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滥觞期（1589—1920年）：“诗神远游”不列颠

据学界考证，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始于16世纪。我国当代学者黄鸣奋提出：“中国诗歌传入以英语为交际手段的文化圈（即英语世界）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1] 黄先生在他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一书中明确指出：“据现有资料记载，汉诗被译成英文，最早见于英国学者乔治·普腾汉（George Puttenham，1520—1601）在16世纪后期出版的《英文诗艺》（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1589）一书中，作者在讨论英文诗歌格律的时候，译介了中国古诗，以此率先向英语读者介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2]对于普腾汉译介的中文诗，钱锺书也曾做过考证。钱先生曾于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对美国人发表题为“谈中国诗”的演讲，演讲稿中说：“假使我的考据没有错误，西洋文学批评里最早的中国诗讨论，见于1589年出版的泼德能（即普腾汉）所选《诗学》（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泼德能在当时英国文坛颇负声望，他从一个到过远东的意大利朋友那里知道中国诗押韵，篇幅简短，并且可以排列成种种图案形状。他译了两首中国的宝塔形诗作例，每句添一字的画，塔形在译文里也保持着——这不能不算是奇迹。”[3]

钱锺书先生和黄鸣奋先生所论及的这两首诗正是最早进入英语世界的中国诗，其中一首出自女性之手。据《英文诗艺》记载，这两首诗歌的作者分别是鞑靼大汗Temir Cutzclewe和他的情人Kermefine。书中介绍说Temir Cutzclewe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大汗，一次在他打了胜仗凯旋之时，他的情人Kermefine为他写了一首诗，诗中的每一个字皆用红宝石和钻石镶嵌而成，诗句排列为菱形，也可叫作长斜方形或钻石形，普腾汉将其称为菱形诗[4]（The Lozange，又译“洛扎纳”[5]）（见图1-1）。而Temir Cutzclewe则用翡翠雕出一首梭形，即纺锤形或窄钻石形的诗来回复Kermefine，普腾汉将其称为梭形诗（The Fuzie）[6]（见图1-2）。

图1-1 Can Temir Cutzclewe的诗

图1-2 Kermefine的诗
资料来源：George Puttenham，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London：Richard Field，1589，p.107。

普腾汉的《英文诗艺》第一次将中国诗歌传播进入英语世界，同时也是第一次将中国古代女性的诗歌作品传入英语世界。通过普腾汉的译介，Kermefine成为进入英语世界的第一位中国古代女诗人，但普腾汉在书中对Kermefine的介绍十分简单，只用一句“Temir Cutzclewe所爱的女子”带过。根据普腾汉书中提供的简单信息，笔者未能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资料中考证到Kermefine的相关信息，也未能查找到这首英译菱形诗的汉诗原文，只能根据普腾汉的英译诗句看出这首诗是以歌颂Temir Cutzclewe的骁勇善战为主题内容。

普腾汉开启了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先河。但自普腾汉发表《英文诗艺》后，英语世界的中国古诗译介和研究却陷入了一段漫长的沉寂期。直到17世纪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英国在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召唤下逐渐开始了对外扩张之路，触角逐渐伸向了远东地区，大批英语地区的传教士和商人进入中国，通过传教士和商人对中国的直接接触及不断传播，英语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从之前通过德、意、法等间接认识的方式转变为了直接认识，对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由此，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译介和研究在17世纪末才又慢慢兴盛起来。但在17、18世纪对中国古诗的译介和研究过程中，女诗人却一直是一个盲点，在当时出版的汉诗译介的相关著作中，均未收录女诗人的作品。如1761年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的清代小说《好逑传》英译本（Hau Kiou Choaan or，The Pleasing History），珀西在译本附录“中国诗歌的片段”（Fragments of Chinese Poetry）中收录了21首汉诗，其中没有女性诗人的作品；182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在伦敦出版的《汉文诗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对中国古诗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译介，书中选译的中文诗歌多达100首，时间跨度上起秦汉，下逮明清，译介诗人数量众多，从李白、杜甫等诗坛巨擘到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氏皆有所涉及，但其中没有包括女性诗人。

直到1883年，中国古代女诗人及其作品才又再一次出现在英语世界。1883年英国汉学家翟里斯自费印刷他在中国古典文学译介领域的第一部力作《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书中选译的作家作品较多，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000年一直到近代，章节内容按照中国朝代顺序来排列，内容包括散文、诗歌、书信等。书中译介的一百多位诗人中包含了一位女诗人——班婕妤（Pan Chien-Yu）。书中翻译了班婕妤的《团扇诗》（The Autumn Fan）一诗，但未对班婕妤的生平作介绍，甚至未将班婕妤称为“诗人”，而是称其为“即将失去宠幸的皇妃”。

