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官志

东夏是个割据一方的小王国，其最高统治者蒲鲜万奴自称“天王”，年号“天泰”。在中国古代，人们崇拜“天”，以为它就是上帝，是世界万物的主宰，所有自然现象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都被看作受着上帝意志的支配和安排。万奴叛金自立，是金王朝的叛逆者，为了表明自己政治主张及所作所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请出“天”来，说他自己是皇天上帝派来的王，其作为是“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的事业，必将受到皇天上帝的庇护。东夏王国不大，但“天王”的权威也是神授的、绝对的，域内臣民都由他支配。不过，在东夏存在的十九年中，蒲鲜万奴始终没有称“帝”。无独有偶，在东北最早起事并最早称王的契丹人耶律留哥，也一直没有称帝，当所部将士一再劝请他称帝时，他都予以拒绝，其理由是：留哥曾与蒙古将领按陈那颜结盟，发誓要归附大蒙古国。如果违背誓言，自为东帝，就是“逆天”，必遭上天的严惩。留哥为什么要归附大蒙古国？就是因为大蒙古国无比强大，只有它能战胜金朝，“削平疆宇”[17]，统一天下。看来，留哥不是不想称帝，而是无能称帝、不敢称帝。蒲鲜万奴的情况类此，其实力不强，对付金朝在东北的残余势力尚可，若要与蒙古抗衡，那是不可能获胜的。一再败北，心存余悸。他尽量收敛自己，常思观衅而动，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哪敢称帝。

尽管东夏是个小国，但其政权建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还是较比完备的。

一 中央机构

尚书省 金初实行勃极烈[18]制，皇帝之下设勃极烈多员，由宗室贵族们担任，共同议政。太宗天会四年（1126），于燕云地区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之制，以统治汉族人民，与勃极烈制并行。熙宗时废除勃极烈制，中央实行三省制。到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罢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以管理国家政务。尚书省设尚书令一员，“总领纪纲，仪刑端揆”，为首相；下设左、右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二员[19]，“掌承天子，平章万机”，为宰相；又下设左、右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为执政官，“为宰相之贰，佐治省事”[20]。

东夏因袭金制，也设有尚书省，其宰相就有王浍。南宋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称：“辽东万奴，即女真大真国，厥相王贤佐，年余九十，有知来之明。”[21] 彭大雅于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出使蒙古，归国后撰写此书。他与蒲鲜万奴、王浍属同时代人，书中提到辅佐万奴的宰相王贤佐，他是何许人呢？元好问所辑《中州集》附有王玄佐的传，载曰：“王玄佐一字贤佐，名浍，咸平人。为人沉默寡欲，邃于易学，若有神授之，又通星历纬谶之学……宣宗即位，闻其名，议驿召之，以道梗不至……遣王曼卿授辽东宣抚使，不拜，又诏宰相以书招之……书达竞不至。辽东破时，年九十余矣。”[22] 由此可知，王玄佐即王贤佐，他与王浍是同一个人，“浍其名，贤佐其字也”[23]。《金史·宣宗本纪》则屡见有关王浍的记载，诸如贞祐二年（1214）正月，“征处士王浍，不至”；三年（1215）九月，“诏授隐士王浍太中大夫、右谏议大夫，充辽东宣抚司参谋官”；四年（1216）三月，“处士王浍以右谏议大夫复迁中奉大夫、斡林学士，仍赐诏褒谕”。王浍多次拒绝金廷高官厚禄的招诱，却弃隐出就蒲鲜万奴为辽东宣抚的参谋官，而后成为东夏的宰相，随同万奴南征北战，运筹帷幄，老当益壮，颇具胆识。

尚书省六部 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金朝初年，六部与尚书省左、右两司通署，吏、户、礼三部在左司，兵、刑、工三部在右司。熙宗天眷三年（1140），六部开始分治，各设专署，均设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东夏袭金制也设有六部，这从发现的刻有“天泰”“大同”年号的吏、礼两部官印可以推知。1957年，在吉林省延吉市发现天泰九年刻款“吏部主事之印”，表明东夏设有吏部。据《金史·百官志一》载，吏部“设主事四员，从七品，掌知管差除、校勘行止，分掌封勋资考之事，惟选事则通署，及掌受事付事、检勾稽失省署文牍，兼知本部宿直、检校架阁”[24]。东夏之吏部主事，其职掌当与金同。又：1980年，在吉林省珲春县斐优城发现大同二年刻款“尚书礼部之印”，还在别处发现其他刻有大同年号的礼部造官印十余枚之多，这都说明东夏的确设有礼部。所谓“尚书礼部”，意为尚书省之礼部，此印当为礼部通用的官印。《金史·百官志一》载：礼部“掌凡礼乐、祭祀、燕享、学校、贡举、仪式、制度、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医卜、释道、四方使客、诸国进贡、犒劳张设之事”[25]。当然，像东夏这个偏居东陲的小王国，其礼部的职掌不会如同金朝礼部这样完备。

