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底，年轻的傅吾康在德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后，为离开即将爆发战争的欧洲，前往向往已久的中国而做了种种准备工作。

1913年秋，傅吾康与大姐、大哥和二哥合影。前排左起：大姐、傅吾康。后排左起：二哥、大哥。他的大姐和大哥出生在北京，但很小就随父母离开中国。大哥和二哥分别死于战争和意外事故。

1912年，傅吾康出生在汉堡的这栋房子里，并度过了少年时期。他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各方面的关爱，而且受到家里中国气氛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小就想去中国。

傅吾康的母亲。她曾随福兰阁在中国生活过几年，不仅是一位贤妻良母，同时在福兰阁撰写文章和书籍时提供帮助，用打字机打出他的手稿。

1934年，傅吾康的父亲福兰阁。福兰阁作为外交官曾先后在中国生活了13年（1888～1901），后来转向汉学研究，是德国第一位正式的大学汉学教授，也是德国汉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

少年傅吾康。虽然经历了一战，但在家庭的呵护下，他健康地成长，并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毫不犹豫地投身汉学学习。

1940年的北京中德学会。中德学会以传播两国文化为己任，傅吾康在这里工作了8年（1937-1945），找到了自己一生努力的方向，开始了学术研究。

中德学会的会客厅。这个传统的四合院充满了中国情调，是各国汉学家聚会的地方，也是对德国感兴趣的中国人往来的场所。

30年代末，傅吾康在中德学会。他不仅努力强化语言水平、了解本地的情况，还向他喜欢的中国的生活方式靠拢。

胡隽吟，傅吾康的夫人，1939年底。胡隽吟毕业于南开大学，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1938年，傅吾康在北京郊区骑马。虽然刚到北京就感觉像到了家里，傅吾康还是寻找机会更广泛地了解这座城市，融入新的环境。

胡隽吟，1941年。傅吾康与胡隽吟通过王锦第而结识，并因为中德学会的工作而不断加深了解和爱慕，并最终结合。

王锦第，著名作家王蒙的父亲，1939年左右。傅吾康和王锦第通过中德学会的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曾经居住在一起，也曾在北海共同拥有一艘小船。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下一代身上。

1939年左右，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中德学会成员和工作人员合影。左起：方志浵、傅吾康、沃尔特斯、魏智、霍普·约斯顿、杨宗翰、柯立夫、艾克（怀中所抱是中德学会佣人的孩子）、艾克的佣人、卫德明。

1939年左右，福华德（左）和艾克在北京。福华德和艾克都是很有成就的汉学家，一个专攻历史，一个研究东亚艺术史。他们对傅吾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福华德，鼓励并引导傅吾康走上了学术之路，两人间的私人关系也很融洽。

1945年，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傅吾康和胡隽吟在北京结婚，携手走过了此后40多年的时光。胡隽吟对傅吾康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鼎力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

胡隽吟的父母和姐妹。由于战争，胡隽吟和家人经历了长期分离，最终重逢于二战结束后的成都。傅吾康得到了这个家庭的热忱欢迎和接纳。

1951年，傅吾康一家人在汉堡。返回德国后，傅吾康在汉堡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孩子们在新的环境里成长，但家里还是一如既往地充满着中国气氛。

1953年，莱比锡汉学家会议。左起：傅吾康、傅海波、海尼士、颜复礼、海尼士的儿子沃尔夫·海尼士。这是德国两代汉学家的聚会，尽管他们的学术立场、方向不同，却有利于德国汉学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50年代，汉堡家中。在当时中国人还很少到的德国，傅吾康的家成为华人的据点。尤其是有关中国人的事务，大家总会想到他们，他们也乐于参与和帮忙。

50年代，傅吾康一家人在汉堡。傅吾康逐渐适应了故乡的环境，胡隽吟也在慢慢融入异乡的生活，孩子们在逐渐成长。教学研究之余，他们充分享受着天伦之乐。

50年代，意大利。与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白佐良之子在一起。回到欧洲后，傅吾康积极参与各种国际汉学交流活动，结识了很多国内外同行。

50年代，意大利。参加汉学学术会议。通过国际交流活动，傅吾康不仅结识了同行，也了解了其他国家汉学发展的情况，这也有助于他自己的研究。

1958年，美国。应费正清的邀请，傅吾康前往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访问研究。在此，他不仅撰写了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文章，同时，对美国学术界开放包容的态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断呼吁欧洲学术界应对这一重大的挑战。

