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夏国的建立
东夏是金末见于东北地区的割据政权。其创建人蒲鲜万奴，曾先后任金咸平招讨使、咸平宣抚使、辽东宣抚使等要职，成为金东北地区的封疆大员，执掌地方军政大权，但在镇压契丹人民起义中，他一再败北，负罪受谴，益不自安。时金宣宗完颜珣避兵南逃，随后中都（今北京市）失守，河朔广大领土丧失，金朝濒临灭亡。辽东孤悬海外，契丹军、蒙古军席卷而来，人心动摇，危在旦夕。为身家性命，图保境安民，谋民族再兴。万奴审时度势，乘机而动，即叛金自立——建国称王，国号大真。在与金军、契丹军、蒙古军的争战中，为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他率领部众转入女真故土，国号改称东夏。
一 蒲鲜万奴奉命讨契丹义军
耶律留哥率领的契丹义军，起初活动于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八面城）一带。这个地区的契丹人（包括奚人），大都是金世宗在镇压契丹撒八、移剌窝斡起义后，将参加过起义的契丹农牧民强制从故地迁来的，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奴役极为严重，其反抗性也就更加强烈，遂成为契丹义军的中坚力量，而散居于洮儿河以南至西拉穆伦河一带的契丹人则是义军争取的主要对象。
金崇庆元年（1212）春，为扩充队伍，招收新兵，寻求蒙古汗国的声援，耶律留哥率部西行，到达大兴安岭东侧一个叫金山的地方，适与成吉思汗遣来征讨女真的一支蒙古军相遇。留哥自报家门，对蒙古军主将按陈坦诚说：“我们是契丹反金义军，要前往投附贵国，由于路途艰难，弄得人困马疲，所以逗留在此。”按陈高兴地说：“我们奉命前来讨伐女真，恰巧与你们相遇，这难道不是上天的安排吗！既然你们想归顺效力，那么用什么来表示诚信呢？”[26] 于是，留哥与按陈在金山举行盟会，杀白马、白牛祭天，而后登上山头，向北遥拜，折矢以盟。按陈答应返回蒙古即面奏成吉思汗，将征辽重任交给留哥等。
在得到契丹诸部的响应和蒙古的声援后，留哥率领的契丹义军进一步壮大，活动的地域也扩大了，不能不引起金廷的惊恐。崇庆二年（1213）初，金卫绍王允济不得已起用野狐岭——浍河堡之战的败将完颜承裕（又作胡沙），委以元帅右监军兼咸平路兵马都总管，率军60万，号称100万，进讨耶律留哥，宣称：“有得留哥骨一两者，赏金一两；肉一两者，赏银亦如之，仍袭千户。”[27] 耶律留哥见金军势盛，自料不敌，便向蒙古急驰求援。成吉思汗即派按陈、孛都欢、阿鲁都罕率领千骑驰援留哥。契丹军与金军对阵于迪吉脑儿。留哥以侄安奴为先锋，挥师横冲敌阵，金军溃败。契丹军俘获人口、牲畜及辎重等物甚多，大都送给了蒙古将士，表示感谢他们的支援。战后，成吉思汗召回按陈等，而命可特哥留下做耶律留哥的副手，以监管这支契丹军，使它变成蒙古的附庸。
迪吉脑儿之役是金军与契丹军双方的首场会战。在金廷看来，上京、辽东属国家重地，既是金朝肇兴之地，又是保卫中都的左翼屏障，而契丹军的崛起，已动摇了金朝在东北的统治，而且威胁到中都的安全。因此，金廷派大军来讨伐契丹军，投入兵力达60万，号称100万，志在剿灭之。不过，对金廷投入兵力之数的记载，史家多有质疑，魏源在《元史新编·太祖平服各国传》中就设问说：“卫绍王此时旦夕不自保，尚能有六十万兵攻辽东乎？”又问：耶律留哥向蒙古求援，“以六十万敌众，而援兵止千骑，有是理乎？”[28]不难发现，所谓“（金军）60万，号100万”，乃虚夸之词。事实上，其兵力人数要少得多。金军这支部队并不是从京城或外地调遣来的，而是由签发或招募辽东当地丁壮组建的，其中主要来自女真诸猛安谋克。统率这支部队的将领除完颜承裕之外，还有完颜弼和蒲鲜万奴等。据《金史·完颜弼传》载：完颜弼，“至宁元年，东京不守，弼为元帅左监军，扞御辽东”[29]。至宁元年即崇庆二年（1213），所谓“东京不守”，当指去年（崇庆元年，1212）冬蒙古哲别率兵袭破东京，掳掠而归。完颜弼“扞御辽东”所面对的敌人就是蒙古入侵者和耶律留哥率领的契丹军，当务之急则是剿灭后者。可见，完颜弼与完颜承裕两个所担负的任务相同，前者为元帅左监军，后者为元帅右监军，两人级别相等。[30] 由于完颜弼忽视辽东战备，请求募兵以救京师之急，违背了卫绍王允济的旨意，即被调离辽东，降为云内州防御使；蒲鲜万奴也是随同完颜承裕来辽东的将领，官职当为咸平招讨使，屯驻咸平，充当承裕的副手，参与了迪吉脑儿之役。金军战败后，作为主将的承裕，不仅未受惩处，反而升了官，“改同判大睦亲府事、辽东宣抚使”[31]。万奴也当如此，升为咸平路宣抚使，仍屯驻咸平，成为当地金军的主将。
迪吉脑儿之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契丹军将士的信心和斗志。当年三月，他们“以辽东未定，宜立假王镇之”为由，共同推举耶律留哥为王，建立了割据政权，国号为“辽”，建元“天统”，[32] 都于广宁（今辽宁省北镇），立妻姚里氏为妃，以其属耶厮不为郡王，坡沙、僧家奴、耶的、李家奴等为丞相、元帅、尚书，统古与、著拨行元帅府事等。这个割据政权的建立，进一步动摇了金朝在东北的统治，有利于契丹义军势力的扩展。
