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简帛研究的迅速发展

随着简帛资料的大量出土，对于简帛的研究也已经形成了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

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就已敏锐地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他根据自己在研究甲骨、金文及简牍帛书等方面的体会，敏锐地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途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4)王国维先生首创并大力倡导的这一“二重证据法”，为出土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简帛是出土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简帛上面有许多文字记载，更易与传世文献进行对比研究。随着全国各地大量简帛材料的出土，简帛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每年都有大量与简帛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面世。与此同时，许多教学和科研单位还纷纷成立与简帛研究有关的研究机构，组织相关的研究课题，如199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成立，并编辑出版《简帛研究》和《简帛译丛》两个刊物；1999年10月，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国际简帛研究中心，发行《国际简帛研究通讯》，同时设立相关网址“简帛研究”（网址为：www.bamboosilk.org）；同年，在李学勤先生的主持下，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和法学院等单位组织学者参加的“出土简帛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项目也正式启动；2000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立简帛研究中心；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出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集刊，并创办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网址为：http://www.gwz.fudan.edu.cn）；同年，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建立简帛网（http://www.bsm.org.cn），创办《简帛》集刊，等等。有关简帛研究的全国性或国际性会议也频繁举行，如1998年5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办“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8月，由北京大学、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等等。这些情况表明，简帛研究已经成为古代文史研究领域一个显著的热点，同时这一研究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前沿课题，一个简帛研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当前，简帛研究主要有两种趋向：一种是古文字学和文献学的途径，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法，对简帛文献进行研究、考订、校释；另一种是学术史的途径，对简帛文献的思想内涵做出分析，对其史料价值进行发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两种途径彼此补充，交相为用，没有前者则后者失其基础，流于浮泛；没有后者则前者不得引申，简帛佚籍的重要意义无法显示出来。

总的说来，简帛的研究一直都遵循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同时还需要用多学科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简帛的研究必须与文献学、古文字学、学术史、科技史等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互相比较，互相参证，从而得出科学结论。不同学科、不同途径的比较研究，往往可以对简帛文献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对此，李学勤教授曾总结说：“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史的研究沟通起来，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就简帛佚籍而言，不限于利用已有的简帛释文去谈学术史，而是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与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5)这种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结合，能够很好地阐释、厘清出土简帛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同时出土简帛又可以帮助澄清历史学、文献学等各学科中许多久悬不决的问题。这种“二重证据法”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式，必将推动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使简帛文献的研究水平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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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细情况可参见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李均明《古代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刘国忠《古代帛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等书的论述。

(2)　另一种说法为704枚。

(3)　解除指祭神祈求消灾去祸。东汉王充的《论衡》一书中专门有《解除》一篇，其中说道：“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谓解除必去凶。”见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041页。

(4)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5)　李学勤：《拥篲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584～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