做所不屑的事情，就会焦躁，要不就懒惰。焦躁则胡作非为，懒惰则悲观厌世，有这些情绪在其中，天下达不到“治”，也就不足为怪。
苏东坡最初踏入仕途就有了宋选这样一位上司，对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影响比较大，苏东坡从宋选这里学到了很多为官之道、为民之道。
然而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圆满，后来宋选调走，另一位太守调到陕西凤翔，这位太守叫陈希亮。陈希亮是苏轼的同乡，是武将出身，为人比较刻板、严厉。他曾经有过一些政绩，对少年得志的苏轼有一些看不惯。苏东坡因为遇到过宋选这样的好上司，和陈希亮也很难相处得来。
自古以来，为官之道中和上司的相处是最难的，有人相处得好，那么上司平步青云，自己也随之高升，有人和自己的上司相处不好，直接影响到自己的仕途。看来同上司相处之道是为官的重要一环。
而苏东坡却没有汲取这样的经验，在和陈希亮的相处过程当中，两人经常因为政见不和发生冲突，甚至陈希亮向朝廷上报，奏明苏东坡违抗自己的命令。官大一级压死人，苏东坡有的时候争论不过太守，他内心也充满了不满。
有一次陈太守建了一座凌虚台。古人建了亭台楼榭之后往往请一些名士写一篇记，用来抬高自己的亭台楼榭的身价，显示此处的文化氛围。苏东坡在文坛上初露头角，陈希亮就命苏东坡来写这篇文字。苏东坡本来对陈太守就心存不满，而且认为他是武将出身，文化水准远远不如自己，因此在这篇《凌虚台记》当中就写下了一些贬低陈太守的文字，如：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4]
古人写亭台楼记自然是以表扬为主，如最有名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滕王阁序》，洋洋洒洒，风流千古，“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佳句不二。苏东坡则表扬当中有一些贬低。本来是新台落成，应该是喜庆的日子，但苏东坡却在文章结尾假想将来凌虚台崩塌之后毁坏的景象，这在古人看来一般不是很吉利的，而且也暗讽陈太守目光短浅，不知山外有山、城外有城。这在中国的记志文当中是非常罕见的。陈太守也是比较有肚量，把苏东坡写的《凌虚台记》一字未改，照原样刻在石碑上，从这点可以看出来陈希亮也并非一个心胸狭小的人，心地并不坏。后来在二人分手之后，苏东坡也感觉到了这点，因此和陈家也有修好之意，两家多相往来，尽释前嫌。陈太守有一个儿子叫陈慥，字季常，却同苏东坡脾气相投，两人成了毕生的好友。后来苏东坡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时候，陈慥也在黄州隐居，两个人在荒远的黄州成为彼此精神上的支撑。
其间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产生了“河东狮吼”这样一个典故。陈慥为人豪爽、大度，喜欢饮酒骑马，喜欢和朋友谈天说地，经常和朋友在家里饮酒到后半夜。而陈慥的老婆柳氏心胸比较狭窄，牢骚满腹。有一天半夜，苏东坡和陈慥正谈得高兴，柳氏在隔壁大吼一声：“都已经这么晚了，你们还不睡觉，想要干什么？”把大家吓了一跳，谈兴索然。
于是苏东坡就写了一首诗《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其中就有：
龙丘居士亦可怜，
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
拄杖落手心茫然。[5]
“龙丘居士”指陈慥，“河东”是历史上望族柳家的郡望，此处代指柳氏。“狮吼”出自佛教故事，形容吼声震天。苏东坡在诗中说柳氏的吼声比较大，半夜一声吼，震天动地，令人胆战心惊。从此以后“河东狮”就成了悍妇的代名词。
在凤翔这段时间，苏东坡又遇见了人生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章惇。章惇命中注定是苏东坡后半生的克星。
此时章惇在他处为官，两人经常联络，关系较为密切。偶然的机会苏东坡路过章惇的治所，两人一起出去游览。二人走入深山当中，前面有一条深涧，涧上只有一块狭窄的木板，下面是很深的悬崖，而且溪流翻滚，两侧巨石陡峭，非常危险。苏东坡和章惇走到这里，章惇提议从木板上走过去，到对面的悬崖峭壁上题字留念。苏东坡不敢，而章惇胆子非常大，他一个人走了过去，然后把绳子挂在悬崖上，自己垂到悬崖下面，在岩石上题写“苏东坡章惇游此”几个大字。随后又若无其事地从独木桥上走了过来。
苏东坡用手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将来会杀人的。”
章惇问为什么，苏东坡说：“敢于拿自己的性命赌博的人，也敢于取别人的性命。”这句话被苏东坡不幸言中。
治平二年（1065）正月，朝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宋仁宗已经在嘉祐八年（1063）去世，当时由韩琦等人从赵家宗室当中过继来的赵曙继位，即宋英宗，改元治平。
北宋的官僚体制重视京官，不重视地方官，哪怕是在京的官职比地方官略低，大家也宁愿回到京城当中任一个闲职。因此绝大部分地方官在任满之后都要寻求担任京官。但是也有人例外，比如说王安石，他就一直愿意做地方官，不愿意到朝廷上担任京官。王安石可谓性格独特，不走寻常路。
北宋的职官制度一般是三年一任，苏东坡在陕西凤翔府干满了三年，循例升为京官，又经历了一次学士院的考试，授职直史馆，也就是负责官民建议或申诉的机关。当时的英宗也久闻苏东坡的大名，想破格把苏东坡招入翰林院，让他担任知制诰或起居注的官职，就是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记录皇帝的言行，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同时能够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一职位上擢升的。
但是英宗皇帝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宰相韩琦的反对。并非韩琦不待见苏东坡，相反韩琦认为苏东坡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将来一定会成就一番事业。但是他现在年纪尚轻，资历也浅，如果提拔得过快，不但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还会引起其他人的嫉妒，这不利于苏东坡将来的成长。
苏东坡的一生三起三落，在朝为官和在地方官任职时，他的政绩有所不同。往往在朝时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党争之中，在地方官任上却能够把自己的政治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苏东坡多次外任时取得丰硕政绩的原因。
苏东坡在陕西凤翔任职满三年之后回到了京城当中，这样弟弟苏辙就获得了自由。因为苏东坡去凤翔做官的时候，苏辙不得不留在京中陪伴父亲苏洵。如今哥哥回京做官，苏辙便被派往大名府去做官。大名府离北京一百多里，并不算太远。
苏东坡再次经过朝廷上的选拔考试，即参加馆阁的考试，又以最高的等级“三等”入选，授官直史馆。这个官职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但是最为世人所重，认为是非常有文采的人才能做这样的官。而且是一个清要之职，将来从此位置上提拔的人大有人在。苏东坡也非常愿意做这样的官，可以借此饱览皇宫当中所收藏的各种珍贵的图书、字画等，正好满足自己追求文学、艺术的愿望。
[1]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2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8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37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4]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35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5] ［宋］苏轼著，［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134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