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暗杀时代

暗杀政治是同盟会、光复会对付晚清政府的遗产，它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民国成立后成为政治毒瘤，使其时的中国离法治之路越来越远。被暗杀的对象，有在朝也有在野，有革命也有反革命，有政治领袖也有文化名流，还有手握兵权而叱咤风云的军人。由于暗杀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历史转变也不算少，暗杀成了民国的政治传统，贯穿了民国的整个历史，并成为国民党政治手段的鲜明标签。

责任编辑/兰嘉娜

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与争夺权力本质不同

从清末到1949年，政治暗杀屡见不鲜。暗杀的兴起，源于对俄国虚无党人（俄国无政府主义政团）的模仿，清末已有的“破坏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游民文化中的“任侠”思想。会党的泛滥，使得暗杀活动尤其兴盛。政治暗杀伴随着几乎民国所有时期，这在中国甚至世界政治史上，都是非常特殊的现象。

仅从人性的角度看待暗杀，充斥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的暗杀行动，和《史记》记载的暗杀故事没有什么分别。但对20世纪的革命理论家来说，“暗杀时代”的暴力活动，和之前历史上一切因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流血事件，有根本上的不同。

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写的发刊词中，总结了不惜诉诸暴力的三个目标——后人总结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之排满，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民主主义之自由平等，哪一样不需要流血牺牲？有人统计过，《民报》鼓吹暗杀的图画文字，占全部图文的20%以上。

孙中山并不是生来就激进的。1894年，孙中山怀着满腔报效国家（当然也是报效大清）的热情，通过同乡唐绍仪的关系得到了盛宣怀的书信推荐，专门到天津，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献折子。折子里洋洋洒洒上万言，都是富国强兵的建议。可惜，李鸿章当时忙着应付朝鲜危机，无暇顾及这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孙中山一肚子保国（也是保大清）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由此对朝廷的办事效率和个人的上升机会产生了怀疑，开始有了以暴力改变现状的念头。

但暴力革命即便在甲午之战惨败后也不是主流。戊戌变法时，举国士气受到新气象的提振，读书人几乎都是改良派，改革共识前所未有的强大、坚定——可惜，等待人们的只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接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由于朝廷仓皇西奔，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已经所剩无几。这越发坚定了激进的看法——清朝的腐败是中国富强最大障碍；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是立宪，而是改朝换代。暗杀时代由此发端，并且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刺杀先驱万福华不会用手枪

对于晚清的革命党刺客而言，万福华是真正的先驱。1904年11月，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揭开了晚清刺客风潮的序幕。当时沙俄强占东北，上海各界召开拒俄大会，并组织拒俄义勇队。此时王之春却提出“割地联俄”的主张，且得到朝廷支持，遂成为革命党行刺的首选目标。

当时，万福华腾身跃起，拔出手枪，厉声呵责：“卖国贼，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对你执行枪决！”同时屡扣扳机，却未能发出一弹。原来此枪撞针已老坏，万福华等事先并未试用，因此事到临头，竟然不知手中枪的用法。

后来万福华被判了10年徒刑，民国成立后才获释。此次刺杀影响极大，这是革命党暗杀团组织第一次付诸实践的行动。后来，吴樾在保定加入北方暗杀团，正是出于对万福华的崇拜。

昔日许多名人迷恋暗杀

1905年底，在安徽芜湖的陈独秀接到了朋友从北京发来的信。信中有一个他早已经猜到了的坏消息：以炸弹谋刺五大臣的刺客，正是他的同乡好友吴樾。

陈独秀在悲痛中写下一首诗：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捣虎狼秦。

伯先和孟侠都是陈独秀的朋友，后者指的就是吴樾。在诗中，陈独秀明确地将吴樾比作荆轲。“碎身”云云，并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荆轲最后的下场是被秦宫的卫士剁成了肉泥——吴樾的身体也被自己携带的炸弹炸烂了。