到八月时，成吉思汗又大举南侵，分兵三路掳掠河北、河东、山东各地。就在蒙古军进逼中都时，金廷发生了宫廷政变，卫绍王允济被杀。九月，宣宗完颜珣即位，改元贞祐。
贞祐二年（1214）春，蒙古三路兵马会合于中都附近，他们围而不攻，逼金廷议和，在满足各项要求后，胜利而归。五月，成吉思汗撤军后不久，懦弱无能的完颜珣匆忙南逃，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这时候东北的形势更加恶化，耶律留哥势力不断壮大。对此，金廷交替使用两手策略，讨伐失败，改行招抚，即派退守盖州的广宁府知府温迪罕青狗前往广宁招抚，诱以重禄，劝耶律留哥归附，留哥不从。青狗见契丹军兵强马壮，势不可当，反而向留哥投降了。金宣宗闻讯大怒，决定兴兵讨伐。于是，又起用蒲鲜万奴，“委以辽东”[33]，升为辽东宣抚使，统领大军征讨耶律留哥。
蒲鲜万奴上任后，紧急动员，征调和集结队伍，准备投入即将发动的战役。贞祐元年（1213）进行的迪吉脑儿之役，参战的金军大都来自咸平以南的东北南部地区。是役战败，其人员伤亡惨重，马匹、辎重也损失殆尽，要恢复起来，尚待时日。因此这次讨伐耶律留哥之战，要征调的部队主要来自东北北部地区，包括曷懒、恤品、胡里改、蒲与等路及上京、泰州等地。据《金史·完颜铁哥传》记载，蒲鲜万奴在咸平，以军兴为名，调铁哥“所部骑兵二千，又召泰州军三千及户口迁咸平”[34]，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前万奴调兵遣将的情况。
贞祐二年（1214）深秋，[35] 蒲鲜万奴率领金军北进，寻找战机，而耶律留哥率契丹军迎战于归仁（今辽宁省昌图县四面城）北细河地方。双方战斗颇激烈，金军溃败。万奴乃据咸平，谋划战后事宜，提出过“放弃咸平徙曷懒路”的想法，而后携同属下官兵及其眷属南徙东京。咸平府所属安东县同知阿怜害怕耶律留哥发兵来攻，便派遣使者向留哥投降，附近州县则相继响应，归附留哥。于是，留哥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咸平及旁近州县，遂以咸平为都城，号为中京。冬末，金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领兵十万来攻，留哥击破之。
二 叛金自立——建国称王
归仁之战，对蒲鲜万奴来说是他人生轨迹的转折点。此役，金军部队溃散大败，损兵折将，丢城失地，从此，金军在东北也丧弃了战争的主动权。检讨战败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金朝政治腐败，将帅之间争权夺利，相互猜疑，以至于不能协同对敌，而部队军心不稳，组织涣散，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等。这些原因，无论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造成的，作为金军主帅的蒲鲜万奴，皆难辞其咎。
在当时，对败军之将，金廷是要按“军法”查办的。如何查办？是从宽还是从严，则要看皇上或权臣的态度。自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南下攻金以来，蒙古军连年入犯，势不可当，而金军节节溃败，其败军之将甚多，颇使金廷觉得法不择众了。然而，就在至宁元年（1213）八月末，早先弃西京（今山西大同市）不守而逃回中都的原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为避免“军法从事”，竟发动兵变，废卫绍王允济并杀了他。时尚书左丞完颜纲领兵十万行省事于缙山（今北京市延庆县），为蒙古军所败。纥石烈执中担心完颜纲起兵反对他，就设计召纲至京，“数以失四川、败缙山之事，杀之”[36]。九月，宣宗即位，拜执中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掌握朝廷军政大权。蒙古军进逼中都，他从镇州（即缙山）调术虎高琪所部防守中都以南。十月，术虎高琪与蒙古军交战，屡战不胜，执中就警告他说：“今日出兵，如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术虎高琪出战，又败，自度不免，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率所部乣军围攻执中宅第，杀死执中。以上两事件，对蒲鲜万奴触动很大。金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他们往往以“军法”为尚方宝剑，置对手于死地。联想到自己一再遭遇的败绩，万奴顿感不寒而栗。
