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

民国时期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指向

——胡适派与硏究系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姜明喜^[1]

提要 胡适派与研究系常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两大势力。通过考察两派发表于《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解放与改造》、《再生》等杂志上有关社会经济的文章，不难发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倾向相当普遍，与派别无关。同经济自由相比，经济民主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为实现经济民主，不可避免地对政府寄予较高的期望，依靠政府力量建设现代经济，实行社会政策。不过，研究系比胡适派更为全面地探索了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方案，希望把个人自由、社会公道、经济发达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以求全面实现，所以依恃政府力量的程度超过胡适派。但是两派自由主义者都构想公有公营与私有私营并存的混合经济，维护私有财产权，支持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都主张通过国家依据经济计划的积极干涉以实现社会公道，并实行保护社会弱者的社会保障政策。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胡适 张君劢 张东荪

一 引言

胡适与跟他共同发行《努力周报》、《新月》杂志、《独立评论》的几个人为保障人权，批判国民政府的训政一党体制，要求思想与言论自由，促求宪政的所谓“胡适派（人权派）”自由主义者，可称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主流势力。然而相对于自由主义主流的活动，所谓“研究系”（或“再生派”）自由主义者并没受到重视。^[2]后者与胡适派同一时期通过《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再生》杂志探索了中国现代化方案，介绍了世界潮流，鼓吹了自由民主思想，批判了国民政府一党训政，促求宪政。这两派常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两大势力，前者被称作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者，后者被称作政治功利（行动）型自由主义者。但是后者与胡适派不一样，有可能会引起是不是符合自由主义者资格的疑问。

基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工具性趋向，不少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检讨了自由主义的标准或自由主义者的资格问题。殷海光提出的中国自由主义的标准是：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及用白话文。另外，有学者提出以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追求或个人本位思想为判断标准。适用宽泛的标准的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可被看作自由主义者，但适用严格的标准的话，连胡适都可被看作批判检讨对象。因为胡适随时取保留个人自由，注重社会群体的（民族的）目的的态度。^[3]可是笔者认为，胡适派比较没疑问地满足自由主义的标准，可安全地算是自由主义者。本文应考虑的对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君劢。许纪霖称他为自由民族主义者。^[4]有人把他与文化自由主义者胡适做对比，认为他是文化保守主义，或本土自由主义者。^[5]不但张君劢，研究系的另一个理论家张东荪也没有对儒家传统取抨击的态度。然而他们维护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和其制度的保障，始终致力于其实现。

胡适派自由主义一般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研究系自由主义常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那么除了传统文化问题以外，两者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深层次的差异来区别两派？本文着重分析的是在社会经济层面两者提出的中国现代化方案。因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主流胡适派的主要活动是以通过言论提起人权保障的方式展开，所以对中国自由主义的研究也侧重于人权斗争方面。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保障个人自由，所以不仅胡适派，研究系自由主义者也非常注重人权运动，不顾政府的压力积极推行人权运动。中国自由主义的研究自然着重分析了人权运动方面的倾向。作为批判势力，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现代化有什么样的建设性方案？为了保障个人自由，现代化国家具体需要拥有怎样的制度构成？本文将在这些层面来考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深刻差异。

中国自由主义者得到的普遍评价，是试图结合政治的自由主义和经济的社会主义。其实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在追求的价值趋向上有共同部分，但不可否认，两者又有相冲突的层面。那么能调和两主义的方案是什么？尤其在社会经济的层面跟政治的层面，两者并不是彼此毫无关系的独立范畴。例如在社会经济的建设上，政府的功能大小就直接跟政治的权力构造有关联。一方面要求国家主导经济建设和实现社会公道，而另一方面可不可以希望小政府下自治与保障个人自由？笔者先要考察两派对于社会经济建设核心问题的想法，然后再联系经济建设跟实现社会公道方面政府的作用，进行探讨。本文主要从20世纪20～30年代两派的主张出发来比较分析两派的异同，并将把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特殊历史情形如何影响到中国自由主义者想法的部分也考虑进来。

二 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指向

经济的自由是西洋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核心概念。自由主义的最关键要素是个人自由，但怎么争取、保持、保护它就是一个社会应解决的问题。西洋的政治史是在个人主义思想发展的理论基础上记录自由扩张的。伴随个人私有财产权、自由契约、自由竞争等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的发展，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发展和落实。那么政治权力或社会的压力应当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保护经济自由要素呢？无论是英国的传统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还是法国革命的自由主义传统都提到了把自由、生存（安全）、财产作为最重要的人间权利。保护私有财产、自由契约、自由贸易是经济自由的核心要素，被认为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最基本的条件。

20世纪初介绍自由主义思想到中国的严复和梁启超注重自由竞争和市场作用，反对政府的干涉，比较接近于古典自由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但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一直没得到充分的重视。同一时期梁启超提倡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认识到世界思想潮流为干涉主义要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作为主流经济思想，强调市场作用的放任主义要后退。^[6]梁启超已敏锐地触及20世纪初西洋政治经济思想借助政府力量试图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公道的矛盾的趋向。

19世纪后期中国在初期工业化阶段一方面追求迅速富强，要学习西欧自由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已认识到西欧的贫富悬殊或社会主义思想，拒绝自由放任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中国人的态度一直是在普遍的指向与排除之间徘徊的。民国初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言说中很少涉及经济自由主题。中国自由主义的黄金期即五四时期和后五四时期传播了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人权等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但缄口不提市场经济、私有财产权。^[7]胡适总结自由主义的四层含义是自由、民主、容忍、和平的渐进改革，不包含经济自由要素，^[8]明显地透露出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忽视。但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鼓吹的个人主义意图让个人从家族主义、宗法、社会、儒家伦理中独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主体。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所以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即1920年代初基本上是注重并追求经济自由主义的时期。

清末民初，中国人积极接受的自由主义根本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19世纪末英美的修正的新（现代）自由主义。20世纪初美国自由主义者之一的杜威是受英国功利主义传统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对杜威影响最大的格林提倡社会对公共领域干预与控制的社会自由主义。胡适通过杜威接受了社会自由主义。个人本位自由主义孕育的短暂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注重自由和人权，但把保护财产权、资产阶级的发展、资本主义或工业革命这类问题几乎置之度外。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的20世纪20年代，胡适派不但没有维护经济自由主义，还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共同性，对社会主义表示出极大好感。^[9]

