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民国暗杀王

他策划了一系列惊天暗杀大案：谋杀蒋介石，炸死日军指挥官白川，刺伤汪精卫……蒋介石视他为眼中钉，汪精卫把他看成肉中刺，日本人更是把他看作心头之大患，上海滩黑帮老大黄金荣、杜月笙遇上他都是退避三分。他就是人称“民国第一暗杀大王”的王亚樵。

他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被称为“中国的希姆莱”。他冷酷、狡猾而残忍。他就是蒋介石的头号情报大师——戴笠。

他的为官秘诀是忍、等、狠。为了上爬，他在顶头上司、在蒋介石那里一副奴才相，然而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残忍狠毒至极。全国解放前夕，他在重庆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在昆明制造了“九九整肃”白色恐怖，在香港策划了暗杀爱国将军杨杰的血腥事件等。他是“蒋介石的屠杀机器”——毛人凤。

他是近代史上未曾披露的“神秘”人物。他早年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后叛变为国民党特务，堕落成汪伪汉奸，以其复杂多面的角色，在民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演出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活剧”。他就是李士群。

责任编辑/黄梦怡、袁栋梁

铁血暗杀王王亚樵

“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是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五次谋刺蒋介石，蒋介石说：“王亚樵不死，国无宁日。”

美国记者的印象：“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潦倒的穷秀才”

1935年11月1日，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刺杀案。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举行期间，与会代表曾走出会议室合影留念，汪精卫被杀手射中三枪，倒在血泊之中。大公报记者记载：“先生满面鲜血，仰卧地上”，情形一片混乱。几日后，南京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登出了《刺汪案要犯——王亚樵生平》的通缉公告：“刺汪案中之王亚樵，为安徽合肥人，年岁已将五十，体格不甚修伟，而两肩特阔……王行九，故亦称王老九，党羽颇众，遍落各地，凡重大暗杀案，王辄与其役，盖专以暗杀为生源者也。”

1889年，王亚樵出生于当时的肥东县磨店乡王小郢村（今属合肥市新站区）。家中长辈都希望他能沿着科举考试的阶梯，做官发财，光宗耀祖。王亚樵不负重望，参加县试，名列前十。但清政府在1905年9月下诏废除科举，断了他的及第登科路。1907年，报国无门的王亚樵投奔李鸿章的族人李元甫，到李元甫办的团防局任职。

在这里，王亚樵的朋友圈逐步扩大，对社会的认识也逐步加深。王亚樵和同窗老友组织“正义学社”，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相勉励。他还结识了吴旸谷、常恒芳、柏文蔚等安徽同盟会早期领导人，秘密入会，并追随孙中山的号召参加武装起义。

美国女记者弗雷特·安娜在《中国的民间力量》一书中对王亚樵描述道：“这个身穿马褂，戴着旧式眼镜的先生，看起来就像一个潦倒的穷秀才，他的确是个有学问的人。”

“很难明确地说，是那个时代造就了王亚樵，还是王亚樵戏弄了那个时代，他绝不同于西方的那些黑手党组织制造恐怖作为生存方式，也不同于中国古老土地上的传统土匪杀人越货谋生。”弗雷特·安娜认为：“他既非政治家也非军事家，然而他又有相当深层的政治头脑和精湛的军事常识。同时还保留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匪性。”

王亚樵常以古语“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和自撰的“宝剑寻头饮，毛锥得墨飞”对联分赠给革命友人，其中“宝剑寻头饮”一句，似乎也透露了他日后暗杀生涯的某些兆头。

“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22岁的王亚樵与同盟会取得联系，在合肥成立了庐州军政分府，由李元甫、王亚樵分别担任合肥革命军正副司令，宣布独立。随后，王亚樵带人四处招募军队，建立革命武装。此举与同盟会上海总部派到合肥的孙万乘产生了矛盾，孙万乘设下鸿门宴，要杀王亚樵。王亚樵因事未去，李元甫几人前去赴宴，刚一进门就被枪杀。王亚樵闻讯急忙逃至南京。

几经辗转，王亚樵跟几个朋友来到上海，在曹家渡及长寿路一带当码头工人。他们身无分文，白天干苦工，晚上只能睡在大街上。当时革命形势比较好，虽然孙中山被迫交出大权，但袁世凯同意选举总统，遵守临时约法。可惜好景不长，袁世凯很快倒行逆施，宣布称帝。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战败，南方大部分力量被袁世凯消灭，国家开始大乱。后随着袁世凯去世，北洋军阀开始控制国家，情势更为混乱。

王亚樵目睹皖系军阀段祺瑞在国内胡乱施政，写信给孙中山，称军力不足，可以用暗杀手段革命。王亚樵要求由他组织暗杀团，炸死段祺瑞等北洋高官。

王亚樵的建议没有被孙中山认可，但通过暗杀改变中国未来的念头已深深刻入他的脑中。

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为了声援孙中山，王亚樵离开上海，追随著名革命党人韩恢到江苏北部组织军事力量，可惜再次遭遇政府打击而失败。江苏督军李纯派兵捉拿二人，韩恢被捕后遇难，王亚樵侥幸逃脱，被迫隐居在故乡。此后，王亚樵联系众人，反对安徽督军张文生，导致张文生被撤换。张文生派出杀手追杀王亚樵，王亚樵又逃回上海。

当时的上海，一部分是各国的租界，另一部分是华界，租界受各国法律管辖，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上海表面上是各国政府管理，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地下秩序，就是各种帮派。帮派涉足着上海大大小小的生意，和租界政府勾结，狼狈为奸。外来劳工常常受到地方恶势力和资本家的欺负，想要立足非常困难。

王亚樵深深体会到劳工的辛酸，决定成立“安徽旅沪劳工会”。他专门买来100多把斧头，组成斧头帮，为饱受欺压盘剥的劳工撑腰出气。只要哪个工会会员被资本家或地痞流氓欺负了，他的斧头帮就一拥而上，带着拼命的架势，或砍或杀，异常凶猛。很快，斧头帮声名鹊起，受到劳工们欢迎。

王亚樵的斧头帮在上海“砍”出了一片天地，拜在他之下的门徒越来越多，王亚樵一跃成为“上海劳工总会”的总头目，会员达十几万，门徒增加到数千人。上海滩上提起斧头帮，无不为之色变。

当时的上海，青帮势力最为强大。可即使是青帮头子黄金荣也曾嘱咐手下门徒：“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儿！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形象地说：“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一些街头泼皮无赖，也都避之唯恐不及，以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哪个瘪三赖账，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

江湖中人讲情义，这也是王亚樵最重要的标签。王亚樵当时的得力干将、后来成为中共隐蔽战线杰出人物的华克之曾如此评价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四一二”后，蒋介石成了王亚樵暗杀名单上第一位

暗杀这股清末民初的社会思潮，对王亚樵影响很深。王亚樵希望“用极端方法铲除阻碍中国进步的拦路政客，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据记载，王亚樵率领手下杀手采取暗杀行动270多次。1923年11月，王亚樵受皖系军阀卢永祥之托，暗杀了盘踞在上海的直系亲信——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因此受到了卢永祥的赏识。卢永祥除赠给他重金外，还委任他为浙江别纵队司令，把湖州地区划给他做据点，让他招兵买马，练兵备战。

王亚樵把总工会丢给手下管理，自己带着其他部众来到湖州。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当时正在江山县任保安乡自卫团团总，被王亚樵招了进来，任命为纵队长。后来成为“西北王”的胡宗南，以及投奔了冯玉祥的方振武、余亚农等人也加入了别动队，成为纵队长。他们与王亚樵交往甚密，结拜成了把兄弟。

1925年，卢永祥兵败，通电下野，王亚樵部只好作鸟兽散。戴笠、胡宗南等各自回乡后不久，便报考了黄埔军校。王亚樵则返回上海，加入了国民党。一次，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因王亚樵个子矮小，他爬上凳子打了杨虎两个耳光。手握重兵的杨虎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赔笑脸，悻悻窘极。王亚樵之厉害，可见一斑。

在上海，王亚樵继续干起了“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行当。他率人暗杀了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还有与柏文蔚作对的安徽建设厅厅长张秋白，并和杜月笙的门徒争夺江轮……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被分成多个派系。王亚樵哪个派系也不跟从，哪个权贵也不依靠，谁忠诚追随孙中山先生，他就与谁合作。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发出清党密令，把枪口对准工人纠察队。王亚樵是靠着上海广大劳工起家的，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他看来，蒋介石反共就是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此，蒋介石就成了王亚樵暗杀名单上第一位。自1929年起，王亚樵先后五次刺杀蒋介石，均未果，其中一次发生在1931年。

1931年初，蒋介石与立法院长胡汉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久，蒋介石逼迫胡汉民以身体衰弱为名辞去所有职务，并将他囚禁在南京小汤山。胡汉民的亲家林焕庭找到王亚樵，出20万大洋，希望他除掉蒋介石。王亚樵欣然答应。

