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大“新闻事件”的重庆谈判

——传播学视角的观察和解读

刘琼^[1]

提要 抗战结束后的国共重庆谈判是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件，一开始就发布报端，诉诸公共舆论，使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以“新闻事件”的面目出现。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一新闻事件与国共双方代表的具体谈判构成重庆谈判的台前幕后。此后，事件的发展也持续循着新闻事件的路径演进，媒体与公众深度介入，谈判全过程呈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作为新闻事件的重庆谈判体现了超越国共双方的“公共性”和“公众性”一面，这是理解重庆谈判的重要视角，也是重庆谈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重庆谈判 毛泽东 新闻事件 公共性

“重庆谈判”向来被作为民国政治史或党史的专题来研究，研究重心也是围绕国共双方谈判的背景与动机、谈判的过程与结果以及美苏与重庆谈判关系等展开。^[2]或者将重庆谈判纳入国共关系史或者“国共谈判史”之中加以讨论。^[3]近年来有学者试图从舆论宣传、谈判学或社会资源控制等视角，拓宽重庆谈判的研究，但还是在国共或中共为中心的叙述架构中表述，对重庆谈判的新闻事件特性尚未有论著论及。^[4]本文尝试跳出以往局限于国共谈判的政治史范畴，从传播学和历史学结合的视角，尤其是新闻事件所体现的公共性，来分析重庆谈判如何成为一个公共性新闻事件的。而作为新闻事件的重庆谈判、作为公共话语平台的重庆谈判和作为政治事件的国共重庆谈判之间的关系，另备专文研究。^[5]

一 重庆谈判的新闻事件化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就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函，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电文略显夸张地使用了“万急”字样，并表示了“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的急迫心情。^[6]

这份电报不是发给毛泽东本人，也不只是两党内部的邀请函，而是几乎同步发表在1945年8月16日重庆的《中央日报》上。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二封复电，中共方面甚至是“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7]也就是说蒋介石并不是直接复电毛泽东，而是借“中央社新闻电”传话，毛泽东和中共与一般读者一样，是从“新闻电”中得知给自己的“复电”。

由于蒋介石的邀请电一开始就发表在《中央日报》上，毛泽东的回复当然也要见诸报端。双方来来往往三通电函，均公布于《中央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以及重庆的《大公报》。^[8]毛泽东复蒋介石的前两封电报公布在《新华日报》上，而将决定赴重庆谈判的第三封电报发表在《大公报》上，显然是考虑到《大公报》在重庆较《新华日报》传播范围更广，有意将毛泽东“准备随即赴渝”的消息公告天下。^[9]

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件起始，意味着国共双方的谈判一开始就发布报端，诉诸公共舆论，使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以“新闻事件”的面目出现，且双方都有意识使之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此后，事件的发展也持续循着新闻事件的路径演进，媒体与公众深度介入，谈判全过程呈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这就使国共重庆谈判不仅是一个新闻事件，而且是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这一时间点是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中国人的精神和心态上引发的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抗战胜利固然带来喜悦，重庆等地也都有庆祝活动。但喜悦过后，立即面临复员和国家重建的艰巨任务，尤其是因联合抗日而合作的国共两党和军队还能否继续合作？在经历八年艰苦战乱后，能否享有和平的重建，与中国的不同政治势力和每一个国民都有切身利害关系。这就使公众对国共谈判具有强烈的期待，也具有广泛的关注和参与的热情。

此外，从历史心理角度分析，抗战时期支持国家和国民精神的支柱和目标——“抗日救亡”大业，在带有一定突然性的胜利到来之后，在如释重负的同时，显然会有一个失重的历史瞬间和一个调整过渡期。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支持国家和凝聚大众的新的目标来弥补抗战胜利留下的目标真空。国共谈判与和平建国，就是这一新的目标和希望所在。

以上两点是重庆谈判成为重大新闻事件不可或缺的公众心理基础。

二 标题新闻：毛泽东亲临重庆

作为一个新闻事件，重庆谈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毛泽东到访重庆”。这一事件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毛泽东。

在蒋介石发出的邀请电中，一开始就指名道姓坚请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

其实，就国共谈判而言，毛泽东是否亲临重庆并非不可缺少的条件。双方谈判协议报各自领导集体批准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后来毛泽东到重庆后，作为中共领袖，并不直接参与具体谈判。谈判具体工作中共方面由周恩来负责，国民党方面由张治中负责。