胡适设想组建一个政党——“自由党”，说应当充分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其党纲应包括：（1）有计划的政治；（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就主张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大谈政策或体制问题，^[10]但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积极肯定了制裁管理“资本主义流弊”的想法或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在1926年发表的文章中，胡适说，最多数最大幸福的“社会化”趋势是西洋近代文明的特征：“18世纪的新宗教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话，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就是社会主义”。他注意到“世界在不知不觉中转变成了社会主义世界”的趋势。他还赞扬社会主义是西洋文明的最伟大的精神遗产，又评价社会主义不但是对重视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还是西洋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他把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看作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不但肯定英国劳动党的政治主张，也对苏俄的社会政策表示认同。他虽然不满于俄罗斯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制度，但对于经济方面劳动大众的利益争取表示同情。^[1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新自由主义体现了从个人自由转向平等福利、从自由放任转向社会控制的基本体制，杜威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由主义趋向对胡适等自由派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12]

胡适指出，“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二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种方法，我想把它叫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他追求渐进的“社会化”，即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立场。^[13]

在关注社会主义的趋势下，胡适派主办的《新月》杂志上刊登的黄肇年的翻译文章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并指出过去的政策妨碍生产积极性。它还关注苏俄的公有经济不仅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反倒大大限制人民的自由，而且为了迷惑政治经济的自由大大受限制的苏俄人民，它还宣传欧美的自由是虚伪的。^[14]胡适肯定苏俄的社会经济政策，但他一直反对苏俄的劳动专制、一党独裁。

与胡适派同一时期推动思想启蒙运动的研究系自由主义者张东荪跟张君劢有什么样的经济自由想法？众所周知，研究系的精神支柱梁启超早就倾倒于社会主义，可是他在20世纪初还积极地提倡经济自由主义。他相当深入地掌握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机制，相信在民国初期中国需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民国初十几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

可是，经过世界大战后，20世纪初中国人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和对西洋社会主义运动的关心大大增加了。研究系知识分子张东荪早就敏锐地注意到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邀请在欧洲旅游的梁启超和张君劢对其进行考察研究。他在自己做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行《社会主义研究》专号，还创办半月刊《解放与改造》（以后改变为《改造》）。张东荪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创办的《解放与改造》在20世纪20年代系统地介绍了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他把社会主义看作“世界最新思潮”，积极地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模式。张东荪在他写的《第三种文明》中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做对比，这种资本主义文明是个人主义的竞争的国家主义的，所以为了实现普遍的互助的世界主义文明，他主张中国社会应当改造到社会主义最新文明。^[15]

尽管张东荪有这样明确的社会主义志向，但他不主张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造成社会主义，更不可能改造成马克思主义了。他的看法是借助社会主义精神，即互助和均贫富，中国因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还没有资格谈论什么主义，贫穷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只要发展实业，因此无法跳越到最具效率的资本主义阶段。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主义论战虽因张东荪的这个主张而起，但研究系的梁启超、蓝公武都同意张东荪的阶段论，主张先实行工业革命，创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虽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有流弊，但反对劳农革命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希望不要对抗资本主义，而是取矫正态度，在自由主义的渐进改良立场上，考虑工人利益的社会救济，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

研究系自由主义者研究了德国式社会民主主义、俄国式共产主义、英国式基尔特社会主义，或者支持俾斯麦式国家社会主义，大多数倾向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被看作生产者的同业组织（基尔特），管理所有的关联生产的经济事务，可实行职业民主主义同时发展生产。五四时期研究系知识分子明示他们的共学社基本纲领，如“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追求自由竞争和社会公正间的平衡”。依照稳健的社会主义指向，他们主张扶助多数劳动者，而对资本家取矫正和疏泄态度。他们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制度改良以前先要思想革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步，未追求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革命。但他们认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可避免，同时指向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自由竞争式经济自由主义。

在德国接触了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张君劢注重追求社会公益和社会公道，试图废私有财产而代以社会所有制，通过《改造》积极地介绍了西欧的煤矿国有和社会所有制。^[16]他特别关注了社会所有制的工主、工人和消费者的共同管理，以及利益分配、工人会议、工人保险，期望通过这些社会所有制可实现社会主义。

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研究系知识分子和胡适派自由主义者间存在一些重点与论调的差异，但是两派都指向了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精神的结合，即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式“修正调和型”自由主义。这种倾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为普遍。

三 胡适派平社运动中社会经济的指向

跟《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分开以后，胡适派在20世纪20年代发行了《努力周报》和《新月》杂志等自由主义刊物。为“谈政治”而创办的《努力周报》和文艺性的《新月》都批判了政府，追求思想言论自由，建筑中国自由主义金字塔，很少提及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即使是财政方面的文章，也是仅从政治的角度强调对政府监督的政论。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连续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训政体制与言论控制。1929年胡适和罗隆基被迫辞职，放弃校长和教授职位，他们发行的书刊被禁售。

胡适派自由主义者当年为了深入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组织了社会名士进行讨论聚会的机构平社。^[17]当他们开始讨论聚会的时候计划发行《平论》，介绍他们讨论得出的有关中国前途与建立制度等问题。可是《平论》没能面世，所以他们把关于社会经济的文章发表在《新月》杂志上。1929年平社就中国民族、社会、经济、科学、思想、文学、道德、教育、财政、政治、国际、法律的现状等举办了报告会，会议以讨论的形式进行。1930年根据前一年讨论的对现状的认识，平社参加者开始一起探索“中国问题怎样解决”，围绕这个主题，还讨论了“民治制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们需要财政管理权”等具体问题。

胡适通过一年多的聚会得出的中国问题解决方向被当作平社的代表宣言在《新月》第2卷第10号上发表，题为《我们走那条路》。关于“中国今日究竟需要什么呢”，胡适说，中国建设首先要除去的“五大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不包含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阶级）。他说只有几个富人，哪里有资产阶级？没有说资本主义的资格的。胡适的想法是如果没有这五大敌人，帝国主义也不能侵略中国，所以包含帝国主义在内的中国问题是中国人受这五大恶魔的破坏失去了抵抗能力。中国的真正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些敌人不是用革命的方法可以打倒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做自觉的改革”。

要求渐进改良的胡适文章引起了各个方面的批驳，梁漱溟、共产党、国家主义者都批评他不顾根本性问题，例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没提及国民党，但实际上他跟《新月》同人很直接地抨击了国民党的训政体制和压迫思想言论。罗隆基以“言论反动”罪名被逮捕，胡适和平社所受的压力极大。但是平社最警惕的批评对象是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胡适提起“五敌”的深层动机是否定共产主义者主张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胡适的看法是共产主义者为了革命而“制造”革命的打倒对象，进行的是暴力式专制式革命。平社追求的改革虽是和平渐进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的演进，就按照指导的改革迅速除去没有功用的旧制度，建立新思想制度。那么，以胡适为中心的平社期望的是什么样的国家？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里阐述，“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他说明，“‘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定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文化提高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化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

