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应用的主要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涉及周代国家结构相关问题，需要明确国家以及国家结构的概念。所谓国家结构，学者指出“1954年宪法颁布后，我国学者开始较多地在他们编撰的书籍中使用国家结构这一术语来概括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关系问题”^[6]。国家结构是指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亦即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7]按照这个思路来探讨中国古代诸如周代王朝与地方关系问题是可取的，为国家结构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总体性的指导，但是无法涵盖周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内容，也无法深入地把握和理解周代政治制度与地方和各社会阶层的互动关系。王震中提出的关于古代国家的概念更深刻地说明了国家及国家结构的内涵：“拥有一定领土范围和独立主权、存在阶级、阶层和等级之类的社会分层，具有合法的、带有垄断特征的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的政权组织与社会体系。”^[8]可见古代国家的内涵不仅包括社会分层、统治者的强制性政权，还兼顾社会体系的相关内容。而周代国家结构的形态和内涵，正是这些方面的集中体现。本书结合宗法制度所探讨的周代国家结构，不仅包括周王室与诸侯以下各级在政治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还包含对社会基层组织、社会观念等领域的全面的探讨。

本书充分吸收近几十年来学术界甚为关注和集中讨论的中国早期国家理论相关问题。总结学者目前关于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可知中国早期国家的时段跨度为大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至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时期，战国秦汉之际由早期国家过渡到成熟国家。中国早期国家的重要特点在于血缘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在政治制度的影响因素中，血缘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而地缘相对血缘来说处于从属地位。两周时代正是处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发展与向成熟国家逐渐转型的阶段。例如西周晚期毛公鼎铭文的记载充分体现了周代邦家一体的早期国家特点：“王曰：父，今余唯申先王令（命），命女（汝）亟（极）一方，宏我邦、我家……以乃族干（捍）吾王身……”（《集成》2841）将中国早期国家理论应用于研究周代历史是十分合适的。^[9]

本书研究涉及的另一理论为“长时段”理论。20世纪法国出现了在史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年鉴学派，其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认为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称为“结构”“局势”“事件”。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所谓“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布罗代尔认为，这些“事件”只是“闪光的尘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历史无非三种时段的辩证关系。在这三种时段中，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结构。^[10]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对我们现在的史学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本书的研究中，“周代”就是一个长时段，而宗法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恰恰贯穿周代社会之始终，而且发挥着持续稳定的影响。虽然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甚或西周早、中、晚期国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但是宗法制度一些原则逐渐深入社会中，由制度形式进而渗入思想观念领域。此外，宗法观念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以后，宗法制度下衍生的社会思想再次在中国历史上发出光芒，而这一长时段的演变也是本书所要重点讨论的。

本书的研究在前人已取得的成果上进行，主要研究方法应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11]，将甲骨、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同时注意吸收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对周代宗法制度作以历史学的研究。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

[1]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2] 冯桂芬：《复宗法议》，载熊月之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冯桂芬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6页。

[3] 参见王桐龄《儒墨之异同》，载《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四编5，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59页。

[4] 如《尚书·牧誓》中提到在克殷之时有“友邦冢君御事”，说明在周建立前后就有许多这样的非血缘性质的邦国，被周王朝纳入统治范围之内。

[5] 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

[6] 童之伟：《国家结构形式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7] 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8] 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9]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相关问题的学术史回顾与总结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10] 参见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中译本代序》，[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页。

[11]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