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实力的基本评估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结构形式的变化和政治民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中国正在迎来一个全面转型时期，而且恰恰处于拐点上，成功转型有助于中国的进一步快速崛起和顺利发展，若出现太多不利因素的集中反应，则国家的良好发展态势会受到制约。实际上，近年来关于中国软实力下降或制约中国硬实力提高的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基于此，重温邓小平关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政治教导具有深远意义。

一 文化

一国文化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之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中国在文化软实力上具有先天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古代中国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先进性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巨大辐射力上，而且体现在东亚一波波崛起浪潮（日本、东亚四小龙、东盟四国、中国等）中儒家文化的促进作用上。最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发起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和国际实力向亚太地区转移为标志，中华文明传统正在积极弘扬之中，而西方文明则进入反思和调整阶段，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将展开崭新的一页，而中国正在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主流文化之一。在历史上，中国以其“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性文化价值”为各方人士所倾倒。中国传统文化重精神，并在相当长时期里获得巨大的物质支撑力，软硬实力的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以其先进的文化优势为基础，中国通过积极的国际交往将其文化远播海外，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时代，建构了以文化为底蕴的东亚朝贡体系。古代中国东亚秩序核心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生活方式对周边民族和国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力，天朝治理的视角是内向的，并无扩张权力的野心。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只是自然地将内部伦理秩序向外扩展。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具有广远的开放性。天生的文化优势、长期的文化中心主义熏陶赋予了中国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即勇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和异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开放的产物，在文化上中国真正实现了有学无类、有教无类。古代中国挟其文化优势，大胆从各种文化吸收营养。从汉代开始，中外文化有了数次交汇，中国通过吸收西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确立了自己的强势文化地位，造就了盛唐气度，中国文化自此向外辐射、扩散，构成了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主脉。中国文化不仅走向亚洲，而且还走进欧洲，对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与近代工业化失之交臂，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支撑也逐渐遭受销蚀，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后遭受的一系列惨败，促使中国文化走向反思和重新建构的历程。泱泱上邦为什么坠落得如此体无完肤？中国仁人志士从模仿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逐渐发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自此，这种反思就没有停止过，关于中、西、体、用四个字的排列组合一直是人们所讨论的最热门话题。进入20世纪，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就成为分野，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基本主张。这种批判观点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全盘西化主张在中国发展进程时隐时现，导致了中国一再的政治风波。另一条主线就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派，强调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但是，源于国家总体实力衰落的历史，中国在文化上不乏盲目模仿，甚至不顾一切拥抱外来文明，而自我否认向来是我们的一个传统。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向西方物质文明开放，而在精神文明上也进行了积极的引进。在西方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西化的进程；而在中国看来，这一进程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过程，和而不同依旧是世界的未来面貌。

在当代世界性问题——如重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化解不断升级的国际冲突、摆脱物质万能的文化束缚、应对日渐突出的人类精神信仰危机等——的解决路径上，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显现出积极的整合价值。在一定意义上，经济重量决定政治、文化和思想的重量，物质上的成功使中国文化和思想变得更加富有吸引力，中国的文化强势地位开始恢复。当然，这与中国多年来重视高等教育、加强文化交流有着莫大的关系。根据中国教育部提供的数据，1949～1978年中国仅接受外国留学生8000人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累计接受来华国际学生123万人次。2007年，共有195503名国际学生在中国544所高校、科研机构学习，涵盖了全部学科领域，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文化磁石。中国已经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在法国、埃及、韩国等国家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中国自2004年开始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截至2009年10月，建立282所孔子学院和241个孔子课堂，分布在87个国家（地区）。中国在美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举行了中国文化节活动，加深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积极展现友好、温和的形象。

通过这股文化热潮，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内在、外在风险。中国文化的内在风险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还面临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紧迫任务。我们在热切吸纳外来文明的同时，往往忽视弘扬民族文化特色，甚至继续保持着批判民族文化的传统。须知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特性，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依靠全部引进换来的。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保存和发展中国自身的文化力量与发展经济军事力量同等重要。日本通过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实现了现代化，但是日本并没有丢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是在日本民族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中国目前已经基本否定了全盘西化的可能性，而主要体现为两种主要观点的较量：第一种是儒学复兴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根本价值，是所谓中体西用的进一步延续；另一种观点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辉映、相互借鉴和相互吸收，即所谓中西互为体。然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是以外国文化为本位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批判继承、发扬光大是必要的，但中国文化是中国本土的独有奇葩，其现代化不可能离开传统文化而生存。我们需要继续强调中体西用的正确性，但既要扬弃其中贬抑西方文化的成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吸收有益的成分，也要防止西方文化的泥沙俱下，抛弃其糟粕。