众所周知，平社的讨论聚会不但形式上模仿英国的费边社，思想上也倾向于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被称为拉斯基信徒的罗隆基在《新月》第3卷第7号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拉斯基的《平等的呼吁》。留学生出身的平社社员中，有些人向往英国自由主义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追求渐进的变化，^[18]而以胡适为首的大多数社员对英国的新自由主义与美国式新自由主义有同感。杜威在1919年的北京讲演《民治主义》中说：“法国偏重平等，英国偏重自由，而美国并重自由和平等，不是英式自由或法式平等。”

平社自由主义运动有很鲜明的美国式新自由主义倾向，也受了拉斯基的影响，力图探索调和人民自由和平等的方案。胡适在建设目标中提示的“普遍的繁荣”，即发达的工商业跟“公道的经济制度”与“公共的救济事业”，实现普遍的安定生活就是英美新自由主义式平社构想的自由和公道并重的社会经济生活图景。但胡适的宣言中表明的达到目的的方法，即“用自觉的努力来指导改革，来促进变化”的“人工”促进想法可以说是受到了法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

平社内有拉斯基自由主义指向，也有英国传统自由主义指向，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有分化的潜在因素。但是平社的基本指向可说是尊重个人自由的同时追求社会公道，不赞成自由资本主义，避免共产主义革命。罗隆基不否认资本家剥削劳工的事实，但是他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例如随着合股公司的增加表明资本享有权的趋势是日趋分散而非集中，他更关注的是英国和德国的工人会议制度让工人参与管理工商业的民主化事实。罗隆基说：“大企业的管理权上又有马克思所预料不到的事实发现。一方面在欧美国家工商业的管理日趋民主化，英国Whitley Council，德国Factory Workers Council 等等是劳工参加管理的明证，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collectivism，有人译为集团主义）试验的成功，又能证明个人资本主义的罪恶有节制补救的可能。国家或市镇团体直接经营铁路、邮电、矿山、森林等企业是二十世纪很普遍的现象。即在英美私人资本主义发达最盛的国家，交通电报等仍是私人企业，然而国家在这种企业上的干涉权是日益增大，这一切都明示指出自由放任的私人资本主义已渐成明日黄花了。”^[19]罗隆基虽说私人资本主义在衰退中，但要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化及工厂民主化，期待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阶级革命和修正自己，批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

中国自由主义完全没有和自由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它缺乏社会基础，没有在政治革命旋涡中扎根，同样，平社运动也没超出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从1929年开始聚会到1930年末平社相当认真地探索了中国出路，胡适被退职中国公学校长，离开上海赴北京大学任教以后，平社聚会还在继续。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给光华大学发来电令，施加压力要求撤换罗隆基的教授职。之后罗隆基担任《新月》杂志编辑主任，与潘光旦、王造时一起猛烈批评政府。因受国民政府的压力太大，徐志摩等《新月》同人决定“不谈政治”，回归文艺。随着罗隆基转职到天津《益世报》去，平社聚会终结了。他们没试图解决市场经济不发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极为落后的问题，没给农民和劳动民众带来希望和实际利益。平社聚会中讨论农民问题的唯一例子是社会学者吴景超的《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吴景超分析了农场面积与人口的关系以后，提出了人口调整政策，开垦荒地，以及把农村人口分散到工矿商交通业的途径。他的分析和提案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却把最尖锐的土地占有问题置之度外。

四 统制经济与国家社会主义

面临世界经济大恐慌、农村经济颓废、日本侵略等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按照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原则积极地推行国防经济建设。1930年前后处在民族困境中探索中国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计划经济下的经济成绩很感兴趣，出现对计划经济普遍支持的趋势。通过计划经济，中国经济也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经济发达和社会公平的乐观期待开始蔓延。在1933年发行的《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调查征文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主张“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26篇征文中赞成私人资本主义的只有1篇，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处或主张采取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形式，即主张混合方式的约有9篇。这说明当时对自由资本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表示支持的几乎没有，但对统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已普遍认可。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包括国家主导的大企业投资与育成、追求生产发展和社会公道两个层面，在20世纪30年代的统制经济氛围中，国民政府按照节制资本原则实行国家主导型经济建设。^[20]统制经济不同于中央政府全盘计划的计划经济，受政府的节制与限制，但不废除私人自由竞争机制。^[21]这想法很符合节制资本原则，统制经济在全世界广泛实行，所以国民政府也指望通过统制经济推行经济建设。当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头脑罗敦伟也支持统制经济，他说：“利用帝国主义的世界危机为机会，集中人力财力，借外国的财力和技术来完成巨大的建设。提倡国营企业，也不致压迫民营事业，小规模企业由私人经营，大规模企业由国家经营。”统制经济的重点是重工业，与国民政府的国防经济建设目标很符合。^[22]

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也对反自由主义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持基本的拥护态度，其理由是中国资本主义绝没有自由发展的可能性，社会主义道路缺乏需要的物质基础，现代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斗争时代，所以经济行为也不可不以国家的特殊意志统制。落后国家为防御经济侵略，通过统制经济发掘国富图发展，应对民族危机。受苏俄计划经济的影响，统制经济得到了普遍的支持，但是统制与计划并没有被很好地区分使用，又有一部分不愿意用苏俄的“计划经济”这个词，^[23]实际上可实行的就是部分的计划经济即统制经济。1930年代中国人言及计划经济时大部分意为有计划的统制经济。^[24]

最明显倡导一切经济事业受国家计划下政府节制与限制的资本主义统制经济体制的是以研究系自由主义者张君劢和张东荪为中心的国家社会党。国家社会党的机关杂志《再生》（1932～1949年）里出现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就是以计划与统制为特征的。张君劢、张东荪提出国家社会主义下计划经济也是由于世界经济大恐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对苏俄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成就的新认识。国家社会党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建设方案试图提倡国家的自给自足，民族自活，实现社会公道，奖励个人自发性的总计划。主要提案如下：

1.确认私有财产。

2.为社会谋公共幸福并发展民族经济与调剂私人经济计，确立公有财产。

3.不论公有与私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

4.依全国计划，使私有财产渐趋于平均与普遍，俾得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

国家社会党党首张君劢对国家社会党的国家经济构想的形成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在五四时期，他主张如果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则必然招来弊害。他对苏俄革命后的财产没收、大工业国有化都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受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他关注社会所有制下的社会公道。翻译了拉斯基的《政治典范》以后，张君劢受其新财产制度概念的影响，开始思考人民获得各种基本自由和实现自我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面临1930年代国内外经济和政治状况，张君劢与张东荪开始积极地摸索民族生存的途径，扛起国家社会主义旗帜，组织国家社会党，发行了《再生》杂志。^[25]

