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孩子的天性：每个孩子都有与生俱来的独特优势

如果你想了解孩子的能力，始终要考虑遗传因素。

比方说，你希望孩子成为刺绣高手，虽然你不太可能“遗传”做针线活儿的能力，但你可以遗传“视力”“精细运动能力”“专注力和关注细节的能力”和“低感觉寻求倾向”。只要给予正确接触的机会、热情和鼓励，所有这些都能让你的孩子在针线活儿上出类拔萃。如果你、你的家人、你的伴侣和他/她的家人都不具备这些核心能力，那么你孕育下一个“世界刺绣冠军”的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但难度肯定会大一些。

养育、指导和教育肯定能克服许多遗传劣势，但它们能否胜过其他同时具有遗传和环境优势的儿童？不太可能。在最高水平的竞争中，遗传总是会发挥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任何一届奥运会百米短跑决赛阵容的种族上看出来。

虽然我认为不能排除儿童的潜力，但多年作为儿童心理咨询师的临床经验告诉我，忽视儿童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倾向可能会严重损害儿童的自尊，而自尊是孩子的情感支柱。父母盲目地帮助和怂恿孩子进入学术竞争激励的学校，而使孩子过早地面对自己能力上的局限性；或者孩子原本喜欢安静地阅读，却被迫参加竞技体育活动和竞争激烈的游戏，这些都有可能会使孩子觉得活着还不如自我毁灭。

这就是遗传背景知识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凡事预则立，而采取什么行动将由家长决定。

遗传负荷和配偶选择

在受训期间，我曾帮助那些有自闭症家族史的夫妇进行基因咨询评估。自闭症是指可能存在遗传基础的、与社会互动和交流有关的一系列障碍。最常见的自闭症形式被认为是一种多基因障碍，风险由六个或更多尚未确定的基因造成。事实上，大多数遗传特征，如智力、攻击性和注意力持续时间，也可能是受多个基因组合的影响。基因咨询评估包括对自闭症患者的家族史进行极其彻底的研究，以寻找自闭症的症状及其更广泛的谱系，尽可能地追溯到前代以获得信息。它的工作原理是，家庭中存在的“遗传负荷”越多（患有这种疾病或特征的家庭成员越多），并且拥有它们的成员与这对夫妇的关系越近（这意味着共享遗传物质的可能性越大），这对夫妇的孩子患自闭症的统计概率就越大。父母及其兄弟姐妹与任何一个孩子都有50%的共同基因，祖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和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有25%的共同基因，曾祖父母和堂兄弟共享12.5%的基因，以此类推。

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诊所里，当我们告诉这些具有前瞻性思维的父母，估计出他们的孩子患有自闭症的统计概率时，人们的反应千差万别。我们把同样低的统计概率转发给其他几对有类似基因的夫妇时，大多数父母都乐于接受这种非常低的风险。然而，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反应非常极端，完全出乎意料，妻子决定与丈夫离婚，因为丈夫的家族史与自闭症有关。

我在这里只以自闭症的特性为例，但这种基本的遗传负荷分析可用于任何遗传特征上，比如美貌、身高、智力和犯罪倾向；它的背后有一些科学道理，但我在这里提到这些主要是出于兴趣，而不是真的建议你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择偶。

卵子

由于我们在讨论遗传贡献的话题，我认为分享我自己的家族史作为这一过程的生动例证会增加一些趣味性。虽然我认为我的育儿立场是“高度科学的”，并且受到“基于证据的研究”的驱动，但现实从没有这么客观冷静。我继承了来自我父母的基因，此外，我对养育子女的看法也受到我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响，而这反过来又影响着我父母的生活。

我出生在中国台湾，父亲是土木工程师，母亲是一名中学的科学教师，我是家中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女儿。我父亲的家族，连同他之前三百年的梁氏家族，都是在台北以西耕种田地的农民。20世纪40年代的台湾与今天熙熙攘攘的发达的台湾完全不同，当时以农业经济为主，农民靠天生活，非常艰苦。在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总是用他过去悲惨的经历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抱怨不想去上学，就会被训斥：“你现在能上学真是太幸运了！我小时候得求着你奶奶才能去上学。去学校往返十英里(2)，我只能穿着你爷爷的旧裤子光着脚走着去。我脚上长满了老趼，还经常会被划破，流血。”而我们会用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短剧无情地取笑这件事，“这没什么呀，我小时候不得不光着身子，手脚并用地爬过漆黑的地下隧道去上学”，等等。