王亚樵在南京、庐山、上海分设行动小组，伺机刺杀蒋介石。6月，蒋介石将去庐山太乙村的消息被王亚樵探知。于是，他令手下10余人化装成游客，潜往庐山。

一路上关卡重重，枪械无法携带，他们便买了10只金华火腿，用刀将中间挖空，然后再把枪置于其中，几乎天衣无缝。一路十分顺利，到了太乙村后，他们取出枪，将火腿随意扔进了树丛中。不料，蒋介石的侍卫在山林中发现了一只火腿。这只火腿的中间明显是有人用刀削空了。侍卫分析一定有人夹带武器上了山，他们一方面加强警戒，一方面封山搜索。

这天，蒋介石乘坐滑竿，在侍卫们的前呼后拥下，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担任刺杀任务的青年陈成，正躲在附近。陈成怕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冲上前开枪，结果两枪都未打中。正当他准备掏出怀中炸弹时，被侍卫的乱枪击中，当即毙命。蒋介石吓得魂飞魄散。事后，他密令戴笠从速破案。在排除了众多嫌疑人后，戴笠基本确定是王亚樵所为，却苦于没有证据。

这次刺杀之后，蒋介石对王亚樵深感恐惧。有一次，蒋介石梦中惊醒后对宋美龄说，他梦见王亚樵拿着一把利刃追杀他，却没有藏身之处。然而，要抓住神通广大的王亚樵并非易事，既然追捕不成，蒋介石希望把王亚樵收归己用。

改组铁血锄奸团，专门刺杀日本人和汉奸

“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期间，中国当局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对内致力于军备、财政之整顿，其总体政略可概括为“以对日有底线之妥协换取备战时间”。此种政略，既不能对外公开宣传，更难为民意所理解。故此一时期，民间针对亲日高层政要的刺杀案，此起彼伏。

王亚樵几乎介入了所有针对南京高层政要的暗杀行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亚樵把斧头帮改组成铁血锄奸团，专门刺杀日本人和汉奸，并不止于国府政要。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第19路军拼死反抗。为了支援抗战，王亚樵号召斧头帮“全力以赴抗日”。王亚樵将手下兄弟和爱国百姓组建成20个大队，成立了淞沪抗日义勇军，他任司令，开赴战场，配合第19路军战斗。

为了武装义勇军，王亚樵在昆山附近劫了蒋介石运载枪支弹药的车辆。蒋介石十分恼怒，命蔡廷锴、蒋光鼐解散义勇军。蔡、蒋二人认为蒋介石此命令不妥，于是与王亚樵商量，将义勇军改名为救国决死军，王亚樵负责幕后指挥，以麻痹蒋介石。

王亚樵从决死军中挑选骨干力量组成敢死队，协助19路军侦察、爆破。据说，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出云号”受损，就是由决死军敢死队中的骨干配合完成的。

在广大军民的配合下，日军“24小时占领京沪”的狂妄计划成了泡影，日军不得不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历时三个多月的淞沪会战虽然没能以胜利告终，但它却展示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土的勇气和信心，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更重要的是，淞沪会战为大批囤积在上海市内的战略物资、国家财产以及国家命脉产业的转移争取了时间，为中国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淞沪停战后不久，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来到上海，宣称要在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这一天在虹口公园举办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功大会。王亚樵闻听此事，决定破坏所谓的庆功大会，以雪国耻。这个大会只准朝鲜人、台湾人参加，王亚樵找来与自己一同追随孙中山的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和他商议，最后决定用炸弹炸毁会场。

庆功大会当天，三名朝鲜革命党人把炸弹装在暖水瓶中带进了会场。他们装作帮忙整理会场，将暖水瓶放在了主席台的桌肚里，等到白川、重光葵和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在主席台上坐稳后，引爆了炸弹。轰隆一声巨响，白川被炸死，重光葵重伤，岗村洋勇被爆炸产生的强大气浪炸飞摔死。上海爱国军民人心大快，纷纷奔走相告。

蒋介石获悉此事后，通过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站转交给王亚樵4万元，并希望王亚樵予以书面答谢，以公显蒋介石对王亚樵此次行动的支持和鼓励。王亚樵却对复兴社特务处的人说：“他（指蒋介石）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他。”后来，王亚樵见安昌浩等人在上海度日艰难，将4万元奖金悉数给了他们。

这件事之后，王亚樵又在上海行刺了张学良。当时张学良已经率部退入关内，支持蒋介石的主张。王亚樵决定要给张学良警告。一天，王亚樵派出的刺客公然在大街上向张学良的汽车投掷了一个炸弹。卫士们发现炸弹并没有引信，里面却有一封警告信。此后，张学良尽量避免来上海，偶尔前来的几次都有大量卫士随行。

为了宣传自己抗日救亡的主张，王亚樵在上海办了《上海闷葫芦报》，这份报纸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抗战到底，同时据实报道抗日的战绩和动态，大大鼓舞了上海爱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当时，王亚樵的爱国精神深深感动了无数的普通市民。有一位叫王阿毛的上海卡车司机，跟随王亚樵多年，深为王亚樵的抗日精神所感动。有一天，王阿毛驾车外出，在北四川路附近被日军截住，日军强迫王阿毛为他们运送士兵和炸药，王阿毛假装服从，在取得日寇信任后，故意绕道到黄浦江边，加足马力，飞车跃入江心，与日寇同归于尽。那一年，王阿毛不到30岁。

王亚樵的暗杀集团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

王亚樵有如此大能量，不仅因为其帮派头目的身份，也与其背后的政治力量有关。如孙凤鸣刺杀汪精卫，行动的具体组织者，乃华克之、陈惘子等人所创办之“晨光通讯社”。华克之、陈惘子等人，与王亚樵关系极深；王亚樵则与桂、粤两系军阀关系密切。据王亚樵暗杀集团骨干朱大刚回忆，刺杀蒋介石、汪精卫之事，是王亚樵在香港召集“锄奸团骨干密议”后决定的，由华克之等人执行；据华克之披露，此次行动，曾通过王亚樵，得到蛰居香港的失意旧军阀李济深的资助。

按军统特务陈恭澍的说法，王亚樵是上海的“马路英雄”，“欲向中央出卖杀人，被戴笠牵了盘子，不得已，乃向西南兜揽些生意”。其实，王亚樵与西南军阀之间的关系，远非“兜揽些生意”如此简单。1933年末，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另组政权时，当时在香港的王亚樵也参与其事，专门负责肃反工作。“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樵又随李济深等一同赴港。据其胞弟王述樵披露，在港期间，王亚樵的生活费用，“由西南政务会（西南军阀奉胡汉民为首以对抗南京的政治组织）月支三千元。王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向英国驻港总督勃郎介绍他反蒋是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并非刑事犯，请予照顾。是以他在港比较安全”。

王亚樵的暗杀组织，据其骨干朱大刚披露，“上层人员有老同盟会会员柏烈武、王乐平、思克巴图、常藩侯，以及国民党中委刘芦隐（胡汉民亲信）等。下层共有几百人。其组织最秘密的有三部，一是华克之部，二是龚春浦部，三是谢文达部。我当时分在谢部。三部互不联系，单线由王亚樵指挥……外围组织叫‘铁血锄奸团’。”需要补充的是，据事后对孙凤鸣等基层暗杀人员的审讯显示，这些“铁血锄奸团”成员，实际上并不清楚组织的上层政治背景。

王亚樵暗杀集团刺杀在华日本人，以制造中日冲突，进而颠覆南京政府。譬如，朱大刚披露，“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樵曾“派王铁民、许志远、蔡克强和我（朱大刚）一道回沪锄杀日军。到沪我同许志远、张××为一个小组，两次杀死三个日军”。此类事件中，造成影响最大者，当数1935年10月9日“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刺案”。此案执行者叶海生，系19路军留沪代表，“福建事变”时，“受命设置秘密机关，搅乱南京政府军的后方，暗杀政府要人”。事变失败后，赴港与王亚樵合流。中山秀雄被杀后，日本政府向南京强势施压，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流言四起，上海陷入全面混乱。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通过暗杀日本人，以将南京政权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外交困境的做法，在西南军阀内部相当流行。据桂系骨干刘斐披露，1936年夏，“那时两广为了反蒋，确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当时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

正因为王亚樵暗杀集团有着如此深的政治背景，且如此活跃，南京政府不得不命军统局倾注全力以解决之。

蒋介石悬赏百万要取王亚樵的人头，悬赏金额超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的总和

蒋介石急于把王亚樵控制在自己手中，先后派与王亚樵有旧交的戴笠、胡宗南等人前去拉拢、收买王亚樵，却被王亚樵断然拒绝。收买不成，蒋介石命令戴笠：“限期擒拿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戴笠派出大批干员，到处缉拿王亚樵。王亚樵精明机警，多次逃脱了军统等特务组织的跟踪和暗杀。

有一次，由于叛徒出卖，王亚樵的住宅被国民党警察和租界巡捕团团围住，等到警察们冲进王亚樵的卧室时，王亚樵的被窝还是热的，人却早已不在。后来此事见诸报端，时人皆认为王亚樵轻功了得，可以飞檐走壁。其实，王亚樵刚刚听到警察和巡捕的响动，就奔向顶楼，然后箭步蹿到隔壁楼房的顶上，方得脱险。