作为蒋介石方面，力邀毛泽东赴重庆多少有政治作秀的味道。而且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估计其成行的可能性较小，这就为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留下口实。但蒋介石方面可能没有充分估计，如果毛泽东真的成行，那会是怎样一种局面。

从新闻事件角度看，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赴重庆，则整个事件的新闻价值和效应将大打折扣。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毛泽东在这一新闻事件中的地位。如果只是派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不仅谈判层级要降低，而且因为周恩来抗战时期就一直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办理交涉，则新的谈判在形式上只是旧的交涉的继续。

而这一事件另一个核心角色蒋介石已经是概念化的领导人，即使也会频繁出现在新闻头条，但一般不是因为其本人的新闻价值，而是因其权力和地位。而频繁出现也会产生习以为常的印象，降低视觉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如果毛泽东不出现，则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也不会成为相应的新闻人物。

而毛泽东出现在重庆则会形成新闻的轰动效应。

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一直处于传媒意义上的边远地区，加上国民党政权的有意妖魔化和信息封锁，中共及其领袖对陪都重庆和中国大多数都市民众而言是陌生和具有神秘感的，陌生化和神秘感引起的好奇心是影响新闻效应的第一要素。

由于相对陌生，毛泽东尚未被概念化，其个人的个性和形象成为吸引一般读者的焦点之一，而毛泽东的个人形象和行为，不仅可以丰富中共第一领袖的概念，而且与以往国民党的抹黑宣传之间的反差，更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和出乎意料的效果。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毛泽东先生是一种新的体验”。《大公报》记者在毛泽东抵达重庆时，注意到了毛泽东的几乎所有细节：“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10]“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11]显然，毛泽东的一切对这位记者都是新鲜的，是他想知道，也是他的读者想知道的，所以如此不惜笔墨详细描述这位中共领袖。这一人性化的生动形象，对大众是有亲近感和感召力的。

而重庆的新闻传媒则直接采用了诸如《毛泽东先生来了！》、《毛泽东到了重庆》、《团结在望 国家之光——欣闻毛泽东先生抵达重庆》和《迎毛泽东同志来渝》这样的社论标题，^[12]对毛泽东到重庆的意义深切关注并大肆渲染。

《大公报》将“毛泽东先生翩然到渝”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中苏定约，结为盟好”并列为国家的喜事。^[13]成都《华西晚报》更直言“毛泽东到了重庆。并且开始了国共两党领袖的直接谈判。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并判断“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14]而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社评则将毛泽东飞抵重庆比喻为“好像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后，这真是最令世人兴奋的消息！”并相信“这是‘新中国’的发轫，这是全世界和平的福音，建国大业可能因此而提前完成二十年，历史家必将大书而特书！”^[15]

事件意义大小与新闻效应是成正比的。这是重庆谈判形成新闻轰动性效应的内在原因。

三 悬念、焦虑与想象：重庆谈判的新闻热点透视

与毛泽东到重庆这一新闻焦点相关联，重庆谈判整个过程一波三折，极具新闻价值。

重庆谈判是由蒋介石首先发起的，一开始主动权确实在国民党一边。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份电报“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毛泽东则回以“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共并没有打算派毛泽东亲赴重庆。面对国民党的攻击和舆论压力，《新华日报》8月24日发表署名“莫一尘”的文章《解决问题的关键》，文中说民主改革等问题不解决，“一切谈判都将是空的，毛先生出来也没有用。因为政府当局是否肯实行民主，不决定于毛先生，如果政府当局肯真正实行民主，（注意，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假民主！）那么，即使毛先生不出来，问题也一样可以解决”。该文并批评强调毛泽东一定要亲赴重庆“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并以政治犯遭关押、政党无合法地位和特务横行暗示毛泽东赴重庆不安全。

延安内部也为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担心，反对毛泽东赴重庆。一些解放区领导人甚至向党中央发电报，建议毛泽东不要去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担心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安全问题。^[16]

国民党方面普遍预计毛泽东不会亲赴重庆，故《中央日报》定下的宣传方针是“假戏真做”。^[17]

