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班簋（穆王）

班簋亦名毛伯彝、毛父班彝、毛伯班簋，原藏清宫，后来流失。1972年6月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有色金属供应站拣选到本器之残余部分，经复原后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现在见到的班簋与清宫旧藏有别，但铭文内容相同，或为同时所作的数器之一。内底铸铭文197字。本器的主要著录文献及编号为《西清古鉴》31.12，《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9，《殷周金文集成》04341，《殷周青铜器铭文选》168，《文物》1972年第9期。铭文之释文如下：

隹（唯）八月初吉，才（在）宗周，甲戌，王令毛白（伯）更虢（城）公（服），（屏）王立（位），乍（作）四方（亟、极），秉緐、蜀、巢令，易（锡）铃、（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徒）驭、人伐东或（国）（偃）戎。咸，王令吴白（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白（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诞）（城）卫父身，三年静（靖）东或（国），亡不成（尤），天威，否（畀）屯（纯）陟，公告氒（厥）事于上，隹（唯）民亡在彝，（昧）天令（命），故亡，允才（哉）显，隹（唯）苟（敬）德，亡（攸）违。班拜稽首曰：乌乎（呼），不（丕）丮皇公受京宗（懿）厘，毓（后）文王、王（姒）圣孙，隥于大服，广成氒（厥）工（功），文王孙亡弗褱（怀）井（型），亡克竞氒（厥）（烈），班非敢觅，隹（唯）乍（作）卲（昭）考爽，益（谥）曰大政，子子孙孙，多世其永宝。

本铭和《穆天子传》《尚书》等古文献的关系十分密切。作器者为毛班（毛伯），《穆天子传》中说穆王十七年徐偃王寇京，毛班驰京克之，既而又受命东征，这与铭文的记载是相契合的。本铭具有重要的法律史研究价值，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铭文说王令毛伯“作四方极，秉緐、蜀、巢令”，其中“作……极”是为……之准则的意思；“秉……令”是执掌发布命令之权柄的意思。“四方”为天下之泛称，而“緐、蜀、巢”则具指三地。这是天子授予毛伯对特定地区发布政令之权限。类似的表述可参见兮甲盘铭文之“王令甲政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

（二）铭文中说，辅助毛班的人为吕伯，吕伯或即为作《吕刑》的吕侯。本铭与《吕刑》中的遣词用句尤其类似。《吕刑》中穆王说要求“率乂于民棐彝”、^[27]“尔尚敬逆天命”“以成三德”，而本铭说东国之民因为“亡（顺）在彝”“昧天命”，故亡。只有“敬德”，才能“亡攸违”。类似的用语亦见于《尚书》其他篇章，如《尚书·召诰》中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等。《尚书孔传参正》：“彝，法，常也”。^[28]

（三）铭文中说“文王孙亡弗褱（怀）井（型）”，井为法度的意思。东周以后抄写为“刑”，《论语》“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即为此用法。《尚书·召诰》中“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的“刑”亦是此义。过去学者大多《吕刑》的“刑”统一解释为“刑罚”之义，然而清代学者戴均衡在分析《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句时说：

“折民惟刑”，旧解以为刑罚之刑，夫下文始言“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此三后乃教民、安民、养民之事，不宜插入刑言。且伯夷何尝兼刑官乎？说者盛谓教民以礼，折绝斯民入刑之路，其意巧而是迂。窃谓“刑”，法也，即典也。《诗》曰：“尚有典刑”。“折”读曰“制”，陶潜诗曰：“伯夷降典，制民惟刑”，是“折”“制”古通也。制民者礼，所谓固肌肤束形骸之谓。“惟”犹“以”也。言伯夷降布典礼制以轨法也。^[29]

戴氏之观点，并不被很多学者认同。然以西周铭文考之，则可知其为卓见。《吕刑》中“刑”字的涵义，有再做具体分析的必要。传说中《吕刑》作于穆王时期，而班簋亦为穆王时的青铜器，故在研究《吕刑》方面，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