1898年，翟里斯的又一中国古典文学译介专著——《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出版，该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英译汉语诗集。在该书中，翟里斯译介了5位女诗人的5首诗作，并专门用“poetess”和“lady”等称谓明确标示了她们的诗人身份和性别身份。从《古今诗选》开始，中国古代女诗人不再是普腾汉《中国诗艺》中的“情人”（lover），不再是翟里斯《古文选珍》中的“宠妃”（imperial favorite），而是以“女诗人”（poetess）的身份正式亮相英语世界。书中译介的5位女诗人及诗作分别是西汉班婕妤（The Lady Pan）的《团扇诗》（The Autumn Fan）；唐代杜秋娘（Tu Ch'iu-niang）的《金缕衣》（Golden Sands）；宋代朱淑真的（Chu Shu-chen）的《初夏》（Summer Begins）；明代赵彩姬（Chao Ts'ai-chi）的《暮春江上送别》（To Her Love）；明代赵丽华（Chao Li-hua）的《答人寄吴笺》（To an Absent Lover）。[7]

1900年翟里斯在其另一专著《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又再次译介了杜秋娘、赵丽华、赵彩姬的诗作，另外还译介了明代女诗人方维仪（Fang Wei-i）的《死别离》（书中未出现诗名，笔者根据诗文内容考证而知）[8]。

1916年，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的英译诗集《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一书出版。书中译介了4首唐代女性的诗歌（“The four following verses are all written by women in T'ang Dynasty”[9]），但韦利在书中没有明确写出诗人的名字，只交代了其中1首诗歌的诗题为“夏雨”（Summer Rain），其余3首均未给出诗歌标题，且其中有1首为西班牙语译文，而非英语译文。

1918年，韦利的又一译著《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又名《古今诗赋》）在伦敦出版，韦利在书中译介了两位女诗人的作品，一首是刘勋的妻子（Liu Hsun's wife）的《婚床帷》（The Curtain of The Wedding Bed），另一首是谢道韫（Tao-yun）的《泰山吟》（Climbing A Mountain）。韦利还在书中对唐代女性诗歌的主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1919年，英国著名翻译家和外交官威廉·约翰·班布里奇·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1879—1933）出版了两本汉诗英译专著——《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poetry：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又译《中国诗歌精华》）和《英译唐诗选续集》（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又译《中国诗歌精华选续集》），弗莱彻在《英译唐诗选续集》中译介了女诗人杜秋娘（Mrs.Tu Ch'iu）的《金缕衣》（Riches）一诗。

由上可以看出，1589—1920年，英语世界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译介，但总体说来，这一阶段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关注程度还比较低，关注中国古代女诗人的学者较少，受关注的中国古代女诗人数量也较少。恰如当代学者张弘所言：“这样的介绍毕竟分量太小，就像一滴春雨跌落在大漠上，瞬间无影无踪。”[10]故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为英语世界中国古代女诗人传播和译介的“滥觞期”，并将其传播和译介特点概括如下：

一 发端英国

这一时期英语世界关注和翻译中国女诗人的主要是外交官，如翟里斯和弗莱彻都曾在中国担任过二十余年的外交官。而且他们大多来自英国，上面提及的翟里斯、韦利、弗莱彻都是英国人，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尚未开始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翻译和传播。20世纪初美国本土译介和研究中国诗歌的代表人物詹姆士·威特沃（James Whitall）、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斯塔特·梅里尔（Stuart Merril）等都还没有关注到中国古代女诗人。1918年纽约出版威特沃的《中国歌辞：白玉诗书——自朱蒂斯·戈蒂耶法译本转译》（Chinese Lyrics from the Book of Jade）一书，该书从法国唯美主义女诗人朱蒂斯·戈蒂耶的法译汉诗集《白玉诗书》（Le Livre de Jade）中的110首法文汉诗中选取30首译成英文，其中没有女诗人的诗作。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庞德于1915年出版的汉诗英译选集《华夏集》（Cathay，书名另译《古中国》/《神州集》）一书中也没有收录女诗人的作品。《华夏集》一书共译介中国古典诗歌19首，该书是“20世纪初在英语世界流行最广的汉诗译本之一”[11]，被誉为“西方现代诗歌史上划时代的作品”[12]。该书中所译的诗歌源于一位名叫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西班牙裔美国人，费诺罗萨毕业于哈佛大学，对东亚艺术有着浓厚兴趣，一生致力于宣扬和研究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诗歌情有独钟。1908年他猝然去世，留下许多他学习东方文化的笔记未整理。他的遗孀找到了当时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庞德，拜托庞德对这些珍贵的笔记进行翻译和整理，《华夏集》便是庞德根据费诺罗萨关于中国古诗的笔记整理出来的成果。据资料记载，费诺罗萨的笔记记录了大约150首中文诗，其中有李白、杜甫等男性诗人的作品，也有班婕妤等女性诗人的作品。庞德从中选译了19首，但他没有选译女诗人的作品，而是彻底把她们摒弃在了选集之外。庞德是美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为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做出过卓越贡献，他“在新诗运动的早期就把接受中国诗的影响提到运动宗旨的高度，此后又终身不懈地推崇中国诗学”[13]。他的《华夏集》一书是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传播史上的经典之作。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语言文化系教授江岚称《华夏集》为“美国人了解中国诗歌的一扇窗口”。其实从文化双向交流的角度来说，《华夏集》不仅是美国人了解中国诗歌的一扇窗口，也是我们了解中国诗歌在美国译介和研究情况的一扇窗口，是当今中国学者在研究英语世界的中国古诗传播情况时不可忽略的一部重要文本，但遗憾的是，透过这扇窗口，我们没有发现20世纪初美国学界对中国女诗人的关注和研究。