1959年，英国剑桥，青年汉学家会议。在剑桥优美轻松的环境里，各国的年轻汉学家聚集起来，自由讨论各种话题，加强了欧洲汉学界的整体力量。

1959年，英国剑桥，青年汉学家会议。从前往后：荷兰汉学家何四维、傅吾康、德国汉学家索伊贝里希。

1960年，傅吾康与得意门生林懋在汉堡大学中文系郊游时合影。傅吾康与自小在中国生活的林懋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话题，他们亦师亦友的关系保持了终身。

1971年在东南亚旅行，开始搜集华人碑铭资料并先后整理出版，为人们了解东南亚华人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材料。

1978年7月，从吉隆坡去槟城的途中。在教学工作之余，傅吾康深入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地进行田野调查，探访华人遗迹，搜集华人碑铭资料，旨在从另一个角度研究华人历史，也让自己与中文社会始终保持联系。

1980年6月，与马来西亚的学生一起。左起：叶惠仙、刘曼莹、洪莲金、苏庆华、傅吾康教授、郑文添、苏伟妮、陈丽兴。傅吾康在马来亚大学建立中文系之初就来执教，他不仅帮助建立完善了该系，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学生，深受学生爱戴。

1979年9月，经过了近30年的阻隔，傅吾康与中国的亲友重聚在北京。

1979年9月，傅吾康访问北京时与老友季羡林合影。40年代，他们在北京大学共过事，返回德国后，傅吾康还帮助季羡林处理过留在德国的书籍运输问题。

1982年，傅吾康应邀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琼州会馆妇女会作演讲。

1986年，傅吾康在汉堡的家中，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如一地安守书斋，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伴，并乐在其中。

1985年3月，在重庆参加四川外国语学院举办的“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会议的组织和四川的开放程度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87年全家在北京。中国开放以后，傅吾康夫妇每年定期来中国，他们的子女復生和新生也不时地来到中国，对中国有了切身的体会，并从事与汉学和中国有关的工作。

1987年9月，探访北京的故居大翔凤胡同。1939年，傅吾康与王锦第曾租住这个四合院，有两个中国帮工照料他们的生活。

1994年，傅吾康与原东德汉学家费路教授在一起。早在柏林墙倒塌以前的70年代，他们就有了学术交往。

1995年马来西亚《南洋商报》采访傅吾康教授时的留影。他退休后的时间，仍然被著述占满，并于1998年最终完成了东南亚碑铭资料整理这项倾注了20多年心血的研究项目。

2000年，傅吾康离开先后生活和工作了30多年的马来西亚，回到德国定居。离开吉隆坡以前，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为他举办了欢送宴会，表达他们对这位师长的尊敬之情。

1977年在德国。傅吾康深受家庭和中国文化薰陶，心态平和，随遇而安，总是保持着和煦的微笑，怡然自得。

1946年，胡适题字赠傅吾康。在傅吾康的父亲福兰阁的倡议下，1932年，胡适当选为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1938年，福兰阁和胡适相会于苏黎世的历史学家大会上。

博士学位证书。1935年，傅吾康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其专业是汉学。此后，他逐渐开始了汉学研究。

傅吾康和胡隽吟的婚宴请帖。1945年，两人经过几年交往后结合，并在北京自己家里邀请客人参加婚礼和婚宴。

傅吾康和胡隽吟的结婚证书。德语结婚证书是教会颁发的，中文则是由中国政府颁发。

北京大学公函，1949年。傅吾康于1948年应聘前往北京大学担任德语教授。

1948年，傅吾康好友，北平国立研究院的苏秉琦给他的来信。信中谈到了时局和北京的情况，也交流了傅吾康的工作去向问题。

1949年，吴晗给傅吾康的回信，表达了互相结识的愿望，以及对中国明史的共同兴趣。

1950年，北京大学给傅吾康的回函，涉及书籍互换事宜。

Franke，Wolfgang：Im Banne Chinas（Teil I）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

©projektverlag 1997

ISBN 3-928861-95-6

Franke，Wolfgang：Im Banne Chinas（Teil II）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50-1998

©projektverlag 1999

ISBN 3-89733-039-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China）

本书上、下部分别根据Projekt Verlag 出版社1997、1999年版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