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关于殖民主义的传统立场及其思想根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近代第一个反对殖民统治的成功者，美国自身的独立经历，使得美国人常常在本能上对旧的帝国观念表示厌恶，美国公众认为殖民主义压制了政治自由、导致了不满、冲突和社会动乱。在建国后的最初一百多年里，美国常常对世界上其他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表示同情。[4] 到19世纪后期，美国自身的每一次扩张，也几乎都遭到了一些反帝国主义组织的反对，这种帝国式的扩张被认为背离了美国的传统，损害了其他民族的信念与自决。

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美国作为强国，很少有殖民侵略的不光彩记录，早期对西部印第安人的驱逐行为，很快就得到了“纠正”；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出现的“偏差”之前，美国是鄙弃帝国主义的，而且在1898年之后很快重返其原初本质。此后，美国所参与的国际行动，都秉持其“乐善好施”“热爱自由”“公正”“自决”以及重视人权的观念。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国是一个有道德的国家，而非帝国主义者。[5] 有美国人还指出，在历史上，尽管美国在殖民事务中的记录并非都是积极的，但美国是最后一个加入殖民地竞争的国家。在1898年之前，美国的领土局限在北美大陆，除了中途岛运煤中转基地，美国最初不愿去攫取更多的附属地而使自己与欧洲扩张主义者为伍。尽管在1898年后，随着对西班牙战争的胜利，美国掀起了狂热的扩张思潮，占领了古巴、菲律宾、关岛、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s）和波多黎各；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则占领了夏威夷、威克岛以及萨摩亚群岛；1917年，美国还从丹麦手里购买了维京群岛。这一时期，美国本身也开始成为一个帝国。然而，在美国人看来，其殖民政策的基础在于美国宪法以及新的州加入合众国的程序，新的殖民属地被视为暂时的被监护者，最终它们将被允许独立，或者将被合并到美国的政治体系中。考察美国殖民地管理的实践，不难看出美国殖民方式的模棱两可。在主要的殖民大国中，只有美国没有设立一个总的殖民部，而是把各殖民地区分别置于不同的行政部门，例如陆军部或者内政部。美国方式的一个特征就是利用一种共和政体的框架来管理其殖民地，把司法机构和政治程序的发展作为其主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宪法政府的概念在美国的殖民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殖民方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希望教化这些民族，例如在占领菲律宾之后的三年内，美国就征募了1000 多名中学教师前往任教，在其统治的前25年内，使菲律宾人中接受中学教育的人数达到西班牙统治时期的8 倍。[6] 因此，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他们的国家在历史上是纯洁的和无私的，与邪恶和专制的“旧世界”不同，“新世界”是纯洁和公正的，他们以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良好记录而自豪，认为其自身具有优越的价值观，而不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至上。美国公众的这种基本心理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乃至20世纪美国关于非殖民化的立场和政策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在国际政治中表达其意识形态，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一战后世界秩序的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威尔逊主义的基本内涵，包括反对进一步划分殖民地、尊重殖民地人民的人权、民族自治、和平主义等。就其内容来看，威尔逊主义无疑带有一定的反帝国主义色彩，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等国际政策，显然是要求国际社会终结帝国主义政策。二战后，在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进程中，美国所施加的压力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文化的透镜观察外部世界和处理外部事务，是影响一国外交风格和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在美国更不例外。正是那种作为美国人独有经历之产物的信仰体系，即基于共同的文化、规范、宗教、民族等的思维观念，决定了美国决策者观察世界事态并在随后作出反应的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其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框架、国民风格、思想框架以及政治思想等，一直发挥着根深蒂固的作用。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曾从国际关系角度来定义和分析美国的国民风格，即认为是美国人特有的可能影响决策者对外政策取向的认识世界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并将文化框架作为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的各种因素的一种结合体。[7] 这一文化框架包括了美国人思想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使命意识，即基于虔诚清教信仰的原教旨主义、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观念、自由主义等。美国的国民风格体现为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其中历史要素如原教旨主义、个人主义、历史自由主义——包括对经济的看重和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政治要素等内容，共同奠定了美国国民风格的基础。而美国的国民风格则呈现为植根于美国自身历史的巨大动力之一，即“天定命运”，表现为对被赋予神圣使命的人民的归属感。早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就产生了美利坚民族是肩负天命的特殊民族、美国的发展历程注定与传统国家完全不同的说法。美国人普遍认为，“崭新的”美国乃是基于自由和自决等重要原则立国。[8] 在对美国国民风格产生深刻影响的观念中，如“天定命运”、美国例外论、种族优越论、“天赋使命”等大都传承自早年的清教思想，这些理念构成了美国人延续至今的世界秩序观念。

