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借鉴

一 基础的理论：党建理论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本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它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列宁的建党学说，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继承、发展和超越。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了无产阶级理论的重要性：它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指出，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是社会的进步力量，需要动员起来，加速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通过分析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集体行动，提出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为某种利益的获得而抗争，便可成为一种自为阶级[93]。“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4]无产阶级通过建立统一的、联合的政党，并以一个阶级的身份进行抗争，争取特殊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把阶级划分为自在和自为两种形式，有其内在的生成机理，即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以追求共同利益认同为内核的[95]。通过思想的灌输[96]，可以形成阶级意识[97]，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一旦形成，就会追求其自身的利益。例如，反对劳动剥削[98]，组建工人阶级政党，即政党建设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通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政党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夺取政权，并逐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无产阶级政党就像一把利器，它是资产阶级的克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有力保障。马克思恩格斯还进行了政党建设的具体实践，即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它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其明确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地位和作用，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策略、原则、目的、任务，以及指导思想和基本原理等议题，进一步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各项活动准则和活动纲领，使共产党人可以依据现实和历史规律作出不同的斗争策略，动员了大量的无产阶级投身于革命。总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新型的政党建设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提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革命的理论。构建了革命的纲领和策略，重视党内民主和党内团结，创立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了处理党内斗争和党内矛盾的基本方略，为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上的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积极建立共产国际，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不应局限在一个国家之内，而应是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只有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联合，才能获得胜利和解放。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提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加速了资本阶级的灭亡。

第二，列宁的党建学说。列宁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建立政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列宁的党建学说体现了“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的政党发展理论。一方面，在革命中，列宁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指明了党的先锋队性质，“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99]。列宁提出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建的首要位置，通过思想教育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依托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动员工人阶级加入到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阶级斗争中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彻底的革命的纲领，用来指导无产阶级参与革命斗争。通过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执政党建设中，要在执政过程中探索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例如，在新经济政策中，列宁把党建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列宁认为经济建设是政党建设的首要目标。例如，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可以发展私有经济，可以为政权建设提供持续的帮助。在具体的政权建设中，列宁注重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维护群众的利益，团结人民群众，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和统治基础，实现政治团结和政治稳定。在组织建设上，列宁首先强调纯洁队伍，在工作中形成良好的作风。例如，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的思潮。列宁还注重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通过提升党员的素养，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团结凝聚党员围绕在党组织周围，发挥党的作用。例如，通过党组织向群众灌输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精神，推进思想上建党。列宁还积极发展党内民主，通过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发挥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监督。在外交上，列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通过建立共产国际，指导、联合各国共产党开展斗争，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扩大了国际影响。列宁还注重苏维埃政权建设，通过密切联系群众，正确处理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第三，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其重要的特色是注重在思想上建党。思想上建党是指通过思想的改造和克服各种利益的诱惑，经过千锤百炼，铸就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毛泽东一开始就致力于党组织的工作，同时注重思想上建党。在具体的工作中，他注重思想建设。例如，在古田会议时，他提出党的教育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两大问题，总结了党建基本经验，即如何在农村中建军建党，如何在农民中发展党员、教育党员，实现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至《共产党人》发刊词为止，毛泽东提出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建党原则，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00]，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总之，毛泽东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内容方法、原则、党的地位、作用等，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建立提供了科学遵循。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党建称为革命的法宝，通过整风运动，改善党的作风。这些作风包括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还涌现出了其他优良的作风，例如，艰苦奋斗、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等等。这些优良作风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政党，具有先进性。毛泽东提出用正确的政治路线，教育党员干部，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实现党内团结。例如，针对党内斗争，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既强调党内斗争，又要弄清思想，注意团结。通过整风运动、调查研究等方式方法加强党的建设，充分运用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参与和党内民主。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注重执政党建设。他把党建的重心由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转向政权建设，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他强调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通过加强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他将民主制扩大到政权建设之中，强调党的领导。他在执政党建设中，强调反腐倡廉建设。真心诚意为群众着想，通过“三反”“五反”运动等阶级斗争形式，拒腐防变，强调群众运动、思想教育和民主监督，为人民谋福利。通过阶级斗争，警惕资产阶级的攻击，继续强调艰苦奋斗、密切党群关系，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施政过程中，毛泽东多以运动治党，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注重党的政治功能，从而忽视了党的经济功能。