和美国的情况一样，除英国之外的英语世界其他国家，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诗歌译介和研究论著中也都看不到中国古代女诗人的身影。

二 译介粗浅

如上文所述，16世纪至20世纪初英语世界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英国，从当时英国的几本汉诗英译选集和中国文学史专著中所收录的内容来看，主要情况如下：一是译介的女诗人数量少、朝代分布不全，选译作品代表性不强。据统计，这一时期被写入英语世界汉诗英译选集和中国文学史专著的女诗人有班婕妤、杜秋娘、朱淑真、赵彩姬、赵丽华、方维仪、王宋、谢道韫，还有韦利《中国诗选》中四位没有提及名字的唐代女诗人，总共12位，其中西汉1位、三国1位、东晋1位、唐代5位、宋代1位、明代3位，人数极少，朝代的分布也不全面，且其中王宋、赵丽华、赵彩姬属于创作成就很小，在中国文学史上不知名的诗人。可以看出，英国汉学家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女诗人还缺乏整体性了解，他们只能凭借自己对中国古代女诗人作品支零破碎的接触来展开译介工作。被译介的女诗人及作品显然并非经过鉴赏和甄选的结果，或许她们只是偶然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罢了。二是研究成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知识性错误和理解上的歪曲。下面笔者将通过对翟里斯《中国文学史》和韦利的《古今诗赋》的具体分析来仔细探讨这种局限性和知识性错误的具体体现。

（一）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

翟里斯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总共译介了唐代杜秋娘及其《金缕衣》、明代赵丽华及其《答人寄吴笺》、赵彩姬及其《暮春江上送别》、方维仪及其《死别离》共四位女诗人的诗作四首。

从译介诗人的朝代分布来看，只涵盖了唐代和明代，且其中有三位集中在明代，历史朝代的分布体现出较大局限性。我们知道，尽管明代是中国女性诗人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但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出类拔萃的女诗人，从周朝的庄姜到汉代的班婕妤、蔡琰，从唐代的三大女冠诗人到宋代的李清照、朱淑真，从元代的管道升到明清的众多女作家社团……虽然中国古代女诗人的地位远不及男性诗人高，但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学发展过程中都不乏女诗人，而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一本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两千多年文学发展历史概况的著作，只介绍了一位唐代诗人和三位明代女诗人，却对其他多个朝代的女诗人只字未提，显然有厚此薄彼之嫌，而且这种做法也不符合翟里斯以该书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文学”的初衷[14]，故他厚此薄彼的最大原因可能是他对中国女诗人的整体创作情况认识有限，缺乏全面了解。

从译介诗人及诗作的数量看，四人四诗，万之不及其一。日本汉学家前野直彬曾说：“文学史有两个使命：一个是正确地记述文学发展的轨迹；另一个是无所遗漏地网罗历代著名的作家和作品。”[15]如果从文学史收录女性作家作品的情况来衡量的话，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显然远远没有实现前野直彬所提到的第二个使命。

