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简帛发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国家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以及大规模经济建设导致的大量考古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进展十分迅速，而其中简帛的发现也是喜讯频传，令人振奋。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一带发掘了一些战国时代的楚墓，出土了100多枚竹简，内容为记载随葬品清单的遣册。

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关的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一座战国时代的古墓。第二年，考古工作者对这一墓葬进行了清理，出土了鼎、铜壶及竹简等文物。竹简出土时多已残断，经过清理，共计竹简148枚，其内容可分为两组：第一组共有竹简119枚，已经全部残损，为一篇墨家的文献；第二组共有竹简30枚，保存比较完整，系为记载随葬品清单的遣册。

1959年，甘肃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和18号汉墓。在6号汉墓共出土竹木简600余枚，其中完整的有385枚，残简约有225枚。除少量为竹简外，多数为木简。木简有长短两种，均系松木质料。短木简有9枚，长20～22厘米，宽约1.5厘米，是记述宜忌之类的数术书籍。长简大都保存完好，长54～58厘米，宽0.8～1.0厘米。简上墨书隶体，每枚简文上写有60～80字不等，但以60字者为多。木简有4道编绳，两端两道，中间两道。简的正面或背面编有顺序号码，其内容为《仪礼》的部分篇章，总存字数为27,400余字。这批木简的出土在文献学研究上有着重大意义，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汉代写本《仪礼》，还使人们看到了汉代所诵习经书的式样，为研究汉代的简册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磨咀子18号汉墓则出土了木简10枚。简长23～24厘米，宽1厘米。墨书隶体，字迹清晰。出土时木简由三道编绳编联，先编后写，10枚简为一完整的册书。据整理研究，其内容为西汉宣帝、成帝时关于“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的两份诏书和受杖老人受辱之后裁决犯罪者的案例，以及墓主人受王杖的行文等，这就是后来大家习称的著名的“王杖十简”。“王杖十简”的出土对我们研究汉代“尊老”“养老”的制度及其具体措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并可与《后汉书·礼仪志》的相关记载相对照。

1965—1966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望山发掘了四座战国时代的中小型楚国贵族墓葬。除出土诸如越王勾践剑、彩绘木雕禽兽漆座屏、大型错金铁带钩、嵌错龙凤纹铜尊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外，在1号和2号墓内还各出土了一批竹简，这是在湖北首次发现的楚简。1号墓竹简由于残断过甚，已无法复原，经拼接缀合后，竹简总数共207枚，最长的52.1厘米，一般长度在15厘米左右，内容主要是墓主卜筮祭祷的记录，它不仅为研究该墓的墓主身份和入葬时间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而且对于研究当时的楚国习俗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号墓竹简经拼接缀合后，竹简总数共66枚，最长的竹简有64.1厘米，最短的残简不足1厘米，一般多在4～10厘米。这组竹简的内容为记载随葬物品的遣册。