第四，邓小平的党建思想。邓小平在总结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毛泽东的党建思想，“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101]。邓小平通过纠正“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行动上的指南。邓小平的党建思想还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经典理论，他告诫全党“老祖宗不能丢”[102]，要学习经典，传承经典。在思想上，邓小平创造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路线。通过对过去错误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展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科学论断。经过南方谈话，他破除了对姓“资”姓“社”的争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至党的十四大，我们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扫清了制度上、思想上的障碍，使党的建设步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在制度上，与毛泽东注重党的思想建设不同，邓小平更侧重在制度上建党。他运用法治手段，通过教育、制度和法制手段，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而非运用运动手段开展党风建设。例如，他从制度上提出健全党的民主监督制和民主集中制。在组织上，他提出要不断提高党的权威。他突破原有选人用人过度讲究政治性的局限。在干部建设中，他要求干部要做到“又红又专”，注重政治性的同时，还要求“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同时，他还建立和完善了党内的退休制和集体领导制。在作风上，他坚决要求端正党的作风，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他指出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他反对个人崇拜，倡导集体决策，提高党内的民主化水平。他还积极倡导密切联系群众，改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不断扩大党的统治基础和群众基础。邓小平还根据和平与发展这一国际环境，打破传统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坚持走出去、引进来，提高了党的适应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总之，邓小平通过思想、制度、组织、作风等层面加强和改善了党的建设，不断提高了党建的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水平，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第五，江泽民的党建思想。江泽民的党建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政党建设的传统。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103]。他积极打造政治上巩固，能够应对各种执政建设所面临的风险的党。为此，他认为执政党应不断提升自身的适应力和创新性，使党的建设走在世界政党建设的前列。江泽民对政党建设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将之写入党章，使之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通过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党的执政水平，提高党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江泽民还明确了党建的原则、任务和方法，“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104]。江泽民在政党建设中做到了“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非公党建提供了理论的遵循，首次提出私营企业主可以入党，明确了新社会阶层的概念。我们党通过不断吸纳新的社会阶层加入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开创了党的建设的新局面。江泽民高度重视非公党建工作。他认为非公党建是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的新领域[105]。在非公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是党扩大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的需要。所以，江泽民认识到了非公党建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私有企业主阶层是劳动者的一员，鼓励他们入党。江泽民注意加强和改进非公党建工作，通过理论研究，实践总结，探索非公党建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方法，并从思想上解除人们对非公党建的偏见和束缚。他积极开展有关非公党建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与时俱进的新观点、新方法，为非公党建的制度化提供了理论遵循。他在具体调研中，还提出非公党建工作的职责、定位、作用发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了非公党建的发展方向。例如，在具体的非公党建中，他注重在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中开展党的工作，同时，还要抓好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为党建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和支持。他还多次总结了非公党建的理念和方法，并在全国推广，使各地涌现了非公党建的新模式，进而丰富和发展了非公党建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第六，胡锦涛的党建思想。胡锦涛的党建思想是对已有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注重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确保党的先进性和凝聚力，明确党的先锋队性质，他提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属性，党员的先进性也是执政党先进性的体现。所以，在先进性建设上，胡锦涛坚持了党建理论的中国化，即讨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例如，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党建工作的六大任务，提出了党建工作发展的总目标、总任务。他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中，他提出建设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清正廉洁、求真务实，坚持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在党的十六大上，他首次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不断拓展了党建理论。他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推进党建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他的党建理论高度注重科学发展观，强调和谐社会的构建。胡锦涛坚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他倡导党要管党，党管干部，党管人才。通过健全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通过深化干部人事改革，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通过加强党的基层工作，夯实组织基础；通过走群众路线，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通过加大反腐败斗争强度，加大反腐力度。胡锦涛也高度重视非公党建工作[106]。他多次强调非公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他敢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非公党建为契机，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胡锦涛着重强调规模以上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强调党建工作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他明确了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任务，突出发挥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凝聚人心、推动发展、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的作用。胡锦涛还针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方针，他积极引导、支持、鼓励私营企业主阶层，不断吸收他们入党，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胡锦涛不断推动非公党建的覆盖面，为破解党建难题，他还积极探索党建工作的新做法、新实践。例如，他积极推行社企、村企共建，在缺乏组建党组织条件的非公企业中，要鼓励他们依托社区、楼宇、街道、村落开展共建活动。实现资源的共享，人员共用，不断推进非公党建的制度化水平。胡锦涛还积极优化设置党组织，明确优化非公党建的体制机制，采用多元化组建方式，因地制宜，多方实践，使我们党把握了非公党建的一般规律，推动了非公党建的不断创新发展。

第七，习近平的党建思想。习近平的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围绕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等层面提出了党建的新理论、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的党建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梦”的提出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战略目标。习近平在观看《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07]，做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中华民族“富国强民”这一美好“愿景”的体现。“中国梦”是党的梦，是党的先锋队的体现；“中国梦”是人民群众的梦，是服务群众和建成小康社会的保障。实现中国梦，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需要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习近平注重“五位一体”的党建布局，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在思想上，突出理想信念教育，他强调共产党员要“补钙”，要树立理想信念。为使党员干部更好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他还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他要求党员干部学习党史、党章，通过学习，可以提高各项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使党员干部时刻铭记党的优良传统，不忘本，永葆本色，拒腐防变。在组织建设上，习近平突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他认为党面对复杂形势，从事各项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建要依托队伍建设，完善选人用人机制，进而完善党的执政体系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作风建设上，习近平坚持群众路线，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打铁还需自身硬”。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因为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还着重提出党的政治生态建设，通过“两学一做”实践教育活动教育党员干部，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习近平突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以及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构建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在制度建设上，习近平强调制度的硬约束，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积极维护制度的权威。在反腐倡廉建设上，习近平“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抓紧、抓好反腐倡廉建设。通过“打老虎，拍苍蝇”，坚持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长效机制。（3）习近平注重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提出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通过加快党内立法，强化党内制度的执行力，推进制度建党、依规治党、依法治党。不断完善党，建设党，通过不断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4）习近平坚持群众路线。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落脚点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的需求为出发点，最终实现人民的幸福安康[108]。习近平把践行群众路线放到治国理政之中。他提出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109]。在“中国梦”中，人民群众是实现梦想的主体，强调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为此，习近平还推动了几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践行“三严三实”的作风，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总之，习近平的党建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为非公党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提供指导和借鉴。