《再生》杂志不但翻译介绍了《拉斯基论苏俄之法律与公道》、《拉斯基论国家》，还登载了柯尔（Cole）的《社会所有之基本原则》、《英国社会学家霍布浩斯之生平》、《瑞典经济政策之新方面》等自由社会主义趋向的翻译文章。柯尔主张要维护私人企业的所有权，但其营业须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社会管理生产机关实行社会化，不需要国有化或被没收。^[26]霍布豪斯确立了修正自由主义体制，以求实现分配公正与社会和谐的理想，希望以社会的自由取代个人的自由，以“社会化”回应社会主义。这些英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对再生派和胡适派的影响深刻。社会自由是以限制为基础的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的自由，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并无矛盾，要维护个人自由与平等，就必须扩大社会控制的范围，国家拥有对财产权的控制权和对工业的监督权，这便是适用经济公正原则的新经济自由主义。^[27]

国家社会党党纲中承认私有财产、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并存、国家发挥社会公道作用等内容都显示出该党受英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对国家计划的强调是受苏俄计划经济的影响。张君劢、张东荪都十分钦佩苏俄计划经济的成就，虽然其全国性计划和管理能力是不可模仿的，但他们关注的是苏俄在计划实行过程中国家的主体支配作用，他们着力了解了五年计划实施以来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

国家社会党追求的是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生产与个人生产，不否定资本主义。^[28]再生派主张中国不可采用共产主义的理由是，通过阶级斗争打倒私有企业，以国有企业代之的方法在民族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是不可行的。谋求分配平均也是因为没能认识资本的重要性，而只是说资本主义弊端，就像缘木求鱼一样，所以维持资本主义体制，但以国家的全盘计划统制经济部门，这就是再生派的看法。通过这样的计划和统制来建设经济的目标是实现民族自活与社会公道，10～15年内有望实现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

国家社会主义强调计划，但不是苏俄式的全盘计划经济，而是立足于国家经济计划的统制经济。经济学者张素民说：“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可称之为节制的资本主义固可，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即称之为统制经济或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亦无不可。”^[29]

统制经济旗帜下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不是没有自由市场要素，但国家政权对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起压迫和反面作用的可能性也不小。各国对经济的计划统制其实是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挑战。实行统制经济自然强调中央政府的作用，从而使得个人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受到限制是明显的事实。但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这危险未加考虑或拒绝。^[30]

支持统制经济的重要前提是国家对经济的统制可除去经济行为之间的矛盾，为国家经济发展制定必要的合理的计划并执行。无须赘述，关于理想的计划制定和执行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很难实现的。尽管统制经济在中国实行有潜在的危险与现实的困难，但是统制经济思潮还是广泛流行了。胡适派自由主义者对统制经济的态度是怎样的？因胡适也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对统制经济思潮做有力的批评是不容易的。

在统制经济思想很流行的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自由主义者忧虑的是中国没有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而不是因统制经济限制个人自由的问题。独裁派丁文江主张实行统制经济的先决条件是政治统一，即政权的统一，尤其是回收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行政制度实现现代化也是建设统制经济的前提。他怀疑统制经济，不是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立场，而是鉴于真正统一的政府不存在，所以没有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他是为强调统一政府的新式独裁的必要性立论的。胡适派基本忽略经济问题，对统制经济思潮表示怀疑或持保留立场是从其实行的可能性角度来考虑，而不是因其维护自由市场经济。^[31]

20世纪30年代胡适派自由主义者的言论阵地《独立评论》没有对统制经济问题整体进行明确的批评，而是提出因为不存在可能统制的条件，所以统制经济不可能实行，这是从他们典型的实用主义立场出发的。对国家统制经济可能引起的侵害个人契约自由与财产权等问题，他们并没有提出忧虑。胡适派虽然未能改变统制经济、政府主导节制资本的这种潮流，但也没有积极响应。

胡适派创办《独立评论》是因为面临内忧外患，要积极地摸索中国的出路。《独立评论》上的大部分文章探索了发展工业的方案、缓和土地问题以提高农民生活的现实性方案、改善劳工生活的方案，这些都是胡适派自由主义者对具体问题进行的渐进的改良摸索。这些文章对（中央）政府的作用期待很高，对现实上没能起到作用的政府表示了不信任与批评。但是关于到底是统制经济还是节制资本是更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妥当道路，以及预想可能会产生什么问题的文字却很难找到。

如“民主与独裁”论战基本是“独立评论派”内部的意见对立，他们对经济问题不仅有多样的不同立场，还吸纳跟他们反对的外部意见，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有一篇文章不赞同统制经济，主张先发展自由市场经济。^[32]前面提到的张素民可算是赞成节制资本的资本主义，或统制经济的。^[33]有一次胡适提起的“无为政治”引起了论战。他说不是忧虑政府的积极作用可能会侵害个人的自由，而是因为政府无能，掠夺老百姓，所以要求政府最好不要办各种事业，只要维持治安就好。当时不少人反对胡适的小政府主张，认为不可不要求现代政府的积极作用。尽管胡适提起“无为政治”是因为对政府的不信任，但是也可以说他是反对给政府过度的责任与权限的。

五 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公营企业

从生产手段的所有权与经营主体层面来看，国家社会党的经济政策构想是混合经济体制。如前面所述保护私有财产被列为第一政纲，同时也表明了法人团体的公有财产与国家的公共财产的必要性。国家社会党的工业政策与节制资本的原则类似，即主张以国家资本发展天然资源与交通、煤炭、铁路、电力等公用事业，与私人资本并存。对国家公共利益无害的交给私人自谋经营，有害的由国家来经营。通过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合作促进生产，但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私人经济社会生产上的剩余价值由国家回收，利用到再生产上，以此来谋求社会公道。

国家社会党的想法是维持私有制，在计划之下追求私有财产的平衡和普遍。所有权的私有公有并存，经营主体上有私人、合作社、地方团体、国家监督下的私人企业以及国家。分配利益上与股东分享利润，私人获取利益受国家的限制，国营事业的利益与全社会共有。这方案叫作财产享有与利益分配上公私混合，调和工人与资本家利益的“混合经济”。