1972年，山东省考古工作者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1号和2号两座西汉墓葬。两座墓葬中都有汉简出土，1号墓所出汉简大多残断，有不少残简上仅存一两个字，所出竹简共编7500多号。竹简原分长短两种，长简全长27.5厘米左右，宽度多数为0.5～0.7厘米。短简长度估计为18厘米左右，宽度约为0.5厘米。竹简原来用绳分编成册，因编绳年久朽断，出土时竹简的顺序已经散乱。长简大部分有三道编绳，少部分有两道编绳。此外，1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些木牍和木牍残片，经缀合，这些残片原物当分属五块木牍。1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内容主要是古书，以军事著作为主，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另外还有许多阴阳占候之书。2号墓出土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共有竹简32枚，简长69厘米左右，保存比较完整。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市旱滩坡一座东汉墓出土木简78枚，木牍14枚。木简原裹成一束，置于棺内死者顶部，出土时已经散乱，现存简长23～23.4厘米，先编后写，有三道编绳，出土时编绳痕迹尚清晰可辨。简文单行墨书隶体。简的宽度为0.5～1厘米不等，大致可分为宽、窄两种。宽简在右侧编绳处刻有契口，窄简未刻；两种简的编联间距也有差别，可以看出原来当是各自编联成册的。在宽简中有2枚空白无字，当是“赘简”（简册的“扉页”）。窄简中有一枚写有“右治百病方”，当为简文的尾题，内容为医方类。木牍长22.7～23.9厘米，宽1.1～4厘米。两面皆书写有文字，除一版书写单行以外，其余皆写两行以上，最多的书写六行。每行书写33～40字，亦为墨书隶体。这批简牍的内容全属医方类，每一条目列方名、病名、症状、药物名、用药剂量、服药方法、针灸穴位、禁忌等。全书体例多是一病一方，共存医方十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方剂中所列药物有一百多种，其中有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11种见于《名医别录》，还有20多种为上述两医书中所未收。这些药物在简牍中大都是作为复方成分出现的，一个方剂用药可多达十五味。这批简牍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该墓葬还出土了鸠杖，可以推测该墓墓主可能是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并从事医药事业的老中医。

1972—1973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位于长沙市东郊马王堆的3座西汉墓葬。其中1号汉墓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女尸，以及大批精美的随葬物品，另外还出土竹简共312枚，木楬49枚。竹简长27.6厘米，宽0.7厘米左右，系书写后再用细麻绳分上、下两道交错编联成册。出土时编绳已朽断，其内容为记载随葬器物的遣册。49枚木楬大部分出土于该墓的西边箱，少部分出于南边箱和东边箱，其中有17枚出土时仍系在各个竹笥顶侧。木楬大小不一，长7.1～12厘米，宽3.7～5.7厘米，顶端均呈半圆形，用墨涂黑，穿有两个系绳的小孔，木楬所书文字是对竹笥所盛物品的说明。3号汉墓共出土竹木简600多枚，除220枚为古代医书外，其余皆为记录随葬器物的清单。除上述竹木简外，3号墓还出土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帛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帛书出土于3号墓东边箱的一个漆盒内，总共有十多万字，经专家们整理后发现，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两千多年的古佚书。有的虽然还有传世本子，但是文字也有较大的出入。据统计，这批帛书总共有44篇，其中包括《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五星占》《足臂十一脉灸经》等，内容涉及我国古代的思想、历史、军事、天文、历法、地理、医学等众多学科。这批帛书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哲学思想以及研究秦汉时期的军事、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

1973年，河北省文管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发掘出大批简牍，该墓早年被盗，竹简炭化成块，残损严重，字体为汉隶。经整理，这批竹简的内容有《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韬》《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等。该墓的墓主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史载其卒年为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因此，墓中写本的年代当在此之前。

1972—1974年，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对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汉代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共出土汉代简牍19 400枚，人们通常称其为“居延新简”。这次新出土的居延简就其数量和内容而言，都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简牍绝大多数是木制的，只有极少数是竹简，通常完整的简牍每枚长23厘米左右，最长者达88.2厘米，其中纪年简的上限始于西汉昭帝始元时期，下限至西晋武帝太康四年，汉昭帝至王莽时期的年号简基本上是连续的，属于宣帝时期的最多。居延新简不仅又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而且也势必将居延汉简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75年12月，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在11号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竹简，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秦简，引起学者们的广泛重视。根据墓中竹简的记载可以知道，该墓为秦始皇三十年左右的墓葬，墓主是一个名叫喜的人。竹简原藏棺内，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出土时只有少数残断。竹简的文字是毛笔墨书秦隶，书法别具一格。这批竹简经科学保护、细心整理并拼复后，总计有1，155枚（另有残片80枚），简长23～27.8厘米，宽0.3～0.7厘米。从出土时简上残存的编绳痕迹来看，原简是用三道编绳编联的。经过整理，简文的中心内容主要是秦代的各种法律文书，如《效律》《封诊式》《秦律十八种》等，由于内涵涉及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能够弥补文献的不足；另外有一篇《编年纪》，逐年记述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等大事，同时还记录了喜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些像后世的年谱；该墓还出土了甲、乙两种《日书》等数术典籍。

