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19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美国的工业力量和经济实力日益强大，其军事力量也随之快速膨胀。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家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国内重新激起的扩张躁动，促使美国人对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重新定位，美国最终在美西战争后变成了一个殖民国家。[75] 然而，19世纪后期美国政府的帝国扩张政策，引发了国内关于美利坚前途命运和发展走向的广泛争论。面对美国的扩张主义狂潮，尤其是在美西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国内掀起了批判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浪潮，美国的一些团体和协会、黑人以及学者纷纷起来批判扩张主义的严重危害。[76] 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威廉·萨姆纳在《关于领土扩张的谬论》一文中，从扩张和民主制度的关系揭示了无限扩张会危害民主政体的后果。他指出，“认为一个国家在发展至适当的规模以后，扩张领土就等于增进财富和力量，这种观念乃是一种错觉”，无限制的扩张“极有害于共和制度和民主政体”。[77]1899年1月，在美国与西班牙签订巴黎协定，美国国会对此进行表决时，国会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参议员亨利·洛奇等极力维护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占领菲律宾的行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乔治·霍尔等人则坚决反对占领菲律宾，他们从国家主权和美国《独立宣言》的根本精神出发批驳了扩张主义的侵略合法论。[78]

在1898—1900年期间，美国国内的反帝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在美国汇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随着反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这股反帝国主义的洪流对美国公共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帝国主义同盟起源于波士顿，其最初的创始者是曼彻斯特改革俱乐部的所有成员，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参议员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墨菲尔德·斯托里（Moorfield Storey）、爱德华·阿特金森（Edward Atkinson）等人。[79] 尽管反帝国主义同盟并没有影响到马尼拉事件的进程，也没有改变华盛顿的政策，但是其活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组织的活动以及出版的宣传作品和言论，表达了其对于美菲战争的强烈不满，而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反帝国主义的活动吸引了当时大多数民主党、工会领导人和进步主义改革者参加。1898年6月15日，美国反帝国主义同盟在新英格兰成立，其目标在于反对美国对菲律宾群岛的兼并。同月，反帝国主义同盟在波士顿召开了第一次以反帝国主义为主题的会议，反对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成为大会的主旋律。主持人马列尔·布雷福德在演说中表示，反对美西战争是因为面临着美国将堕落成为一个殖民帝国的危险。还有人严厉抨击了美国政府占领西班牙殖民地的行为破坏了美国所赖以立国的原则。[80] 此后，美国许多大城市陆续都成立了反帝国主义同盟，尽管参加同盟的成员成分复杂，政治观点相异，但他们都一致谴责了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

一些反帝国主义者认为，美国宪法不允许攫取殖民地，不允许未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去统治他们，他们疾呼美国的基本原则由于无足轻重的商业利益而被破坏了。[81] 劳工运动是由于工人们最初担心来自亚洲殖民地的廉价劳工的涌入，会威胁到工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对帝国主义的广泛忧虑在美国迅速扩散，1898年当美国劳工联盟举行年度聚会时，通过了一项谴责“帝国主义”或“扩张”政策的决议。[82] 曼彻斯特改革俱乐部首先作出反应，并建立了一个反帝国主义委员会。1898年11月，当巴黎和谈还在进行之中，反帝国主义联盟就发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运动，其目标是反对美国以任何合法的手段去占领菲律宾群岛，或者其他任何远离美国海岸的殖民地。他们认为领土占领对于美国海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张是不必要的。[83] 1899年2月，“巴黎和约”在美国参议院展开辩论时差点被否决。