二 借鉴的理论：西方理论

进行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研究，不可回避的是对西方理论的借鉴。通过借鉴西方理论，可以在运用党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的内在机理或一般逻辑。本书借鉴的西方理论包括：组织趋同理论、转型理论、治理理论、政策过程理论。

第一，组织趋同理论。组织趋同理论源自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它的核心观点是借用一系列社会共享观念来考察组织间的趋同现象。所以，该学派的一个核心机制就是合法性机制，该机制受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110]的双重制约。当二者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综合之后，才会形成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共享观念。这种共享观念源于制度化的作用，制度化规范了信任、法律、社会信息和社会关系[111]的作用。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追求合法性，而技术环境要求组织追求效率性。二者常常形成一个悖论，即某一组织为寻求合法性，被迫建立与效率无关的组织机构。在组织机构建立过程中，组织常常采用三种机制实现行为和组织结构之间趋同，即强制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112]，其中模范机制可以分为频率模仿、类别模仿、结果模仿[113]三种形式。所以，在组织的生命周期里，早期的组织存在路径依赖的特征，效率机制占首位；在中期，合法性机制占首位；在后期，效率机制占首位[114]，组织的行为、结构走向趋同。具体到政党趋同之中，表现为体制、政治和组织[115]、社会基础、活动方式、政治追求[116]的趋同。

第二，转型理论。转型理论由维克托·倪[117]提出，他认为市场经济终将代替再分配机制，同时新的社会阶层开始产生，社会分层机制也会发生分化，社会结构由“总体性”向“分化性”转变。在转型期，私营企业主与政治系统之间存在依赖和庇护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三种模式：一是中欧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例如，撒列尼提出的“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118]；二是东欧的新承袭主义体制，例如，俄罗斯的转型“来自上层的革命”[119]；三是东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主导的市场转型。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在转型期也被建构为中产阶级，他们会产生民主诉求[120]、政治参与诉求，他们作为橄榄形社会结构的重要支撑力量，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西方转型理论倡导的新的社会阶层是民主转型的推动力量不同，中国并未产生与政府对抗的社会阶层，他们并未形成阶层意识，而是与国家形成了依赖关系和非正式的利益关系。而维系这些关系的纽带源自共享的价值和利益。为维系这些关系，国家采用融合、庇护和吸纳等策略来统合新的社会阶层。在转型期出现的新现象是“下海”[121]和“红色资本家”[122]的兴起。国家在这些新社会阶层的统合展现了党的调试能力和适应能力[123]，党不断加强对精英的激励、招募和监督。

第三，治理理论。治理是对治理对象的有效管控和推进[124]，它包括国家治理、公司治理、乡村治理、全球治理[125]等，是治理的主体、方式和效果所达致的善治状态。国家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治理所追求的目标逐渐完善，包括：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效率和协调性[126]。与传统的运动式治理[127]不同，现在的治理具有以下特征：（1）它强调协调；（2）它强调治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3）它强调治理的范围涉及各类部门[128]。关于治理理论的核心要点，要着眼于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或者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权威主义，把西方理论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契合。即习近平提出的运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29]来提升治国理政的一系列能力。在拓展多元治理主体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坚持党的领导，并以两个一百年为奋斗目标，以实现民主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最后的归宿。

第四，政策过程理论。中国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需要迎合两种机制。一是科层制度，即自上而下的严密的官僚体系；二是观念制度，即认同中央的权威。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由中央发出，通过科层制得以传递，为促使地方政府完成政策目标，中央采取委托—代理关系（包干制[130]）加之激励机制使地方政策执行的动力机制强化。在政策执行中，中央允许地方因地制宜，造成政策不同程度的偏离和变通。但在压力型体制下，这些变通是有限度的，是以维系中央的权威为前提的。这种模式也适用于非公企业，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时，由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市场化程度提高，政府对非公企业的干预减少，使非公企业获得了独立性和自主性[131]。非公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常常影响政策过程[132]，包括迎合政绩、坐地要价、利益疏通、借力施压和正式沟通，等等。同时，游说、捐款和履行社会责任也是影响政策过程的重要体现。在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地方利益集团参与决策，政策过程的延续性在于各方之间利益的妥协[133]。在这个过程中，政商之间建立了正式的和非正式[134]的关系，推动了政策过程的制度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