贞祐二年（1214）十一月，也就是归仁战役之后不久，宣宗即诏谕奥屯襄、蒲鲜万奴、蒲察五斤曰：“上京、辽东，国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协力尽公，以徇国家之急。及详来奏，乃大不然，朕将何赖。自今每事同心，并力备御，机会一失，悔之何及！且师克在和，善钧从众，尚惩前过，以图后功。”[37]这道诏谕是宣宗批阅奥屯襄、蒲鲜万奴和蒲察五斤三人各自的奏章后发出的，其主旨是要分清并追究他们在归仁之败中的责任。奥屯襄时任北京宣抚使兼留守，并没有正面进攻耶律留哥的责任；蒲察五斤是蒲鲜万奴的副手宣差，是个起配合作用的角色；蒲鲜万奴身为金军主帅，当然要负归仁之败的全责。宣宗指责万奴在国家紧急关头打了败仗，有失朝廷重托，警告他要“尚惩前过，以图后功”，在委婉的言辞中潜伏着杀气。《蒙兀儿史记·蒲鲜万奴传》和《新元史·蒲鲜万奴传》皆提到北京留守奥屯襄、宣差蒲察五斤先后表奏万奴有“异志”，他俩揭发了万奴的叛逆行为，诸如擅杀东北路招讨使完颜铁哥，兼并他的部队；[38] 打算放弃咸平，撤往曷懒路，遭到属下咸平路宣抚司经历官梁持胜的反对，万奴竟恼羞成怒，“杖之八十”[39]，等等。而据拉施特《史集》记载，当阿勒坛汗向南京城进发后，封大异密万奴招讨使，为管辖乞台全国的异密和都督。后来，由于告密人和进谗者在阿勒坛汗面前告发了他，他被撤了职。[40] 以上记载表明，宣宗通过安插在辽东的耳目了解了万奴的所作所为，已失去对他的信任，乃至疑恨有加。也就在宣宗诏谕奥屯襄、蒲鲜万奴、蒲察五斤三人的同月，又诏令“曲赦辽东路，敕罢宣抚司辄拟官”[41]。这一措施，也是针对蒲鲜万奴的，一方面以“曲赦”辽东路来收买人心，另一方面要追究推荐万奴为辽东宣抚使的责任，诋毁他的声誉，其目的是要孤立他，打击他。万奴益不自安。金末文士刘祁在《归潜志》中叙述宣宗完颜珣的为人时写道：“宣宗立于贼手，本懦弱无能，性颇猜忌，惩权臣之祸，恒恐为人所摇，故大臣宿将有罪，必除去不贷。”[42] 蒲鲜万奴早先充当过内廷的尚厩局使，外放后则在军中混迹多年，从副统、监军、招讨使，直升到辽东宣抚使，他不仅熟悉宣宗的为人品性，而且积累了相当的政治、军事经验。万奴心里明白，宣宗之所以对他还没有下手解决，不是什么讲慈悲，发善心，而是金廷南迁，危亡在即，已经没有力量控制辽东地区了。趁此时机，占据东京的蒲鲜万奴，便利用其辽东宣抚使的合法地位，扩展地盘，集聚旧部，招募新兵，不断增强实力，以遏止朝廷的钳制，力图实现其“拥兵自重”的目的。对此金廷也无可奈何，只好改行安抚政策，采取羁縻手段笼络之。万奴与金廷的关系若即若离，处于表面相对服从的状态。
部队经短期休整之后，大约在贞祐三年（1215）正月、二月间，蒲鲜万奴率兵北上攻咸平，受挫，回师抚定沈、澄诸州，附近州县各猛安谋克纷纷归附。万奴的军事力量有所加强，政治影响也扩大了。三月庚午，宣宗下达谕旨，令蒲鲜万奴“选精锐屯沈州、广宁，以俟进止”[43]。沈州（今沈阳）是耶律留哥契丹军南下必经的要冲，广宁（今辽宁北镇）是阻挡蒙古军东进辽东的大门，两地的战略地位皆十分重要。从表面上看，宣宗让万奴率所部扼守西、北两战略要地，是对他的重视和信任。其实不然，如果将不久前大败于归仁的万奴部队部署在西、北两地，就更加分散并削弱了它的力量，让它去抵御契丹军和蒙古军这两大强敌的进攻，岂不是以卵击石，分头被敌人吃掉！显然，宣宗在玩“借刀杀人”的把戏。大概万奴等人识破了宣宗的阴谋诡计，强烈反对要他们去沈州、广宁屯驻的谕旨，毅然发动了兵变。
为了扩展辖境，争取广大军民的支持，万奴跟宣宗对着干，便引军东向，进入婆速府路（今辽宁九连城）近境，金同知婆速府路兵马都总管纥石烈桓端闻讯，即遣都统温迪罕怕哥辇“击却之”。四月，万奴发兵攻上古城，桓端派都统兀颜钵辖“拒战”；又别遣五千人攻望云驿，遭到金都统奥屯马和尚的还击；又派数千人攻三叉里，则被都统夹谷合打击退。五月，驻守大宁镇（今辽宁岫岩东）的万奴所部被金都统温迪罕福寿攻破，军兵被歼。九月，万奴所部九千人分别从宜风（今辽阳东南大安平）、汤池（今辽宁盖县东北汤池堡）出来，纥石烈桓端率所部金军与他们交战，将他们击溃，同时又招徕一度归附万奴的奄吉、斡都、麻浑、宾哥出、台答爱、颜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邻十一猛安重新来附，桓端“择其丁男补军，攻城邑之未下者”[44]。以上有关纥石烈桓端与蒲鲜万奴两军交战之事，仅见于《金史·纥石烈桓端传》的记载，资料来源于桓端上呈金廷的奏报。为邀功求赏，故奏报多夸大虚饰，存在片面性。事实上，万奴挥师东进婆速近境，遇到了桓端所部的抗拒，双方互有胜负，进展并不顺利，但从桓端奏报看，对前后各次战斗状况的记述，所谓“击却之”“拒战”“击之”“破（之）”“其众溃去”等言辞，皆泛泛而谈，无实在内容，表明双方战斗并不十分激烈，万奴军的损失也不大。再说万奴进兵的目标不限于婆速近境，还有别的地区，那里的地方官员本是他的下属，有的就是他的追随者，因而采取的斗争方式，以招抚为主，武力次之。从三月到九月，几个月来，万奴军的征抚活动颇有成效，《纥石烈桓端传》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诸如许多猛安谋克归附了万奴，许多城邑为万奴军据有。早先当万奴发兵东出后，东京空虚，耶律留哥乘机南下，袭取东京。此时，万奴调动兵马杀了回来，逐走留哥，收复东京，仍以此处作为他“据地自擅”的根据地。