作为一种特定世界观的产物，这些理念乃植根于美国的殖民地时代，其核心就是美国乃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衍生物。早期来到北美的欧洲定居者，尤其是那些英国清教徒，其清教思想以及逃离腐败专制的旧世界的迫害，在北美东海岸地区建立的殖民地的经历，成为美国人对自身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认识的发源地。他们认为，英国已经变得腐败和邪恶，英格兰君主已经摈弃了与上帝的誓约；通过迁往美洲的广袤荒野，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敬畏上帝的社会；他们来到陌生的北美大陆这块“应许之地”寻求自由，渴望建立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从1620年开始，这些迁居美洲的欧洲人所承袭的下列信念，就成为现在美国人如何看待其在世界上的角色的核心：作为一个“被上帝拣选的民族”的观念不断地浮现在美国人关于自身的想象中。美国人将他们自身视为“与众不同”，因为作为移民，他们在“新世界”对自己进行重新塑造，即美国建立在“旧世界”最优越的优点的基础上，它应该规避“旧世界”的“错误”，抛弃腐败的“旧世界”的方式，以建立一个没有腐败的“新世界”，从而成为最为“先进”的社会。因此，像这些清教徒一样，美国人相信他们需要转向“旧世界”以对其进行改造。从而将美国的对外干预转变成了一种道德责任，是为了世界的福祉。[9]

考察美国的历史，不难发现，美国的反帝国主义理念和政策，正是源于其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着以及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在美国，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天命意识和举国上下的对“自由”“民主”的执着，一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我评判和价值判断，被认为是绝对有道理和正确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内容。[10] 美国革命和独立战争通过美国的建立和第一次对大英帝国的摧毁和打击而改变了世界，美国革命也通过对创始的清教神话的改变和世俗化而转变了美国人的世界观和天定命运观念，从那一时期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美国人的自我想象，直至今天还在指导着美国人的行为。美国人坚信，他们仍然是一个具有“天命”的“被拣选的民族”，他们被改造成了一个植根于（世俗化的）启蒙信仰的被拣选民族。独立战争的确强化了美国人对其例外论的笃信，因为美利坚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没有为时间和传统所腐蚀，代之的乃是一个崭新的、将给世界上所有民族带来福祉的民族。这一“被拣选”、例外主义和泛人类的“普世主义”信仰，给了美国人一种与众不同的自信，推动了他们在19世纪在北美的殖民化，之后是在20世纪期间缔造了一种美国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其在反对英国过程中获得独立的经历，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反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人开始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应该统治另外一个民族，所有民族都拥有一种天然的自治、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在20世纪，这成为美国使命的一部分——美国人开始将其自己视为要赋予所有民族从帝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权利的倡导者，并确保他们拥有自由和自治的权利。[11]

可以说，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实际上根源于美国自身。美国的反殖民主义可以追溯至其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宣言，这被改造成了一种普遍化的反帝国主义。此外，很多来到美国的移民，尤其是那些来自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少数族裔，或者是反对英国人统治的爱尔兰人，他们对帝国的不满有利于在美国公众内部推广反殖民主义情绪。因此，即使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采取了帝国主义方式，这也被视为是美国人在反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在美国历史上，这种反殖民主义思想的产生，无疑也深受其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路易·哈茨在其《美国自由主义传统：诠释美国革命前后的政治思想》一书中，把自由主义称作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传统。自由主义始于17世纪，是新兴阶级反对教会和封建特权的思想武器。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以个人的自然权利为由，要求立宪限制王权或者政府权力，目的是保障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不可分割的是经济自由，其中包括财产权、自由企业、自由贸易等。自由主义以个人的普遍价值为基础，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的理论。作为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国受到了英国政治模式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北美13个殖民地建立的过程中，正是英国自由主义发轫和完善的时期。到达北美的移民从英国搬来的只能是他们所熟悉的英国体制和英国观念——当时最先进、最接近自由主义的思想，并将英国自由主义移植到了北美。[12] 美国革命是近现代第一场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美国的独立开启并激励了全世界连续一两个世纪的殖民地独立运动。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部分，堪称是一篇深受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影响的总纲领。它首先宣称人类拥有不可侵犯的平等权、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政府的正当权利只能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它同时宣称被统治者有权推翻不遵守上述原则的政府。美国的《独立宣言》与源自1215年《大宪章》和1689年《权利法案》的英国人权传统一脉相承。[13]《独立宣言》也是一篇自由主义的宣言，其提出了“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等基本原则。[14]