1899年5月，反帝国主义联盟已经拥有成员3万余人，在所有的大城市都建立了当地的委员会。1899年10月，反帝国主义联盟在芝加哥召开了一场全国大会，来自30 个州的1 万名代表与会，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全美反帝国主义同盟。该同盟成立后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在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先后在全国8个大城市建立了同盟，出版的书籍、小册子、演讲和传单不下400万次。其中有些书籍，如鲍特维尔（George Boutwell）的《共和国还是帝国》、戴维·乔丹（David S.Jordan）的《帝国民主》以及乔治·豪尔（George Hoar）的《美帝国主义》等影响较大，流行全国。反帝国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地发动了公共讨论，从波士顿到斯普林菲尔德、曼彻斯特和纽约等州，通过运用传统的美国理想、立场以及对公正的追求，他们掀起了民众的反殖民主义情绪，这些行动有助于迫使那些更加狂热的扩张主义者调整他们的航向。[84] 反帝国主义同盟成立之后，在全国范围掀起的反对占领菲律宾的活动，无疑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麦金莱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改变对菲律宾的统治方式，分别于1899年和1900年委派“舒尔曼委员会”和“塔夫脱委员会”前往殖民地，作为文官机构以弱化赤裸裸的军事政策的表象，尽管还没有委以权力马上取代军事司令官。为了平息公众的反对，在对菲律宾实施了一个阶段的高压政策之后，塔夫脱委员会在菲律宾建立了正式的文官政府，实行“仁慈的”美国统治。事实上，美国的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能忽视反帝国主义联盟或者其他反对殖民占领的力量，从1900年的总统选举开始，在长达十年的时期内，美国两党的政治纲领和竞选都深受反帝国主义者的影响。[85]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产生交织着多种复杂因素，其目标也是广泛的，这大致可以归结为宪法、经济、外交、道义、种族主义、政治和历史等几个方面。例如，许多反帝国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违背了美国的宪法，他们指出，一个建立在议会制度原则和保护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政府，不能摈弃这些原则而去统治其他民族。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关于海外殖民地问题大争论的一个重要焦点就是：一个共和国是否可以同时也是一个帝国。[86] 那些基于经济方面考虑的反帝国主义者，则反对那种认为“贸易紧随国旗之后”的说法，诸如卡尔·舒尔茨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等人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获得热带地区的商业利益而去占领这些土地。作为商人的安德鲁·卡内基和爱德华·阿特金森等人，反对兼并政策，他们担心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自由贸易将导致美国的农场主和一些原材料生产商破产，而对殖民地的产品征收关税将违背宪法和破坏菲律宾群岛的经济。[87]

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关于海外殖民地问题大争论的一个重要焦点就是：一个共和国是否可以同时也是一个帝国。[88] 反帝国主义同盟代表了美国老一代的思想并植根于早期时代，他们认为美国将其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民族是错误的，认为帝国主义有悖于共和主义的信条，尤其是需要“被统治者的同意”。反帝国主义同盟之中的超然派和共和党领导人多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对美国对外扩张的批评有着很长的历史。认为帝国主义将与已经确立的理想和实践产生严重冲突。[89]攫取海外殖民地以及加入世界范围的权力和帝国争夺，与美国的外交传统相背离，美国拥有自由理想的历史身份以及崇尚不通过武力，而是应该通过其榜样的力量来服务于世界的高尚信念。而帝国主义则破坏了美国那种纯洁和独特的信念。[90] 作为反帝国主义者中的道义批评者，他们并不反对基于商业、符合宪法的、宗教的或者人道主义背景的扩张，而是认为对落后的热带地区的兼并和管理，将意味着美国摈弃了自治和孤立的理想。

