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呈现”与“路径实现”及其统一

价值体系是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价值理解、价值行为和价值理想的统一整体，需要从把握价值体系的基本方法上研究价值体系或价值观的理论性、实践性和归宿性。从现象上看，把握价值的表层问题、深层机制和顶层体系需要运用“呈现法”即价值呈现；从本质上看，完成价值的通观理解、创价实效与和合境界需要运用“实现法”即价值实现；从归宿上看，通达价值的真理境界—道德境界—理想境界需要运用“表现法”即价值表现。在价值活动中，规范与价值的错位会“理论失范”，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利益与道德的背反会“实践失据”，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理想与现实的背离会“境界失向”，导致道德原教旨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治社会道德生活领域“理论硬伤”、“实践困境”和“理想动摇”的立场观点方法统一的总体体系。表层的问题发现、深层的机制激发、顶层的理想设计全面呈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结构，通观的辩证否定、创价的价值综合、和合的理想境界深刻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功能，和真的天人合一、和善的知行合一、和美的情景合一生动表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终极理想，科学规律的底线、人文创价的路线、共同理想的主线具体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流线。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划界功能”与“实践路线设计”即社会主义的创价性规定

理论划界是否合理，可靠划界旨在坚定价值立场，划界增强价值话语权，“划清界限”是价值行动的先导。路线设计是否合意，可行路径旨在揭示价值方法，路线设计强化价值主动权，确定路线是价值行动的前导。“问题—危机”即“问题—起因”与“硬伤—困境”呈现价值现状，表现为理论上的知识守旧还是知识创新、实践上的道德代价还是道德创价、境界上的理想动摇还是理想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克服价值意义单一性依据问题互动与关系互动，如何在开放系统中从“价值混沌”到“价值秩序”，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建构从混沌到有序的价值流程优化。

认识社会发展与转型期的道德问题与价值问题，首先必须以社会主义创价性为基准。社会主义的创价本质体现在创价理论、创价生产和创价社会三个方面：一是价值理念和理想境界上的理论自觉，“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定位性与“自由境界”理想航标性的一致性。“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在价值上的本质规定和根本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理念，也是创价社会主义的根本理念和价值方位，是“定位性”与“境界性”的统一。二是呈现规律和实现价值上的实践创造，即社会创价生产根本性和先进阶级成长主体性的同步性。首先是遵循客观规律的社会创价在促进生产力解放的同时造就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即具有“新的品质”的工人阶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草稿》中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4]。同时创价生产是全面的生产，“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5]。这种建立在“普遍规律即根本价值”和“科学发展即创价发展”基础上的“生产创价”和“创价发展”思想，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其次是创价发展建立在把握规律和实践创造基础之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将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分为四种，即科学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的，“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6]。概括起来可分为理论通观和实践创价两大类型，是人类有效把握世界的基础方式，也是创价发展的基本方式即“通观性”与“创价性”的统一。三是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结合即“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7]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是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阶段与生产发展阶段适应性做出的科学论断和价值判断。马克思这一理论包含了道德历史发展的三种形态，即古代“农业社会”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整体主义”、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实质的“集体主义”。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的价值方位变迁体现了人类追求理想的历程，自然经济阶段的“关系本位”/人身依附/依存共同体、商品经济阶段的“能力本位”/交换关系/资本共同体和产品经济阶段的“创价本位”/自由个性/自由共同体是三大社会形态下不同的价值定位，体现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创造发展进程。

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预示着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兴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价值秩序和价值信念为社会变革、科学发展和人的成长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发展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哲学论证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道德论证基础之上，而是立足社会主义的创价实践，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正是社会主义创价性的集中体现、系统表达和规范陈述。

（二）社会精神生活的“问题—起因”与“硬伤—困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对象和改善对象

“问题—起源”呈现价值困惑。价值建设的“现实背景”与“历史条件”体现为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关系之问。

具体的价值问题包含人类处理“历史关系”即既成性的“关系积淀”与“现实关系”即生成性的“动态格局”，前者是积淀的价值经验，后者是继续的价值运动，把握二者须树立实践范式的两大向度即科学规范与人文价值，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角度来认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现象和价值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世界全球化过程中，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是社会转型问题浮现的伴生产物，在中西方各有典型的表现形式。“道德转型的足迹”提出了中国“道德虚无主义”问题，六个具体道德问题折射了中国价值变迁的轨迹，一是“蛇口风波”与义利之困：理想与现实的博弈，其实是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代价问题；二是从张华、赖宁到“大兵”：美德的前提，其实是个人权益与社会利益的差异问题；三是王海打假：市场的道德较量，其实是实利取向与诚实守信的背离问题；四是“滑坡”还是“爬坡”：道德视角的反思，其实是生产力标准与道德标准的歧异问题；五是“跑跑”与“跳跳”：被弱化的角色意识，其实是角色定位与伦理定位的错位问题；六是“全球伦理”与“普世价值”：道德话语权之争，其实是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结合问题。上述这些价值歧异与冲突现象，其实质是权力意志与客观真理的紧张问题。“一直存在着一个很大、很普遍、影响很深的思想误区，主要是道德‘实然’与‘应然’之间的脱节”^[8]，造成道德虚无主义问题。在西方，20世纪以来的“理想的冲突”凸显了“道德相对主义”问题^[9]，认为西方社会进入“相对主义的时代”，理想冲突成为社会生活的价值表现，“今天再重述个人主义的信条，却只是使人想到形形色色在社会中被异化的人们——从孤独忧虑的老人到盗窃犯、恐怖分子的一幅幅暗淡景象。美国思想界终于像孔德、托克维尔、杜克海姆那样看到，个人主义使社会组织瓦解、个体化，社会不再是人们由共同志趣、共同利益汇集成的社团，而已演化到这样一种地步：这里至多是一个瓦砾场，若从坏的方面说，则是孤单凶狠、靠掠夺为生的人们活动的热带丛林”^[10]。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与传统道德的争论，西方后工业化以来科技进步与道德理想的冲突，显示出道德问题与价值问题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内生问题，如不重视和加以解决，将影响社会转型的速度、程度和幅度，也影响社会运行的规范秩序、发展方向和理想追求。