从拥兵自重到“据地自擅”，再到叛金自立，不仅仅是蒲鲜万奴的个人行为，而是金朝分崩离析、日益解体的社会现象。面对强敌蒙古的大举入侵，金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抵抗与投降或逃跑两派的争论和斗争。宣宗上台后，这一争论或斗争就突出地表现在迁都问题上。贞祐二年（1214）四月，在金廷完全接受蒙古提出的许和条件后，成吉思汗撤军北归。蒙古军刚离去，以宣宗为首的投降派就提出迁都避敌的问题，主张放弃中都，迁都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他们的主张遭到一些大臣和官员们的强烈反对，左丞相徒单镒就明确指出：“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策之次也。”[45] 可是，金宣宗不顾群臣的反对，决意南迁。五月十一日，他下诏南迁，十八日就匆忙逃离中都。成吉思汗得知宣宗南迁，随即遣三模合、石抹明安等率军南下攻金，进围中都；又遣大将木华黎进军辽西、辽东。于是，金廷朝野人心动摇，文臣武将们大都跟随宣宗南迁，蜷缩汴梁，苟且偷安；驻守河朔各地的官吏、将领大都贪生怕死，畏敌如虎，望风迎降；一些结寨自保的地方武装，也相继降附蒙古。翌年（1215）五月初，中都失守。失守前夕，驻守中都的右丞相兼都元帅完颜承晖服毒自杀殉国，而主管中都防务的左副元帅、平章政事抹撚尽忠却放弃中都南逃汴京，宣宗竟释其罪不问，仍任为平章政事。[46] 这表明中都失守早已在宣宗的意料之中，是其逃跑主义的必然结果，他当然不以为罪了。
中都失陷，进一步加速了金朝的解体乃至灭亡。驻守中都的完颜承晖生前在给金廷的告急奏书中说过：“伏念一失中都，辽东、河朔皆非我有。”[47] 此言不假。宣宗南迁，中都失陷，金朝即放弃了辽东、河朔广大地区，任凭蒙古铁骑的蹂躏、掳掠，当地民众不仅对入侵的蒙古人十分痛恨，奋起反抗，同时对苟安汴京、不顾民众死活的金朝统治集团，也是非常痛恨的，他们力图摆脱金廷的束缚，另寻生存发展之路。就辽东来说，这里是女真故土，又是金王朝肇兴根本之地，不仅“依山负海，其险足恃”，而且还有较深厚的民众基础。当地军民大都保持女真“古风”，怀念女真旧业，但对腐朽没落的金朝却失去了信心，他们便把女真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时掌辽东军政大权的蒲鲜万奴的身上，希望他重建一个新的女真王国。于是，早怀“异志”的蒲鲜万奴，在其追随者的拥戴下，于贞祐三年（1215）十月，公开宣告与金朝决裂，独树一帜，建国称王，国号大真，自称天王，建元天泰。[48]“大真”乃“大女真国”的简化，寓意要光大女真事业，振兴女真民族。蒲鲜万奴打出“大真”旗号，以复兴女真为号召，企求唤起消沉的女真民众，收揽日趋动摇的辽东人心，力图扩展势力，迈上叛金抗蒙的征途。
三 角逐辽东
“辽东”一词，系地域概念，在金、元史籍中，其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辽东”，系指辽河以东地区，《大金国志·宣宗本纪》记载：“辽东安抚史万肃奴（即万奴，‘肃’为衍字）者，本辽人，乘大金之乱，自立为帝，据辽东七路，欲引兵并燕、代、魏、晋而有之。”[49] 此所谓“辽东七路”，就是《金史·地理志》提到的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曷苏馆路、胡里改路五路加上咸平路和东京路。由于蒲与、合懒等五路皆属于上京路，所以，辽东地区又可总称为上京、咸平、东京三路。广义的“辽东”，系指整个东北地区，不仅包括辽河以东地区，而且还包括辽河以西地区。《元史·耶律留哥传》记载，耶律留哥起义，“数月众至十余万，推留哥为都元帅，耶的副之，营帐百里，威震辽东”[50]。此“辽东”就是广义的“辽东”；又《元史·太祖本纪》载：“九年甲戌冬十月，木华黎征辽东，高州卢琮、金朴等降。锦州张鲸杀其节度使，自立为临海王，遣使来降。”[51] 木华黎要征伐的“辽东”也属广义的“辽东”。文中所说“辽东”，泛指辽河东、西广大地区。
大真国建立之初，它直接控制的地区仅有东京附近州县及咸平路部分地方，国小力弱。面对金朝、契丹军、蒙古军三大势力的挑战，相互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力量对比敌强我弱，形势十分严峻。
金朝在辽东的势力 自蒙古南侵以来，东北政局动荡不定，先有耶律留哥起兵，于迪吉脑儿和归仁地方两次大败金军，后有蒲鲜万奴叛金自立，促使金朝在辽东的势力更加分化瓦解，而木华黎横扫辽西，挺进辽东，大肆掳掠。这便不断地削弱了金朝在辽东的统治。但是，辽东的大部分地区和多数城镇仍为效命于金廷的官吏或将士所控制。当初，在辽南有金将完颜众家奴等镇守，维护着辽东金朝势力与金廷的海上通道；婆速路一带仍为金宣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马都总管纥石烈桓端等控制，遏制大真军东进。贞祐四年（1216），桓端派遣部下王汝弼由海道赴南京奏报蒲鲜万奴叛金及征讨万奴所部的战况。金宣宗破格嘉奖桓端及其部属：纥石烈桓端擢迁辽海军节度使、同知行省府事、宣差提控如故；婆速路温甲海世袭猛安、权同知府事温迪罕哥不霭提升显德军节度使，兼婆速府治中；权判官裴满按带迁两阶、升二等；王汝弼迁四阶，升四等。凡有功将士，“诏辽东宣抚承制迁赏”[52]。宣宗如此破格嘉奖桓端等征讨蒲鲜万奴的功绩，目的是激励金军的斗志，妄图讨灭叛逆蒲鲜万奴及其分裂势力。