二 观念

在国家的整体层面上，观念是一种软实力，观念变革更是一种软实力。对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屡屡遭受波折的国家而言，观念变革一直是中国软实力变化的一条主脉络。实际上，自1840年遭受败绩以来，中国的观念变革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充满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交锋和渐进融通，且与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现代化进程等密切相关，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长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观念变革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先锋作用，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指向标和路线图。

中国的观念变革有着雄厚的国内基础，也受到国际环境的促动。翻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画卷，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样一种历史惯性：特定时期每每出现的重大变革均以观念变革为先导。长期的文化中心主义熏陶反而赋予了中国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即勇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和异国文化，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是几大古老文明中最后一个衰落、第一个实现重新崛起的历史进程。对中国而言，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愿望如此强烈，甚至出现过不顾一切拥抱外来文明、盲目模仿苏联、主张“全盘西化”的时段，进取、迷茫、开放、复古等的相互交织最终促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波三折，也成为中国探寻其独特发展道路的历史积淀。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历程，是中国由自我封闭走向另一种封闭的过程，为中国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路径，在通过进程塑造结构的战略思路之中，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逐渐确立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崛起成为一种现实。在这个进程中，观念变革凸现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核心因素，也被视为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主脉络。

（一）中国观念变革的前提

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实现观念变革的认识论前提。

从时代主题的角度判断国际形势，并据此做出国内、国际战略调整，是中国的重要决策路径。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决策者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并逐渐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垒，战争与革命被视为当然的时代主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大分化、大组合，而中国主要领导人强调准备世界战争的必要性，认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过分估计了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制约了经济发展，贻误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邓小平着力于对国际形势判断进行纠偏，并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

时代主题的提出，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斗争哲学”到“建设哲学”的执政理念的转变，实现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战略调整，从教条主义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战略调整，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战略调整，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基础。时代主题的提出，实际上将和平与发展确立为中国外交的总战略，决定了国内战略和国际的基本趋向，从而为国内国际战略的总体协调奠定了认识基础。

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为基础，中国就其总体战略进行了安排，并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从1980年到1990年，GDP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从1991年到20世纪末，GDP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0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第二步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的崛起有了更加现实的前景，中国对于和平与发展均有了新的认识，即和平不再局限于东西问题，发展也不仅仅着眼于南北矛盾。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了21世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新三步构想：第一步，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再上一个大台阶，为后十年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第二步，2010～2020年时期，GDP翻两番，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第三步，2020～2050年时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积极吸取德国、日本、苏联力图通过扩张实现国家崛起的教训，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设计。在一定意义上，秉持和平发展道路，标志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时代主题的判断密切相连，为中国观念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认识论基础。

（二）中国观念变革的主线

改革开放是中国观念变革的主线。中国的观念变革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抓住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一脉相承。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在其进程上，中国改革始自国内，而其推行的改革精神和相关措施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外溢到国际层面，中国成为国际事务变革的积极而稳健的促进者；中国的开放则是从对外开放转向对内开放。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一个积极变革时代的来临，亦可视为1840年以来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延续。

1.改革主义

中国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其历程可简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10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经济体制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第一阶段，其重点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向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过渡，城市则开始了扩大经营权的改革；1984年10月到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第二阶段，其目标是城市改革，即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加企业竞争力，逐步将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1992年以来，中国改革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尤其是2002年之后发展理念向科学发展观迈进，其目标是从经济发展向人的发展转换、从经济改革向政治运作模式转变。

中国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既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也带来不少的争论。实际上，关于中国改革的评价，一直在不停的争论之中。然而，无论如何，没有比中国加入世界大国行列更能改变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了。颇让西方学者思量的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不仅使中国获得经济发展，而且创造了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截然相反的发展路径。乔舒亚·雷默（Joshua Ramo）提出“北京共识”，对这种现代化路径进行了初步总结和升华。雷默认同中国的务实思想，强调“实现现代化的最近路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殊不知，中国没有采取大跃进的路径，与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某些方面讲，渐进主义的改革具有普世性的启示意义。当然，中国改革依旧处于进行式，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理念主张，目的在于矫正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从而完善正在型构中的现代化道路。