还有一次，王亚樵隐蔽于赫德路赫德里楼上，妻子出门买菜时，发现弄堂口已被特务封锁，于是快步回家对王亚樵说：“前后弄口被特务佬围住了。”王亚樵眼珠一转，穿上妻子的衣服，扎上头巾，拎起篮子，扮作女人模样下楼，顺利脱险。

1933年，戴笠要求和解，王亚樵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王亚樵兄弟众多，要和解就要给他100万元解散费，以安顿兄弟；第二，全国各地被捕的王亚樵的兄弟，一律释放。戴笠听了这两个条件后，立刻同意，但要求王亚樵先随便刺杀一个反蒋人物，以示诚意。王亚樵听说后，立刻放弃和解，他说：“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的小人之事！”

1933年秋，蒋介石悬赏百万要取王亚樵的人头，悬赏金额超过毛泽东（最高一次为25万）、朱德（5万）、周恩来（8万）三人的总和。蒋介石曾不止一次地对戴笠说过：“王老九不死，国无宁日。”

迫于严峻的形势，王亚樵决定前往香港暂避，后来又由香港逃往广西。1935年11月刺汪案发生后，蒋介石得知同王亚樵有关，极为恼怒。戴笠派遣大批特务去香港，但毫无收获。

1936年经过复兴社特务们的侦查和渗透，戴笠终于得知，王亚樵隐藏在李济深的老家广西梧州避险。在李济深的安排下，王亚樵受到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保护。在李宗仁的地盘上，戴笠不敢公开抓人，只好用暗杀的方法对付王亚樵。当时王亚樵正派人与延安方面接洽，准备前往延安。

1936年9月，王亚樵的手下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带着孩子突然从香港来到梧州，要求王亚樵庇护。其时，余婉君已被戴笠收买。戴笠答应她捉到王亚樵后，即将余立奎释放。

9月20日，余婉君假说有事，约王亚樵前来商谈。王亚樵不知是计，只身前往。这时，戴笠手下十多个特务埋伏在余婉君的住处。王亚樵一进门，特务便向他脸上撒了一包石灰。王亚樵双眼被石灰灼烧得不能睁开，但仍顽强地空手与特务们搏斗。十多个特务一拥而上，对王亚樵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殒命，终年49岁。杀死王亚樵后，特务们又残忍地将他的脸皮用刀划开撕下来，带回去向戴笠请功。听说王亚樵被杀身亡，蒋介石如释重负。

对于王亚樵，有人说他是杀手、恶魔，也有人说他是志士、是采取极端手段的爱国者。王亚樵一生暗杀了许多人，却从来不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还曾帮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据华克之回忆：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遇到困难，王亚樵及时为他们筹款1万元，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等。当时在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得知王亚樵被杀害的消息后，这样评价：“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参考资料：《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与杜月笙的“好汉”情义》《环球人物》2014年第23期；《暗杀大王王亚樵》《党史纵横》2010年第12期；《王亚樵：死后惨遭剥皮》《文史参考》2014年第10期；不为人知的王亚樵》《合肥晚报》2015年2月11日；《蒋介石恨得牙痒的杀手王亚樵》《文史参考》2011年第6期；《“暗杀大王”王亚樵被暗杀始末》《解密》2011年第10期等；作者：王晓峰、李佩桐、周冉等）

“中国的盖世太保”戴笠

“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

他的手不只限于军界，而是全方位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周恩来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

此人就是戴笠，他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的人物”。

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保安乡。7岁时进入当地私塾学习。1909年，戴笠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913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1914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两年后因偷窃被校方开除。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时间后，回到老家。

1921年，戴笠来到上海，通过在杭州的秘密帮会的关系，结识了青帮头子黄金荣。1924年，戴笠在湖州与王亚樵、胡宗南结为金兰兄弟。1926年，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30岁的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将原名戴春风改为戴笠，取晋周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

戴笠的情报工作，从黄埔军校时期就开始了。他在黄埔军校六期骑兵科时经常打同学的小报告，将同学的一举一动都汇报给军校的监察干部胡靖安，很得信任，满以为可得到提升，步步高升。谁知道后来戴笠贪污公款一事被泄露出去，他怕受到制裁，逃离了骑兵队，甚至连毕业典礼都未参加。他跑到了南京，见到已成蒋介石随从副官的胡靖安。

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在政治上遇到严重危机，决定加强情报工作，随时掌握新桂系、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将官的忠诚情况。1927年7月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密查组——这是蒋介石授意成立的最早的准特务组织。蒋介石委派胡靖安为组长，经胡靖安推荐，戴笠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刚开始，戴笠搜集的情报质量不高，他既不了解高层意图，也没有活动经费和职业特务的经验和眼光，情报来源面很窄，大都是一些社会花边新闻，毫不起眼。很快戴笠摸清了门路，情报不但来得多，而且来得快，质量较高，一般每隔两天，就有一份材料呈报上来。

为了得到蒋介石的赏识，每逢搜集到较为重要的情报，戴笠总是千方百计地直接交到蒋介石的手中，以期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为此，他常常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前。当蒋介石的汽车开过来时，戴笠远远立正、敬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把材料递过去。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参谋、副官，大都是黄埔一、二、三期的老大哥，军职比戴笠高得多，每见到戴笠这个六期未毕业的不入流青年，颇有些不屑。蒋介石身边的仆从之流，如警卫、勤务、司机等，也常给戴笠白眼，远远看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小瘪三又来了”。起初蒋介石认为，戴笠不经过常规传递手续，唐突地越级上送，无非是沽名钓誉之徒，企图一步登天罢了。久而久之，蒋介石慢慢发现戴笠的情报大都是第一手资料，比较真实，也就逐渐重视起来。不久戴笠被任命为上尉参谋，他将这当作“出人头地”的开始，搜集情报工作更加卖力。

二次北伐时，戴笠自山东潜入敌境，从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线一路北上，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集团的虚实，有闻必报。他跑遍华北各省，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由此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器重。

戴笠在南京做特务时，每天清早出去，半夜三更回家，连夜把当天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整理出来，请同学徐亮用正楷誊写出来，再自己校阅定稿后，草草睡一会儿，天不亮就起床上蒋介石官邸送情报。如果手头宽裕，戴笠便花钱租车去官邸，如果囊中空空，则徒步前往。风雪冰霜，天天如此。日后戴笠回忆这段时期时，曾称自己是“跑单干”、“情报个体户”。当时与戴笠共事的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戴笠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

1932年，蒋介石着手筹备成立复兴社。在整个复兴社组织机构的安排中，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长，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当时，各方向蒋介石保举了六个人，戴笠虽名列其中，却因资历浅，多数人持不赞成态度。蒋介石却毅然选择戴笠任特务处长。这在许多人看来，确是出乎意料，但对蒋介石来说，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蒋介石认为，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在政治上难以形成一股新的势力，构不成威胁，除了效忠他外，几乎别无出路。这一任命使戴笠受宠若惊，在蒋介石找他谈话时，他对蒋介石发誓：“从现在起，我的头就掉在地上了。”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予大权，但绝不给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戴笠出任军统头目多年，始终只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好不容易混到一个少将军阶，直到1945年才给予公布。

戴笠对蒋介石的心理、性格的研究，可谓精细入微，揣摩至透。比如，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传达公布，手令的内容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但是，对特务工作，蒋介石又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手令，为的是不留蛛丝马迹，以免授人口实。戴笠对蒋介石的这种心理早已揣摩，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他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只作口头报告，对蒋介石的指示也只作脑记心记，不作笔录。回到军统局传达时，一般也只讲“奉谕”二字，究竟奉谁之“谕”，不作解释。蒋介石对这种不留痕迹的办法十分满意。

淞沪抗战中，戴笠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从上海赶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分析情报。那时上海到南京铁路不通，汽车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扫射，一路上如过鬼门关，戴笠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毛泽东之上。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10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戴笠是一个干才。1941年12月，他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据记载，戴笠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极善笼络人心，但也有人因受不了他的痛骂而自杀

戴笠行走江湖多年，精于人情世故。他每与一个人交往，必先对其作全面了解，掌握其人的家庭、社会关系、个人经历、作风气质、嗜好、弱点、隐私等，然后根据需要，有备而发，有的放矢。甚至连一个人出生的地籍，当地的社会风俗，戴笠也都注意掌握。山东出了个武二郎武松，山东大汉由此也往往喜欢以“二哥”自居。由此，戴笠每遇山东籍的人，必谦恭地呼对方为“二哥”，以博取对方好感。即使是发迹之后，每到侍从室，戴笠还要毕恭毕敬叫那些侍从副官们“老哥”、“老兄”，以示尊敬。平时每到年节，他更是私下给蒋介石、宋美龄身边人员赠送红包或礼品，上至秘书、副官，下至女佣、男仆，无一例外。这样，每到关键时刻，戴笠需了解一点什么情况，这些人都甘心为戴笠帮忙。