在大真的北面，上京地区有上京行省太平、元帅完颜承充等驻守，肇州有纥石烈德驻守，而军事重镇隆安则由原同知上京留守蒲察移剌都知隆安府事。贞祐四年（1216）春，金廷以蒲察移剌都充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旋拜尚书右丞，即于隆安行省事，统领金军，南下征讨蒲鲜万奴。关于蒲察移剌都统领金军征讨蒲鲜万奴之事，《金史》缺载，却在《高丽史》收录的金东京总管府发给高丽边将的“移牒”中有简略的记述。据该记载曰：“唯叛贼万奴，弃一方之重委，忘皇国之大恩，用心不臧，为天不祐。近被隆安府行省移剌全举大军征讨，旋不三月，应有贼徒尽行杀灭，虽有残零余党逃在山林，亡无日矣。既此贼之失利，舍贵邦以何之。窃恐巧言诈谋，间谍两国，旁生侵扰。若或过界，严设除虞，就便捉拿，牒送前来。”[53] 此“移牒”系于《高丽史·高宗世家》高宗三年（1216）闰七月丙戌条，移剌全即移剌都。剥去“移牒”中虚夸不实之词，我们略可得知移剌都“举大军征讨”万奴的情况，窥见金东京总管府的活动。大概大真军在南、北金军的夹击下，难以抗拒，主动撤离了东京城（今辽阳市），转入辽东山林，他们以运动战的方式与金军周旋；另一部分大真军则开始带领老弱妇幼分批向曷懒、恤品、胡里改等女真故地转移，寻求开辟新的根据地。前引东京总管府“移牒”的出现，就表明当年闰七月之前金军已收复东京，其总管府的活动也已恢复。
随着形势发展，政局变化，金廷对辽东的军政部署也有所调整。在纥石烈桓端调邳州刺史、蒲察移剌都弃隆安赴南京之后，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廷以权参知政事辽东路行省完颜阿里不孙为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以权辽东路宣抚使蒲察五斤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上京。[54]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将行省和元帅府的权力，即军政大权，集中由一人掌握；二是收缩金朝统治的范围，在南部将金统治中心移治于婆速路，放弃了东京路治东京城，在北部则撤销了隆安府。金廷“以万奴叛逆未殄，诏谕辽东诸将”[55] 要加紧对万奴进行讨伐。在朝廷讨伐的同时，并行招抚，一再宣称“诏谕辽东诸路”“曲赦辽东路”等，妄图诱使大真官兵脱离这个新政权，从其内部瓦解它。对大真政权上层也采取离间之计，竟赐诏褒谕王浍，委任他“以右谏议大夫复迁中奉大夫、翰林学士”[56]，从此挑拨万奴与王浍的关系，以便在他们之间造成内乱。
金廷蜷缩汴京，陷入蒙古、南宋和西夏的包围，国土日蹙，国力愈弱，无能顾及金朝留在东北的地方势力，而东北的官员和将领，各拥兵自重，互不相能，甚至相互残杀，他们怎能贯彻执行金廷的诏谕号令。在与大真军、蒙古军、契丹军的角逐中，他们很少胜算，坐待败亡而已。
耶律留哥契丹军 归仁之战后，蒲鲜万奴放弃咸平，移驻东京，而耶律留哥进占咸平，略定咸平附近州县，遂以咸平为都城。这时，金知隆安府事、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领兵十万来攻留哥，契丹军击败之。
贞祐三年（1215）夏秋间，留哥侦知万奴率兵东出婆速等地，东京城空虚，随即挥师南下袭破之。副帅可特哥掳万奴之妻李仙娥强娶为妻，留哥反对这一行为，两人产生矛盾。耶厮不等劝留哥称帝，以摆脱蒙古的控制，留哥坚决不答应，他说：“早先我与按陈那颜结盟，发誓归附大蒙古国，期待平定疆宇。倘若违背誓言而自称东帝，就是违背上天的旨意，必将受到上天的严惩。”[57] 然而，将领们还是一再劝请留哥称帝，没办法，他只好装病待在家里，暗地里与其子薛阇等装载金币九十车、金银牌五百，前往按坦孛都罕（汉译金孤山，位桓州西北）行在，朝见成吉思汗。
时逢大朝会，成吉思汗传旨先引见金将中最先投诚的人。太傅阿海奏称刘伯林最先投诚。成吉思汗说：“伯林虽先，但他迫于重围而归附，不如留哥那样仗义效顺，应以留哥为先。”见到留哥，他非常高兴地对左右说：“凡留哥进献之物，当白之于天，才可以接受。”于是，命令把白毡铺在帐前地上，将留哥进献之物摆放在上面，七天后纳入诸库。成吉思汗仍封留哥为辽王，赐金虎符，授命继续统领辽东契丹部众。随即遣蒙古兵三百与留哥所遣官员乞奴、秃哥一起赴辽东，要择取契丹军三千人为质，并追究可特哥强娶万奴妻之罪。
当可特哥得知成吉思汗遣人前来问罪，还要将他拘絷回蒙古，十分害怕，急忙与耶厮不等商议对策。他们利用人们不愿远行充当质子军的情绪，佯称留哥已死，欺哄部众，发动叛乱，尽杀派来的蒙古兵，唯三人逃归告变。成吉思汗安慰留哥说：“你不要为失去部众而难过，朕将加倍封你。待到草青马肥时，派给你兵马，前往辽东迎取家属。”于是，耶律留哥完全投靠了成吉思汗，成为蒙古的重要将领，与契丹义军分道扬镳了。就在契丹军内部闹分裂时，蒲鲜万奴袭之，收复东京。