2.开放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和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对中国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中国主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开展贸易和接受部分外援，尤以“一五”计划期间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重点。进入20世纪60年代，这种部分开放因中苏交恶而陷入困顿。1972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提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做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中国开始向西方打开贸易大门。1973年，国家计委提交了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四三方案”（3～5年内从西方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肯定和批准，成为日后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先声。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大门，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中国自此进入经济开放和逐步确立世界贸易大国地位的黄金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进程，与国内改革相辅相成，亦体现出渐进特征。第一，对外开放的具体目标日益丰富，1978年之后的阶段性目标是引进国外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利用外资，1992年之后通过掌握国际规则促进本国国际竞争力，并通过加深国内开放来深化改革，1997年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目标转化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议程设置者；第二，开放的领域日益增加，从经济领域到公共政策领域，政府在各个政策领域谋求国际对话与合作，开放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从而基本实现了开放领域的全面化，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全面参与者和有机组成部分；第三，开放的空间逐步扩大，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进而扩展到沿边、沿江地带直至内陆省会城市、地区，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吸收、获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因而大大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贸易高速增长。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开放步伐都是最快的，开放程度也远高于人们的判断和预期。

中国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谈判，借助国际制度，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和推动自由贸易机制，并推动形成更有利的多边规则，为中长期经济发展争取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中国着眼于避免过度开放之虞，高度关注开放过程中的经济稳定和安全问题，健全和完善保障公平贸易的管理制度，建立应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快速反应机制，进一步提高对国际经贸形势的观察、分析能力，加快反应速度，建立健全外贸运行监控体系和国际收支预警机制，在对外开放中确保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

（三）中国观念变革的主要体现

经济主义、制度主义、地区主义、和谐主义是当前中国观念变革的主要体现，并与改革主义、开放主义构成了中国观念变革的核心内容。

1.经济主义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全面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体现出以经济主义为主导的战略意识。经济主义既包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战略安排，亦表明以经济为主要对外手段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战略设计。

在国内，中国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经济发展思想的优化，尤以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科学发展观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片面注重于GDP增长（或GDP挂帅）战略的反思与扬弃，具有统筹国家宏观战略的意义，成为以国家利益为依归、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石、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相互协调的指导原则，代表了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在国际上，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崛起的核心。中国的经济战略目标不再局限于为经济建设创造国际环境，拓展经济利益，还需要加强塑造能力，锤炼议程创设和实施能力，以经济战略的成就促进国际战略的整体成熟。近年来，中国在减免部分极不发达国家的债务、提供经济援助等方面大力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为基本特征），开辟了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新渠道。

2.制度主义

制度是软实力的支撑。所谓制度主义，不仅包含着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制度、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积极完善国际制度，还包括国内的基本制度建设。诚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以加入WTO为例，中国以国际规范为准对国内的上百部法律法规进行修缮，一时成为国内外讨论的热门话题。

从国内的角度看，现代化进程是经济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结合。国家制度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家“基础设施”，在一定意义上，没有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就无法保证经济现代化的实现。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实现本身是一个制度转型与制度创新的过程。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是旨在保证实现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制度条件、制度环境和制度功能，其最终目标旨在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社会人民福利最大化，包括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社会公正与人类安全、政治清明与社会稳定、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等。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法制建设大规模推进，中国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立法最为迅捷的历程，尽管其中存在难以避免的弊端，但中国推进法治的决心可见一斑。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度创新可以确保一个国家处于国际关系的领先地位，而中国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成就彰显出中国模式的示范意义，中国所逐渐确立的发展道路开始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长期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中国成为国际制度的局外者、挑战者，当时与各种国际组织建立联系的努力主要是希望获得政治承认。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随之淡化了挑战者的角色。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标志着中国赢得了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但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摇摆于国际制度局外者与局内者之间，被动、消极参与者的国际形象非常突出。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逐步加快融入国际制度的步伐。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景况的制约，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尤以参与国际经济制度为核心，充分体现出目标导向和经济利益导向的特征。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先兆。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与国际制度良性互动的自逻辑。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开始体现出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的特征，通过国际制度的参与、创设乃至主导实现融入国际社会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已是中国既定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完善和新领域国际制度的创设，国际制度越来越打上中国的印记，中国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也得以提高。