宋子文喜欢吃喝玩乐，戴笠投其所好，经常赠送些进口奢侈品。宋子文特别爱吃鳗鱼，戴笠指示在军统局本部的鱼池中放养了许多鳗鱼。大凡戴笠请客，宋子文总是有请必到，席间谈女人、谈吃喝、谈风花雪月，必尽兴而散。宋子文要玩女人，其夫人张乐怡对此管束甚严，戴笠常常帮宋子文处理麻烦。一次，宋子文在外金屋藏娇，张乐怡带领一卡车人马，杀气腾腾前去闹事。戴笠得到消息，抢先一步，将宋子文的相好送走。久而久之，宋子文把戴笠引为密友和心腹。

戴笠为笼络人心，对于手下大小特务常有赏赐。每个被接见的特务都赠送现金，金额多少，全凭戴笠谈话的兴致而定，最少也相当于少校军官两个月的薪饷。

不过，对于犯错的特务，戴笠骂起来不留情面。他言词尖刻，态度粗暴，有的大特务甚至因受不了戴笠的痛骂而自杀。据说在1927年的上海大清洗中，戴笠用烧热的火车头内燃机惩治叛徒。他不停地往里面的火炉加煤，直到炉膛烧得通红。叛徒被绑在炉壁上，很快就散发出焦糊味。昏死过去的人随即被扔进炉膛。戴笠下令，拉响汽笛，以掩盖他们临终的惨叫。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王克全，是中共叛徒，因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赏识。有一次，他保管的一百支刚从香港购进的左轮手枪被日本飞机炸毁。戴笠闻之大为光火，当即在电话中对王克全一阵痛骂，声嘶力竭地挖苦：“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共产党）！”王克全闻之羞愧无地自容，精神崩溃，接完电话后，关上办公室的房门，开枪自杀。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宋良，因忍受不了戴笠的痛骂，竟出家当了和尚。

作为蒋介石的黑手，以恐怖行动清除异己

戴笠管理的特务组织机构，不仅侦察情报，还为蒋介石从事大量清除异己的暗杀活动。这些被暗杀的人员中既有汉奸，也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张敬尧就是被戴笠暗杀的汉奸之一。张敬尧1881年生于安徽霍邱县临水镇桑郢子一个贫苦家庭，早年生活比较艰难，后因杀人逃亡平津，为混口饭吃参军。由于作战骁勇，镇压革命有功，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兵被逐步提拔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

直奉战争后，张敬尧捡回一条命，投靠了张作霖。后来在张宗昌手下当了一个挂名的军长。1926年，张宗昌部被北伐军击溃后，张敬尧隐居在大连的日租界里。

1933年初，日军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开始致力于收买北洋政府的残余军阀和失意政客，失势之后的张敬尧一直在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与日本人一拍即合，甘心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任命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张敬尧受命扮成商人，秘密潜入北平，化名“常石谷”，带着几个随从住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开始着手召集旧部，联络惯匪，策动国民党驻军，妄想拉起队伍，在日军进攻北平时作内应。

张敬尧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蒋介石指示戴笠一定要除掉张敬尧。

1933年4月的一天，特务处副处长兼华北特区区长郑介民住进了六国饭店。5月7日的清晨，张敬尧起床洗漱，国民党特务白式维等人出现在洗脸间的门口，迅速地对着张敬尧开枪射击，子弹准确地射中了张敬尧的头部，张敬尧倒地毙命。白式维等人迅速跑出饭店，钻进小轿车飞快地逃走了。

当天晚上郑介民得到消息：张敬尧已死。第二天北平各报上刊登了“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遭刺殒命”。后来证实常石谷就是张敬尧。张敬尧之死给日本人和汉奸走狗发出严重警告，汉奸走狗一时心惊胆战。

1933年6月18日，距六国饭店张敬尧被刺仅一个多月，上海又发生了进步人士杨杏佛被乱枪打死的事件。

杨杏佛名铨，字宏甫，号杏佛，1893年生，江西清江县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时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蒋介石之所以暗杀他，是因为对“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仇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各种恐怖手段，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成立了，宋庆龄为总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并在上海、北平设分会，积极开展活动。在斗争中，几件事引起蒋介石的极端仇视：

一是刘煜生被杀事件。刘煜生是镇江《江声报》经理兼主编，因在该报副刊上登载爱国文章，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封闭《江声报》，1933年1月将刘煜生枪毙。同盟得知此消息后，即开会发表宣言，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毫无二致，也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并有力地揭露当局破坏民权的暴行。

二是营救共产党问题。1933年3月，共产党人陈赓、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等被捕，为了营救他们，同盟曾组织营救共产党委员会，由宋庆龄、杨杏佛等人赴南京探望陈赓，要求释放，并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罪恶。同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特务秘密绑架，同盟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营救。这期间，杨杏佛积极奔走各地，做了大量工作。

蒋介石决定杀一儆百，以恐怖行动制止同盟的活动，锁定杨杏佛作为目标。1933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对戴笠下达了“制裁”杨杏佛的指令。

戴笠受命后，即布置手下特务对杨杏佛的一切活动进行监视调查，并印发了杨的照片三百张，供特务们确认，以备随时动手。

杨杏佛当时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雇人养了两匹好马，常在闲暇时去大西路、中山路骑。戴笠准备在大西路狙杀他，并命手下拟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报给蒋介石。蒋介石认为在租界以外的地方暗杀杨杏佛，对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宋庆龄起不到威吓目的，还容易引起各方指责，为政府增加麻烦，遂命戴笠一定要在法租界寓所附近进行。

接到指示后，戴笠亲往上海布置。执行这次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纠集了六个暗杀高手。

1933年6月18日这天周日，早晨8时刚过，杨杏佛与15岁的儿子杨小佛步出庭院，准备乘汽车到大西路，再骑马出游。

汽车刚出大门，特务们突然蹿出，同时向车上开枪，子弹雨点般射过去。杨杏佛一听枪声，立刻将身体伏在杨小佛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儿子。

赶来的巡警将杨杏佛和杨小佛送到医院时，杨杏佛已停止了呼吸。杨小佛腿上中了一弹，没有大碍。

蒋介石暗杀杨杏佛，其目的是要恐吓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结果却不尽然。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立即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法院起诉，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急于饬属缉凶，以维法纪”。6月20日，同盟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杨杏佛入殓仪式。尽管特务们扬言在这一天要暗杀同盟其他领导人，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还是亲赴殡仪馆为杨杏佛送殓。

此事件发生后，同盟停止了活动。从这一点来说，蒋介石运用戴笠这只黑手，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他被美国媒体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

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的希姆莱（德国纳粹党卫军首领、希特勒主要幕僚）”。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他被美国媒体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

一名外国记者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的印象。几乎所有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写道：“他（戴笠）英俊瘦长，有一双瓷娃娃般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出于安全考虑，戴笠轻易不照相。无论哪个训练班的毕业典礼，都不准合影，不准有同学录。戴笠也从不把照片送人，许多军统大特务都没有见过他的像片，小特务往往是只听其名，不见其人。有一次，中央社记者把他与蒋介石在一起的情景拍了照。事后，他派人通知中央社把他的像片毁掉，不准洗印出来。

戴笠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行踪。戴笠在中国大小城市都有住宅和藏身之地，他到底有多少处公馆，大概除了他身边负责管理此事的亲信秘书王汉光之外，就连戴笠自己也说不清。戴笠的公馆大都装饰豪华，洗澡是戴笠的一大爱好，只要有条件，每天早晚都要洗澡，有时中午也要洗澡。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他故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

戴笠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戴笠使用两辆一模一样的军统汽车，这是为甩掉跟踪者而配置的。一个跟他一起行动过的美国人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散播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为了防止被窃听，戴笠禁止用电话约见他，必须将约见事宜封进信封当面交给他。戴笠出行时很少携带文件，仅依靠自己出色的记忆力。

戴笠好喝酒，酒量极大。茅台酒、白兰地，每次可饮两瓶左右。在一次圣诞节的晚宴上喝黄酒，他连饮160杯，仅稍有醉意，发表长篇讲话亦无失言，把在场的美国特工惊得目瞪口呆，连喊：“奇事！奇事！”

知情人揶揄他对“总裁”的信服远比不命相

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从此成为“总裁之最虔诚信徒”。但是知情人都揶揄他对“总裁”的信服远比不上命相。

在军统所办的各种集训班里，戴笠均规定要讲授命相一类的特殊课程，甚至还特别从山东等地聘请何麻姑、毕善人等神婆神汉来做“辅导员”。一次，军统在中美合作所所在的歌乐山北麓罗家湾修建房屋。戴笠特地找命相先生看风水，画了图，标明哪些地方属龙脉，哪些地方不宜建阳宅，以避雷公和地神。谁知一个姓柳的管工未领会旨意，在戴笠去重庆的时候，随意动起工来。戴笠回来后，见乱了“八卦方寸”，气怒之下，命人杀了这个管工，以作“祭门之鬼”。