1977年，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在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中发掘出土了大批竹简，同墓出土的还有铜器、漆器、铁器、陶器等文物二百余件。根据出土器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最长为“十一年”等材料，确认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阜阳汉墓出土有竹简、木简和木牍，大部分非常破碎，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经过清理，发现有《诗经》、《周易》、《仓颉篇》、《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法》、《日书》等，此外还出土了一些干支表残片。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文物，包括编钟等乐器、铜礼器、金器、玉器、漆木竹器等共七千余件，并出土竹简240多支，大都保存完整，内容为记载随葬物品的遣册。据镈钟铭文与墓葬特点分析，该墓的下葬年代应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这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竹简。曾国可能就是文献上记载的随国，当时曾国已是楚国的附庸，因此人们通常把这批简看作是楚简。

同一年，在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也出土了一批竹简，总数有70余枚，内容分为“卜筮记录”和“遣册”两组。

也是在同一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出土了大批木简，共计有240枚之多。简长25厘米，宽1厘米。经鉴定，这批木简是用云杉木材制成的，木简上的文字为墨书隶体，每简有30～40字不等，内容为军事方面的著作。

1979年，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在敦煌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简牍1217枚。这批简牍绝大多数是用红柳和胡杨木做成的木简，竹简极少，共16枚，完整的简牍一般长23.3厘米，宽约0.8厘米。简牍多已散乱，不连缀，经初步整理，内容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数术、医药、契券、封检、楬（签）等。马圈湾简牍是敦煌出土简牍最多的一次，而且其中一部分完整的简牍为王莽派往西域的五威将王骏的幕府档案。因此这批简牍的内容为解决敦煌汉简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

1979—1980年间，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50号战国墓出土了两块木牍，均为战国晚期文物。牍长46厘米，宽3.5厘米，厚0.5厘米，其中一块木牍两面书写，其正面内容为秦王颁布的《更修田律》，背面记除道日干支总共121字。另一块木牍字迹残损，内容不详。

1981年起，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九店一带陆续发掘墓葬600座，车马坑1座，井4座，其中在56号墓中发现竹简205枚，竹简出土于侧龛内，系成卷入葬，内裹墨盒（盒内盛墨）、削刀。竹简出土时呈黑褐色，字用墨书写于竹黄面，其中完整和较完整的有35枚，其余均残断。竹简上有编线残痕三道，整简长46.6～48.2厘米，宽0.6～0.8厘米，厚0.1～0.12厘米，可辨字2332个。简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①记载了与农作物有关的内容，简文多为数量单位；②数术方面的内容，与云梦秦简《日书》的性质相同。

1983—1984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张家山清理了三座西汉初年的古墓（编号M247、M249、M258），出土了1600多枚竹简，内容包括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其中的汉律使我们看到了西汉早期法律的原貌，并可以与秦律进行联系对比，意义重大；《算数书》是一部数学专著，比《九章算术》的成书更早，并且内容与《九章算术》有密切关系，堪称数学史研究上的一大发现；其他各篇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460枚竹简，大多数保存完整，字迹清晰。简上原有上中下三道编绳，每简右侧有三角形小契口。简文都以古隶体书写在篾黄面，最多者每简43字，一般在25～40字之间。出土时编绳已无存，次序散乱，无篇题。经整理，内容包括甲、乙两种《日书》和《墓主记》等。

