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实力的含义

国家实力评估实是古已有之的思维，而对软实力的强调也不是今人才有的战略思路。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就指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强调“以德服人”，而兵家之集大成者孙子则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可谓将软实力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现代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西方，相关学者早就强调了软实力的价值，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genthau）对道德的强调、雷·克莱因（Ray Cline）对战略意图和国家战略意志的重视等。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在20世纪80年代末则明确提出了软实力思想，从而确立了分析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一个独立的综合性视角。

约瑟夫·奈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其实力被他国视为合法，则它将遭受更少对其所期望的目标的抵制。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如果该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则它无须被迫改变。如果该国支持使得他国按照主导国家的预期采取行动或限制自身行为的制度，它可能无须以高昂代价运用硬实力。因此，软性的同化性实力与硬性的命令性实力同样重要。当前，实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化。政治问题的现代趋势和变迁对实力及造就实力的资源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奈看来，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一个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有赖于一个国家通过观念的吸引力或确定政治议程来塑造他者倾向的能力，即让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奈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相互作用、相互增强，制定议程和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使用军事、经济手段迫使它们改变立场同等重要。^[6]

软实力思想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即实力的性质或来源发生巨大变化。非物质性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在一定意义上，奈的软实力理论是对传统实力思想的补充和发展，为分析国际舞台上国家的实力定位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当然，软实力思想也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实力思想的回归，既重视具体的、物质的实力因素，也重视抽象的、非物质性的实力因素。从软实力基本概念的界定来看，奈强调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融合，从而跨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且着眼于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奈提出这一概念之时，恰逢世界进入新的实力转移时期、美国进入战略转型时代，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居安思危的素质和能力。

当然，奈是根据美国的国家战略资源和战略意图来剖析软实力的，在基本概念界定上存在颇多模糊。他采取枚举法来分析软实力，将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视为软实力的核心因素。这种分析模式的目的不是发展严谨的理论，而更是着眼于现实分析的需要。实际上，奈在分析美国软实力时，就曾一再强调信息、国家政策的重要性，并将之列入软实力范畴。基于此，我们在分析中国软实力之时，必须根据中国的实践对此概念加以充实，实现概念的本土化，从而形成中国软实力的基本内涵。

我认为，中国软实力包含如下核心要素：

（1）文化。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尤指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等精神财富。文化也许不能直接改变客观世界，但可以改造人，而人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来改造客观世界的。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及其影响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任何主导性的文化都不是封闭性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要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必然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文化趋势相契合，而这种互动必然要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2）观念。世事沧桑，源自观念之变，人类进步与观念变革有着直接的关联。尤其是对进入大规模战略转型的中国而言，观念变革扮演着现代化先锋的积极角色，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指向标和路线图，堪称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主脉络。

（3）发展模式。发展模式历来得到决策者的重视，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模式曾经对东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溢出到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莫斯科共识”）、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曾经并继续对世界发挥重要影响，尽管美国秉持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并正在遭受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质疑。1978年以来，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开放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被西方学者积极评价为“北京共识”，从而与华盛顿共识形成了对照。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保持了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在发展模式上开始同时关注硬实力和软实力增长，并追求二者的有机结合，这种努力代表着中国发展模式的积极变革，也使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资源之一。

（4）国际制度。制度是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制度创新使一个国家居于国际关系的领导地位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政治收益。从国际关系史上来看，居于国际格局主导地位的国家往往是制度创新者，早期的海上霸权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现当代的世界霸权国家英国、美国莫不如此。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与自身体制的不断创新相辅相成，正在产生巨大的效应，而进一步的国家制度建设已经提上议程。当然，便于分析的必要，一般将国际制度的参与程度视为国家软实力的支撑，而将国家制度的吸引力视为潜在因素。国际制度是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外交的产物，也是一个现代国家进入国际社会的主要路径。^[7]作为国际制度参与的后来者，中国经历了从身处边缘、被动、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主动建构，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由淡至浓的画卷，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广度和深度被普遍视为中国软实力增强的标志。

（5）国际形象。国际形象的构建并不完全是一种国际行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更多的是国内政治和国内事务的延伸，也受到国家主动建构能力的影响。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对内可促进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能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形象制胜的时代，国际形象被视为主权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各主要大国均将国际形象视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并加以塑造。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其中文化、观念、发展模式构成软实力的“内功”，国际形象构成软实力的“外功”，而国际制度联结并跨越二者，成为中国展示和建构软实力的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