20世纪30年代《再生》翻译介绍了拉斯基费边主义者柯尔主张的社会的所有制，^[34]以及霍布浩斯的理论，^[35]它们都对国家社会党政纲的影响很明显。柯尔说，国家社会主义是私有与社会公有并存，保留私人企业的私有制，但营业权按照国家计划进行，股东保留债权而没有管理权。再生派的经济方面的理论家诸青来说，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但在于所有权，而且在于管理权。虽把生产工具转给公有，但管理权仍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工人没有发言权，这依然是资本主义，人们不能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生产工具的公有。然而通过团体协约（collective agreement）可以让劳动阶级跟资本家站在平等的地位，国家又可限制资本家的剥削，所以跟社会主义没有多大差异。

五四时期研究系通过《改造》也强调过社会所有制，谈混合经济构想。20世纪30年代《再生》的国家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跟《改造》时期的构想没有什么差异。和以前相比，《再生》时期关于社会所有对国家权力的对抗作用的议论减少了，对私人企业重要性的评论倒是增多了。以计划经济要素为前提，不违背社会公道的目标，通过国家监督与计划可以实现，所以没收生产工具与所有权的必要性消失了。这跟以前反对社会革命，主张温和改造社会的研究系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也一脉相通。但20世纪20年代共学社表示“追求自由竞争与社会公正间的平衡”，如果说共学社比较侧重于社会公道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民族自救的迫切状况令他们认识到“造产”是民族自救的第一要务，所以生产发展比社会公道受到更多的重视。张君劢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关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废除私有财产、遗产归国有的主张。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嫌恶变得很普遍，把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看作万恶之根源。^[36]若要实现民主宪政的政治平等，一定要有经济的平等，为了经济的平等，就必须打破私有财产制度。但张君劢注意到德国宪法承认私有财产，同时讲究为图公益计可没收之，总体而言，他和研究系并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37]

如前所述，国家社会党主张混合经济，《再生》的大部分文章都坚持承认私有财产的立场，认为在国家的计划统制下，私有私营经济部分的效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而且也可以防止弊端的产生。私人投资享受原料生产运输税制优惠，企业中私人所得利益受国家限制，在全国计划下，逐渐实现私有财产的平均化。对作为国营对象的私人所有企业采取代价收回的方针，以证明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立场，但企业利润分配上限制私人所得，国家取得剩余价值，长期下去便可以实现私有财产的平均化，这是国家社会党的构想。以多种所有制形式积累工业建设资金，国家一方面保护民族资本发展，奖励利用外资与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提高公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支配力。

罗隆基说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过渡到某种社会主义的过程阶段，因为国家不是可毁灭的组织，不必废止私有制，也可实现公平与正义，人人有产，人盖均产。^[38]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当时也说用革命手段废止私产很难，所以提议以私产以外的公产实行“普产主义”。^[39]再生派的年轻理论家牟宗三也主张以国家力量而不以个人力量发展组织生产，认为能调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私有制与公有制、生产与分配关系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必然道路。^[40]张君劢也主张寻求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调和，增产与平等的调和，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均衡之路。

正如前面叙述的那样，与某种系统的探索相比，胡适派对具体的问题进行了深度的分析研究并探索解决方案。虽然关于统制经济的论说不多，但探讨了公用事业的运用方式。以肯定公用事业的必要性为前提，探讨把铁路、邮政、电报、电话、煤气、电力发电交付国营好，还是商办好。^[41]关乎全体社会福利的事业自然归公办理是合理的，可是事实上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公用事业的办事人对于事业的损害不太关心，结果效率很低，人民得不着利益，还是归商办比较好。但铁路、电报、邮政这类事业应该全国有整个的系统，归国营是对的。像电话、电车、电灯、自来水有各地的特殊情况，要中央政府来统筹兼考是绝对办不到的，地方政府又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信用，所以公用事业最切实易行的方策仍是商办，同时设立监督机关。

归国营的公用事业局限于需要全国运用体系的，其余自来水、电气等大概是商办比较有效，但要请政府监督，还要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这类机关加以研究各地实际情形。虽然独立评论派也认同政府机关计划与监督的统制经济，但希望国营范围缩小，以防不可信任的政府有太大的权限。还有几篇《独立评论》的文章讨论经济建设中计划与统制的必要，注重把财力、人力、资源、国家安全等都考虑以后订立计划，有程序地开展实质性的建设。^[42]

胡适不认为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有必然关系，对私有财产权问题显示出变动的立场。^[43]胡适说，19世纪以来西洋人承认财产权为神圣人权之一的观念被根本动摇了。数十年来组织化劳动阶级成为社会上的最大势力分子。十年来劳动党首可掌握世界强国政权，同盟总罢工要使势力者屈服的大运动正在进行中。“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就是要顾到社会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经济制度。纵观最近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财产权已经不是私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切经济制度的基本条件。^[44]

两派自由主义者在社会经济建设问题上认定私有与私营而可调整统制的想法在土地问题解决的提案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再生派牟宗三因为认识到土地不均需要调整，认为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他主张土地私有而国家有全盘整顿权、支配权、公用征收权，比起土地国有，农民使用反而更好。国家社会党的农业政策是规定耕作单位，限制所有，依据法律与公道让佃农转换到自耕农，用公道与和平方法除去雇农，转换到自耕农，还建设水利，改善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生产力，积极地实行农业贷款银行与农业合作社。这不是平均地权，不外乎是摸索耕者有其田的方法。

胡适派自由主义者在摸索土地问题解决方案的基本立场也是保护私有财产并予以限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还探索具体的实现方案。胡适派自由主义者中有关社会经济问题尤其农村问题的主要论者吴景超认真研究了外国的调整土地所有权改革政策，注重参考了丹麦、爱尔兰、东欧的创出自耕农政策。^[45]提出改革案以前先具体地掌握现实情况再提出对策，是胡适派的特点。吴景超考察了农村的土地所有状况、自耕农比率、佃农比率、土地所有面积、佃租与田赋实态，表示支持耕者有其田，探索保护地主所有权，不剥夺其既得利益，又不增加佃农的负担的方法。保护土地所有权但在调整征用土地时给予补偿，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可采用的调整与统制方法。^[46]

强制取消地主所有权是一种经济统制，需要巨额行政费用，但被看作不可避免的过程。在转换以前先减低地租让地主出售土地的爱尔兰方式，政府用公平的方法规定土地价格，发行土地公债给地主，提供给佃农长期低利资金以买入土地的东欧方法等，他都参照了。吴景超摸索了不增加佃农负担，也不让地主受损害的方法，但关于佃户负担，地主田赋负担等诸多现实问题的反对意见也不少，他们通过《独立评论》进行了正反大讨论。