1986—1987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荆门市发掘的包山2号墓发现了竹简448枚，其中有文字的计278枚，总字数12 472字。竹简的文字内容可分为卜筮祭祷记录、司法文书、遣册等几类。这批竹简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对于研究楚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986—1987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秦家咀发掘了105座楚墓，其中在三座墓中出土了竹简。1号墓出土竹简7枚，内容为“祈福于王父”之类的卜筮祭祷之辞；13号墓出土竹简18枚，出土时已经残断，竹简内容也为卜筮祭祷之辞；99号墓出土竹简16枚，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贞之吉，无咎”之类的卜筮祭祷之辞，一类是少量遣册。

1987年5—6月间，湖南省慈利县石板村36号战国墓出土了一批竹简，竹简残断十分严重，清理后的残简共有4557枚竹简，无一完整，估计原来整简的长度当在45厘米左右，宽为0.4～0.6厘米，数量在800～1000支。简文书写字体不同，当非出自一人之手。经过整理，发现简文内容为记事性的古书，以记吴国、越国二国史事为主，如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可能与《国语》《战国策》《越绝书》等某些记载相同。

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该遗址规模较大，主体及附属建筑占地约22 500平方米，使用年代从西汉延续至魏晋。悬泉置为驿传遗址，根据简文的记载，当时设有置、传舍、厨、厩四大管理机构，设啬夫各领其职。该遗址出土简牍35 000多枚，其中有字者23 000多枚，简牍用料有松、柳、杨、竹等，另有帛书、纸文书及墙壁题记。简牍长度大多在23～23.5厘米，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大量的诏书及各级官府的通行文书、律令、司法文书、簿籍、私人信件及典籍等，对于探索汉晋时期的邮驿制度及西北边地社会面貌等具有重大价值。

1993年，江苏省考古工作者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掘了6座汉墓，出土了刺绣、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漆木器、钱币等文物，并发现木牍24枚、竹简133枚。其中除一枚木牍是从2号墓出土外，其余23枚木牍和所有竹简均出土于6号墓。竹简出土时多已散乱，有一些已经残断。每枚木牍长23厘米，宽6厘米；竹简长22.5～23厘米，宽有两种，一种宽0.8～1厘米，另一种宽0.3～0.4厘米。因简牍中明确载有“永始”“元延”等年号，知其为西汉后期成帝时物。从6号墓出土木牍的内容可以知道，墓主人姓师，名饶，字君兄，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这批简牍数量虽然不算太多，但文字写得很小，所以总字数约四万字，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集簿》《东海郡吏员簿》等一批郡级行政文书档案，为研究汉代的上计制度、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国家的兵器制造与贮存、户口、垦田等，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另外，墓中还出土了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西汉赋文《神乌傅（赋）》，以及多篇数术类文献。

同一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也出土了大批秦简。此墓出土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木器、简牍、式盘、算筹、骰子、占卜用具等，墓葬的时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下限不晚于秦代。出土的竹简经初步整理，数量已有800余枚（编号1～813），另外还出土了竹牍1枚。竹简宽0.7～1.1厘米，整简的长度分为两种规格，一种长45厘米，另一种长23厘米。竹简出土时呈黄褐色，竹简的文字为墨书秦隶，均书写于篾黄一面，字迹大部分可以释读，主要内容为《效律》、《日书》和易占。

同年6月，湖北沙市周家台30号秦墓又出土竹简389枚、木牍1枚。经过整理，该墓出土的竹简可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有247枚，乙组有68枚，丙组有74枚。甲、乙两组竹简较长，长度为29.3～29.6厘米，宽0.5～0.7厘米；丙组简长21.7～23厘米，宽0.4～1厘米。这批竹简的内容为秦始皇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历谱、日书、病方等，十分珍贵。