戴笠住宅所建门楼因遭雷击而倒。他让何麻姑卜卦，又令毕善人讨阴方，这两个“术师”合谋后说是地下藏有“诡石”。戴笠忙命工匠挖地三尺，也未见一块石头。二人又称，“不下则上”，必须“三砌三拆”方可“镇邪压怪”。戴笠居然命人将门楼砌好拆掉，拆掉再砌好，真正拆砌了三次。不想两年后的夏天，下大雨发洪水，门楼还是被冲塌了。

戴笠在军统局本部用过许多“水汪汪”的化名，原因出自他“缺水忌土”的命相，想以此弥补命中不足。这些化名有：汉汉清、汪涛、涂清波、海涛源、沈沛霖、雷雨雯等。他用得最多的化名是沈沛霖，因为自取了此名后，他的老胃病就很少发作，甚至罕有伤风头疼。

1944年春节过后，戴笠的秘书英渠觉得“沈沛霖”用得过滥过久，为讨好戴笠，建议其更名为“洪淼”。戴笠一听，觉得此名确实比“沈沛霖”水分更足，不但立即采纳，还奖赏了秘书一支德国造的左轮手枪。

还有一次，戴笠和他的美国顾问梅乐斯饮酒作乐。席间梅乐斯问起他本名的出处，戴笠说出自己名字的真正由来：原来，在戴笠出生的那一年，其父在家乡做关帝会时，被人放了一把火，烧着了堂屋。正巧此刻乌云骤起，很快下了一场暴雨，才免了横祸。于是，戴笠的父亲以为后代的命相不能缺水，便给儿子取号为“雨农”。

迷信便从此接踵而来。因为那场火灾是农历五月十三发生的，所以戴笠对“十三”这个数字十分忌讳。他出生于1896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却将生日改为“十四日”。一次，戴笠与胡宗南打牌，打到第十二圈时，忽然佯装肚痛不想继续。胡宗南还信以为真，找来军医诊治，戴笠见到军医的药箱上印有“十三”的数字，连忙将军医骂走。

1946年3月17日，戴笠专机飞抵南京上空时，正值大雨滂沱，雷电交错，云层又低，专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最后，专机一头撞到了南京郊区江宁板桥镇附近的岱山山腰上。这个命相缺水的军统大员，其尸体在大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才被找到。

戴笠死后，他的助理秘书袁奇滨翻查黄历，惊叹道：“戴老板命相中一生缺水，处处小心，时时谨慎，而悔不该去北方前取了个缺水而又多山的化名‘高崇岳’。他3月17日启程，没考虑到那天正好是农历二月十三日呀！”

“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1944年，军统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军统共有内外勤709个单位、电台569座、工作人员5万余人，由军统直接领导的庞大的特务武装还不计算在内，至于由军统控制运用的外围组织更是难以计算。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戴笠对这样一个局面是亦喜亦忧的，喜的是军统一天天发展壮大，人财兴旺。忧的是，由于人员发展过快，团体过于庞大，带来了复杂的人事关系，内部人员贪污、浪费，工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骄横跋扈，胡作非为等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

抗战胜利后，戴笠的能量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美国陆、海军两大特工系统中引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夺，目的只是为了谁能取得与这位中国政治杀手的特工技术合作权。由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他要会见一下这位中国的神秘人物。蒋介石却始终不敢满足这位世界反法西斯领袖的“小小”愿望。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大会召开。蒋介石电告戴笠赶回重庆，有要事相商。飞机从平津一带起飞，在经过南京上空时失事，机上人员无一幸免。戴笠暴死，蒋介石亲赠挽联，“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是年8月，蒋介石亲到紫金山灵谷寺，为戴笠选择墓地。1947年3月，军统选了一个吉日安葬了戴笠。在下葬前，毛人凤让沈醉设法把棺材弄得特别结实，使别人无法打开。沈醉决定用水泥炭渣搅拌灌在墓穴内，使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体，这样棺材就不易被打开。毛人凤是怕戴笠生前作恶太多，死后被人鞭尸。

戴笠死后，军统局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展开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的斗争。1949年12月，这个组织在大陆彻底消亡。据说，后期偏居台湾的蒋介石每每念及戴笠，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参考资料：《多面人戴笠：隐藏“七情六欲”的间谍王》《看历史》2013年第12期、《抗战中的戴笠》《南都周刊》2012年第14期、《戴笠是如何起家的》《书摘》2005年第2期、《戴笠：中国最神秘的特工》《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3期、《戴笠迷信“命相”：军统集训班请神婆授课》《人民政协报》2011年11月30日、《戴笠抗战胜利后的哀叹：早晚会死在蒋介石手里》《民国的官场圈子》金城出版社出版2011年1月、《周恩来评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提前十年成功》《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7期等；作者：纪彭、黄奕潆、魏斐德、田玉川等）

花絮

戴笠死亡之谜

戴笠之死，单纯是飞机失事吗？后来调查得知，戴笠当时乘坐的飞机是先内部爆炸，然后才栽下去的。坠机之后，戴笠的尸体已经烧得无法辨认，调查人员通过戴笠有6颗金牙这一特征，才得以确定他的尸体。

现场还找到了一把九龙宝剑，是当年乾隆帝贴身带的，后来慈禧死后把它带到墓里。孙传芳的部下孙殿英炸东陵时，将宝剑弄到了手。后来孙传芳想通过军统在北平当时的负责人马汉三，把这把剑通过戴笠转赠给蒋介石。但这把剑却被马汉三献给了日本人。抗战胜利后，马汉三从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手里拿回了宝剑。据说戴笠来到北平，提审川岛芳子，调查出这段事，马汉三只得把剑又交了出来。马汉三知道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所以想先下手为强。他派他的死党刘玉珠（北平军统站的一个军统督导员）在戴笠的飞机飞到青岛之后，以安全检查为名上了飞机。刘玉珠在飞机上放置了定时炸弹，就这样，戴笠被炸死了。

戴笠死后，马汉三、刘玉珠即被军统秘密审讯并处决，这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戴笠的死与二人有关。多年来，关于戴笠之死有很多种版本：

其一：蒋介石谋杀。戴笠的军统组织非常严密，人数众多，一色美式装备，只听命于戴笠。戴笠欲谋求警政部长、海军司令位置，想借美国方面之力达到目的，引起蒋介石惊慌，于是痛下杀手。

其二：美国特工所为。美国政府获知戴笠将对过去与日本人合作者进行一次不顾人道的大清洗。为制止大屠杀，在戴笠专机上做了手脚。

其三：共产党除恶。理由是王若飞、叶挺在不久前死于空难，被认为是军统所为。

其四：纯属空难，非人为原因。沈醉据他所掌握的情报回忆，的确是一场空难。

（参考资料：《周恩来评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提前十年成功》《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7期）

军统笑面虎毛人凤

毛人凤做官秘诀：忍、等、狠。

杀人不是一个一个地杀，而是一批一批地杀。

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毛人凤一贯主张斩草除根，连小孩也不放过。

与戴笠互为彼此的贵人

很多人知道毛人凤，是因为电影《开国大典》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毛人凤到蒋介石办公室汇报工作，谈完工作，蒋介石忽然大发感慨，说自己不仅要抢运黄金美钞，还要抢运人才，并列举出张澜、罗隆基、史良、翁文灏、竺可桢等一批人。毛人凤忽然十分紧张，提出请假出去打电话。蒋介石叫他用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打，毛人凤只好硬着头皮接通了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只说“那一批，缓办”，又补充说“不是，是张澜、罗隆基那一批”。蒋介石面无表情地问：“我晚说一会儿，你就要下手了？”

虽是电影，不过足见毛人凤杀人之狠，杀人不是一个一个地杀，而是一批一批地杀。

毛人凤，1898年出生，字齐五，浙江省江山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他和戴笠是同乡，两人还是小学同学。毛人凤有政治头脑，可是时运不济。

据刘秉荣《民国官场迷信实录》一书记载，1925年底，毛人凤考入广东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翌年回乡奔丧间，与戴笠邂逅。时戴笠正不走运，毛人凤告诉戴笠“革命朝气在黄埔”，竭力劝他投考黄埔军校。戴笠听从毛人凤的建议，投考黄埔，此为戴笠一生的转折点。

同样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后来的发展却各不相同。戴笠由于努力为蒋介石搜集情报后得到重用，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的局长，毛人凤则由于人脉稀少，寂寂无名。

毛人凤有个胞弟叫毛万里，1932年间于杭州投考警官学校，在未发榜间，闻主考官是戴笠，便写信给戴笠，说明了情况。戴笠对其关怀备至，一年后，毛万里成了戴笠身边工作人员。1934年的一天，戴笠突然向毛万里问起毛人凤情况，得知毛人凤在崇德县政府当科长。戴笠随即将毛人凤安排到杭州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任书记，自此，毛人凤跨入军统大门。

刚进军统时，毛人凤已经36岁，论资历没资历，论关系只认识戴笠，论专业更是个门外汉，很多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同事当面或者私下取笑，毛人凤听见了当作耳边风；上级当众打他耳光，毛人凤微笑自若……人说毛人凤肖龟，取的就是他极善忍耐的性格。

“军统的看门人”