在蒋介石的邀请电发出后，双方反而剑拔弩张，相互指责。毛泽东是否赴重庆，和谈能否进行成为一大悬念。褚辅成致蒋介石电要求蒋“再电毛泽东劝驾，窃恐未必肯来”。^[18]据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王淮冰回忆，毛泽东到了重庆，“山城的人们还在争论着毛主席会不会来”。在王淮冰到机场完成采访毛泽东飞抵重庆的任务回到城里，听到金仲华和刘尊棋两位国际问题专家还在争论毛泽东会不会到重庆的问题。^[19]

在充满悬念的期待中，毛泽东突然降临重庆，自然会引发新闻界和公众的极大热情。《新华日报》这样报道：“八月间充满了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新闻。昨天上午本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来渝的消息，重庆市民间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洋溢着喜悦啊！本报门市部挤满打听消息的热心的读者”。^[20]而在重庆机场，“人们在酷热中等候了两个钟头，但是每个人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就排齐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摄影竞赛继续了二十分钟之久，赫尔利大使对毛主席说：‘好莱坞！’的确，这是好莱坞影片里习见的情景”。^[21]

毛泽东到达重庆后，国共双方谈判是否能达成协议，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能否避免内战，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谈判很快陷入僵局，充满不确定性，再次留下悬念，一直持续四十多天才谜底揭晓，公布《双十协定》。这就使读者和媒体的关注一直保持持续的热度。

国共双方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但谈判新闻事件化之后，双方的秘密谈判实际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公开的秘密”的状态也给公众以想象的空间。在谈判陷入僵局后，就会引发猜测和传言。《新华日报》刊载的读者来信就间接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这几天，重庆市上，关于谈判，传说纷纭，各种各样的说法，令人莫衷一是。”^[22]“传说纷纭”实际上也是民间的另一种“新闻”形式——传闻，是公众对事件关注的体现。

作为新闻事件的重庆谈判的另一热点就是国共两党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历史性握手，这是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会面，给人以丰富的联想。

1945年8月24日《大公报》的报道这样写道：“蒋毛两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们两位一定有无限的感慨。他们两位的会面，关系目前与今后的国运极其远大，自今日起，一定有一串的商谈，我们可先不作内容的推测。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23]

而媒体对毛蒋会面寄予厚望：“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战，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24]

在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见面，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1927年分手后的再度握手，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双方已经合作抗战，但媒体仍然采用“对立达二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今已因其领袖之公忠体国而共聚一堂”这一说法。^[25]

毛蒋在重庆共有9次会面和会谈：1945年8月28日抵达重庆当晚，蒋介石欢宴毛泽东，并会谈；8月29日下午蒋介石接见毛泽东，双方晤谈；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日）晚蒋介石宴请毛泽东等，并介绍与国民党党政人士及参政员会面，随后两人单独会谈；9月4日下午，毛泽东出席蒋介石邀请的军委会胜利茶会，蒋介石与毛泽东再度单独会谈；9月5日参加蒋介石夫妇招待苏联大使茶会，并应蒋介石邀请看戏；9月12日，蒋介石在官邸约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餐后会谈；9月17日，蒋介石邀宴毛泽东和赫尔利午餐，三人合影；10月9日，蒋介石夫妇邀毛泽东共进午餐；10月10日，蒋介石赴毛泽东下榻处造访，之后同赴庆祝招待外宾之鸡尾酒会，当晚双方长谈。

两人的会面大多是礼节性的，而会谈则是最高层级的，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质意义，既是新闻焦点，也是重庆谈判重要组成部分。

四 新闻视角的“毛泽东在重庆”

“毛泽东在重庆”是重庆谈判作为新闻事件延续的主要动因。与此同时，国共双方的谈判也在秘密进行，形成台前幕后两大组成部分。重庆传媒对毛泽东在重庆有大量的新闻报道（见表1）。

表1 毛泽东在重庆的公开行程和活动新闻报道一览

续表

从表1中看，毛泽东到达重庆后，与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这些活动都是公开的，包括宴会、庆典仪式、毛蒋会晤、友好故旧互访、与媒体的见面和接受访谈、接见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会见国民政府官员以及参加外事活动等，内容极其丰富，这与毛泽东的身份有关。毛泽东以中共领袖而不是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重庆谈判，具体谈判事宜无须参加，这就给其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参与各种活动。