同年的8月和10月，位于湖北省荆门市的郭店1号楚墓两次遭到盗掘。为抢救墓中残存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发现了遗存的铜器、龙形玉带钩、七弦琴、漆耳杯、漆奁等文物。这些文物的形状及纹饰，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发掘者推断该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郭店一号墓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804枚竹简，竹简大部分完好，少部分残断，简长15～32.4厘米，宽0.45～0.65厘米。竹简的形制有两种：一种两端作平头，另一种两端削成梯形，竹简上面保存有编连痕迹2～3道。竹简文字具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竹简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多种古籍，其中竹简本《老子》有甲、乙、丙组，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本，章序与今本有较大差异，文字也有不少出入，对于研究《老子》的流传及成书过程有直接的作用。墓中还发现了一篇佚失两千多年的道家文献《太一生水》，论述了“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十分珍贵。墓中所出的儒家文献更为丰富，其中《缁衣》简的内容与《礼记·缁衣》篇大体相同，但两者的分章及章次却差别较大，文字也有不少出入；另外的《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等篇，对于研究早期儒家的思想和传流具有重要意义。这批竹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献传流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公布了相关的竹简资料，从此在学术界引起了长期而热烈的讨论。

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购回了一批遭盗掘而流散境外的战国竹简，共计1200余枚。当年秋冬之际，又有497枚战国楚简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后经香港友人朱昌言、董慕节等五位先生联合出资收购，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这批竹简最长的有57.2厘米，最短的有23.8厘米，编绳有两道者，也有三道者，总共约有近八十种典籍，其内容以儒家典籍为主，部分典籍有传世本，如《周易》《礼记》中的《缁衣》等篇，另外还有道家、兵家、杂家等著作，绝大部分典籍为久已失传的佚书，内容极其重要。如上博简《孔子诗论》中记载了孔子对于《诗经》的讨论，对于认识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意义重大；而上博简《易经》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易经》著作，竹简上面还有一些黑色、红色的符号，令人称奇。从2001年开始，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系列整理报告，至2019年12月已经出版了9册。

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新蔡县葛陵村的一座墓葬中也发现了大批竹简，总数达1571枚。由于该墓曾遭盗掘，竹简已全部残断，长度不详，宽度为0.6～1.2厘米。竹简文字一般写于篾黄面，少数写于竹青面，大部分墨迹清晰，由多人书写而成。经过整理，竹简内容主要为墓主人的卜筮祭祷记录以及记载随葬品清单的遣册。从该墓出土文物得知，墓主人为楚国的平夜君成，墓葬的时代应在战国中期楚声王之后。

1996年7—11月，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走马楼街西南侧的建筑工地作抢救性发掘，共发掘自战国至明清的古井61口，在编号为J22的古井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三国孙吴纪年简牍，这成为1996年岁末的重大文物考古新闻。长沙走马楼简牍总数约有14万枚（含无字简），由竹或木制成，是迄今发现简牍中数量最大的一次。竹木简牍多残留编痕，原当编联成册，一般设两道编绳。竹木简牍长短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类：大木简长49.8～56厘米，宽1.5～1.9厘米；小木简长约24.2厘米，宽1.5～1.9厘米；木牍长23.4～24.5厘米，宽6～9.6厘米；竹简也有多种尺寸。走马楼吴简大部分属于吴国长沙郡治临湘县或侯国的文书，内容十分丰富。由于传世的三国史料为数不多，其中吴国的记载更少，所以走马楼吴简对研究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1999年，湖南省沅陵县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共有残简1336枚，推测原有完整简800多枚，内容包括黄簿、日书、美食方等。该墓的墓主人是第一代沅陵侯吴阳，吴阳为长沙王吴巨之子，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受封，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去世，在位25年，因此这一墓葬的确切时间也可因此断定。

1999—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工作者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清理时共采获500余枚汉代简牍，其中有两件较完整的册书，其中之一尚系有编绳，保存了册书的原貌，尤为可贵。简牍内容以行政文书居多，涉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其中王莽登基诏书、分封单于诏书等皆属首见。此外尚有《晏子》《田章》，及《苍颉》、医方、日书等残简，颇具研究价值。

2000年，湖北省随州市孔家坡8号墓出土了简牍700余枚，出土时保存基本完好。整简尺寸有两种规格，长简长34厘米，宽0.8厘米；短简长27厘米，宽0.6厘米。简文用墨书写于篾黄一面，字迹清晰，内容为《日书》、历谱、告地策等。