“硬伤—困境”呈现价值问题。价值关系中“物我关系”的多元层次与“问题解决”的主体选择即“基本关系之问”。

价值问题涵盖人类处理“物我关系”即客观性的“关系网络”与“我物关系”即主体性的“深层结构”，前者是客观的价值关系，后者是主体的价值态度。为此须确立理论思维的两大维度即互动思维与创造思维，由此把握价值关系与实现价值关系。社会创价发展中的价值问题主要表现为“文明发展的价值冲突问题”^[11]，人类面临的价值冲突有五个方面，构成困扰社会持续发展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一是人与自然的价值冲突及其生态危机，二是人与社会的价值冲突及其人文危机，三是人与人的价值冲突及其道德危机，四是人与心灵的价值冲突及其信仰危机，五是人与文明的价值冲突及其智能危机。亨廷顿提出“全球发展的文明冲突问题”^[12]，凸显了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冲突与融合，其中道德原教旨主义与保守主义如何应对信仰迷失的挑战，核心是迥异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观点如何适应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歧异与对话。

作为理论硬伤与实践困境呈现的道德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原教旨主义等价值困惑、价值困境和价值迷茫现象，应从三个方面理解和把握：

第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存在困境”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发展困局”，“历史之问”与“现实之问”之间的价值困惑，在于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历史化与现代化之间确定规律性航标，确立互动价值观。“传统的就是现代的”与“现代的就是传统的”，必须从现代性与传统性维度审视衔接性与转换性的关联，把握传统现代性转换与现代传统性积淀的统一。传统融合是解决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途径，“传统开启现代”、“现代升华传统”。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孳生的“社会病”，中国清末洋务运动以来“技—政—艺”全面落后西方产生的“急性症”，都因不善于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而导致进退失据，固守传统的“道德原教旨主义”、无所适从的“道德虚无主义”和实用势利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甚至说是人类现代化的必要代价，为此更需要合理的价值导向和价值坐标，实现从必要代价到必然创价的转化。

第二，中国现实的“价值需要”与发展的“价值期待”，“现实之问”与“前景之问”之间的价值选择，在于如何处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在利益化与人文化之间确立创价性坐标，确立互补价值观。“经济的就是道德的”与“道德的就是经济的”，必须从利益性与道义性维度审视互补性与导向性的关联，把握经济道德性规范与道德经济性价值的关系。利益融合即经济与道德关系解决的途径，“经济丰富道德”、“道德引领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道德困惑”，发展过程中道德参照系转换的“基准错位”，也需要正确的价值定位和价值标准，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某些“二律背反”问题。

第三，世界现状的“全球转型”与发展的“价值设计”，“转型之问”与“理想之问”之间的价值普世，在于如何处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选择主体性标杆，确立和合价值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与“世界的就是民族的”，必须从全球性与本土性维度审视互动性与融合性的关联，把握全球本土性特色与本土全球性风格的关系。民族融合即民族与世界关系解决的途径，“民族集成世界”、“世界通约民族”。面对全球化即西方化/美国化的强势话语，应对无形的“文化隐意”与强势的“文化霸权”，尤其需要坚实的价值信念和价值交往，积极推进全球交往中“世界话语”与“本土话语”的差异所引起的沟通理解问题。

归纳起来，价值问题折射出人类在寻求转型与发展过程中的理论硬伤、实践困境与信仰迷茫即精神危机，需要确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以理解、改善、优化社会精神生活：一是针对人与社会关系紧张的价值危机，须依据“整合社会”和“依存主体”的“社会学智慧”，塑造“交往主体”；二是针对人与人关系紧张的道德危机，须依据“共感家园”和“集体主体”的“伦理学智慧”，塑造“道德主体”；三是针对人与心灵关系紧张的信仰危机，须依据“终极关怀”和“信仰主体”的“理想学智慧”，塑造“信仰主体”；四是针对人与情境关系紧张的美感危机，须依据“审美灵性”和“诗意主体”的“审美学智慧”，塑造“审美主体”；五是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危机，须依据“有机自然”和“和谐主体”的“生态学智慧”，塑造“交互主体”；六是针对人与文明关系紧张的智能危机，须依据“情感归宿”和“明智主体”的“文化学智慧”，塑造“人文主体”。

就中国而言，当下中国文明转型的基本特点是“选择性学习西方、转换性对待传统、主动性自我完善”，在“价值转型”中面临“价值紧张—观念适应—传统张力”与“价值歧异—观点冲突—现代坐标”的叠加、激荡、论争问题。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性”首先在于确立主体性即主心骨，解决道德泛化主义与道德原教旨主义问题，通过“主体优化”和“创价导向”，为道德创价主义和道德进步主义的成长提供健康土壤，由此确立合理的价值定位和合适的价值导向。

概言之，面对现实生活中“实然”与“应然”的脱节、紧张、歧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性”和“创价性”在于应该并且能够主动回应道德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原教旨主义问题，从传统与现代的相互转换、经济与道德的相互作用、全球与本土的互相借鉴的角度，形成“市场效率”与“伦理正义”的良性互动，为道德实效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开辟道路，推进持续的道德创价，提升崇高的道德境界，促进社会主义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