从译介的女诗人的历史地位看，翟里斯所选录的四位诗人皆非名流之辈，她们既无数量众多的传世之作，也无显赫的身世，更无卓越的诗歌才华，在中国国内学界从未引起过太多的关注。单就女诗人来说，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成就最高的时代，涌现出了数量众多且才华卓著的女诗人，其中成就最为显著、在后世名气最大者当属“三大女冠诗人”——薛涛、鱼玄机、李冶，其次还有刘采春、上官婉儿等一众。相较之下，杜秋娘可谓逊色，甚至在唐代诗家中至今无法考证确有杜秋娘其人，而归入杜秋娘名下之作也仅有一首《金缕衣》。若翟里斯对唐代的女性诗人及诗作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他怎能将那些作品丰厚、才华出众的一干女诗人搁置在一边，而去介绍实名未得以考证的杜秋娘呢？而他所译介的三位明代女诗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众多优秀的明代女诗人中，翟里斯所选译的赵丽华、赵彩姬和方维仪都没有卓著的传世诗作，也没有响亮的名气，她们何以代表明代女性诗作的成就，又如何能实现翟里斯想让英人了解中国文学概貌的初衷？

从翟里斯对入选诗人的介绍和评价看，他对李白、杜甫、王勃、陈子昂、白居易、李贺、孟浩然等男性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但对女性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情况介绍相对简单。譬如，对杜秋娘的介绍仅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下面的诗句出自《唐诗三百首》，作者是9世纪的女诗人杜秋娘。[16]

而且翟里斯介绍女诗人时重心显然不在于介绍她们的个人情况，而在于介绍中国古代社会中妇女的生活状况，比如在介绍赵丽华和赵彩姬两位女诗人时，翟里斯先是用大段文字对中国古代“妓女”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情况作介绍，他在书中写道：

中国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官妓是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今天这个阶层已不复存在，她们就像古希腊的“高级妓女”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关于她们当中的那些名妓的传记一直得以流传，最晚可以回溯到17世纪。[17]

翟里斯还列举了一位名为“谢素素”的明代名妓作为例证，说她：

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她是美之精华，有着迷人的甜美声音和优雅的举止。她是一个技艺超群的艺术家，她还是一个出色的女骑士，能射箭骑马，具有百步穿杨的技术……她交友很挑剔，只和那些才华出众、出类拔萃的人交往。[18]

翟里斯在对“官妓”阶层进行了细致介绍之后，才顺带引出赵彩姬和赵丽华两位女诗人的作品：

这类女性的诗作或剧作被精心保存下来，并通常作为某些朝代的文集的补充。例如下面这首诗，其作者是15世纪的赵彩姬。[19]

……

接下来是另一篇意义晦涩的诗作，作者是16世纪的赵丽华，这首诗比较难以翻译。[20]

书中唯有对方维仪的生平介绍相对详细一些，说她：

出身高贵，嫁给了一个有前途的官员，但婚后不久丈夫就死去了，她便成了一个无儿无女、忧伤凄惨的寡妇。后来她在黑暗中找到光明，她不顾父母的恳求，毅然决定做一个尼姑，将余生献给佛。[21]

但据笔者考证，翟里斯对方维仪的译介是存在疏漏讹误的。根据国内的相关资料记载，方维仪在丈夫死后便回到娘家，守志“清芬阁”（方维仪的书斋），孤灯伴影，潜心研究诗画，并未曾出家。

从对翟里斯所译介的诗作内容（见表1-1）来看，这四首诗的内容都比较简单通俗，要么展示普通人的离愁别绪，要么表达珍惜时光、爱惜青春的思想，而这些都是人类共有的普通情感，不会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带来理解的困难。且这四首诗的遣词造句也较为通俗易懂、贴近生活，没有艰深的典故和生涩的音律，即便是异国读者，也不需要太多推敲就能理解。通常情况下，像这类通俗易懂的诗句未必能进入文人和学者所编撰的主流文集，但往往会在民间大众中广泛传播。翟里斯曾作为外交官在中国的上海、天津、宁波、广州、厦门、汕头、福州等地工作生活过26年，以这些诗歌的难易程度以及在民间的流传广度来看，或许它们比那些登学者文集“大雅之堂”的上乘作品更容易进入他的视线范围。

表1-1 翟里斯《中国文学史》英译作品

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英文专著中，作为英国汉学界“三大星座”之一的著名汉学家、译介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泰斗级人物的翟里斯，没有向英语世界译介李清照、薛涛、鱼玄机、班昭等在中国女性诗人名册中熠熠生辉的人物，而是介绍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平凡之辈？综上所述，笔者大致推断，翟里斯在写作《中国文学史》一书时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创作情况了解并不全面，也没有专门从性别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古代女诗人的意图，上述四位女性诗人及其诗作入选更可能是一种偶然的结果。

（二）韦利的《中国诗选》和《古今诗赋》

除翟里斯之外，韦利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研究也暴露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和错误。韦利的《中国诗选》中收录唐代女诗人的诗作四首，韦利在书中以一句“以下四首诗皆出自唐代女诗人之手”[22]明确指出了诗人的性别身份。但韦利并没有在书中列出原诗，而且四首诗歌中有一首为西班牙语译文，其他三首诗的译文语言较为简单，内容和主题都与闺怨相关。

第一首为：

I am like the water in the brook；

The water flowing never leaves its pebbles.

