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已有的研究成果

非公党建这一新型基层党建形式是随着非公经济的崛起而兴起，并逐渐发展的。受制于路径依赖的影响，非公党建的行为主体（例如，党务工作者）从事党务工作时，遵循的是既有的党建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体现在“两个覆盖”（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工作上的研究众多。现有研究多侧重在非公党建的内在特质、重要性和必要性、创新组织覆盖形式、体制机制、党员教育管理、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等方面内容。

一是非公党建的内在特质研究。学界一致认为：受社会转型、国家转型、政党转型的影响，非公企业总体上还处于“多、小、散、流、变、杂”[20]的状况。与之相应，作为基层党建的新形式和新内容的非公党建具有新的特质，主要表现在：党建对象年轻化[21]、党建工作复杂性[22]、党建运行无权力依托[23]，党建实践缺少适应性、系统性、综合性、区域性等方面。同时，学界还缺乏对非公党建内在规律性的把握，仅有少量的研究涉及非公党建的生成逻辑、运作逻辑、发展逻辑。

二是非公党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研究。非公党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研究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而兴起，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作为新社会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理应入党，以及如何吸纳其入党的问题。（2）论证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合法性问题，把其纳入基层党建的范畴，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途径。（3）非公党建的定位研究，有两种比较典型的认识：其一，强调“维权核心”，即维护非公企业及企业内各方权益作为工作的核心，党组织在发展企业文化、协调劳资矛盾、共创和谐企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二，强调“政治核心”[24]，即在企业职工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种政治核心作用不同于国有企业的政治核心作用，非公企业中党组织的定位应与作用发挥存在正向关系[25]，非公党建应从“核心地位”向“边缘地位”转化[26]，发展非公党建必须与非公企业发展同心同向。所以，学界认为在企业职工中发挥政治核心使用是推进非公党建发展的最有效形式。

三是非公党建的组织覆盖创新研究。按照“应建必建”的党建逻辑，非公企业采用单独建、联合建、挂靠建、园区党建、楼宇党建等组织覆盖形式，在符合建立条件的非公企业中基本实现了党的组织全覆盖。该党建覆盖形式是党组织主导下的多主体、网络状、有重点、无形、分权式的柔性覆盖。总体而言，非公党建“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非公党建总体上以组织覆盖为主转向以工作覆盖为主，正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四是非公党建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研究。领导体制研究主要分为外部领导体制和内部组织管理体制。外部领导体制包括联席会议模式、条块模式、党工委模式、“一主两辅”模式。通过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配合，城市街道一级党组织具体负责，形成非公党建的工作网络。内部组织管理体制主要是破除家族企业的弊端，建立权责分明、分工合理的现代公司治理体制。运行机制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党组织设置科学化、党建工作制度化、党政干部交叉任职普遍化、党性教育常态化、党务管理信息化、党群工作一体化、党务工作服务规范化、党建绩效考核目标化、党建经费筹集多元化、党务活动时间、场所灵活多样化[27]。

五是非公党建的各地实践（模式创新）。非公党建的发展呈现出区域间的不平衡性，一般的认识是经济发达地区的非公党建优于经济落后的地区。已取得共识的非公党建模式主要包括苏南模式[28]、温州模式、天津模式[29]、广州模式、深圳模式、重庆模式等。学界对各地的非公党建实践进行了广泛的调研[30]，形成了一大批学术著述和调查报告。但也存在重复性、缺乏创新性、理论深度不够等问题[31]，亟待解决。

六是非公党建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研究。非公党建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外部的制度性障碍和内部的技术性障碍。制度性障碍包括外部环境不稳定、体制不顺、政策保障不力、领导不重视[32]。技术性障碍包括私营企业主是否支持、党组织活动开展难、作用发挥难[33]、党组织“家族化”[34]、党务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不高[35]、党员流动性大、管理难度大、职工群众的认同度不高，等等。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认识不到位、资源支撑保障不到位、组织管理体制不到位，等等。

二 存在的研究争议

非公党建在取得一致性认同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争议。这些争议存在于中央政策文件尚未涉及的领域。例如，中央政策没有对非公党建的领导体制做出具体的安排，各地出现了挂靠于不同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央政策没有对非公企业的活动方式做出具体的安排，各地的活动出现了差异性特征。这些领域主要包括：非公党建的历史分期、非公党建的作用发挥、非公党建的主体定位、对非公党建认知的相关问题的争议等方面。