3.地区主义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转变，一个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正在形成。与之并行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震动表明，中国有必要以东亚地区发展为核心，大力促进东亚一体化，创立有助于地区经济和进一步经济开放的地区性国际制度，为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之便车提供机会。中国对地区合作的参与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陆续正常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构成了这一转变的历史背景。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隐患，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周边关系的日趋紧密，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提供了启动地区合作的契机和动力。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睦邻友好与地区合作，地区合作首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首次与双边关系并列。此后，中国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作为实现亚洲共赢的有效途径，积极探索合作新方式。中国积极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及“10+3机制”（东盟、中日韩）的进程，逐步加大对这两大地区合作的投入，这些积极主动的举措增进了中国与域内各国的相互信任，缓解了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虑，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效果。

近年来，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地区合作的消极、被动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等方面与周边国家展开了积极合作。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外交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地区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提高了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4.和谐主义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逐步形成了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和谐主义成为提高中国软实力的核心术语，也代表了中国明确的国内国际指向。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突出位置，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社会和谐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从国内看，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转型、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及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变化等，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从国际看，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给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实现预期目标，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也需要继续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是一个新的社会理想，不仅深受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取得了广泛的政治共识。

中国领导人将这一传统理想引申到国际问题的处理上，明确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概念，并强调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互为条件。和谐世界的提法也代表了中国国际战略的理想意识。另一方面，和谐是一种承诺，既是对中国国内的承诺，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承诺。这种承诺演化为责任，成为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自我战略约束。它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将国内发展不平衡与国际影响不平衡结合起来思考，将和谐世界作为结合对内和谐、对外合作战略的中间点，从而为谋划中国发展战略提供思想指导。

（四）中国观念变革的目标

观念变革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改革主义、开放主义、经济主义、制度主义、地区主义、和谐主义等均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结，其最终价值在于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指向标和路线图。

检视中国观念变革的作用，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以上中国观念变革充满了进程性的思考，却少了终极性的价值追求。换言之，中国观念变革摆脱了昔日的激进，体现出相当的务实色彩，但被动的意味犹在，也似乎缺少了理想性的要素。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没有理想主义的追求，不仅是有缺憾的，更可能被其他国家视为危险的。可喜的是，和谐主义提供了矫正和补足，更昭示着发展的方向。

展望未来，中国观念变革将会体现出更加开放、更加中国化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处于新的观念变革进程中，中国对西方模式有了更加客观、理性的认识，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都已经是“明日黄花”，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理念，通过更加积极、更加平等的文化交流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将是中国观念变革新的动力与源泉。

三 发展模式

选择适合时代潮流和基本国情的增长模式是关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成败利钝的关键决策。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探索为1978年以来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提供了弥足关键的经验教训。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6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高度保护的进口替代方针，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探索转轨经济发展之道，提出“三步走”战略设想，中国逐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市场竞争。这一战略仍然以物为中心，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优先目标，以不平衡发展促进经济振兴，并付出了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代价，加大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进入新世纪，承袭改革开放形成的发展效应，中央新领导集体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新发展战略，强调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战略调整引起了国内外的积极关注，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总结和升华由此展开。

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没有像“依附论”那样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脱钩自行发展，也没有像“华盛顿共识”那样采取激进变革全盘西化，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开放，从而保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政治的稳健变革。如雷默指出的，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路径，它被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权益；循序渐进，集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8]中国摆脱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建立了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政治稳定的良好局面，为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奠定了基础。中国开始采取以人为本、关注均衡与质量的发展战略，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超越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新路径。

中国的发展战略路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研究。由于“华盛顿共识”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试验失败，这些国家更加关注中国兼顾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模式。非洲领导人对中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充满兴趣，纷纷到中国考察取经。俄罗斯领导人似乎开始接受中国道路的启示，将关注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显然是从中国而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找新的发展思路。印度总理莫汉·辛格强调，印度应将中国视为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的典范。

但是，中国在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社会不稳定等严重代价。随着市场力量的主导地位上升，如何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使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的人群和地域扩散，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实现社会经济两个轮子的平衡运转，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进步的双效应，将是检验中国模式能否克服内在风险、真正体现出积极效应的试金石。

一则基于中国模式的内在局限性，二则源于某些人士的片面认识乃至偏见，关于中国模式的负面看法多有显现。某些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视为对西方模式的挑战，甚至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最大的意识形态威胁。当然，关于中国模式内在缺陷的分析引起了中国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某些政策建议已经被采纳。