贞祐四年（1216）初，契丹义军进据澄州（今辽宁海城），其将领乞奴、金山、青狗、统古与等推举耶厮不称帝，国号辽，改元天威，[58] 置百官，以留哥兄独剌为平章，乞奴为丞相，青狗为元帅，鸦儿为行元帅。可是，这个新政权并未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首领们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温迪罕青狗本为金朝降将，这时叛归于金。他的叛变促使义军内乱，耶厮不为部下所杀。随后，义军诸将推举丞相乞奴监国，执掌辽国大权。迫于蒙古军和金军的阻截，乞奴和鸦儿分兵民为左右翼，由澄州向东南方转移，屯驻于开州（今辽宁凤城）和保州（今朝鲜义州）之间。在此期间，金盖州守将完颜众家奴引兵来攻，战于开州馆，被击败[59]。耶律留哥则率蒙古兵五千前来讨伐，获得其兄独剌及妻姚里氏等家属，还获得民户二千。当年八月，在蒙古军和金军的进逼下，乞奴、鸦儿率契丹兵数万东渡鸭绿江，进入高丽境，而耶律留哥引领蒙古军回还，西渡辽河，招抚懿州、广宁军民，徒居临潢府。
木华黎之蒙古军 木华黎之经略东北当始于贞祐二年（1214）秋。这年五月，金宣宗完颜珣放弃中都，南迁汴京，使得朝野人心动摇，“北路皆不守矣”[60]。成吉思汗就利用这个时机，兵分两路南下攻金，一路由三木合等率军进攻中都，一路由木华黎等率军略取辽西、辽东。十月，木华黎进军辽西，抵高州，金守将卢琮、金朴以城降。随后，蒙古军相继略取惠和（今辽宁建平北马圈子）、金源（今辽宁朝阳西北喀喇沁）、和众（今辽宁凌源西十八里堡古城）、龙山（今辽宁喀左公营子）、和州（今辽宁喀左东大土城）、建州（今辽宁朝阳喀喇城）、富庶（今辽宁建平公营子城）等十五城。十二月，又攻取懿州（今辽宁阜新塔营子城），金守将高闾山战死。
贞祐三年（1215）正月，木华黎进攻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大明城），金北京宣抚使兼留守奥屯襄率兵二十万出城拒敌，双方战于花道，金军大败，死八万余人。奥屯襄据城坚守，被困日久，城中食尽，守城的契丹部族兵斩关出降，造成城中混乱。奥屯襄为部下所杀，众推寅答虎为帅，他便率部投降蒙古。木华黎即命寅答虎为北京留守，以吾也而权兵马都元帅镇之。北京是辽西重镇，处形胜之地，战略地位重要，史天倪曾向木华黎献策说：“金弃幽燕，已失策矣。辽水东西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其大宁以扼其襟喉，则金虽有辽阳，终不能保矣。”[61] 蒙古夺取北京，就扼制了辽西、辽东的襟喉，为经略东北提供了保证。
在攻城略地中，木华黎采取征抚兼用的策略。攻取北京后，即遣高德玉、刘蒲速窝儿前往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劝降，遭到金同知兀里卜的拒绝，但当地吏民杀兀里卜，共推土豪石天应为帅，举城投降蒙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蒙古军扫平了辽西诸城寨，连“下高、利、兴、松、义、锦等二十六城，破五十四寨”[62]，或谓“定府州县二十有九”[63]，其中战争规模大、战斗最激烈者，莫过于平定张鲸、张致弟兄的反叛。
还在贞祐二年（1214）十月，当木华黎进军辽西时，锦州人张鲸聚众十余万，杀当地节度使，自称临海郡王，遣使向蒙古投降。翌年四月，成吉思汗诏令张鲸统领北京十提控兵马，随掇忽兰南征未附州郡。木华黎密察鲸有反叛之心，就请命以石抹也先为其监军，监督鲸的行动。行至平州（今河北卢龙），鲸装病逗留不进，又谋图逃走，监军石抹也先缚鲸送行在，被处死。其弟张致闻兄被害，乃据锦州叛蒙自立，自称汉兴皇帝，建元兴隆。他先后派兵攻取平、滦、瑞、利、义、懿、广宁等州郡，声势甚盛。木华黎率蒙古不花、吾也而、石抹也先、史天祥等军数万讨张致，诸州郡多杀致所任命的官吏，再降于蒙军。蒙军进逼红罗山，张致部将杜秀降。
贞祐四年（1216）春，张致军攻占兴中府。七月，木华黎讨伐张致，进逼兴中。先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对他说：“今若急攻溜石山，叛贼一定派兵来援，我们截断他们的归路，就可生擒张致了”[64]。又派蒙古不花屯兵于永德县东等候敌人到来。张致果然派鲸子东平率骑兵八千、步卒三万，来援溜石。蒙古不花引兵进击，同时派人驰报。木华黎闻讯夜半引兵疾驰，遇敌于神水县东，蒙古军前后夹击，大破敌军，斩东平及士卒一万二千八百余级。随即攻克开义县，进围锦州。围守一个多月，张致以部下将校不勠力死战而发怒，杀败将二十余人，部将高益害怕被杀，便将张致捆绑投降蒙古，木华黎杀掉张致。这时，广宁的刘琰、懿州的田和尚等见大势已去，皆以城降蒙，也被木华黎杀掉，所谓“此叛寇，存之无以征后”。[65] 至此，木华黎略定辽西，开始设置地方军政机构，以石抹也先为御史大夫提控诸路元帅府事，“举辽水之西，滦水之东，悉以付之”[66]。
平定辽西后，木华黎挥师东渡辽河，连拔金、复、海、盖等城，阵斩盖州守将完颜众家奴，军锋进逼鸭绿江下游，攻克婆速府路大夫营。[67] 蒙古军还北上略取了东京、沈阳等城。面对蒙古铁骑的扫荡，金军不堪一击，有的败亡，有的归降，有的逃避，他们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抵抗。其时，屡败于金军的蒲鲜万奴，既畏蒙古之军锋，又图借蒙古以制金军，于是便主动向木华黎投降，以其子铁哥为质，“给事于御营”[68]。而成吉思汗则扶持蒲鲜万奴于东京，仍称大真天王，且以耶律捏儿哥为右丞，行省辽东，充当万奴副手，监视之。然而，蒲鲜万奴之降附蒙古，乃权宜之计，虚与委蛇，回避蒙古军的打击，目的是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图再起。当木华黎满载掠夺的财物西撤时，蒲鲜万奴便着手反水，毅然杀死蒙古派驻的辽东行省右丞耶律捏儿哥，又放弃东京，率众向东海地区转移，以便开创新的局面。