实际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自由主义而形成的，18世纪和以后两百年的时间里，自由主义成为美国实现扩张的主要推动力。在历史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维持和保护其独特的体制及其史无前例的自由，这个目的本身影响到其对外关系的本质和发展方向。[15] 1845年，美国《民主评论》杂志编辑约翰·奥沙利文提出了“天定命运”一词，其所表达的信念包含了美国不是普通的国家，因为美国人“发现”了自由，创造了一套优越的自由民主制度、美国是“被上帝拣选的民族”等种族优越和美国例外的思想，这反映了19世纪中期美国国家主义运动中一种勃发的自豪感。这种信念在后来演变成“美国的天命就是使世界美国化”、将美国塑造成全球自由主义的中心，以及美国的经济扩张注定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福祉等思想。[16] 正是基于美国例外的思想和对共和制度的笃信，早期的美国决策人物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极力维护这一“优越的政府形式”，并向外推广共和思想，将美国的任何扩张都视为自由、民主的范围和优越的价值观的扩大，预示着“自由的帝国”的壮大。

19世纪40年代支撑美国扩张主义的“天定命运”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一种以文明的名义对落后民族行使征服权的信念。显然，在美国决策者看来，美国作为“被上帝拣选的民族”，有责任向其他所有地区传播自由的福音，美国的命运被视为使世界“美国化”，这也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世界“文明化”使命的扩大。约翰·昆西·亚当斯等把北美大陆看作人类自由的一个伟大的实验室，美国的对外扩张就变成了一种道德责任。此外，在美国人的“天定命运”观念中，自由主义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杰斐逊的“自由帝国”到后来的“新天定命运”，以及美国走向海外扩张时所持的“文明化”使命的观念，都具有强烈的扩张自由主义的特征。进入20世纪后，历届美国领导人无不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将自由主义的治理方式“移植”和“制度化”，将自由主义看作其他国家应该自然接受的“唯一”正确路径。这种独有的改造世界的美国式思维，正是根植于杰斐逊式“自由帝国”的逻辑，即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和国家形态是优越的。

美国人一直将自己视为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倡导者，但美国在独立后成为一个殖民民族，其在北美大陆逐渐排挤出欧洲的影响，并开始了自由的扩张和征服，在对待美洲土著问题上呈现出野蛮行为，其边疆不断向西部和向太平洋沿岸的推进。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西部边疆已经越过了密西西比河，在内战后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的修建，对平原地区的征服和定居。到19世纪末，随着美国陆地定居边疆的关闭，美国已经根据杰斐逊的所谓“自由帝国”模式，完成了对北美大陆的征服、殖民化和秩序重建。这些政策和行为，无疑使美国与殖民主义之间存在一种矛盾的关系，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深深植根于其政治制度的反殖民倾向的美国人，转向了殖民主义。根据传统的对帝国主义的定义，美国自身的历史经历与欧洲殖民传统的特征十分不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人的这一新的“天定命运”，美国人又是如何调和他们长期所持的“反帝国主义”观念，与他们对北美大陆广袤地区的征服和殖民化之间的关系的？

显然，从美国历史上来看，无论是其在北美大陆的扩张、殖民化，还是后来的“美国化”，美国人都是以一种不同的标准来解释和判断他们自己的行为的，使其尽可能区别于其他帝国主义者。美国在19世纪的帝国征服活动，其对美洲土著、法裔和西班牙裔美洲人的征服和殖民化，摧毁他们的社会，代之以美国殖民者，进而将这些被征服者圈进了居住地（印第安人保留地），或者利用美利坚民族的霸权文化将他们同化。这些行为无疑是一种帝国主义形式，但是由于美国人不愿意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帝国主义者，他们需要构建一种观念和形象，来表明他们所做的是有别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式征服。这一观念的核心思想，乃是基于美国“例外论”思想，即美利坚是一个上帝“拣选”的民族。美国人是按照杰斐逊所描绘的“普世的”道德标准来证明美国式的殖民化，以及摧毁那些正在以他们的方式运转的社会或政治的正当性。在美国人看来，美国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美国的民主是优越的，美国霸权的任何扩张，都是世界上享受“自由”统治的地区在扩大，他们乃是带着上帝的意愿和旨意来扩大那些“普世”的道德秩序，这些道德规范已经由开国先辈们发现和编制成为法典。因此，美国人相信，扩张乃是他们秉承天意，而非像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是为实现自我利益而促动。他们将美国的扩张主义和美国化看作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17] 实际上，在美国走向海外扩张的过程中，美国人对于其海外“使命”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在努力调和普遍原则与自我利益之间的关系。他们通常认为或希望人们相信，原则和利益是完全可以协调的。[18]