耕者有其田其实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问题，事实上依照1933年统计，自耕农占农民之半数，佃农不过占三分之一，所以即使缓解了佃农问题，也不意味着解决了农村问题。人口太多、土地不足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吴景超引用可耕地中只有一半在实际使用的资料，主张最大限度开垦荒地，最大限度开发资源，发展农业以外的实业吸收农场上的过剩人口。但是吴景超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口问题。尽管开垦荒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实业吸收人口的话，每户的平均农场都不具有跟外国大农场同样的竞争力，所以中国实业发展的大障碍并非“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而是“自己的人口数量”，所以他主张实行人口调整政策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47]

在对私有财产权的基本保护和强制性调整必要性的基本看法上，胡适派与再生派基本没有差异，对国营与私营的并存，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的构想也都比较一致。但国家社会主义者更强调国家的计划与作用，他们有程度上的差异。

六 社会公道与社会保障

胡适派与再生派的自由主义者都非常注重社会主义精神，并寻求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实现。不变更体制而以社会主义精神实现社会公道的途径就是实行社会保障政策。而研究系始终关注自由竞争与社会公道的并行均衡问题，虽然不马上施行社会主义制度，但保持采取社会主义精神的立场，探索实施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社会救济与赞成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把这种倾向更具体化的国家社会党纲领中阐明的劳工保护政策如下：

1.设立劳动保险——对于工人死伤、疾病、失业以国家力量救济。

2.承认工人对于雇主有团体协约权。

3.承认工人有罢业权（在不扰乱秩序的范围内）。

4.提高工人的知识、能力、品行以渐达于工厂立宪制度。

5.设立以生产效率为标准的利润分配制度，分派股票给劳动者。

6.以各地生活指数为准，设定最低工薪制。

7.设立劳资双方与消费者之调整机关，可执行强制调解。

8.约定完善的工厂法，注重工人福利。

再生派主张依靠国家力量调节劳资关系，并设立国家福利、保险和社会救济。胡适派受英美现代自由主义的直接影响，也注重建立对社会弱者的保护机制。对个人的压迫和自由的侵害与其说是来自政府权力，不如说是来自由经济力量而导致的现实，产业革命和市民革命后的英美自由主义者要设法保障生存权，注重依据社会约束的社会自由，提出运用社会集体力量人为地调节与干预。众所周知，胡适的老师杜威是代表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者，提倡了经济民主主义，他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这种影响，胡适派也关注劳动立法、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实现社会公道的问题。

吴景超提出中国人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就是富源开发、提高生产技术、分配方式、人口调节政策。关于“分配方式”，他说：“苏俄的所得还极不公平，现代中国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决不可逃避这个问题，而应提倡用政府的力量来实现公平的分配，政府应当实行各种税则，如所得税、遗产税之类。政府把收来的金钱，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如教育、卫生、娱乐等等，那么大众的生活程度便可以平均的提高，这类办法对于少数人有损，而对于大多数人是有利的。”^[48]

前面谈及的张素民的《发展中国经济的简单途径》也要求社会立法和劳工待遇改善。吴景超介绍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产业工人的劳动与生活保障的政策不断得到改善的状况。他介绍了都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与外国的保障状况，即失业保险、疾病保险、伤害保险、老年恤金。他详细介绍了工人生活保障政策及其实行，但并不主张中国立即实行保障政策，因为考虑到中国的现实与财政能力，那还是一条很遥远的路。但是吴景超关注到在欧洲这种社会保障政策实行得非常活跃，他期望资本主义的变化还能继续存在，“也许因为欧美各国有民主政治，他们的资本主义，可以逐渐变为一种社会主义，不必经过革命的过程，亦未可知”。

黄开禄在对劳动现场做了认真调查之后，在《独立评论》连载了报告性文章《中国的劳工问题在那里》。黄开禄分析了劳动法令在劳动现场没有效力的理由，他说劳动法令因为不符合国情，在现场没有执行效力，所以若干保障政策与法律也没能真正得到实行，监督与现场调查是形式性的，只是纸面上的规定，因工厂主与官吏等势力者关系密切，所以违犯了规定而不告发，这是中国的现实。^[49]

国家社会党提出的社会保障方案也是依靠国家力量调整劳资关系，实行社会福利与救济。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实行比较困难，但仍对政治民主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促求。国家为实行社会政策需要的资金主要来自租税，还有运用公有财产得到的利益。《再生》创刊号上的《我们所要说的话》一文指出，租税必须（1）合于经济学上的租税原则，（2）能借助于达到社会公平，（3）不妨碍企业的发展，（4）能吸取私有产业的剩余价值以归公有。国家社会党提出废除恶税、统一征收、划定区分中央税与地方税、关税自主等租税政策，还提出所得税、遗产税、土地税等应采取累进税制的问题。吴景超等胡适派自由主义者也相信依照遗产税、所得税等租税“分配方式”可达到财产分散的效果，可实行政府主导的社会事业。但国家社会党试图积极地吸取私有企业的剩余价值扩大公有以达成社会公正的方案，可以说比起胡适派更关注平等要素。两派都注重生产发展问题，以造产为民族生存的关键，同时设想通过社会政策实现社会公平，即社会主义精神。^[50]

七 结论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倾向都是相当普遍的，跟派别无关。1930年前后，出现在《新月》、《独立评论》和《再生》上的自由主义者的中国现代化方案大同小异，他们都支持公有公营与私有私营并存的混合经济，也都主张通过国家依据经济计划的积极干涉以实现社会公道，并实行保护弱者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主要是受当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思潮，以及强调国家干预经济，主张经济民主、资本民主的拉斯基思想的影响。拉斯基在保障个人自由价值的同时，探索实现经济民主的方案。本文中论述的胡适派和再生派的自由主义者都有这样的倾向。

中国现代思想把个人自由理解为政治与思想的自由，而忽略了经济上自由的层面。经济自由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让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成为可能，并为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福利的增加提供了很重要的价值。但是在中国，经济自由被错误理解为是引起贫富悬殊与资源浪费的“放任的经济自由”概念，所以一直被排斥。这是几种要素相结合导致的结果，即当时中国缺乏工业革命、自由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等接受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中国具有注重国家作用的政治文化传统，面临困境时，持有对“科学的”经济计划的期待和幻想。

在当时，跟经济自由相比，经济民主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自由竞争环境下，面对资本家，劳动者的选择只有“不服从就饿死”。强调经济民主应当成为政治民主的基础。没有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的政治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此时的经济自由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意思，而是实现经济上弱者的自由的意思。经济民主是什么？经济民主的概念包含了社会公正和平等，还更进一步包含了提供参与经济组织内部经济决策过程的机会，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参与权益分享的机会。