从已发现的东夏官印看，其中仅见吏部和礼部，而户、刑、兵、工四部，尚未有官印实物发现，也不见于文献记载，但可以明确推断，东夏设有六部。是因在国家中央机构中，六部分掌各项政务，缺一不可。

少府监 迄今发现的天泰七年以后的官印和大同二年以前的官印，均镌刻为“少府监造”。这就表明东夏设有少府监。据《金史·百官志二》记载，少府监“掌邦国百工营造之事”，职官有监，正四品，少监，从五品，丞二员，从六品。下属有尚方、织染、文思、裁造、文绣等署，其中文思署，职官有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造内外局分印合、伞浮图金银等”[26]，因而金代官印多由少府监造，归礼部发放，所以印背有的刻“少府监造”，有的刻“礼部造”，有的就是直接由礼部铸造的。金末，蒙古南侵，内乱频仍，战火遍南北，为了应付这种动荡不定的局面，中央六部也可造印，地方行省也可造印，所以又出现“行部造”“行六部造”“行宫礼部造”的官印。东夏效法金制，建国初期，驻地分散，机构不全，故由“行部”造印，后来随着中央机构的完备，就改由少府监负责造印。

引进司 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朝鲜李朝成宗十六年，1485），在今朝鲜咸镜北道稳城发现了天泰四年镌刻的“引进使印”。引进使是引进司的长官，正五品，还设副使一员，从六品，“掌进外方人使贡献礼物事”。由此可知，东夏也设有引进司，而引进司为宣徽院的下属机构，故东夏设有宣徽院。《金史·百官志二》载，宣徽院，其长官有左、右宣徽使，正三品，同知宣徽院事，正四品，同签宣徽院事，正五品，宣徽判官，从六品，“掌朝会、燕享，凡殿庭礼仪及监知御膳”[27]。

审计院 据考，宋朝设有审计院，专管审查财政，是对盐铁、户部、度支三使司进行监督而设置的。金朝也曾设有审计院，《满洲金石志》著录有大定五年五月造“知审计院事印”[28]，即表明金世宗时审计院还存在，但《金史·百官志》失载，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于章宗泰和年间设置三司而撤消或裁并，遂遗去未列”[29]。发现的大同五年五月礼部造“知审计院事印”，则表明东夏也设审计院，其职权范围约与宋、金相当。知审计院事，就是主管审计院的首官，这种官称也是沿袭金熙宗皇统年间所规定的“知某事”，未作改易。

二 地方机构

行部（行省） 迄今发现的天泰二年之“万户天字号印”，为“北京行六部造”；天泰三年之“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为“南京行部造”，这就说明东夏建国之初，其势力已扩展到东海地区，故仿效金朝，也设置行六部，简称行部，管理地方军政事务。金朝末年，多设置行省（行部），为尚书省行六部的简称，即尚书省在地方的临时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节制诸军，指挥军事，并统管所辖地区的行政事务，安抚百姓，征发赋役，选授官吏等。随着形势的发展，行省这种临时性机构就逐渐增多，也经常化了，有如常设衙署，全国的路治几乎都设置过。在东北，宣宗兴定元年（1217）四月，以权参知政事辽东路行省完颜阿里不孙为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以权辽东路宣抚使蒲察五斤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上京。[30] 行省（行部）的官职比中央要少，行省的六部尚书、侍郎各由一人兼任。“行六部侍郎印”的发现，[31] 就是明确的物证。刻有“北京行六部造”和“南京行部造”的东夏官印的发现，说明东夏在其北京路、南京路设置行部，委任行部尚书和行部侍郎，行部有权颁布铸造官印。

三 猛安谋克

跟金朝一样，东夏也实行猛安谋克制，还在蒲鲜万奴建国之前，他就得到当地诸猛安谋克的支持，所谓“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32]。后来，万奴举国东迁曷懒、恤品、胡里改等地区，那里是女真故土，属东部女真聚居区，其猛安谋克受外界的冲击较少，保留着更多的传统的东西，东夏政权对他们的政策是维持现状，但颁发了新政权镌造的官印，以确立改朝换代后新的君臣关系。所发现的天泰七年“夺与古阿邻谋克之印”，天泰十八年“不匋古阿邻谋克之印”，大同二年“合重混谋克之印”，既说明东夏与金朝政权更替的情况，同时又表明东夏沿袭了金朝猛安谋克制。

早在金朝建立前夕，太祖阿骨打就抓住时机，对归附的诸女真部族进行整编，“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形成了以户为单位，按地域编组的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成为女真社会的基石。它首先是地方军政结合、军民合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其官长称猛安（千户）、谋克（百户）。据《金史·百官志》载：“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33] 猛安谋克作为地方政权机构，它与同时并存的州县相当。大体上讲，州、县设于汉区，以汉治汉，实行汉法，而在女真地区，实行猛安谋克制，其机构的职能、长官的职责，在军政合一的结构中更强调了军事，这反映了女真人尚武的特点。看来，东夏立国于女真故土，其猛安、谋克组织遍布国内，而州县建置罕见，前面提到的古州、会州、运州等处，也许是汉人、渤海人等迁入集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