一是非公党建的历史分期存在争议。纵观非公党建研究，学界对非公党建制度性结构变迁研究较少，对非公党建的历史分期存在争议。大部分研究以某次党代会或某项有重大突破的历史性事件作为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例如，大部分的共识是非公党建的历史分期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王世谊[36]的研究则认为非公党建的研究始于1992年，即党的十四大召开，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标志。学界对非公党建的起步探索阶段也存在争议，例如，划分类型有1979—1997年和1978—1992年。相应地，对发展阶段也出现了分歧：邱观建和文道贵[37]的研究把1992—2002年这一阶段进行了单独的细化；并以1997年为时间节点把此阶段划分为两个时期。而2002年成为学界的共识，大部分研究把2002年作为非公党建制度化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确定了非公党建和私营企业主的合法性地位。王世谊[38]的研究把这一阶段也进行了细分，以2007年为时间节点：以突破关键环节为标志（2001—2007年）；以完善制度体系为标志（2007年至今）。高国舫[39]的研究突破了原有历史分期的限制，他把非公党建分成了三个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波段：第一波为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的双覆盖，第二波为推进标准化建设，第三波为通过红色引领开展党建工作。对非公党建的历史分期研究出现的分歧，与中央的非公党建政策尚无定论、分期标准紊乱，以及对非公党建规律的认识不足等有关，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二是非公党建的作用发挥存在争议。首先是非公党建作用发挥面临的困难的差异性。学界认为非公党组织作用的发挥有三大困境：（1）缺乏强势的行政依托；（2）缺乏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40];（3）路径依赖的惯性（体制内党组织的示范效应）影响[41]。其次对非公党建的作用的分析，党组织应该发挥促进和谐、推动发展、凝聚人心、服务员工、培养人才的作用[42]。学界对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探讨。（1）通过建立先进性建设长效机制发挥作用，包括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思想引导机制、服务凝聚机制[43]。（2）通过党建制度创新发挥作用，主要通过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路径，并使两者良性互动来实现[44]。（3）通过理顺关系发挥作用。例如，处理好非公党建与企业的生产经营、企业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党组织与和谐企业建设、理顺劳资关系，反映职工群众和私营企业主的合理诉求[45]，等等。（4）通过强化非公党建的实效管理发挥作用，即发展共谋、和谐共促、文化共建、人才共育[46]。（5）通过创新载体发挥作用，例如，依托“服务理念”“企业文化”“网络平台”“班长工程”开展党建工作[47]。 （6）通过构建合理的非公党建结构发挥作用，包括：（a）组织形态选择：非公企业内党建与非公企业外党建结合；（b）价值取向调整：政党政治逻辑与非公企业内在逻辑统一；（c）活动形态转型：政治化与生活化相融；（d）动力机制构建：以“公转”带“自转”促成“社会党建”与非公党建联动[48]。

三是非公党建的主体定位存在争议。（1）对非公党建主体的界定存在非一致性，即包括私营企业主、管理层、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党员、职工，这几个主体的身份存在交叉。例如，私营企业主可以是管理层、党组织书记或者党员，党员也可以是管理层。学界对私营企业主的研究还包括他们的政治参与[49]、群体性特征[50]等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对几个主体的相互转化存在争议，即学界的共识是“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企业决策，等等。肖剑忠的研究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主要党务干部需要兼职，可以突出党组织的重要地位，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而党务工作者应该专职化。进而他认为在非公企业中，非公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兼任人力资源部门经理和工会主席的模式最值得重视和实践。（3）非公党建主体的功效分析，普通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要依托所在的党组织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和生产经营以及日常管理，进而提高在职工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51]。

四是对非公党建的认知存在的争议。（1）对非公党建研究的争议。非公党建研究出现了重复研究、“炒冷饭”的现象。关注现实矛盾不够，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和“问题意识”。研究的视角单一，就问题谈问题的现象比较普遍，缺乏有深度的理论成果，难以实现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52]。（2）对非公党建本体的争议。学界的争议点是对非公党建的合法性出现质疑。非公党建至今未有一部完整的法律作为支撑，合法性资源缺乏[53]。非公党建作为一种新型的制度安排，是地方非公党建实践与中央制度性回应的结果。中央为非公党建留有充足的自由空间和自由资源，鼓励地方实践，中央通过制度化予以回应。

三 拓展的研究内容

非公党建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依从了基本的党建逻辑。所以，对非公党建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在“党建”这一个领域，要对非公党建进行拓展和深化，同时还需引入新的研究议题，例如，非公企业的反腐倡廉、新型政商关系的建构等。非公党建的拓展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非公党建进行新的解释。例如，运用调研数据资料，进行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非公党建研究的深化拓展需要打破传统的整体式、铁板一块式研究，深化对具体的行为主体的研究。例如，对私营企业主的研究，对党务工作者的研究，对党组织作用发挥的研究等方面。