毛人凤在军统局当代理秘书时，是个有名的“笑面虎”，他从不发脾气。戴笠官大脾气大，常为一些小事骂人打人关人，每遇到这种情况，毛人凤总是向戴笠引咎自责，把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使得被责之人对他感激不尽。对于一些他替别人承担责任之事，他一定设法使对方知晓。这套手段收买了不少人。

毛人凤常在戴笠面前替人说情，戴笠常斥责他是“菩萨心肠”，不是大丈夫，不能成大器。毛人凤一笑了之。

毛人凤工作异常勤奋。他深居简出，为人谨慎，很少主动争、抢、要。他总是默默地坐在办公室里，处理各种文件，凡是经他手的报告，都一一落到实处。每次在特派员办公室召开政治指导员会议，他一言不发，埋头记录，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

1942年，戴笠打算让姜绍谟接替毛人凤工作，送毛人凤到军校高教班受训。

姜绍谟到了重庆，住在军统本部。他有早起的习惯，这天早5时，便起床到了院中，见秘书室有灯光，进去一看，见是毛人凤伏案阅公文，遂道：“你起得可真早。”

毛人凤回答：“我这一夜还没睡呢。”

后来，戴笠因兼职过多，对军统局工作不能全部过问。毛人凤便整日埋头于军统局，事必躬亲。蒋介石多次问他军统工作，他都对答如流，蒋介石对他印象极好。

抗战后期，毛人凤整天批阅处理文件，常常通宵不眠，每个科员都可随时找他解决问题。此外，毛人凤作风比较清廉。

当时，军统局局本部在重庆掌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常常借口视察工作，乘机捞油水，要下级部门“进贡”。

毛人凤从来不去，许多机关的领导常常请他去视察，他总以自己不是负责人而推掉。实在推不掉的场合，他也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军统在每星期一上午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每当戴笠出门，毛人凤总是请郑介民或唐纵来主持，自己从不出面。

1946年3月，戴笠坠机摔死在岱山，谁来领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蒋介石先任命郑介民出任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不久，毛人凤以腐败问题搞垮郑介民，当上了保密局（1946年6月，军统的公开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防部第二厅，秘密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一把手。

毛人凤不是军统初创的“十人团”成员，外勤没有当过站长，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凭什么接班？蒋介石选择毛人凤，自有他的道理。

毛人凤人缘好，上上下下关系都过得去。他善于公关，从来不得罪人。戴笠当权时，骄横跋扈，惹了许多权贵，树敌很多。毛人凤不去得罪权贵，并一直设法与他们沟通，缓解他们和军统间的矛盾，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源。

毛人凤长期在军统核心做内勤工作，且事必亲躬。戴笠突然死去，也只有毛人凤能对军统的全局工作基本了解。军统长期扩张，已经尾大不掉，这时候要是搞一个野心大的人来干，势必继续扩张。蒋介石从全盘战略考量，选了一个他眼中老实听话的人接戴笠的班。

当上一把手的毛人凤，不再是那个老好人的形象

当上一把手的毛人凤，不再是那个老好人的形象，杀起人毫不手软。对于共产党员、民主人士，毛人凤一贯主张斩草除根。

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是毛人凤的族侄。此人心狠手辣，被人谓之“毛骨森森”，毛人凤对他十分赏识，许多共产党人、民主人士都死在他的手里。

1949年9月6日，毛人凤奉蒋介石指令，杀害杨虎城全家于松林坡，连小孩都没放过。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杀害于大坪剧场。11月14日，蒋介石与毛人凤由台湾飞抵重庆，由毛人凤主持会议，执行蒋介石交代的大屠杀、潜伏、游击、破坏四大任务。

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不久他又在昆明制造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腥事件，在香港策划了对爱国将军杨杰等人的暗杀惨案。

杨杰原是蒋介石亲信，曾在二次北伐、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瓦解敌军，扭转了危局，深得蒋介石信任，成为蒋介石最亲近的幕僚，号称“智囊”。杨杰在担任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时，为蒋介石培养了不少军事人才。抗战初，杨杰以军事学家的身份出任驻苏大使，积极为抗战争取国际支援。

1940年，杨杰由苏联回国后，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亲美反苏不满，常常公开加以指责。特别是“皖南事变”，他认为这是“破坏国防的健康，抵消国家的作战力量”，是“足以致命的危机”。1945年10月，杨杰与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发动民主人士进行反内战运动。

内战打响后，杨杰常往返于重庆和昆明，与各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中进行组织宣传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明辨是非，走爱国的道路。

他的一言一行，影响所及，至为重大。蒋介石对其恨之入骨。

1948年1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社会民主革命同盟等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战士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合组织了中国国民党委员会，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民革”西南执行部。1949年6月，刘文辉计划在四川各地号召失意军人和帮会组织起义，各地响应者众多。此事直接受杨杰的策划与支持。蒋介石了解杨杰的种种行为，曾多次想向杨杰下毒手，但鉴于杨杰在西南的影响力，有所忌讳。可是，当蒋介石接到杨杰策划陆军大学教职员工起义、并指使川康军队起义的密信后，终于下决心要不惜代价除掉杨杰。

1949年9月，蒋介石在云南进行“九九整肃”，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他亲自拟了一个“黑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就是杨杰。

当时，杨杰与云南省省长卢汉相交甚密。卢汉每逢大事，总要请杨杰商议。蒋介石曾命令卢汉向杨杰下手，但卢汉拒绝执行，并暗地里通知杨杰逃走。蒋介石一面向卢汉施加压力，一面召见毛人凤，当面下达暗杀杨杰的命令。

毛人凤发密电给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令他三天之内完成刺杀任务。沈醉迅速召集几个专搞暗杀的特务来到他家密谈，指示他们于当晚杀掉杨杰。1949年9月9日晚上，大批特务恶狠狠地冲入杨宅时，却发现杨杰家中早已人去楼空。

蒋介石得知杨杰逃走后大怒，严令一定要查出杨杰的行踪。毛人凤乘飞机赶往昆明，从杨杰家中抄出的日记和信件中，毛人凤发现了杨杰在香港的通信地址。于是，暗杀行动转移到香港。

毛人凤亲自物色得力人手，组织暗杀杨杰的行动。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当时正好在香港，毛人凤于9月17日打电报给他，让他除去杨杰。特务们打探到杨杰此时居住在其友人李宗理的公寓里，李宗理此时并不在香港。

1949年9月19日，一名特务拿着一封事先准备好的信函，在上午十点左右来到杨杰的住所，谎称是替李宗理送信来的，杨杰毫无防备地让来人进来。特务趁杨杰取信之际，拔出手枪朝他的头部及心脏部位连开三枪，杨杰当场毙命。

多次策划暗杀中共重要领导人，最终被蒋经国斗垮

解放的当年，毛人凤还活跃于青岛进行特务活动，甚至打算把青岛筹建成为整个华北、东北的特务大本营。为实施白色恐怖，国民党当局在青岛布设了大批特务组织，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镇压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还在青岛设立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专门审理所谓“共产党嫌疑”等政治案件。直到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21日，特务分子孤注一掷，国民党青岛市警察局一夜之间逮捕了“涉嫌政治问题者”60余人，其中21人未经审讯即惨遭杀害。

毛人凤对待自己人同样不手软，这一点比戴笠更胜一筹。其最毒一手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保密局逃往台湾时，叛徒们（投靠国民党的中共叛徒）都急着要走，而毛人凤将他们全部丢下，甚至连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工作组（专门研究有关中共的问题，成员都是一些叛徒。这个机构在军统时代，由张国焘主持，张国焘离去后，由瞿梦秋任组长）的组长瞿梦秋都丢下。他认为，叛徒留给共产党，会给共产党带来许多麻烦，且舆论对共产党也不利。

毛人凤还多次主导暗杀中共重要领导人的行动。建国前夕，毛人凤策划了暗杀陈毅事件。建国后潜逃台湾的毛人凤仍然想在反共斗争中取得“战绩”，1949年12月，闻知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消息，开始策划“第二个皇姑屯事件”。1950年，毛人凤又密谋暗杀叶剑英。这几次暗杀行动（本期副刊均有介绍）均以失败告终，蒋介石对毛人凤大为恼火。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毛人凤建立起自己的“情报帝国”，此时，正要在台湾伸展拳脚的蒋经国出现了。为了瓦解毛人凤的“情报帝国”，蒋经国求教于毛人凤的手下败将——郑介民。郑介民献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

蒋经国来势汹汹，毛人凤沉不住气了。他一反常态，在国民党的中常委会上声称：“情报工作是很专业的东西，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戴老板生前就说过，军统是十万人的大家庭不容易啊！”

蒋经国不露声色，准备采取挖墙脚的办法，来个釜底抽薪。蒋经国将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拉拢过来，委以重任。毛人凤得知蒋经国的行动后，以蒋介石提倡的“整肃纪律”为由，将叶翔之收受贿赂170根金条的罪证搜齐后，准备亲自呈报给蒋介石。叶翔之只好找蒋经国帮忙。蒋经国亲自赶往蒋介石处说情，蒋介石同意蒋经国的请求。