实际上，大多数反帝国主义者都认为，帝国主义对于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是一种最严重的威胁，但他们的出发点却各不相同。反帝国主义者坚持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首先在于他们认为这是与美国的外交传统观念相矛盾的，是背离了开国奠基者所制定的不卷入欧洲争端的路线，是对门罗主义的否定。其次，还在于他们担心美国会越来越深地卷入国际政治，尤其是在亚洲，进而将会使美国卷入权力政治，将导致军国主义者更多地影响或控制美国政府。再次，卷入亚洲帝国政治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反帝国主义者抨击美国对夏威夷和菲律宾所担负的责任，美国将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和陆军来保护这些遥远的新领土。他们认为对海外地区的政治统治是不必要的。最后，美国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将会使国内付出巨大的代价。未来的战争和长期保持这些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将需要数额巨大的金钱，这将妨碍工业的发展，向美国人民征收沉重的税收，分散解决国内问题的注意力。[91] 例如，钢铁巨头安德罗·卡内基等工业家，也反对这种海外扩张的形式，认为殖民政策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冒险。反对占领海外殖民地最为强烈的经济团体，主要是投资于国内的农业利益集团，如糖用甜菜和蔗糖、烟草和大米生产者，他们担心由廉价劳动力在海外附属地生产的类似的农产品自由进入美国市场后所带来的竞争。[92] 而工会团体则担心受到亚洲移民廉价劳动力的冲击，要求限制外国移民的进入，反对占领海外地区。[93] 在反帝国主义同盟内部，还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反对占领菲律宾乃是基于种族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菲律宾人是有色的野蛮人种，不适合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白人，与菲律宾人是不平等的。例如，大多数南部的民主党谴责“帝国主义”，认为亚洲民族就像黑人一样，是低于白种人的“劣等民族”，不能被同化进入美国生活。[94]

可见，反帝国主义者所关心的主要是他们国家自身的安全、繁荣、宪法制度的完整以及道义和政治的健康，而不是关注菲律宾人、古巴人、夏威夷人以及波多黎各人的命运。尽管他们能够而且也捍卫了这些民族的权利，但他们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利益。[95] 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对菲律宾、夏威夷和波多黎各的吞并，尽管是美国在亚洲利益的长期扩张的结果，但这并没有导致美国在20世纪出现一种持续的领土扩张狂热。事实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帝国主义者并没有能够为美国的历史走向设计出一种替代路径，他们指责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新的扩张主义观念，但没有绘制出一种更加引人的未来图景；他们认为对遥远地区和异域民族的吞并与美国过去的外交传统不符，但没能提供一种美国应该走向何处的设想。[96] 最终，反帝国主义者没有实现他们为自己所确立的目标，美利坚帝国最终越过了反帝国主义者的抗议而确立起来。反帝国主义者缺乏强大的政治地位和统一性，他们没有能够阻止美国成为一个帝国，之后的事实证明，反帝国主义者的长期影响也相对有限，他们在主导公共舆论、1900年大选以及国会和总统的决策等方面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功。[97] 1921年，反帝国主义同盟解散。

事实上，尽管美国帝国主义是1898年美西战争的一个主要结果，但它并非那场冲突最初预想的结果。对于美国为何要诉诸战争，进而从西班牙攫取一个“帝国”的任何解释，都不可避免涉及一个无与争辩的事实：其并非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美国的安全及其根本利益并没有受到威胁。[98] 既不是经济需要，也非外部威胁促使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向西班牙开战或者走向帝国。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那时支持美国对外扩张的不同利益集团——如商人、传教士和军队游说团体等，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美国实施的帝国政策不存在强大的社会基础。相反，美国社会公众普遍存在的对自我定义和身份塑造的担心，很大程度上可以为其走向帝国主义的动机提供一种解释。帝国主义与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美西战争的胜利引发了美国公众关于国家身份的争论，形成了一种关于国家认同的危机，这体现在美国国内关于帝国主义的激烈争论中。在这一过程中，追求那种诱人的、自我陶醉的关于国家在世界上新的地位的机会，就成为他们接受帝国认同背后的主要动力。[99] 在对占领菲律宾的政策方面，麦金莱总统的犹豫不决，应该归因于他还不确定如何引导公众去接受帝国主义的政策。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人对帝国主义混杂着不同的看法，这就使得类似问题上升到政策讨论时，帝国主义方式往往并不受欢迎。当他们转向赞成把殖民主义整体上作为一种传播文明的方式时，他们常常谴责欧洲的殖民管理模式。[100] 但随着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盛行，美国的世界主义者开始把帝国主义看作其国家进入大国俱乐部的入门仪式。