四 大真东迁，改称东夏
“率众保东海”[69]，东徒曷懒、恤品、胡里改等路，保存实力，割据一方，重新走完颜氏兴起—发展之路，是蒲鲜万奴及其追随者创建大真国的基本方略。他们之所以选择东海地区作为建国称王的根据地，当然有其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原因。
所谓“东海”，也属地域概念，即东海地区，它泛指从黑龙江下游往南至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日本海西岸向西以远的颇大地域，包括金之曷懒路、恤品路、胡里改路、上京地区及蒲与路的部分地区。大真要保的“东海”，又称“东土”，其中心地区为图们江、绥芬河及牡丹江流经的三江流域。
从历史上看，东海地区是我国东北古代肃慎系诸族的故土，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到了唐代，渤海靺鞨在这里兴起，建立了一个囊括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地方五千里”的地方民族政权，其中心地区就在三江流域。渤海国祚绵延近二百三十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皆相当发达，人称“海东盛国”。[70]渤海的丰功伟业，怎不让后世感叹景仰。时至辽中叶，女真人在这里崛起，完颜始祖就发迹于牡丹江畔，完颜氏的统一事业也是从三江流域开始的，[71] 因此，《金史》一再提到“金起东海”[72]，把东海地区视为金朝的发祥之地，“肇兴之地”，也就是把今东流松花江也归入了东海地区。到大真建立时，东海地区仍然主要是女真族的聚居区，“依山负海，其险足恃”，不仅金朝在当地的统治比较薄弱，而且距蒙古军锋及金军实力较强的辽南地区都较远，利于大真这个新生政权的生存发展。大概这些较优越的条件早就吸引蒲鲜万奴辈了，建国前他们就有东徒曷懒路的打算和谋划，建国后就主动实施有计划、有组织的东迁转移。
蒲鲜万奴是迪吉脑儿和归仁两次战役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其所部官兵的来源推测，迪吉脑儿之战，金军出动了六十万大军，从其集结和行进路线看，他们主要来自广宁、东京方面及辽南地区；而归仁之战，金军又出动了四十万大军，是蒲鲜万奴于咸平调动和集结的。由于迪吉脑儿之战金军损失惨重，东北南部的兵源消耗甚大，故万奴必然征调东北北部地区，尤其是东海地区的猛安谋克前来作战，《金史·完颜铁哥传》记载万奴“牒取（铁哥）所部骑兵二千，又召泰州军三千及户口迁咸平”，就透露了这种情况。尽管归仁之战万奴败溃，然其所部官兵仍有不少是来自东海地区的。所以说，大真东迁也符合这些官兵回归故乡的意愿。再者，万奴又先后任过咸平宣抚、辽东宣抚等要职，属下官吏众多，而且他与东北各地高官望族多有交往和联系，其中皆不乏叛金举事的追随者。可以设想，在万奴策划叛金自立过程中，就已派官兵回归故乡联络；当大真建立后，即派人前往那些地方改组当地政权，所谓“传檄而定”。当今考古工作者先后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北郊和吉林省珲春市斐优城发现和出土了大真官印两方：一曰“古州之印”，一曰“勾当公事天字号之印”。前者印背记得有“天泰二年二月廿五日应办所造”字样，后者印背记得款为“天泰二年三月□日□□所造”。“天泰”为大真年号。这两方官印的发现，无疑表明还在天泰二年（1216）二三月之前，大真的势力已扩展到牡丹江和图们江流域，一批大真官兵及其眷属东迁该地。
大真东迁是次较大规模的转移迁徙活动，是项巨大工程，举国之劳，颇费时日。然而，关于这次迁徙转移的过程、组织方式、行进路线等情况，史籍缺乏记载，难以了解和叙述清楚了。我们不妨借助明永乐时清朝肇祖猛哥帖木儿率部从开原（今辽宁开原老城）近境东迁阿木河（今朝鲜会宁一带）的事件来加深对大真东迁转移事件的认识。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春夏间，为躲避达达（蒙古）扰乱，猛哥帖木儿率斡朵里部（即建州左卫）部众七千余人（包括丁壮及老弱妇幼），先后分三批起程东迁。首批男妇二百余人，由首领童家吾下率领，携带牛马、财物等，于三月初旬从开原近境出发，四月中旬抵达阿木河。他们属于先遣队，负有特殊使命，一是要设营农耕，为后续迁来者做些准备；第二批包括正军一千余人，其他眷属六千二百余人，由猛哥帖木儿亲自率领，于六月二日抵达阿木河；第三批人数不明，另有杨木答兀所部开原叛逃官军三百余人加入，由猛哥帖木儿之母和兄弟于沙哈、凡察及开原女真千户杨木答兀等率领，于六月十九日到达阿木河。[73] 这里，我们且将大真东迁与猛哥东迁略做比较。