陈独秀怀念吴樾的诗句，是一个刺客为另一个刺客写下的悼词。事实上，陈独秀和吴樾属于同一个暗杀团体——北方暗杀团，吴樾的暗杀行动，陈独秀也参与了策划。有人认为，吴樾使用的炸弹，是陈独秀和蔡元培共同制作的。这些炸弹性能不佳，结果发生了意外，是吴樾抱憾而死的主要原因。

尽管陈独秀从来没有亲自实施过暗杀行动，但他在暗杀团体中的资历要比吴樾老得多。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还曾有这样一重身份——老资格的刺客预备队员。但在陈独秀的年轻时代，很多后来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暗杀。蔡元培、章士钊、鲁迅、刘思复等人都有过一段热衷于试验炸弹、准备暗杀的经历。在上个世纪之交，他们代表了一大群对时局感到苦闷而又偏好激烈手段的年轻人。

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曾加入光复会的反清革命活动。光复会热衷于搞暗杀，秋瑾、徐锡麟皆是其中豪杰。鲁迅也曾接受这样的任务，在准备动身时，他向指派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是那些革命者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他们怀疑鲁迅是因为胆怯而找借口，遂把他的任务取消了。

另有一位没杀成人的刺客，就是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1903年，蔡元培加入革命组织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他除了与黄兴等人合作之外，更感兴趣的是教育会的暗杀团。

蔡元培入会后，发展钟宪鬯、王小徐、刘师培、章士钊、俞子夷等人入会，东京暗杀团扩大为规模更大的上海暗杀团。上海暗杀团大名为“爱国协社”，公开领导者为蔡元培，实际则以原东京暗杀团领袖杨笃生为首。上海暗杀团的阵容颇为强大，有化学家、物理学者、杀手、催眠师等等。

1904年7月，中国教育会召开第三次大会，蔡元培再次被推举为会长，并在7月重掌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校长之职。女学环境封闭，革命党行藏容易隐蔽，故此后蔡元培得借职权之便，以女学为暗杀基地，进行暗杀武器的研发制造、暗杀人才的培养与光复会人员的联络工作。

爱国女学扩充校舍后，炸弹小组直接搬入。蔡元培增设了法国革命史和俄国虚无党史等课程，还特别组织五六个高班生每天听化学课，以为将来学习炸药和毒药作基础准备。

此外，蔡元培还亲自制定了爱国女校的校歌，歌词中说本校为“特殊新教育，旧法新俄吾先觉”，女学俨然是模仿俄国虚无党的暗杀机构，专门培养可用于暗杀事业的“有自信之青年妇女”。

后来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逐渐明白一个大国的强盛靠的不是被激情驱动的死士，而是踏实做事的真正人才，他从化学界真正转向了思想界和教育界。

吴樾遗著《暗杀时代》里这样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革命党人的暗杀，是英雄式的行为，其行为本身的意义好像比目的更为重要。

暗杀风潮涌，当政者丧胆

1908年冬，孙中山和同盟会已经组织领导了八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当时25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已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他在忧心如焚中想出办法：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好在清廷打算表现宽宏大量，这起未遂谋杀案被宽大处理：汪精卫被判处无期徒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吭高歌，其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

很快民国成立，汪精卫光荣出狱。京城各界人士1000多人前去迎接，大家争睹英雄神采。

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也轰动一时。徐锡麟一度被恩铭所赏识和厚遇，委任其为安庆巡警学堂堂长。但是徐锡麟认为，恩铭的赏识是私人的，杀死恩铭为的是民族和国家。1907年7月6日，徐锡麟趁恩铭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之时，举枪将其击毙。后率众起义，不幸被俘，徐锡麟被剖心杀害。