毛泽东是以蒋介石的客人的身份到重庆，这给了他一定的自由空间出席各种公共集会活动和礼节性的拜访活动，有更多的新闻曝光机会，这其实也是一种公开的展示，借机可以公开发表言论，沟通与各方关系。其中无论是礼节性的会面还是实质性的会谈，都是新闻关注的对象，也是重庆谈判的组成部分。

但新闻是具有时效性的，新闻事件也具有时效性。就新闻事件而言，40天过于漫长。这里有一个热度递减到再度引人关注的过程。我们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8月28日到9月20日密集的活动安排之后，到10月8日谈判临近结束，其间长达近20天时间里，新闻媒体缺乏有关毛泽东在重庆的新闻报道，直到重庆会谈结束，才重新掀起新闻报道和评论热潮。这是新闻事件的特点，也是毛泽东做客重庆的特点。

毛泽东到重庆毕竟不是走亲访友，国共谈判才是新闻背后的实质内涵。新闻是展示给大众的，谈判是国共双方幕后的交锋，台前幕后构成两幕大戏。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显然不希望毛泽东和中共趁热打铁，掌握主动权，以拖延来造成毛泽东在重庆的新闻效应的递减。这是国民党宣传机构唯一能做的，因为他们在这场新闻战中处于下风。

在新闻事件中，新闻媒体之间必然存在竞争。毛泽东抵达重庆机场时，就有一种新闻大战的味道。“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就排齐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摄影竞赛继续了二十分钟之久”。“美国记者们象打仗似的，拼着全力来捕捉这一镜头”。^[26]

但这种现场报道的机会此后并不多见。因为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其言行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敏感性；而出于安全的考虑，在多数情况下行程也不会事先公开。这一新闻报道的态势，决定了《新华日报》具有独特的优势。而在这一新闻事件中唯一具有竞争力的《中央日报》却主动放弃了竞争。

从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成为新闻聚焦中心的那一刻开始，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就陷入被动。陈布雷给《中央日报》定下对策，“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导，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这实际上是放弃舆论宣传阵地，造成执政党在这一重大新闻事件中奇怪的失语现象。《中央日报》编辑王抡楦事后回忆说：“重庆谈判期间，在国内和国际宣传上，国民党都陷于被动、处于劣势。”据说中央日报社社长胡健中曾感慨《中央日报》“对重庆谈判的消息登得少和登得小，也不是办法，最近《新华日报》的销路多少？我们的报纸销路多少？这样拖下去怎么办？我们不能领导这个时代是危险的”。^[27]

由于处于国共谈判敏感时期，国民党新闻当局不敢直接干涉新闻报道，使《新华日报》获得相当充分的报道权。有关毛泽东在重庆的行程和发表的言论，多半是《新华日报》发布的，其他报纸只能转载。

此外，陪都各大传媒都以评论方式介入这一新闻事件。但对传媒（即使是党报）而言，其力量和效应是通过新闻形成舆论，而不是直接发言。中共方面重庆谈判具体负责人周恩来就曾指示：“我们的记者要和各报的记者交朋友，把主席的活动情况和我们的主张都要及时地报道出去，要防止敌人扣压稿件，把问题考虑周到。我们的主张是一定要说，但言语不要生硬，讲究方法，不要刺激对方。他们的报纸不登，我们不管，我们一定要登好，要快些”。^[28]掌握新闻报道优势的《新华日报》显然是这场新闻舆论战的最大赢家。

但围绕重庆谈判的新闻舆论战不是一般的新闻战，涉及复杂的政治角力。

毛泽东到重庆这一行动本身就是最大的诚意、最好的宣传。而毛所到之处，除了礼节性和仪式性应酬，也必然将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广为宣讲。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利用蒋介石提供的讲坛，面对新闻传媒和公众，详细阐述中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直接面对媒体和公众的讲话有：8月28日到重庆在飞机场的谈话；9月5日对《大公报》记者的谈话；9月13日对合众社记者的谈话；9月18日在参政会茶会上的演说；9月27日答路透社记者问；10月8日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晚会上的演说。^[29]在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周恩来频频活动，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各界和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介绍谈判情况，“指出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在于国民党”。^[30]

可见中共的新闻舆论战是整体性的，构成中共重庆谈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 结语

作为新闻事件的重庆谈判研究是将传播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的一种尝试，这对历史事件的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尤其对突破以往局限于国共谈判的局限，完整理解重庆谈判有一定价值。