一是非公党建的拓展。（1）借用新理论进行拓展。现有研究把治理理论与非公党建进行结合。例如，王世谊[54]把嵌入性治理引入到非公党建中，对比了三种治理方式，即外生性治理、内控性治理、嵌入性治理。他推崇第三种治理方式，通过嵌入式治理，企业党组织以建设和谐企业为纽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党的工作变成企业的需要，使党组织成为企业不可缺少的部分。蒋铁柱[55]从构建和谐企业的高度出发，认为非公党建和公司治理和谐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关键是党政领导都要树立“领导即服务”的新观念，创新党组织的领导模式，完善公司治理的运行机制，对企业各种资源的配置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这种治理方式通过嵌入公司治理的角色定位，党建嵌入公司治理董事会、监事会，使激励机制发挥作用[56]，等等。（2）通过调查材料进行拓展。已有的研究表明，党组织必须迎合企业发展才能发挥作用，必须通过获得企业的认同来发展党组织[57]。作用发挥得比较好的党组织多集中在私营企业主支持非公党建，或私营企业主拥有党员身份的企业，或经济发展好、有正常优惠的地区，亦或是改制企业之中[58]。非公党建的价值大小与非公企业规模大小成正比[59]。基于温州地区（11个县、市、区）以构建和谐企业为目标推进非公党建的46家试点单位所做的调查和分析，任映红[60]的研究建构了非公党建的评价体系。通过分析发现，非公党建的实证研究较少，且研究范围有限，很难对非公党建做出整体性的回应。对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党组织如何建立制度化的治理体制等议题缺乏实质性的解答。所以，要综合借用各学科的理论与非公党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非公党建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要运用新的理论范式解决非公党建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例如，非公党建与企业绩效、非公党建与和谐企业建设、非公党建与企业文化、非公党建的效用评价、非公党建的一般规律与问题的破解之道，等等。

二是非公党建研究的深化。非公党建的深化研究需要建立在对非公党建定性的资料收集和定量的数据量化基础之上，需要挖掘新的佐证材料，去验证已有的非公党建的理论与实践。（1）对私营企业主的研究。私营企业主的支持是非公党建的重要前提，需要加强对其的教育和引导是学界的一致性共识。林立公[61]对私营企业主的群体特征进行了研究。邱素琴[62]认为私营企业主面对非公党建有三种非理性选择，即犹豫型、功利型和排斥型。（2）对党务工作者的研究。对党组织书记的研究多侧重于借用精英理论，认为党组织书记是党组织作用发挥的关键性因素。非公党建与传统基层党建的重要区别在于党组织书记作用、地位的弱化，由“党的领导者”向“党务工作者”转变[63]。所以，通过制度化激励、规范化管理、专业化培训、社会化选聘等多种方式方法打造党务工作者队伍，着重培养党组织书记。选拔党组织书记要遵从一个主要标准，即善协调、会管理、懂经营、守信念、重品行等[64]。所以，非公党建要注意从细节上入手，而非从宏观上就党建谈党建，落入简单、重复的误区。要研究非公党建中各行为主体如何协作互动、如何发挥作用、如何相互转化等议题，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非公党建研究要关注企业的技术环境，以迎合外部党组织嵌入的需要，同时还要注意中国本土化的现实。例如，探究非公党建中的非制度化关系，以及网络结构和网络规模等。

三是非公企业的反腐倡廉。现有对非公企业反腐倡廉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江苏省反腐倡廉的探讨与思考。江苏省制定了非公企业纪检组织建设实施方案，通过经费保障、培训保障、服务指导等机制，实现了各级纪委的协调、联动，推动了他们之间的良性运作，提升了他们的履职能力[65]。江苏省非公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在探索中形成了党的领导、纪委协调、群众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66]。王世谊[67]的研究仅涉及规模以上企业，他认为开展反腐倡廉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问题，其次要解决的是组织多样化的挑战，最后要考察结构设置、政府职能等问题是否到位。由此可知，这些问题在反腐倡廉中是新问题，但在非公党建中却不是新问题。王世谊的研究陷入了“路径依赖”的误区，很难在新的研究领域进行突破。非公党建反腐倡廉研究是非公党建研究的一个缩影，反腐倡廉这一小范围可以推导至非公党建这一大范围，由非公企业的反腐倡廉推导至全国范围内各行业的反腐倡廉，可以对整个反腐倡廉体制做出回应。所以，非公企业的反腐倡廉还有很多深层次的议题亟待挖掘。

