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水波

西晋灭亡后，武威成了浪迹天涯的游子，虽然名义上属于东晋，但实际上先后被四个民族的五个割据政权所控制。这一时期，史称“五凉”。

所谓五凉，分别是：前凉，由汉人张轨建立；后凉，由氐人吕光建立；西凉，由汉人李暠建立；南凉，由鲜卑拓跋氏建立；北凉，由匈奴沮渠氏建立。

这一时期的文化非常辉煌，其统治者敦崇儒学，振兴学校，重视人才，优礼士人，宽松学术环境，还提倡民间讲学和私家著述，五凉文化因此名重一时，影响深远。无论在经学、儒学还是史学方面，均有一时之秀，佛学上更是出现了鸠摩罗什、昙无忏这样的大师，而敦煌莫高窟和天梯山石窟，也始于这一时期，西凉音乐后来传入唐室宫廷同样盛极一时。所以，五凉时期在凉州文化史上，是呈上升态势的，是凉州文化的黄金时期。

而这一时期的石羊河流域，也是历史上最热闹的时候：各种演员粉墨登场，红脸黑脸各呈其妙，刀光剑影无时不有，杀声震天，血光四溢，并不比春秋时代逊色。诸类族帜，也是此降彼升。相对安静的，只有石羊河的流水声。它仍是那么的从容淡定。在它眼中，所有登上舞台的演员，都是它的儿子，无论他们是善是恶，是俊是丑，它都会献上自己甘甜的乳汁。而五凉也以昌盛的文化回报了石羊河母亲。

但五凉的文明程度不同，采取的措施就不同，其生产力也高下不一，兴废不定，虽然有的效果比较好，比如前凉和西凉，但有的也比较差。总的来看，在治水史上，五凉时期是呈降低态势的。

前凉政权的实际建立者是张轨，他是西晋所封的凉州刺史，在凉州建立了割据政权，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名义上仍臣属晋朝司马氏，对司马氏也很是忠诚。周边地区战乱频发，血流盈池，民不聊生，而前凉在张轨的经营下却富甲西北，安乐无比，百姓和士人于是把凉州当成了避难之所，时人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便成群结队地拥向凉州。因为人数过多，旧城无法安居，张轨便在姑臧城西北新设武兴郡，安置难民。之后，张轨之子在姑臧城建了内苑城和灵钧台；再之后，张轨之孙张骏在姑臧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建了四箱城，凉州于是成为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后来，北魏文学家温子升作《凉州乐歌》：“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唐代岑参也作诗曰：“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种太平盛世招来了许多文人，为凉州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凉文化之中，便保留了许多已在中原战火中绝迹的文化，它们后来成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晋灭亡之后，张轨之子张寔维持晋愍帝的年号建兴，直到公元320年，张轨的另一个儿子张茂继位，改年号为永元，至此，前凉彻底成为独立政权。又过了二十多年，公元345年，张轨之孙张骏称“假凉王”，以所在地凉州为国号“凉”，史称前凉。张骏、张重华父子统治时期，前凉极盛，张重华病死后前凉国势大衰，公元376年，最后一任前凉王张天锡投降前秦苻坚，前凉于是灭亡。

关于对石羊河流域的治理，前凉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张骏统治时期，“刑清国富”，但灾荒饥馑时有发生，也就是《晋书·张轨传》所说的“顷年频出，戎马生郊，外有饥羸，内有虚耗”。张骏对这一现象非常重视，于是构思了一个宏伟的设想：再次改造沙漠，扩大耕地。在一次朝会上，他提出这一决定，并和大臣商量如何实施，但大臣索孚却极力反对，其理由是：“凡为治者，动不逆天机，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谷，不垦磐石，禹决江河，不逆流势。”大概意思是，就算治水是好事，也不能逆天而行。他的话张骏不爱听，于是把他调到伊吾做都尉去了，专门负责当地的屯戍。

西凉李暠也对治水做过贡献，他除了组织大量的军屯之外，还鼓励百姓进行农耕，发展生产。近代出土的反映西凉的诸多壁画之中，农林牧桑，皆兴旺发达，其中便有屯垦放牧的场面。史书遂称李暠“慎刑重农，勤恤民隐”“故年谷颇熟，百姓乐业”。

而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十六国中的北魏，它为凉州制定的发展政策最符合历史潮流——北魏非常重视畜牧业，并在凉州建立了官营牧场。

《资治通鉴·宋纪》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北魏欲征服河西，河西王沮渠牧犍便贿赂北魏大臣李顺，想借此阻挡北魏的铁蹄。李顺常到凉州，熟悉凉州情况，但因为收了贿赂，于是编造谎言说：“自温圉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绝无水草”，要是出兵，会人马遭遇干渴之险。大臣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又，汉人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建郡县也。”魏太武帝认为崔浩说得有道理，便亲率大军，进入河西。果然，随处可见流水青山，牧草丰茂，牛羊遍野。那姑臧城外，更是沟渠四布，泉水流溢。正如魏太武帝在给太子晃的诏书中所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泽中，其间乃无燥地。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魏书·世祖纪》）于是，魏太武帝斥责了李顺等人，然后进攻北凉，沮渠牧犍等人投降，北凉灭亡。北魏将所有被俘虏、征服者编为牧户、牧子，课其畜牧，建立官府牧场，命他们常年养马二百多万匹，养骆驼一万多峰，牛羊等杂畜则多得无法计算。

对北魏来说，这一抉择非常重要。公元429年，北魏大军穿越腾格里大沙漠进入河西时，就俘虏了战马一百多万匹，牛羊不计其数，凉州大马使其拥有了当时无敌的骑兵，保证了其他征战的胜利。而北魏在河西开辟官办牧场，顺应自然退耕还牧，石羊河流域的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中原一带的战马供给地，牛羊皮毛的产出量也非常之高。所以，北魏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凉州。

实际上不只北魏，连隋朝在制定有关政策时，也因北魏官办牧场的成功而选择了发展畜牧业。也就是说，隋朝也觉得，在河西与其屯垦，不如“以畜牧为事”，对国家的益处更大。

当然，即使重视畜牧业，也不等于要放弃农耕。公元485年，河西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均田制出现。这一年，北魏孝文帝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改革：凡男子十五成丁之后，政府便授以不栽树的露田四十亩，女子授以二十亩。因有休耕期，两年轮休（二圃制）者按规定的两倍授以，即男子八十亩，女子四十亩；三年轮休（三圃制）者按规定的三倍授以，即男子一百二十亩，女子六十亩。同时，政府还另外授以男子桑田二十亩，要求其种植桑树五十棵、枣树五十棵及榆树三棵。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唐朝中叶，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国有制受到破坏，均田制失去了重要的基础，唐德宗在建中元年（780年）废止均田制，实行两税法。

据统计，西晋时人口只有十五万左右，到了公元439年已达一百五十万，北魏灭北凉时，仅姑臧城内人口，就达到二十多万。究其原因，就是五凉和北魏时期重视水利，石羊河流域的农牧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于是人口增长就特别快。

可见，顺应自然者，总会得到石羊河水赋予的更多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逆天而行者，则必有灾难。

你想想看，北魏统治者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知道退耕还林有多重要，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竟然大开所谓荒地，破坏草场，砍伐树木，将诸多草场摧残成撂荒之地。这对河西有什么好处？又能让我们得到哪些利益？不过是为沙尘暴增加一点“营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