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

社会运行与社会转型[1]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问，有两个问题是最为基本的，必须作出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学是什么，也就是社会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学如何认识和研究现实社会，也就是社会学的应用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应当是一致的，成熟的社会学应当兼容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杭生教授的三部代表性著作——《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社会运行导论》（1993）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1996）——正是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所作出的初步回答，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一种探索。

在理论上，最新出版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与郑先生以前的著作是一致的。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他根据对社会运行和发展三种类型（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型发展）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学对象的新的看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并分别从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个方面，对这一新观点作了较为详细、系统的论证。在《社会运行导论》一书中，他和他的学术群体则对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作了深入、展开的分析，分别阐述了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社会转型期的转型效应和迟发展社会的迟发展效应对社会运行的影响，并分析了社会运行的五大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正是在上述基础上认识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尝试。

具体地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有以下一些特色：

第一，本书恰当地概括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即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它既不是完整的传统社会，也不是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是转型期社会。从形式上看，这种转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从实质上看，这种转型包含了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

这种观点与那种关于社会的“传统—现代”、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分的观点形成对照。它的形成既是对现实的经验总结，又是郑先生社会学理论的自然延伸。他在研究社会运行状态时，就已区分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三种运行状态，这种三分法是颇具创见的。从总体上看，转型期的社会是一种混合着传统与现代的、中性运行的社会。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需要这种理论创新。

作者在书中历史地分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他指出1840—1949年是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1949—1978年是社会转型的第二阶段，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加速期，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本书主要是围绕这一转型新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的。

作者还强调指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在农村。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村的转型程度，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程度；在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之前，是很难谈得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同时，随着第三阶段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来临，各个方面的社会问题变得明显和突出”（该书“前言”），这些是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时所必须注意的。

第二，本书有着鲜明的社会学视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郑先生社会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作者认为，社会学的视角，最主要的就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视角，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视角。本书的主要内容“社会转型中的利益格局”“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控制体系”“社会转型中的文化模式”“转型中的社会支持系统”，既是按照这一视角进行的选择，也正是透过这一视角进行分析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以结构转型期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为核心内容或分析主线的，“社会转型中的利益格局”主要研究的是社会转型期利益（收入）分配的状况及调整利益（收入）分配的对策，这实际上主要是分析转型社会中的动力机制；“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控制体系”主要是分析转型社会中的控制机制；“社会转型中的文化模式”主要是探讨转型社会中的整合机制和激励机制；“转型中的社会支持系统”则主要是研究转型社会中的保障机制。当然，各部分的内容也有所交叉。而这五大机制的理论分析则体现在《社会运行导论》一书中。

上述众人瞩目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几大实际问题，与郑先生的理论推演不谋而合，这显示了其理论的生命力。重视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而且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

第三，本书有着明显的实践取向，书中的许多研究结论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作者指出，中国社会转型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结果，“包括正面的、积极的结果，这通常是主要的；也包括负面的、消极的结果，这通常是次要的”（该书“前言”）。全书的研究目标，正如本书的副标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是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是为了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也就是促进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这就明确了转型的向度问题。作者指出：“我们要研究和搞清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哪些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良性因素，哪些则是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恶性因素，而哪些是向前发展可以成为良性因素、向后倒退又可以成为恶性因素的中性因素。”（该书“前言”）本书的一些具体结论，经过运作，都是可以成为促进社会转型的具体政策的，如：对先富者给一个“先富起来的利益群体”的名分；加强政府行为，调节收入分配；建立一种既充满活力和生机，又能保证社会主义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提高犯罪成本以控制犯罪率；调整和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系统以支持社会脆弱群体；等等。

第四，本书的分析和立论建立在丰富的实证材料基础上，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书中除了引用一些统计年鉴数据，其他单位的调查数据和报刊杂志上的部分资料外，大量调查数据和资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多项社会调查，其中包括1992年四个典型农村社区（贵州省惠水县王佑镇、黑龙江省绥化市利民镇、山东省济宁市安居镇和江苏省南通市姜灶乡）调查、1994年的全国抽样调查、1994年的北京市和石家庄市抽样调查、1995年的全国部分省市的抽样调查等。到实践中去，用事实说话，而不是坐而论道，这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总之，本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项研究成果，是郑杭生教授“社会运行论”的深化和发展。本书有理论、有观点、有材料，是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一项突破性成就，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