1955年，“保密局”改组为“情报局”，隶属“国防部”。毛人凤仍为“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首任“局长”。但是，权力已经大不如前。

1956年毛人凤被确诊为癌症，10月14日病亡，时年58岁。

（参考资料：《军统“笑面虎”毛人凤：蒋经国的手下败将》《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8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升官秘诀》《文史博览》2012年第5期、《蒋介石授意暗杀杨杰始末》《文史月刊》2004年第15期、《渣滓洞毛人凤等五个大刽子手》《章回小说》1999年第2期等；作者：文亭、陈达萌、曹德泉等）

花絮

毛人凤极迷信，曾改国民党政府国旗

毛人凤和戴笠一样极信迷信，他认为自己一生的好运和命相分不开。保密局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对命相学极有研究，无论在何处，凡是发现了有名气的命相家，总是带去见毛人凤。毛人凤对术士的话，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毛人凤的五行中缺火，为补此“火”，他特化名“以炎”，多年来一直延用此名。

戴笠死后，其遗物很多，毛人凤一概不用，认为晦气。抗战胜利后，戴笠在南京、上海等地接收了许多高级住房，这些房屋豪华舒适，而毛人凤宁可住处简陋，也决不要戴笠的住房和办公处。军统新建大厦中最好的办公室，是戴笠生前设计的，毛人凤也不用，让潘其武找一位懂“奇门遁甲”的人，推算了一间方位好的房间，虽然这间房间简陋，但他还是高兴地使用。在毛人凤从副局长升到局长位置时，郑介民腾出了局长办公室，毛人凤依旧在他原来那间房里办公，他认为自己的办公室风水好，怕搬动后失掉了好运气。毛人凤的这一切在别人眼中，是简朴、廉洁奉公，而根本的原因是他迷信。

当国民党节节败退时，毛人凤忽然觉得，失败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国旗不吉利，因为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这象征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被满地的红色共产党所包围，所以招致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能满地红，是国民党政府国旗的缘故。国旗明确地表示了“满地红”包围了“青天白日”，“青天白日”还能不失败吗？他逃到昆明之后，便着手设计了一面新的国旗。旗面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象征着国民党包围吞并共产党。毛人凤还不断对人讲：“那个不吉利的国旗早该换！”这种想法当然不能扭转国民党的败退，后来也不了了之。

（参考资料：《军统“笑面虎”毛人凤：蒋经国的手下败将》《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8期）

“76号”头号魔鬼

早年参加中共特科，后叛变为国民党特务，终堕落成汪伪汉奸。

他领导下的“76号”，每年制造暗杀、绑架事件近1000起。

陈璧君说：“‘76号’是一个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李士群暴毙，死因扑朔迷离，而更大的谜团，是对他真实身份的认定

1943年9月，汪伪政权警政部长、“76号”特务组织首脑、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暴毙于苏州饮马桥私宅的消息传来，震惊了整个中国沦陷区。苏州当年是汪伪政权的江苏省省会，省长突然神秘死亡，引发街头巷尾无数的猜测和热议。一个又一个的演绎，把这桩命案戏说得扑朔迷离，最终，“日本人毒死了李士群”成为广为流传的版本。

1945，李案的新版本开始流传：蒋介石、戴笠假手日本人制裁了汉奸李士群。1949年后，据前国民党中将唐生明的文章回忆：他亲奉蒋介石之命潜伏敌营，又奉戴笠之令，伙同汉奸头目周佛海，设计了“锄李”的上、中、下三策，最终敲定上策——假日本人之手除掉李士群。周佛海密见对李士群也心怀不满的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冈村大佐，请他出面杀李士群。冈村欣然同意。9月7日，冈村在家设宴招待李士群。宴后李士群回到“76号”，感到肚子严重不适，随即上吐下泻，9月9日身亡，年仅38岁。人们开始一直认为冈村提供的食物中，有毒的是牛肉饼。据战后媒体报道，周佛海亲信、伪安徽省长罗君强在供述中称，冈村将毒药藏于冷饮中，最终导致李士群死亡。直到当今，仍不断有更新的版本陆续问世……

特供首脑李士群暴毙，死因扑朔迷离，但一个更大的问号，是对他真实身份的认定。来自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的所有悬念，都聚焦到一个焦点：他是谁？他为谁服务？他为谁而死？

1924年，李士群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春，转入上海大学，这座由国共合作创办的大学号称革命摇篮，瞿秋白等著名的共产党人皆在此任教，曾培养出一大批革命青年。经同学介绍，李士群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李士群由上海地方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是李士群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要破译李士群神秘面纱的关键密码，也正在于此。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透露：1927年末至1928年初，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已有800人左右。“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请求，苏联举办了专门军事训练班”，对“来到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由总参谋部负责组织”。

不久，李士群被选拔到苏联特种警察（特工）学校受训。这座位于偏僻的西伯利亚小城的学校，实际上是专门为苏军总参谋部在远东建立自己的情报网，而特设的亚洲情报学校，学员多是不同国籍的共产党员。

负责中国班军训的苏军总参谋部，下属有个情报总局，这个情报总局与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是斯大林时代苏联三大特工机构。上世纪20年代末，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为向国外派遣间谍，投入了大量专项资金。为输出革命的需要，苏联三大间谍机关不断从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外籍人士中招募间谍，经过特工培训后派往原籍国，为苏联的利益服务。

李士群不仅接受了秘密工作的常规训练，而且被他的老师苏军参谋总部情报头目谢苗·彼德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所赏识，进一步开发了他的特工潜力，被秘密招募为苏军情报总局的直属情报员，深造后被派回中国，长期潜伏，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直属中央的特工机构：特别行动科（后文称特科）。据《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一书透露，“中央特科的任务是：与社会各阶层中共产党的同情者建立联系，同奸细和叛徒做斗争，监视秘密接头地点。建立全国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1928年李士群学成归国，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根据苏军情报总局的规定，该局情报员必须是苏共党员。所以，这时的李士群，他的效忠对象是苏共、苏军情报总局，而不是中共。鉴于苏军情报总局严格的保密规定，李士群应该不会把自己参加苏谍机构的内情向中共汇报。

李士群初入特科，被安排在第一科，该科实质上是特科总部，堪称要害中的要害，是对其他各科实施总领导的指挥机关。耳濡目染周恩来、李克农、顾顺章这些身经百战的前辈们的谍战艺术和锄奸效力，这是李士群步入职业特工生涯后最佳的实习基地。特科红队的操作模式、工作流程、人事结构、实战经验，使初来乍到的“实习生”李士群饱开眼福。日后，李士群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地掌控汪伪政权庞大的特工机器，稳坐“76号”第一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在中共特科的经历。可以这样说，李士群是在中共特科度过他作为职业间谍的实习阶段的，而他在这个绝密的安保部门的工作业绩至今鲜为人知。

李士群自首变节，中统特务认为他此举是奉命潜伏敌营

李士群的职业特工起步阶段不算十分顺利。1928年李士群到上海后，在参加中共地下工作的同时，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公开活动，不久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将他引渡移交给国民党当局，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托人走通了上海青帮“通”字辈大佬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云卿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士群与上海帮会组织搭上了关系。那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以上海为反共的主战场，矛头直指中共中央机关和特科红队。1932年，李士群被调查科逮捕，他在狱中投靠了调查科后，被任命为上海区直属情报员，这是李士群特工生涯的另一个起点。

1933年，已成为调查科特工的李士群，协助中

共组织暗杀了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真名史济美）。马绍武一度是中共红队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曾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马绍武的手下破获了中共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他凭借卧底发来的信息，抓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局三位常委之一的卢福坦，还曾绑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

面对这个如此危险的敌人，共产党没有派红队里那些身经百战的同志披挂上阵，而是交给了李士群——据说李士群不仅向中共隐瞒了叛变真相，也向国民党中统隐瞒了与其有联系的中共党组织情报，以致当时中共党组织无法确定李士群是否叛变，最后为了证实，命令他刺杀丁默邨作为考验。

《汪伪特工总部“76号”内幕》（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讲述了李士群暗杀马绍武的过程：

为逃避共产党人的纪律制裁，李士群利用旧关系，向共产党表示“忠贞”，说他的投降，只是为应付环境，并非真的背叛革命，若能“深入虎穴，竟得虎子”，反而对革命有利。党组织为了考验他，便让他做一些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准备工作。因为丁默邨叛变革命后，出卖组织和同志，给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李士群并不因组织对他信任而幡然悔悟，忠实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相反，却将此秘密向丁默邨和盘托出，以此作为加深他与丁私谊的礼物。

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李士群对党交给他的任务，不能不有所表示，他与丁默邨想出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以代丁默邨。如果党组织追究责任，李士群就说自己指认时并没有错，而是执行的人弄错了，以此推诿责任，企图继续维持党组织对他的信任。

193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马绍武与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牌、吃花酒后，醉眼朦胧的马绍武与丁默邨两人从弄堂里踉踉跄跄地踱将出来。按照事前的约定，潜伏在外面的李士群走上去，暗暗在马绍武肩上轻轻一拍，便有人向马开枪，马应声倒地，丁默邨则拔腿飞奔……