在美国外交传统中，其反殖民主义立场、信念和原则，常常是可以因现实利益的变化而进行协调的。从历史上来看，无论美国外交理念、政策及其形式如何演进，其基本的出发点和原则不会改变——美国“国家利益”的体现。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布鲁斯·詹特森认为，美国国家利益大致可以从其四个基本目标上体现出来，即实力、和平、繁荣、原则。其中实力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根基，也是其外交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和平在这里意指国家安全，詹特森将其定义为对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理性追求；对繁荣的追求意味着经济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原则即美国人所称的其独有的价值观、思想和信念。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而且在某一特定时期内，这四大目标总有一个对政策取向的确定具有更大的决定性。[19] 在19世纪，正是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求利润等现实利益驱动下，夹杂着美国人那种爱国主义情结、“文明化”使命、传教冲动以及其他诸多政治因素，激发了美国的“自由帝国”扩张思潮。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的权力触角开始伸向全球各个角落。一些西方学者将美国的扩张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帝国阶段：1783—1900年间在北美大陆的征服和扩张；1898年美西战争后建立了“正式帝国”；1945年后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开始构建一种“非正式帝国”。[20] 尽管这样的阶段划分不一定正确，但大致可以反映出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外扩张的特性变化。19世纪前期第一阶段大陆扩张的完成，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资源富饶的地理空间，也为后来的扩张奠定了基础。19世纪后期，美国进入扩张的第二阶段，以占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等地区为标志建立了海外帝国，并在规训“自治”能力、“文明化”和“发展”的名义下，开始对菲律宾实行正式的殖民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设计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全球体系的蓝图，这一设想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所继承，并在1945年后被付诸实践，美国的扩张进入所谓的“非正式帝国”阶段。这样，杰斐逊时代建立“自由帝国”的设想，在20世纪得到了承袭和发展。

纵观美国对外关系史，这种以现实利益为圭臬的特性一直贯穿始终，美国的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追求。在美国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其所宣传的“天定命运”，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自由主义经济使世界殖民化。在19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和美国陆地边疆的关闭，美国人将目光从一种狭隘的集中于美洲大陆的命运观，转向了对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关注。内战不仅影响到美国人如何去理解他们的命运，美国陆地边疆的终止对于美国精英们如何理解他们的选择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向西部地区的殖民化和经济发展为美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增长发动机，一旦美国可殖民的土地陷于枯竭，就可能会出现经济停滞的危险，除非能够找到新的市场。而经济的停滞可能会带来失业人数日益增多的危险，更可能造成政治动荡，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就是需要借助于美国“天定命运”的宣传，向海外寻求新的机会。19世纪中后期，正是出于对贸易和商业利益的追求，美国人将目光投射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和远东市场，并提出了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进入20世纪后，美国也一直致力于构建一种在其领导下的全球贸易体系。

而当19世纪后期美国走向海外扩张的时候，美国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与其他已经在全球扩张的帝国产生直接的竞争，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等欧洲帝国，阻碍了美国亟须获得的资源和世界市场，因此这些帝国成为美国人反对的焦点。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帝国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们与美国的自由贸易（“门户开放”）模式相矛盾，不符合美国人所认可的那种社会管理方式和治理理念。[21] 事实上，从美国历史上来看，美国人虽然有着浓厚的反殖民主义情结，但其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政策却常常根据自身的利益而进行调整。门罗主义、反帝国主义、门户开放、威尔逊主义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理想主义等是美国对外关系传统的象征性标志。从美国外交传统中追溯其反殖民主义立场以及非殖民化思想的渊源，通过对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策中所包含的反殖民主义思想，以及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等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政策变化进行考察，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反殖民主义立场的主要动机，揭示其反殖民主义信念是如何在现实利益面前被折中的。在美国的反殖民主义信念与国家利益之间，前者始终是居于第二位的，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二战期间美国对欧洲殖民地立场的变化及战后美国对世界非殖民化问题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