新闻事件突出的是新闻和舆论，具有公共性。新闻事件有主角，但没有主宰。一旦进入新闻聚光灯下，就变成“公共事件”和“公众人物”。新闻舆论最主要的特性就是“公共性”，而新闻总是与事件关联。

国共谈判在抗战后期就已经开始，但一直是私下进行的，是一种常态，而非事件。到重庆谈判才事件化和新闻化。^[31]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一新闻事件与国共双方代表的具体谈判构成重庆谈判的台前幕后。谈判过程并不公开，但谈判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就是新闻效应。

作为新闻事件的重庆谈判与国共实质性的谈判过程密不可分。新闻事件形成的高度关注和新闻舆论，是国共双方谈判的动力也是压力。双方谈判虽然不对公众开放，但一直有一个无形的第三者在现场，双方的讨价还价必须考虑到民众的期望，因为最终的协议是要公之于众的。

重庆谈判“新闻事件”一面的意义还在于，谈判的发起和双方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舆论宣传战。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显然有制造舆论的意图，中共将计就计，毛泽东亲赴重庆，就是要反制国民党的舆论战意图，夺回话语权。历史证明，国共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在关键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协议，而协议条款也多半没有执行，但这一事件的历史影响却非常重大，其中主要的结果就是因这一新闻事件形成的公共舆论所体现的民心所向。由此可见，了解重庆谈判“新闻事件”的一面，是重庆谈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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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参见秦立海：《近二十年重庆谈判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02年第6期。

[3] 这方面代表性著作有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范小方、毛磊《国共谈判史纲》（武汉出版社，1996）。

[4] 参见杜建国《论毛泽东的重庆谈判艺术》，《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陈一容《国共双方重庆谈判实力以及中共谈判策略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张小满《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谭忠艳《1945年中国共产党参加重庆谈判的战略构想——以实现对社会资源控制为视角的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7；吴廷俊《评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的立场》，《华中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5] 笔者另有《历史事件的多重面相：重庆谈判的史实重建》一文待刊。

[6] 卓兆恒、丁金平等选编《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6页。

[7] 《毛泽东同志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复电》，《新华日报》1945年8月24日。

[8] 卓兆恒、丁金平等选编《重庆谈判资料》，第4～7页。

[9] 卓兆恒、丁金平等选编《重庆谈判资料》，第4～5页。

[10] 显然记者和读者有意无意会将国共领袖做比较，比如着装和蓄发特点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但这位记者对陕北和湖南口音似乎并不熟悉，在他的印象中，毛泽东与陕北应该是重合的，这也恰恰说明陪都民众包括记者对毛泽东的陌生感。

[11] 子冈：《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29日。

[12] 分别为1945年8月29日《大公报》、《华西晚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新华日报》为欢迎毛泽东到重庆而发表的社评。

[13] 《毛泽东先生来了！》，《大公报》1945年8月29日。

[14] 《毛泽东到了重庆》，《华西晚报》1945年8月29日。

[15] 《团结在望 国家之光——欣闻毛泽东先生抵达重庆》，《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1945年8月29日。

[16] 童小鹏：《毛主席到重庆》，载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第377～378页。

[17] 参见王抡楦《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78。

[18] 《褚辅成致蒋介石电》，《大公报》1945年8月25日。

[19] 参见王淮冰《毛主席到了重庆》，载《新闻研究资料》第十三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

[20] 《迎毛泽东同志来渝》，《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21] 参见《毛泽东同志抵渝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赫尔利的“好莱坞”比喻也见诸同日《大公报》的采访报道，形象地以好莱坞明星来比喻毛泽东。

[22] 参见《国共谈判的我见：范增年致〈新华日报〉编者的信》，《新华日报》1945年9月28日。

[23] 《毛泽东先生来了！》，《大公报》1945年8月24日。

[24] 《毛泽东先生来了！》，《大公报》1945年8月24日。

[25] 《团结在望 国家之光——欣闻毛泽东先生抵达重庆》，《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1945年8月29日。

[26] 子冈：《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29日。

[27] 参见王抡楦《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78年12月。

[28] 蒋泽民回忆，吕荣斌撰写《毛泽东保卫参谋周恩来随从副官的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8，第345页。

[29] 《毛泽东在渝言论》，《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第9～17页。

[30]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620页。

[31] 参见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