曾经奉命深入虎穴、隐蔽于李士群身边三年，与李士群零距离接触的中统特务陈彬对此却有不同的诠释。

据温启民（陈彬的手下）回忆，陈彬认为：

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士群，奉组织命令一直在寻找打进国民党特工组织内部的机会。他的任务是长期隐蔽，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打一枪换一地。不排除从被捕自首到顺利出狱、再进入中统组织，这一系列流程都是中共特科事先设计好的桥段。当年正处于革命低潮，在很多被捕人员变节情况下，李士群借被捕的机会实施假自首真潜伏的使命，是极有可能的。

刺马案的实施，成功的关键正在于李士群从调查科内部准确地掌握了马绍武的行动规律，所以才能在马绍武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稳、准、狠地给其致命一击。对马绍武行踪的秘密追踪，也许红队的人办不到，但身处调查科内部的李士群可以做到。

李士群是自首变节，还是演了一出假自首真卧底的好戏，这始终是一个谜题。

马绍武被刺给国民党特工机构造成重大损失，高层十分震怒。南京的调查科本部电令上海区限期破案。经过周密侦查，不久，李士群作为重要嫌疑人被拘留审查。审讯者毫不手软地搬出皮鞭、老虎凳、电刑、辣椒水等全套家当，把李士群整得死去活来。李士群就是口喊冤枉、死不认账。后来，汪伪中有人吹捧李士群在狱中受尽折磨也不屈打成招，李士群苦笑道：“那是要偿命的人命案，你若承认，不就坐实了凶手名分？死路一条！那帮心狠手辣的人，为了给马绍武报仇，肯定也不会让凶手死得痛快，会用一切残酷的刑罚把人折磨到咽气为止。我不认账，当然要受皮肉之苦，大不了也是一死，那时横下一条心，反正是个死字，只好听天由命。”

不久，李士群出狱，又重返调查科特工系统，先在南京区侦查股马啸天那里当侦查员，1933年底，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当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当然，这都是闲职，从这次出狱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他的低谷期。李士群低调、不露声色，韬光养晦，窥测局势。

“‘76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李士群等人奉命潜伏，但在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却从南京逃到汉口。国难之际，腐败渐呈鱼烂之状。1938年夏秋之间，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为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其遗缺便落到了李士群身上。李士群领到了川资和特务经费后，先拿了一部分钱给叶吉卿，要她立即回原籍，自己则带着余资，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了香港。由南京而汉口、香港，李士群目睹了一幅国土沦丧的画面，他的民族信念逐渐被失败主义和投机主义所取代。

此时，日本特务机构一边积极策划建立亲日政权，一边密谋筹建为亲日政府保驾护航的特务组织。日方的策略是与其另起炉灶，不如借鸡生蛋，从国民党特工系统中拉出一批骨干分子，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可驾轻就熟、事半功倍。因此，早在南京沦陷前，就开始策反国府方面的官员和特工，其中就包括李士群。李士群由日本间谍介绍给了“梅机关”（日本特务机构，因选址在上海虹口“梅花堂”里而得名）机关长影佐祯昭，随即奉命赴上海，被任命为沪西宪兵队侦缉队长，从此一变而为汉奸。又，此前李士群曾赴香港，与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建立了联系，而当时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起不了什么作用，遂将他介绍给上海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李士群从此为日本大使馆收集情报。

当年李士群“落水”之后经常对手下讲的一句话透露了其内心世界：“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还有一种说法，1937年底，日本参谋部苏俄课课长武田毅雄大佐派人秘密策反李士群，与受“梅机关长影佐祯昭指派的中村金子不期而遇，他们联合起来共同策反李士群”。有意思的是，据说这位武田大佐与李士群竟是同门师兄弟，武田的真实身份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上校情报员，俄文名字为伊万·彼得洛申科·安德烈，他们先后由苏谍将军谢苗·彼德罗维奇·乌里茨基训练并发展为苏军间谍。即使在1964年11月7日，武田毅雄失踪十年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苏军上校安德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这位传奇间谍的身份依然是个谜。

李士群投靠日本后，还特地将自己在中统的顶头上司丁默邨挖来。后来，李士群通过丁默邨结识了汪精卫，竟然慢慢同汪精卫结成了莫逆之交。1938年，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李士群随即尾随，他很快在汪伪政权中站稳脚跟，不久即升任伪警政部长、伪江苏省长、伪江苏省保安司令等要职。1942年，李士群发展到与汪伪二号汉奸周佛海一争高低、分庭抗礼的地步。

李士群在中统期间，除在《社会新闻》上曾发表过几篇污蔑中共的文章外，没做出过什么功绩，在人才济济的中统，貌似一介平庸之辈。进入汪伪后短短一年，李士群从中统的小小中尉飞跃为汪伪特工部长，温启民认为：李士群的突然发迹，是由苏联这个万能的国家机器创造出来的，如果一定要用奇迹这个词来概括李士群的发迹，那么这奇迹的创造者不是李士群个人，而是他置身其中的那个苏联间谍网。他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苏联红色特工的乐园。苏联三大特工系统的触角覆盖了整个神州大地，渗透到中国社会每一个他们认为需要渗透的角落。中国社会变动的历次重大事件中，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1939年，日本侵略者妄图扑灭上海抗日力量，拟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以上海极司斐尔路“76号”为基地的直属日本特高课的“76号”特务组织成立，随后成为汪伪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所在地。丁默邨、李士群分任“76号”的正副主任，而掌握实权的李士群成为“76号”特务组织事实上的头目。

1939年，国民党军统与“76号”在上海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仅两个月时间，军统就除掉了著名汉奸12个、普通汉奸30多人。

李士群也一举破获军统上海区，缉捕了区长陈恭澍以及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炳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吴开先等。在李士群的软硬兼施下，不少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倒向了汪伪政权。同时，上海中国银行、上海江苏银行等一批国民党隐藏下来的财政收入大户，也被李士群连人带钱一起消灭。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为此戴笠和陈立夫曾命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但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得手。

李士群连连得手后，气焰嚣张、胆大妄为，不可一世，在各地遍设“76号”特工站。“76号”日渐庞大，李士群、丁默邨又是特工中的老手，他们搜尽心狠手辣的人物，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杀国民党军统，杀国民党中统，杀无辜的中国人，在上海制造出不少令人震惊的血腥事件。“76号”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魔窟”，仅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的时间内，“76号”制造的暗杀、绑架事件达三千余件，每年近一千起。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有一次愤然对人说：“‘76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利益至上，四处预留后路

1941年春，陈彬奉中统密令潜伏于李士群身边，任江苏实验区副区长、保安团团长。陈彬隐蔽在李士群身边的三年间，不仅传递了重庆下达的各项命令指示，同时把敌方的核心机密、情报及时地向重庆汇报。李士群对陈彬的身份并非毫无察觉，他通过陈彬向重庆国民政府一再“输诚”，为自己预留出路。比如，他明知陈彬通过妻兄这一层关系与中统局长朱家骅有联络管道，所以故意在陈彬面前表示自己对中统的打击尚有一定的选择性，即不碰朱家骅的人。因为，朱家骅任局长后与掌握中统实权的徐恩曾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李士群把握中统内部派系的脉络，趁机钻空子，企图让陈彬误读他是在帮朱家骅消灭另一派的势力。陈彬觉得李士群这个人太难琢磨，是一个特大悬念。

李士群排挤、架空了丁默邨、唐惠民、高冠吾等显赫一时的人物，随之是他与周佛海等人的矛盾骤然上升。此时“狡兔三窟”则是便宜之举，他为了留下退路，既与“海上闻人”杜月笙建立了关系，又连线中共。据说当时中共地下党潘汉年等也决定利用汉奸内部的矛盾，和李士群想留条退路的投机心理，开始加强对他的争取和策反工作。

1942年初，潘汉年作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领导人，亲赴愚园路密会李士群。

李士群把日军对新四军进行扫荡的机密军事行动计划告知潘汉年，正是根据李士群递送的情报，苏北的新四军顺利地粉碎了日汪的清乡扫荡，使日方劳命伤财的清乡大扫荡演变成一场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真戏假做。

李士群的所作所为，不亚于在刀锋上行走。特别是在他得势后，忘乎所以、锋芒外露、处事高调、飞扬跋扈，不仅在汪伪政权内部争权夺利，甚至与日本人争夺苏南利益和战利品，四处树敌，引起日汪内部很多人的不满，许多人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出现文章开头的一幕……李士群到底扮演着何许角色？1939年，李士群入选“十奸”（抗战时期中国10个大汉奸），或许从头都到尾，他都是一个利益至上的投机者。

（参考资料：《“76”号魔头李士群》《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3期、《奇特惊险：“76号”魔头李士群之死》《时代邮刊》2013年11月25日、《特工首脑李士群的真面目：苏、中、日多面间谍？》《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1月26日、《四色光谱：“76号”魔窟的一群叛徒》《同舟共济》2015年4月等；作者：黄金生、赵芳、施建伟、散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