四 国际制度

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从此开始了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曲折历程。进入20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随着国际制度由地区性扩展到全球，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意愿增加了。1916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但是，在安排未来国际制度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无权参与战后的制度安排，其自身利益也无法得到维护，中国第一次亲身体验了国际制度的实质。加入国际联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然而，日本于1931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国一度对国联争端解决机制寄予厚望。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它主持正义，根据盟约规定制裁侵略。国联虽然派出调查团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但该报告偏袒日本，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中国试图搭国联便车未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承担了远东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任务，为打败法西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作为主要大国参与了联合国的成立过程，并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大国地位在联合国机制中得到肯定。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参与国际制度的建立并体味了实力对国际制度的作用。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盘踞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而且支持国民党政府继续窃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席位，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中国领导人在权衡之后做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正式成为国际制度的局外者和挑战者。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力量呈现大分化、大组合：中苏盟友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宣告瓦解；资本主义阵营则呈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趋势；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中国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要求“两条线作战”甚至“四面出击”，进一步挑战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制度。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压力没有缓解。从国内角度看，经过数十年的战乱洗礼，社会经济百废待兴；蒋介石政权退居台湾，但仍时常给新生政权制造威胁。从国际角度看，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不仅面临着美国组织的包围和遏制圈，而且受到苏联的挤兑和利益要挟，而且后者的威胁愈演愈烈，终于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是一波三折，国内建设的全面政治化无限放大了内部压力，并将之与国际压力结合起来，构成中国认识国际环境和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依据。源于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需要，中国曾积极寻求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地位，也曾积极参与新独立国家组织的国际会议（尤以1955年的万隆会议为代表），但这些努力大多未果，并未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国际压力。接连不断的国内政治革命和“一边倒”、“反两霸”等国际战略，实际上决定了这一阶段中国对待国际制度的基本战略，即局外者和挑战者。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调整国际战略，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也随之淡化了挑战者的角色。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标志着中国赢得了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但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摇摆于国际制度局外者与局内者之间，被动、消极参与者的国际形象甚为突出。一位联合国代表指出，中国人在联合国的行为是“他们来了，他们笑了，他们走了。”这一幕堪称中国在国际制度内之形象的经典写照。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逐步加快融入国际制度的步伐。中国终于放弃了“局外者”的身份，成为多数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参与者。中国开始采取建设性的态度，表明了推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愿望。中国已经放弃了挑战者的角色，但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景况的制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步伐还有些摇摆。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尤以参与国际经济制度为核心，充分体现出目标导向和经济利益导向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观念发生了变化，遵循国际社会的规则，参与主要的全球性国际制度，不再把革命当做变革国际社会的途径，而把广泛参与国际社会作为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途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阶级画线，而是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并从国家利益角度理解和认识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逐步但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并开始关注本国的国际形象。从这个阶段开始，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开始出现良性互动。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它不仅引进了新的观念，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还促进了中国对其他国际制度的参与。即使在极其敏感的政治领域，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也是引人注目的。自1979年起，中国就参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并于1982年成为其理事国。1978年，中国决定参加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的活动。自1980年起，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并逐步签署了一系列裁军、军控文件与协议。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以1989年“北京风波”和1991年的冷战结束为界点。中国对自身脆弱性的认识因“北京风波”、东欧剧变、海湾战争、“台独”日益猖獗、亚洲地区和多边论坛的增加、美日加强同盟等事件而加强，失去了冷战期间的战略杠杆的中国将国际制度视为加强自身战略地位的重要途径，国际制度在中国大战略的地位进一步上升。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先兆。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稳健而积极，经历了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逐渐适应、逐步深化的过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随着中国对国际制度认识的逐步深刻，参与欲望也进一步上升。中国已经基本认可了当今国际体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制度。中国对国际人权制度的参与堪为例证，中国参与了国际人权领域的所有重大活动，多次发表人权白皮书宣告自己的人权主张，中国的政策与国际标准越来越一致。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继续驶入快车道，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所加快，并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角色。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欲望和能力在增加，1997年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更是一个明确的战略宣示。它意味着，中国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主权为中心的、独立自主大国的传统认同与负责任大国的新认同相关联，后者与融入国际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国家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制度的调节，中国愈加期望自己被视为国际制度的积极而负责任的参与者，而对被视为孤立、顽固的角色分外敏感。建设性、负责任的国际形象目标就这样在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