长期形成的厌恶帝国主义的共识的消失以及在外交决策精英内部出现的破裂，给帝国主义观念提供了一种其先前所不具有的吸引力。那一时期，公众受到海外事件以及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国内舆论的鼓动，似乎也希望美国成为一个帝国。那些最初反对向西班牙开战和占领殖民地的美国商业精英，在美西战争胜利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开始支持占领菲律宾。在他们看来，尽管菲律宾本身的价值并非很大，但作为与中国贸易的“中转站”，则显得极其重要。[101] 但是，就占领菲律宾这个事件来看，把美国开始奉行帝国主义归因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也有欠妥当。在美国占领菲律宾的过程中，其帝国动力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国际责任”或者“文明化”使命。在这一动力作用下，帝国主义似乎变成了一种“仁慈”和“高尚”的政策。[102] 因此，应该将19世纪末美国人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放在全球背景下来审视，否则就很难解释后来美国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考和政策的形成。

考察19世纪末反帝国主义运动所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20世纪美国的全球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在美国历史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逐步演进的反帝国主义，分别为合作型、威尔逊式和进步论式的反帝国主义。其中第一种形式的反帝国主义，是一种诸如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之类传统政策的自然产物。19世纪末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反应，以及开始在东亚推行“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这与其坚持长达半个世纪的门户开放观念是一致的。在每个案例中，美国的反帝国主义者都把避免在大国间出现根本利益冲突作为其有效性的一个前提条件。按照合作型反帝国主义（Cooperative Anti-imperialism）的观点，文明化的过程是所谓“文明”国家的共同目标，就像美国在菲律宾的角色。持该观点者要求在全球帝国主义的管理方面进行大国合作，他们认为现代世界共同体需要世界大国承担起世界秩序的责任，主张以合作型的殖民管理来取代帝国主义外交。其他另外两种形式的反帝国主义产生，是对欧洲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动荡进行的解释性反应。从长远来看，这二者中更重要的是威尔逊式的反帝国主义。美国总统威尔逊最初只是尝试性地宣传和倡导这一不同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一旦其被充实和制度化，就开始成为20世纪美国决策者笃信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另外一种进步论者的反帝国主义主张，则与威尔逊主义不同，该观点把战争爆发的原因几乎全部归于帝国主义。这三种类型的反帝国主义观点存在着某种共性，即产生于其倡导者对不断加剧的凶险的国际政治形势的担忧。[10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促动了美国地缘政治反帝国主义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对外政策史上的转折性事件，它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肇始，新的反帝国主义形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许多美国人厌恶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帝国主义外交，但是世界大战进一步促进了其危险的加剧，他们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对民族安全的威胁，会摧毁现代全球文明的基础。这样，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保守的反帝国主义者，逐渐被进步论者和自由主义者所取代，后者从其在世纪之交支持帝国主义的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大转变。在一战期间，美国的反帝国主义被具体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进步论和威尔逊式的自由。在许多进步主义者看来，帝国主义乃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他们几乎都从狭隘的经济意义上来对战争进行解释，但是威尔逊认为经济只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非决定性的原因。对于威尔逊来说，加强大国合作比希望结束帝国主义外交更为重要，从另一方面来说，威尔逊的反帝国主义并非是纯粹的，其带有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如果帝国主义外交对于大国并不危险，那么威尔逊就可能不会把反帝国主义置于其外交议程。这些思想是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所实行的“委任统治”制度的基础。[104]

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反帝国主义，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地缘政治的形式，在美国人看来，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极其危险的现象。但在二战期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厌恶和反对，更大程度上是针对其糟糕的统治方式，而非针对殖民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新的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者，他在设计和倡导联合国国际托管制度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希望美国和国际社会在殖民地管理上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认为绝大多数殖民地区过快获得独立是不现实的，这种方式来源于威尔逊总统设计的蓝图——大国合作，目的是在托管制度的外衣下，实施一种“更为高级的帝国主义”。[105] 在二战期间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的设想中，一直强调大国合作是战后和平的关键，其“四国警察”的理念，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