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社会学的核心价值[8]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也即将迎来其三十周年。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9]这一“补课说”直接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阶段。

当其之时，中断了将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百废待兴。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以费孝通、雷洁琼等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带领全体社会学界同仁，借助境外学者的支持，为重建中国社会学付出了艰苦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就体现在很多方面，择其要者而言：

一是社会学的组织机构建设大大加强。我们现在既有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学会，也在很多地方建立了区域性的社会学会。在各个社会学会下面还建立了促进专业教学和研究的专门委员会。与此同时，在全国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中，有很多建立了专门的社会学系（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中心或社会学教研室等机构。相应地，在这些机构从事专业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也大大增加，从而表明中国社会学体制性力量的大大增强。

二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大大加强。在现在的学科体系中，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包括了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和民俗学四个二级学科，并开设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本科专业。国内一些大学已经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自主开展学科建设的能力增强了。还有若干学校的社会学学科因为建设成效突出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一些学校的社会学、社会工作本科专业被评为教育部特色专业。

三是科学研究取得一些突出成就。在恢复重建过程中，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种基金的支持，学者们不仅就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地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西方社会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等开展了深入研究，而且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对中国社会的婚姻与家庭、心理与行为、经济与社会、组织与制度、城市与农村、阶级与阶层、变迁与发展、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观点，特别是初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例如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等等。为了促进社会学研究的整合、推动重大研究成果的产出和服务社会实践，教育部还在少数学校建立了社会学重点研究基地。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社会学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得到了发展，目前有影响的分支学科至少已有十几门。

四是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绩。这方面最直接的指标就是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健全和专业人才培养数量迅速增加。目前在一些重点大学已经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分层次的、多方向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各类人才培养数量方面，增加的趋势也很明显。当然，人才培养方面的进展还体现在教材建设加强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仅就教材建设而言，一些出版社出版了很有影响的系列教材，总体上可说是数量大大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学生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

五是国际交流不断扩大。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过程始终伴随着国际交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推动着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三十年来，国内社会学机构与国外社会学机构的合作交流越来越多，合作的内容不断丰富，合作的层次逐步提高，中国社会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特别是，2004年我们举办了世界社会学大会，让世界了解中国社会学，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特别是中日韩社会学家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总之，通过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日渐成熟，不仅其体制上的合法性不断增强，其在公众中的知晓度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关于什么是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究竟有何用途的问题依然萦绕于我的脑际并时常被人问起。

为什么会这样?很明显，我们恢复重建起来的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是很多人从对现有社会学的认识和了解中还觉得有些模糊。这就促使我们在看到社会学恢复重建所取得的上述突出成就的同时，也应当正视其存在的一些值得忧虑的倾向，特别是重建社会学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工具主义取向。这种取向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一是很少反思地吸取西方社会学的知识；二是仓促开展应用研究以增进社会学的合法性；三是为学科建设而学科建设的自我封闭取向。

在恢复重建社会学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本着“拿来主义”的态度，直接请境外和国外的学者讲课，直接引进国外的社会学教材和著作，直接到西方国家去取经，直接学习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我们既有空乏已久的动力，又有面对西方社会学长足发展而产生的压力，使得我们来不及仔细思考和咀嚼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本质。特别是，在恢复重建之初的特殊社会背景下，我们主要强调的又是学习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而且主要是“拿来”美国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对于社会学理论的重视不够。这样一种技术知识层面的学习毫无疑问限制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与此同时，由于急于展示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使恢复重建社会学增添合法性，我们又过分热衷于一些缺乏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很少反思地运用社会学的知识和技术来满足一些现实的客户需求。而在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后期，一些学者又过于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反思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强调社会学的专业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由此使得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有远离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大众的倾向，成为社会学家们的自留地。

在此背景下，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确实积累了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所说的工具性知识[10]，但是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学缺乏深入的反思，对于为什么开展社会学研究缺乏深入的反思，反思性知识的积累非常不足。如果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那就是使得中国社会学在四肢逐渐发达的同时，却在某种意义上缺乏非常充实的灵魂，甚至出现因缺乏基本认同价值而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学科碎片化倾向，让人们一踏入社会学就像进了万花筒而不得要领。

因此，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三十年即将来临之际，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之际，我们确有必要在原有一些学者自觉努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更加深入地追寻社会学的核心价值，以便赋予中国社会学更加鲜活的灵魂，促进中国社会学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并为中国现代化实践作出更大的贡献。

那么，什么应是社会学的核心价值?从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看，秩序关怀一直是社会学的重要关怀。我国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在恢复重建社会学阶段非常明确地提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从当前中国社会实践看，和谐与发展也是实践的呼唤。而实现和谐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与机制就是促进社会公正。由此，笔者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实际上有着三项重要价值追求，即：追求公正、追求和谐、追求发展，公正、和谐、发展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核心价值。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否定具有内在局限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追求公正只能是空想，追求和谐也只能是建立在剥夺和强制的基础上，追求发展最终也只能是少数人的、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这是西方社会学的悲哀。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说，追求公正、追求和谐、追求发展，在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是客观的需要，但是已经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我们的社会学如果能在恢复重建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申明自己学科的核心价值，即追求公正、追求和谐、追求发展，着眼于研究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存在的不公正、不和谐以及不适当发展的具体表现、原因、过程、影响以及改变途径，等等，这样就可以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创造学科自身更加辉煌的未来。

当然，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公正实际上面临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挑战。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还很有限，我们在物质财富的分配方面还存在着种种不公正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风险、工业社会风险和晚期工业社会风险的叠加以及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我们社会正在面临风险分配不公正的问题，包括国际层面不公正的问题。由此，我们社会学在追求公正的价值指引下，实际上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和众多的研究话题。

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在今天追求社会和谐，社会学者实际上有着多元化的行动选择。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的说法[11]来演绎，在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学维护社会秩序的努力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早期的社会学家主要是抵制和批判市场暴力，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评和道德关怀；后来随着国家角色的转变，社会学者协助国家制定社会政策，建立福利制度；再后来随着国家和市场的合谋，一些社会学者深入公众中为保卫社会而努力。很明显，当代中国发展与西方社会发展不同，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社会同步出现，由此使得社会秩序与和谐面临多种挑战，我们社会学工作者追求社会和谐也需要多重努力。

但是，在社会学者追求和谐的各种努力中，配合国家的行动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应是一种主要的努力。制度是协调社会利益、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设置。我国目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其核心就是制度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社会学者积极参与，不仅要从整体上考虑我们的社会建设制度设计，而且要将各种具体的制度设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特别是要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设计。这个方向上的完善的制度设计将在现阶段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在今天追求发展，我们社会学者应有对发展的更为全面、更为科学、更为深入的理解。一方面，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我国自身的发展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社会学这门学科并不反对发展。特别是，当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发展压力还很大，不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但是，社会学所追求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社会学应为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出贡献，应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出贡献，应为保障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作出贡献。这就要求社会学者能够秉持自己的核心价值，基于反思的立场和整体性视野，对当下的发展进程保持建设性的批判力和参与性的影响力，以促进适当的发展。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学不应当回避其价值主张，而应进一步明确表述其核心价值追求，并以此统领社会学研究，谋求社会学界的集体认同，促进社会学学科发挥实际作用。正如国内外很多社会学家已经明确指出的，社会学从来不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而且需要改变世界。回避价值主张不仅会限制社会学的发展，甚至会使社会学误入歧途。就当今中国社会学而言，追寻其核心价值不仅是学科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期待和考问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