此外，要回应非公党建理论，还要探讨不同领导人的非公党建思想，为非公党建寻找理论上的支撑。设立专有的非公党建法，为非公党建发展建构法理基础。还要回应非公党建的未来走向，有研究者提出，非公党建可以在规模以上企业中实现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在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中实现工作覆盖。未来非公党建随着制度环境的优化和内部技术环境的完善，可以实现工作覆盖，发挥作用，即设立新型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

四 国外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中国非公党建相关研究的理论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非公党建行为主体的研究，包括私营企业主和党务工作者，由于私营企业主和党务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处于交叉任职状态，即两者可能交叉也可能相互独立。二是政商关系研究，主要探讨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主之间的关系。

一是对私营企业主的研究。（1）合法性研究。Tsang[68]认为在中国政治气候多变、意识形态问题凸显的制度环境下，私营企业主作为劳动剥削者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为此，他们消耗了大量资本用于缓解现有的矛盾冲突和谋求政治合法性。获致这种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他们通过参与政协、人大或其他政治组织、社会组织获得政治关联。通过采用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同构的组织结构（党组织），从事具有政府导向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从而获得政治合法性[69]。（2）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研究。政治参与本是私营企业主谋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渠道，国外研究较多，现专门予以论述。首先，影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因素分析。Ying Chen和 Touve David[70]以体制和资源依赖论为分析框架，研究指出，政治整合、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是影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有研究者依据在广西柳州的调查数据，分析指出影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因素包括企业规模、党员身份以及与政府的关系[71]。其次，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渠道。私营企业主通过从事社会公共事业，谋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Dali Ma 和Parish William L.[72]使用了1995年民营企业家全国调查数据，数据样本规模为2870，他们探讨了在经济转型时期非公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数据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为政府的福利项目（如光彩事业）慷慨解囊。他们通过各级人大、政协等组织，取获了政治接入的机会和社会地位的提高[73]。（3）私营企业主的社会资本。McNally[74]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主义政党，它与私营部门的剥削性质存在管理的“刻意模糊”，而关系网络渗透到企业—政府关系互动之中，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制度空间。在正式的网络互动之中，网络成员通过社会资本从政府（党政机关）中获得政府联络、市场信息、资金支持等重要的资源[75]。Enhai[76]探讨了中国私营企业主中是否有个人特质与决策模式的性别差异，研究指出女私营企业主和她们的男性同行之间的教育水平没有性别差异。不过，与男私营企业主相比，女私营企业主有较小的家庭规模和较长的工作时间。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女私营企业主在员工规模、收入和利润上都处于较小规模。还有学者研究了私营企业主的伦理问题、私营企业主的宗教信仰等议题[77]。

二是对党务工作者的研究。国外对企业支部领导的研究较少，且对支部领导持一种批评的态度。Jel等[78]通过收集2000—2004年上市公司中的党委书记的信息，考察了公司党委书记的存在和力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他们认为，在国有企业中，党委书记的存在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有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高失业率。在非公企业中，党委书记更可能是有政治关系的高级管理人员，但不够专业。

三是政商关系研究。与习近平倡导的“亲”和“清”[79]的新型政商关系不同，西方研究者对政商关系的研究多侧重在民主转型[80]上，他们信奉的理念是“没有资产阶级，没有民主”[81]。西方研究者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并不是民主转型的推动者。尽管在转型中，私营企业主获得了自由流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但这些空间和资源并没有转化为政府的压力[82]。甚至他们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无力去支持政治变革[83]。国家并没有排斥这部分群体，而是通过融合[84]把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合在一起。最明显的特征是“下海”[85]的出现，那些“红色资本家”[86]集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于一身，攫取了大量的财富。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的转型与撒列尼描述的“被中断的资产阶级”[87]不同，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兼具了“精英复制”“精英循环”以及“精英再生产”[88]的特征，他们在经济上崛起，源自代际传递[89]或者白手起家[90]。他们与政府接触，是为了换取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一系列资源[91]，以及政治系统对他们的庇护[92]，这种不平等的“共生庇护关系”被戴慕珍称为新传统主义政治。这种政商关系还体现在政治系统对私营企业主的吸纳层面，包括党组织嵌入和政治安排，把私营企业主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国外的相关研究拓展了非公党建的研究空间，特别是当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双重优化时，对非公党建的整体性研究要让位于细节性研究，即把非公党建作为一个系统，研究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探讨各个组织部分的功能，优化非公党建的系统结构。用小范围的认知扩大至大的范围，对非公党建的制度创新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