19世纪末以来，英美自由主义在具有古典意义的经济自由，即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权力（财产权、契约权）的基础上，把保护经济弱者自由的理念也包含进了经济自由的概念里面。劳动市场管理、工人就业自由保护、促进市场自由竞争等概念也被包含并实行。起源于政治民主的经济民主并不否定作为经济自由基础的个人价值。社会赋予个人和社会组织平等的机会、平等的过程和规则，例如可创立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等也被包含在内。

但是民国时期中国人比起政治自由与民主更注重经济民主与平等，与个人的自由与富裕相比，更重视国家强盛与民族的自救。尽管知道苏俄的非民主、不自由，中国人还希望学习苏俄。国家社会党的经济政策构想也全是以国家的计划与统制为前提实现生产发展与社会公道，其终极目标是民族的自救统一，所以个人自由是可保留的。国家社会党人不但提出了要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还肯定了劳工参与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政策决定过程与利益分配过程，分享权益，团体协约权，尤其是工厂立宪制度。20世纪初西欧各国关注劳动市场管理与工人就业的自由保护，从保护工人的劳动运动发展到工人对工厂的管理权等经济民主概念。国家社会党吸收了西欧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思潮，提出在中国得以实现的长期性构想。受杜威主张的社会生计民治主义概念的影响，独立评论派也主张劳动者待遇改善与保护，他们介绍了欧美的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提出长期性的社会政策扩大，这些也都有异曲同工的特点。

在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思潮流行的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独裁派与民主派都没有高度重视对侵犯自由的权力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再生派当时虽提出“修正民主政治”的主张，却警告最幼稚的民主政治有变到暴民政治的危险，强调人民应监督政府的权力滥用与私利追求。^[51]20世纪40年代中间路线支持英美式民主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和苏俄式社会主义与经济民主（计划经济）结合而成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思想界占有一定地位。在国内政治局势急遽变化的1947年、1948年，有人提出经济民主不一定导致政治民主，经济上达成完全平等根本不可能，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是分不开的，这成为一种孤声。^[52]

按照自由主义最核心价值是个人的自由的观念，我们可提出民国时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疑问。无论是胡适派或研究系（再生派）自由主义者，他们都把个人自由看作可保留的目标。他们不但没在经济方面重视经济自由，在政治方面也没把个人自由放在集体自由的前面。在民族救亡的切实要求面前，自由主义本身的最重个人的特征不得不有所忽视，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时代特色。如果说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以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为了国家的存立要牺牲个人自由的情况可谓主客颠倒，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可不可以说是自由主义？

借用伯林（Isaiah Berlin）的价值多元论解释民国自由主义的话，中国自由主义者虽然尽量努力确立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但没肯定个人自主权是至高无上的价值。^[53]面对清末以降的民族存亡危机，梁启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没有国家的自由独立，每个国民都不会有自由。清末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接受的个人概念是19世纪英美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社会有机体论主张个人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是可以共进的，自由的原则在同质的民族国家框架中将能够得到最好的实施。所以他们倾向于保留个人自由，而选择了强调民族价值的国家自由主义。如本文所考察，中国主要派别的自由主义者都吸取了社会主义要素。“这种思想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西方自由主义营垒中思潮转换的影响。”^[54]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形成基本是中国的传统思维和西方民族国家观念融合的结果。中国的思想传统是缺乏个人自由、个性这一类概念而看重集体与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公私之辨的，具有追求均衡与调和的思路。被称作“人权派”的胡适派和国家社会党人一方面追求社会公道、民族独立，另一方面都有明显的确立个人自由、个性发展的环境的意志，都很积极地宣传自由价值和法治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宪政建立保障个人自由的体制，批评政府的一党专政。我们可称他们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胡适派与研究系（再生派）自由主义者尽管有着非常相似的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指向，但两派形成了区别分明的两个思想阵营。两派代表胡适与张君劢，经过了长期间激烈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后，还继续进行交流。胡适派力图请张君劢加入少数同人构成的“努力社”，请张君劢（张嘉森）在平社做了关于国际问题的主题发言。^[55]“科玄论战”后，张君劢在上海创办国立政治学院（后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自己开设“唯物史观之批判”等讲座，还邀请不少名士演讲，跟他们建立联系。1927年国立政治大学被国民党接收以后，张君劢翻译了拉斯基的《政治典范》。张君劢以拉斯基为中介，跟新月派中的人权派建立了亲密关系，请他们参加国家社会党或《再生》杂志。作为《新月》编辑的罗隆基加入国家社会党，在《再生》发表了文章。罗隆基与王造时、储安平、邹文海等分别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做过拉斯基的学生，他们跟国家社会党有共同信仰，也向《再生》杂志投稿。王造时、邹文海、储安平等虽不是国家社会党党员，却也是《再生》的主要撰稿人。新月派中的潘光旦等人权派学者的兴趣跟张君劢的组党思想很接近。对于胡适派的平社聚会中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张君劢与张东荪也极感兴趣，所以两派之间自然存在着合作的基础和共同的趋向。大革命期间与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两派都被国民党排除过。^[56]虽然两派做了批判国民政府的训政体制下压迫自由的两大势力，但抗战期间他们也参与了政府主导的国民参政会等，与国民政府形成了协力关系。这是因为两派自由主义者都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对立面，即反共。

其实两派的分歧还表现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虽然文化上的趋向与态度不能说是判断自由主义性格的决定性标准，但对于本国文化的态度，决定着两派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知。总体而言，虽然两派是不同的政团，但是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观点则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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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国韩世大学人文社会学部教授。本文受到韩国研究财团基金资助项目（NRF-2011-013-A00005）资助。

[2] 《新青年》同人分裂以后胡适派连续发行《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其构成人员不断变化和扩大。胡适、丁文江、梁实秋、徐志摩、任鸿隽、陈衡哲、吴景超等人构成核心集团，另外，还有不少人把他们的文章发表在胡适发刊的期刊或参加讨论会，这些人都可被称为“胡适派”。研究系自由主义者发行了《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再生》。他们跟梁启超不但很亲近，而且还有类似的思想文化趋向。以张君劢、张东荪为中心，罗隆基、诸青来、牟宗三、梁实秋、王造时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也可以被称为“再生派”。但是，用“再生派”与“研究系”两个名称称其1910～1930年代不同时期活动的人都不大妥当，所以本文中这两个名称都将随便被使用。

[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国家知识分子肯定的英美新自由主义，认识个人为社会的一分子（而不是原子式个人），所以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个人观念不会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念一样。