Your heart is like the down of the willow-trees；

Following the wind with no fixed course.[23]

第二首为：

Summer Rain

A summer day，but the North wind cool.

Behind the weaves，the rain's threads long.

Threads that cannot weave a man's gown，

But only can cleanse his heart.[24]

第三首为：

Ku-su terrace above，the moon，round，round，

Ku-su terrace beneath，the water trickle，trickle.

The moon sinking on the western side，will rise，rise again.

But the water flowing eastward away，when shall it ever return？[25]

经笔者考证，第三首并不是唐代女诗人的作品，而是元代女诗人薛蕙英、薛兰英姐妹的《苏台竹枝诗》（姑苏台上月团团/姑苏台下水潺潺/月落西边有时出/水流东去几时还）。

《中国诗选》出版两年之后，韦利于1918年推出了他的又一译著《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又译《古今诗赋》），在第一部分中，韦利对女性诗歌和创作进行了专门探讨，他说：

尽管古典时期（唐宋时期）并没有出现什么伟大的作家，但女诗人在中国古代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她们的创作主题较为守旧，总是与“弃妇”（rejected wife）相关，她们或因失宠而漂泊，或因被休而返家，又或因家里无钱陪嫁而守寡。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中，一个弃妇是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故她们提笔写诗本身就是个悲剧。[26]

韦利是英语世界最早对中国古代女性诗歌创作进行探讨的汉学家，但从他上面两本专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代女性诗歌创作的认识非常有限：首先他在《中国诗选》一书中错误地将一首元代诗人的作品当作唐代女诗人的作品；其次他认为中国古典时期（唐宋时期）没有伟大的女性创作者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事实上我国唐代女性诗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创作质量较高，如李冶、鱼玄机、薛涛三大女冠诗人的创作成就就相当大，即使放入世界文坛作比较，唐代女诗人的作品也堪称上乘，故韦利应该是没有读过她们的作品才会出此言；此外，韦利还简单地把“闺怨”看成是唐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唯一主题，这也充分暴露了他对唐代女性诗歌创作认识的局限，“闺怨”的确是唐代女诗人创作的一大主题，但绝不是唯一主题，“弃妇”也不是唐代女性诗歌中女性的唯一形象，如帝王武则天的庙堂之作，薛涛“无雌声”[27]的男性化写作等，岂是“闺怨”二字可以涵盖的。

在《古今诗赋》的第二部分中，韦利共译汉诗170首，其中140首是前人未曾翻译过的，剩余30首是前人翻译过但存在较多翻译错误的，所以韦利对之进行再译和修正。韦利将译诗分列为两个部分：一是先秦至明代的诗歌111首，共计五章；二是白居易诗歌的专门译介。在第一部分的111首诗中，根据韦利的提示，可以明确判断其中有两首为女性所作。第一首诗名为《婚床帷》（The Curtain of The Wedding Bed），韦利在评注中写道：

该诗作者为刘勋之妻（公元前3世纪），该女子在嫁到刘家多年后被刘勋休返娘家，原因是刘勋爱上了别的女人。[28]

据此信息可以看出韦利认为该诗的作者是刘勋的妻子王宋。另一首诗的诗名为《泰山吟》（Climbing A Mountain）[29]，韦利的评注内容是：

作者谢道韫（约公元前400年），王凝之将军的夫人，王凝之因愚笨无能而被她抛弃。[30]

据评注可推断该诗作者为东晋女诗人谢道韫。此处，韦利对两首诗的介绍均有误。第一首诗其实并不是王宋所作，而是魏文帝曹丕写的代言诗《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曹丕以弃妇王宋的口吻代言其情，而韦利直接将作者认定为王宋，并为原诗加上了一个新的诗名《婚床帷》，这显然不符实。而在第二首诗中，韦利对于谢道韫丈夫王凝之的叙述也不符实，历史上并没有王凝之遭妻抛弃的相关记载。

总而言之，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古代诗歌已经逐渐被大量译介和传播进入英语世界，而女诗人也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但被传播和译介进入英语世界的女诗人及诗作数量还很少，不成规模，缺乏体系，学者们对女诗人的翻译和传播还处于明显的自发状态，故我们将这一传播阶段定位为英语世界中国古代女诗人传播和翻译的“滥觞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