在这个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为基本特征。中国明确意识到加入国际制度是打破包围、赢得负责任声誉的重要条件。在国际社会中或重大全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制度，变得更加合作。例如，中国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核禁试条约》等，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中国接受苛刻条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积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制定相关实施细则，保持了遵守国际制度规则的一贯良好记录。2002年9月3日，并非《京都议定书》签字国、没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指标和义务的中国宣布批准该条约，中国因之获得巨大政治声望。此外，中国不仅扩大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也越来越积极，开始体现积极参与者的特征，其议程创设能力也有所提高。

总体而言，当前国际制度基本满足中国的利益诉求，因而中国不是国际制度的挑战者（美国有时甚至将中国视为现状维持者），而是全球性国际制度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参与者、地区性国际制度的建设者乃至主导者。

五 国际形象

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就特别注意树立和维护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然而，冷战因素导致中国形象不佳。当然，不了解中国国情、意识形态的隔阂等只是中国形象不佳的外因，其内因在于中国不重视外部世界的反应，忽视国际形象建构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日益现代化，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契合度逐步提高，中国不再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异类”，中国国际形象有所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呈现正面互动效应。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将“负责任大国”作为国际形象的标示，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开始着力塑造一个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

中国国际形象改善被视为中国实力的溢出效应之一。实际上，引发他国担忧、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更是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如何使用这种实力。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之时起就承诺和平发展，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长期持有疑虑，这是“中国威胁论”最重要的根源。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总体认识，表明了无意触及其他大国包括美国核心战略利益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国为国际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承诺，表明了中国积极发展周边外交的态度。同时，中国加大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力度，对内对外树立起致力于和平、发展、稳定的良好形象。

中国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表明了中国对于促进世界发展的责任感。通过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中国着力突出中国与国际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非冲突性，力争使国际社会各国对中国不会以激烈方式变革国际秩序的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和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的认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东亚地区合作等都是中国为实现共同发展、增进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外交实践。

中国通过实际行动改善国际形象。自1991年以来，中国共发表与国防建设有关的白皮书9份，申明维护和平的意愿；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和政策，处理事关亚太地区发展与安全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朝核问题；中国提出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本着双赢的原则解决中印、中越、中俄边界争议；中国以和善的态度对待东海海域、南海海域发生的事件；中国参与建立各种地区性合作组织、安全对话机制，致力于解决地区性、全球性的军备控制、人权问题、跨国安全威胁问题等。近年来，中国改变被动受援国的形象，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维和援助等，迅速向积极的对外援助国身份转变，对外援助呈两位数增长。中国创办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向缅甸、埃塞俄比亚、老挝等发展中国家派遣青年工作者，从事长期社会援助项目。

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实力和战略安排，将东亚视为承担大国责任的首要地区，并在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通过让渡经济利益、提供公共物品和经济援助等方式体现中国的积极战略意图。近年来，中国在周边的国际形象大幅度改善，中国被视为“繁荣的创造者”，不仅东南亚国家如此看待，日本有识之士也这样认为，许多学者都将日本最近的经济复苏归因于中国经济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国际形象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受欢迎程度呈现增长态势。根据BBC的调查结果，22个接受调查的国家，有14个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国际影响，16个国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总体而言48%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比美国高出10个百分点，而且没有一个国家认为中国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58%的年轻人（18～29岁）认为中国是友好的。其中引人注目的是，66%的印度人、70%的菲律宾人、68%的印度尼西亚人、5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发挥着积极的国际影响。在亚洲主要国家中，只有韩国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看法分歧较大，韩国49%的人认为中国发挥着积极影响，47%认为中国的影响是负面的；日本22%的人认为中国发挥着积极影响，25%认为中国影响是负面的，还有53%没有做出选择。欧洲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持有矛盾的心理，选择更趋多样化，其中法国（49%）、英国（46%）、俄罗斯（42%）对中国的积极看法占优势，而德国（47%）、波兰（33%）则负面看法占上风。拉丁美洲和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积极看法占主流，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有7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发挥了积极影响。即使在美国，47%认为中国的影响是负面的，依旧有39%的人选择中国发挥正面影响的看法。在泰国，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中国是泰国最密切的朋友，只有9%的人选择美国，尽管美泰是传统军事盟友。

当然，关于中国国际形象的认识总有不和谐之处。尤其是，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环境恶化、社会不公正、腐败等是损害中国形象的主要因素，也是国际社会攻击中国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