最豪迈的刺客是同盟会会员温生才，他少年时被卖到海外做华工，后来回国做过冯子材的旗牌官。1911年春天，温生才用五响手枪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但被警卫跟踪捕获。他就义时全无恐惧，高呼“今天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必发奋做人！”和“快死快生，再来击贼”。李沛基是效率最高的刺客，1911年10月底刺杀另一位广州将军凤山，使用的是炸弹。他用绳子把三枚炸弹挂起来，等凤山的轿子经过街上，从房檐上将炸弹滚下。凤山当场被炸死，李沛基趁乱逃脱，顺利逃到香港。

暗杀作为革命党的手段之一，有些近乎疯狂，也使清廷的当政者闻风丧胆。后来，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的水师提督李准，在武昌首义之后，主动并率先向革命党投降，这不能不承认有暗杀震慑之功。汪精卫出狱后，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的余音仍未消散，又发生了两起重大的暗杀事件，一是彭家珍刺死良弼，一是北方革命党人暗杀袁世凯未遂，对时局都有不小的影响。此后数十年间，暗杀仍不绝于书，但无论如何，故事的背景发生了根本变化——当革命者成为掌权者，刺客变成政客，暗杀者成为暗杀对象，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就画上了句号。

暗杀成为民国政治传统

辛亥革命后，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政治暗杀也成为消灭政敌和翦除异己的手段。

首先是国民党党内暗杀。1912年，先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王竹卿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接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于1913年被暗杀；1925年，国民党又一领袖廖仲恺被暗杀；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时所开具的暗杀名单中，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名列第一。

其次是国民党对党外政敌异见人士进行的暗杀。完成暗杀和暗杀未遂的人士包括张敬尧、杨杏佛、史量才、王亚樵、宋庆龄、李公朴、闻一多……

再次是抗战时期对汪伪分子的暗杀。在这一方面，军统等情报机关展现了这一国民党的传统优势，同时，这一传统优势也被一母所生的汪伪特工总部所共同拥有。与此同时，朝鲜抗日流亡政权也传承着暗杀手段。1932年安昌浩制造了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炸死日本上海占领军司令官白川一则，重伤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

民国时期，不仅国家机器在搞政治暗杀，民间也热衷于暗杀。在这一方面，传奇人物当属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曾当过私塾教书先生，因参加革命，组织社会党失败流亡上海，从此走上职业杀手之途。王亚樵率领手下杀手采取暗杀行动270多次，其中轰动全国的当数组织领导了刺杀汪精卫、宋子文、蒋介石等行动。著名的军统特务沈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还有人说：蒋介石一听到王亚樵的名字假牙就发酸，对此真假无法求证。但上海青红帮老大黄金荣、杜月笙对王亚樵礼让三分，只要王亚樵在某处出现，黄、杜两人必绕路而行却是真的。

民国暗杀政治的成因

暗杀政治是同盟会、光复会对付晚清政府的遗产，它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民国成立后成为政治的一种毒瘤，使其时的中国离法治之路越来越远。被暗杀的对象，有在朝也有在野，有革命也有反革命，有政治领袖也有文化名流，还有手握兵权而叱咤风云的军人。由于暗杀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历史转变也不算少，暗杀成了民国的政治传统，贯穿了民国的整个历史，并成为国民党政治手段的鲜明标签。

国民党与同时期并存的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在于社会动员能力即群众运动的组织力和意识形态影响支配力。国民党不具备这种优势。因此，利用会党、帮会和政治暗杀，便成为其主要政治手段。对国民党来说，暗杀表现出的低成本、高效率、一击搏大的功能，似乎弥补了国民党政党政治功能的隐忧。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组织形式欠缺硬朗，意识形态影响力不能深入民间，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谋乱者众、异见者众。其周遭多的是明着“动不了”的各种力量，想要谋求建立权威，最直接见效的手段就是暗杀。所以其权力的基础便成为了军统这样的特务和青帮这样的流氓。暗杀政治便形成为国家恐怖主义政治。

（参考资料：《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的刺杀风潮》《国家人文历史》、《鲁迅与传统文化》《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8期、《辛亥前夜的暗杀者》《新民周刊》2011年19期；作者林青、骆玉明、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