2002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龙山县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发现了大批秦代简牍，另有少量战国楚简。据井内出土文物分析，该井开凿于战国时期楚国的末年，到秦朝末年废弃。井内共出土简牍36 000多枚，除楚简为竹质外，其余秦简均为木质，且形式多样，最常见的长度为23厘米，宽度不一，最窄的有1.4厘米，最宽的有8.5厘米，有的简牍甚至宽达10厘米或长达46厘米。这批简牍的内容多为当时的官府档案，包括政府法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等，涉及秦的历史及行政的具体运作，价值十分重大。

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对郴州市苏仙桥建设工地的11口汉代至宋元时期的古井进行考古发掘。在J4号古井中清理出三国吴简140枚，在J10号古井中出土西晋木简900余枚。J4所出三国吴简，多残断，整简长23～25厘米、宽1.4～2.1厘米。简文中的明确纪年有赤乌二年、五年、六年，简文内容可分为簿籍类、文书书信类、记事类、纪年简、习字简及其他。J10所出西晋简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木简长24厘米、宽2.2～4.1厘米、厚0.2～0.4厘米。简文内容包括表、祝文、条牒、祭祀等，为西晋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另外，香港中文大学历年入藏简牍共有259枚（含空白简11枚），其中有10枚战国楚简，一枚东晋木牍，其余均为汉简。10枚战国楚简系古书，其中有《缁衣》《周易》等，与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楚简可以拼合，当属同一批流散境外的文物。汉简的内容包括日书、奴婢饮食出入簿等，为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新的资料。木牍的内容则为解除(3)之文。

2006年11月，湖北省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内容丰富的简牍，根据内容可分为质日、日书、书籍、算术、法律5种，另外有数量较多的司法文书和簿籍类木牍，其中的《葬律》是首次出现，所记历朔可判断在汉文帝前元十年至后元七年之间，可作为张家山汉简的补充，增加了学者对汉律的认识。

2007年12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抢救回购了一批流失境外的秦简，总计2098枚，其中完整的有1300枚。2008年9月，岳麓书院又获赠应属同一批出土的秦简76枚。简的内容可分为六大类：《日志》《官箴》《梦书》《数书》《奏谳书》《律令杂抄》等，为秦代历史、文化、科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了一批西汉竹简，总数达3300余枚，经过整理拼接后，估计可复原的完整竹简在2300枚以上。竹简保存情况良好，表面一般呈褐色，字迹清晰，墨色黑亮，文字抄写极为工整，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书写风格。通过简上的“孝景元年”字样，可知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竹简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当首推《老子》，共有220余枚竹简，近5300字，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本，其残缺部分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几乎堪称“完璧”。竹简有《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每章前均有分章符号，文字内容和篇章结构也与以往所见各种本子有所不同，对于《老子》校勘与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在北大简中还有《苍颉篇》、《赵正（政）书》、《周驯（训）》、《日书》、医书等珍贵材料，学术价值也很大。

以上是对一些规模较大的简帛发现情况的介绍，还有许多简帛的发现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没有涉及。

总体来看，在这一百多年中，全国各地出土的简牍已经超过30万枚，帛书也已经出土了数十篇。这些古代简帛就其性质来说，大致可以划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此外如随葬的遣册等可列作附属。西北烽燧屯戍遗址所出，主要系文书，偶有医方及初学教材之类；内地出土的简帛中，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也主要是文书；至于一些墓葬出土的简帛书籍，内涵与墓主人的学识和生涯有关。例如湖北荆门郭店楚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上博简，多系珍贵典籍，可见墓主人在学术方面很有造诣，墓中所出土的简帛也反映了他们的学术倾向；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和江陵张家山汉简则以法律书籍为主，墓主人都曾任执法官吏，也体现出《挟书律》废除之前“以吏为师”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