然而，在我心里，尤其在成年后，我真的很尊重父亲为了让我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付出的努力。他家中有十一个孩子，他是第五个，他之前的哥哥姐姐们小学都未能毕业，便被迫在附近的工厂做童工，在那里他们每天都遭受身体和语言上的虐待。在发现自己也将面临同样命运的时候，父亲哭了，有位邻居恰好看到了这一幕，这位邻居非常同情他。邻居听说我父亲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便说服我祖父母允许我父亲至少接受一年的中学教育。这一年结束的时候，父亲再次哭泣和恳求——“再让我多读一年”——直到我祖母意识到，所有这些哭泣和对知识研究的迷恋已经使父亲过于柔弱而无法适应工厂工作，因此他被允许继续接受教育。不过，在假期里，他不得不在田地里或工厂里工作，作为对他没有承担的家庭负担的“补偿”。在学期里，由于住得离学校太远，他只能睡在有钱的同学家的沙发上，直到最后他进入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毕业后，他在中国台湾的一座港口找到了一份水利工程师的工作，成功地摆脱了体力劳动，进入了专业阶层。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努力工作了十年，尽可能多地存钱，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申请出国留学，先是在荷兰攻读硕士学位，然后又在英国斯旺西大学攻读了土木工程博士学位。

与此同时，我母亲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第五个，她的父母是台湾地区的小学教师和校长。在东方，教师很受尊敬。因此，我母亲比其他孩子更有特权。例如，她是班上唯一穿鞋子上学的孩子。学校曾举办一场以一双鞋为奖品的数学竞赛，她赢了，因此成为学校里唯一拥有两双鞋的人。我母亲在大学里学习的是昆虫学，但这不是她的第一选择——她在考试中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因此未能就读她期望的专业。她恳求她的父亲允许自己重新参加考试，但他告诉她，她是个女孩，因此注定要成为一名教师，最终成为一位母亲，所以在大学里学什么并不重要。这就是我母亲的故事，一个在学术和社交上都很有能力的女人，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一名昆虫学家，然后，正如她父亲所预言的那样，成为一名中学的科学教师和一位母亲。

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在荷兰学习了，因此给了我一个不寻常的名字。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姐姐，分娩对母亲来说已经不是个新鲜事。她骑上电动车，自己一个人去了医院。宫缩的时候，她正在车流中穿梭，不安地意识到骨盆底的支撑力由于胎儿大型颅骨的冲击而削弱，第三个孩子很可能会突然生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设法及时赶到了医院，扑通一声，我就这样掉了下来。没有助产士、没有热水、没有家庭礼物——只有务实的想法。

以防我说得还不够清楚，我再总结一句：我是个幸运的受益者，我的基因来自两个非常棒的人。

精子

1997年夏天，我在剑桥大学拿到了实验心理学学位，准备继续攻读临床学位。假期，我去看望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统计学博士学位的姐姐。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我有个想法，如果我整个夏天都在学打台球，那么我回到英国之后，就会掌握一项“勾住”男人的好技巧。所以我姐姐和我花了一个夏天打台球，这在美国很流行。回到剑桥之后，我利用我在酒吧里面新学习到的台球技能，十分钟之内“勾”到了我未来的丈夫——安德鲁，一位自信的研究生新生，来自南非，研究经济学，梦想利用他的技能使他的国家摆脱不平等和普遍的贫困。虽然这个梦想从未真正实现——生活将他引向了其他职业，但他仍然坚守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这也是我爱上他的原因之一。

我再也没有打过台球。

后代

安德鲁是个善于交际的聪明人，性情随和，没什么攻击性，盲目乐观（我的孩子们身上的这些特质让我的生活变得容易得多），这是我的运气，还是一种选型配对？好吧，他轻松乐观的态度常常令人愤怒。比如说，他在外出时倾向于打开窗户，敞开后门，因为他的乐观心态，始终认为在伦敦被盗的可能性很低。即使我打电话痛骂他，回家后仍然发现后门大开着。他也无法理解，只是说：“好吧，什么都没发生，对不对？”而我颤抖地打着电话，哭着说：“但很可能会发生的！可能会发生的！天啊！”

好处是，我从他的DNA中得到的是一个女儿，莫莉，她轻松、随和。当她从攀爬架上掉下来摔断了左腿（由于漫不经心的爸爸的看护），在最初的疼痛消失后，她再也没有抱怨或呻吟，而是高兴地说：“嗯，我的右腿没事！”就连学校的女校长也向我坦言：“谢天谢地，摔断腿的是莫莉，而不是班上其他人，大概只有她不会抱怨或大惊小怪！”的确，有时候当我为这事那事而心烦意乱时，莫莉会以迈克尔·温纳（Michael Winner）的方式告诉我：“冷静，亲爱的！”挺惹人厌的，但有时候很有用。

比起莫莉，我们的儿子则更加小心谨慎和神经质。有一次，两岁不到的他离开医生的诊疗室后就开始又哭又闹。这让我有些恼怒，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这么不讲道理，直到最后他说：“我的外套。”他记得我们把他的外套落在了诊疗室。我本来可以亲吻他，安慰他，但我也因为丢了东西而苦恼。我明明可以说“啊，乖宝贝，我现在就去拿回外套”，而不是让自己因为这件事情而担心得引发胃溃疡。另外，D不喜欢敞开后门，他明显更像我。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遗传上，那么，养育该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