猛哥东迁的规模较小，仅一个部族（即斡朵里部，建州左卫），人口只有七八千人，而大真东迁，是举国转移，规模相当大，就人口而言，仅《元史·木华黎传》就提到蒲鲜万奴“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猛哥东迁前的原住地或出发地点只有开原近境一个叫“余下”的地方，要迁往的目的地也只有阿木河一地，而大真东迁前，其部属及所辖民众分布的地域较广，绝不限于一两个地方或地区，故东迁的始发地有多个地方，至于所迁往的目的地分布的地域更广，地方更多，因而大真东迁的行进路线不止一两条，当有多条；尽管猛哥东迁的规模较小，但属举家举族迁徙，人们赶着牛马，装载财物，扶老携幼，行动起来多有不便，会遇到种种困难，所以这次东迁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分期分批地起程，整个过程费时近四个月。而大真东迁，其规模大得多，也是举家举族迁徙，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更多更严重，何况当时大真尚处于战争状态中，有时会遭受敌人的追击和堵截，所以这场转移迁徙更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安排。
大真建国伊始，为适应向东海地区扩展势力的需要，就陆陆续续派遣官吏组织部众东迁转移，但以蒲鲜万奴为首的核心人物及其主力部队仍在东京地区坚持活动，与效忠金廷的势力周旋，致力于争取广大民众，尤其是当地诸猛安谋克的支持，多方谋划和保护部众的安全转移。贞祐四年（天泰二年，1216）秋，当蒙古军挺进辽东时，万奴为了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便采取“伪降”策略，主动降附蒙古，送子铁哥为质，并受成吉思汗所派要员的监督。年末，木华黎从辽东还师，而万奴之子铁哥则由蒙古御营逃归，于是，蒲鲜万奴“复叛”，杀掉成吉思汗委派的辽东行省右丞耶律捏儿哥，不再臣属蒙古。[74] 为了防止蒙古军进行报复，万奴亲率部众东徙曷懒等路，实行大真政治中心的转移，到1217年末，基本上完成了大真诸部的大迁徙。《元史·木华黎传》所谓“（万奴）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是句高度概括的言辞，是对大真立国以来多次东徙转移的总括，并不是指某一次迁徙转移。这句话与《元史·塔思传》所说“（万奴）率众保东海”的意思是一致的，“海岛”即“东海”也。
大真东徙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皆发生了有利于己的变化，初步摆脱了金军、蒙古军和契丹军的威胁，稍事休整，即着手完善政权建置和开展经济建设。这时，蒲鲜万奴等人深感继续用“大真”这个仅限于女真民族的旗号有些脱离实际了，且不说辽、金时东北民族的变迁交融，就在万奴的追随者中就不乏汉人、渤海人和契丹人等，已打破了单一民族的界限。他们认为，当时“华夷一统”“用夏变夷”的观念为人共识，若采取中华民族所共奉的华夏名义，会扩大影响，增强号召力，以争取多方面可能的拥护和支持，因此，蒲鲜万奴等遂改大真为东夏。
蒲鲜万奴改称的“夏”，源自先秦早期夏、商、周三代的“夏”。夏代，中国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家天下”——国家，同时形成首个民族共同体夏族。随着三代更替，夏人、商人、周人交相融合，发展壮大为华夏族，他们创造了先进的华夏文明。周朝实行分封制，受封的诸侯国奉行以周礼为核心的华夏文化，他们被称为“诸夏”。到春秋时，诸侯坐大，列国并峙，大国争霸，乃至夷狄内徙，出现“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情形。此“中国”即诸夏或华夏。战国时，七国争雄[75]，兼并战争不断，人们渴望“天下一统”。秦始皇兼并六国，实现“华夏一统”，推动“华夷一统”，始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以后，以华夏族为主体形成汉族，复以汉族为主体形成中华民族。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追述远祖，即以夏或华夏为象征。历史上就有汉族或少数民族出身的人物，诸如东晋末匈奴贵族赫连勃勃、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窦建德、北宋时党项贵族元昊、元末川蜀地方势力首领明玉珍等，都把他们所建立的地方政权称为“夏”。蒲鲜万奴所建“东夏”意思是中国东部之国。“备御一面，以为后图”[76]，他们不会满足于东陲一隅之地，要等待时机，寄希望于未来。
东夏又称“东真”或“东真国”。这是高丽人的称呼。辽代以来，高丽便将女真人分为东女真和西女真，凡居住在高丽东北方面的叫作东女真，居住在西北方面的叫作西女真。大真东迁据有的东海地区，正是东女真的聚居区，故高丽人采用传统的称呼，称之为“东真”或“东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