[4] 许纪霖：《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张君劢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学海》2005年第1期；《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5] 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读书》1999年第4期。

[6] 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饮冰室文集》下册，广智书局，1905，第848～849页。

[7] 俞祖华、赵慧峰：《放任与干预：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

[8] 胡适：《自由主义》，《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740页。

[9] 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东大图书公司，1998。

[10] “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胡强调了解决具体的问题，以“好人政府论”表现了社会改造的责任感，但透露了缺乏实际性。参见罗志田《杜威对胡适的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11]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全集》第3卷，第10～11页。

[12] 罗志田：《杜威对胡适的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13] 《致徐志摩》（1926年12月），《胡适全集》第23卷，第506页。

[14] 黄肇年：《苏俄统治下之国民自由》，《新月》第2卷第6、7合期，1929年9月。

[15] 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1日。

[16] 张君劢：《社会所有之意义及德国煤矿所有法初案》，《改造》第3卷第11号，1921年7月15日；潘光哲：《张君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观察（1919～1922）》，载郑大华、邹小站编《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91～316页。

[17] 姜义华推定胡适结成平社的意图跟宋子文有关系。这时期胡跟宋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常见面商量中国问题，例如制定约法、权力分立、裁兵、提倡工商业最急之务是改善劳工待遇仲裁劳资等。胡适说宋“要我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参见《胡适的日记》1929年7月2日，姜义华：《论平社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运动》，《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

[18] 古典自由主义志向的《新月》社员与现代的新自由主义志向者受政府的压迫发生了分化，新月社决定不谈政论而回归文艺。

[19] 罗隆基：《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第3卷第1号，1930年3月。

[20] 姜明喜：《南京政府时期国家主导下国民经济建设——以民生主义和“实业计划”为中心》，〔韩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31辑，2006年12月。

[21] 诸青来：《统制经济与中国》，《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3月。

[22] 罗敦伟：《中国统制经济的组织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8期，1933年12月。

[23] 反经济自由主义的用语“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混用是事实，但为了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下苏俄的计划经济区分，所以用统制经济替代计划经济。黄岭峻、杨宁：《“统制经济”思潮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11期。

[24] 罗隆基：《中国经济到底应走什么路？》，《再生》周刊第3期，1938年10月15日。

[25] 魏万磊：《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16～121页。

[26] 柯尔：《英国社会学家霍布浩斯（Hobhouse）之生平》（译文），《再生》第1卷第7号，1932年11月20日；柯尔：《社会所有之基本原则》（译文），《再生》第1卷第8号，1932年12月20日。

[27]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2003，第229～230页。

[28] 魏万磊：《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调和型自由主义”》，《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9] 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

[30] “统制经济”这个用语还没流行的1926年，陈炯明在香港发表《中国致公党修订政纲意见书》，说“计划经济下人民一定有充分的经济企业的自由，保护劳工和防止独占以外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这可说是相当少见的警惕国家权力滥用的例子。黄岭峻、杨宁：《“统制经济”思潮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11期。

[31] 张连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统制经济思潮与自由主义者的反应》，《历史教学》2006年第2期。

[32] 但这篇文章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代表的是独裁派蒋廷黻，强调国家政权的作用，鼓吹新专制主义，不可看作经济自由主义。

[33] 张素民：《发展中国经济的简单途径》，《独立评论》第200号，1936年5月10日。

[34] 柯尔：《社会所有之基本原则》，冯森译，《再生》第1卷第8号，1932年12月20日。

[35] 霍布浩斯：《财产在事实上及观念中之历史演化》，费孝通译，《再生》第2卷第6、7合期，1934年4月1日。

[36]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37] 张君劢：《德国宪法批评》，《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1期，1920年7月15日。

[38] 罗隆基：《中国经济到底应走什么路？》，《再生》周刊第3期，1938年10月15日。

[39] 罗素：《科学概观》，转引自魏万磊《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第220页。

[40] 牟宗三：《从社会形态发展方面改造社会》，《再生》第2卷第4号，1934年1月1日。

[41] 励民：《建设中国问题中的公用事业》，《独立评论》第110号，1934年7月22日。

[42] 咏霓：《建设与计划》，《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君达：《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独立评论》第 69号，1933年9月24日；陈岱孙：《谈经济建设》，《独立评论》第203号，1936年5月31日。

[43] 1950年代胡适充分肯定市场经济与私人资本，对自己早年倾慕社会主义的讲词表示了公开忏悔。胡适：《从〈奴役之路〉说起》，《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835页。

[44]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8～9页。

[45] 吴景超：《耕者何时有其田》，《独立评论》第165号，1935年8月25日。

[46] 吴景超：《耕者何时有其田》、《关于佃户负担答客问》、《论地主的负担》，《独立评论》第165、168、175号，1935年8月25日、1935年9月22日、1935年11月3日。

[47] 吴景超：《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独立评论》第155号，1935年6月16日。

[48] 吴景超：《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独立评论》第115号，1934年8月26日。

[49] 黄开禄：《中国的劳工问题在那里》，《独立评论》第154～157号，1935年6月9日、6月16日、6月23日、6月30日。

[50] 这就是对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是生产工具属于劳动者，但国家社会主义要求大资本家购买公债，所以不是社会主义的批评的回答。朱亦松：《新时代的民治主义》，《再生》第1卷第9号，1933年1月。

[51] 王希和：《论建国与专制》，《再生》第2卷第5号，1934年2月1日。

[52] 蒋硕杰：《经济制度的选择》，《新路》第1卷第3期，转引自黄岭峻《“经济民主”思潮考析》，《江汉论坛》2004年第1期。

[53] 关于近代中国知识人的价值选择、自由的取舍选择，可参考杨贞德《自由，自治そして歷史—近代中国政治思潮における「個人」論》，村田雄一郎：《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东京：有志舍，2011，第152～154页。

[54] 胡伟希、田薇：《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55] 新月派徐志摩的第一位夫人张幼仪是张君劢的妹妹，他们跟胡适与张东荪彼此来往（胡适日记，1923年10月9日、11日）。胡适和任鸿隽讨论过让张君劢加入努力社的问题，朱经农也认同张君劢是“一个诚实的学者，很可以信任的”，但张君劢最终没有加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144页）。张君劢在1929年7月在平社做了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

[56] 虽然胡适对国民革命是比较肯定的，但是在革命过程中可能有多种变数使他身处危险，他最终采取了保留的态度（罗志田：《权势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35～242页）。由于张君劢批评国民党，他创办的政治大学为国民政府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