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与一战后的殖民地问题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变化，其外交政策开始了历史性的巨大转变，其中民族自决成为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民族自决原则成为美国社会传统中反殖民主义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威尔逊在其“十四点计划”中提出民族自决原则开始，自决的观念已经牢牢地列入了20世纪美国的外交议程。[106] 在某种程度上，民族自决原则的提出，也是威尔逊总统试图领导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一个重要前提。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概念由来已久，一般是指某一人群，特别是具有一定民族意识的人群，拥有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命运的权利。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决，首先是指民族的自决，“即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主要是争取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或自治的权利”[107]。民族自决原则主要源于17—18世纪西方古典自然法学说和“天赋人权”思想，但作为一项国际关系准则被提出来，则是在18世纪末的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中。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宣布了民族自决的权利，提出法国不干涉别国的政治，也不允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明确提出了“国家独立”“民族分离”等概念，表明了民族自决的思想和主张，提出了美利坚民族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并实现民族独立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这些原则和口号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20世纪后，民族自决逐渐成为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美国独立之后，美国政治家们不断表示出对自决基本原则的赞同。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先辈，就将美国革命视为一个现代自决原则的开创性的范例，这种观点也得到了麦迪逊和门罗等数任总统的支持，并在之后的年代为美国公众所广泛接受。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亚当斯宣称美国出于自身的历史考虑而同情民族自决的同时，美国还存在一种外交传统，即一种基本的不干涉原则优先的因素也很强大，这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在亚当斯来看，那一时期美国的力量十分有限，采取不干涉原则优于自决原则。在整个19世纪，尽管美国公众不断表示出对欧洲被压迫民族斗争的同情，但美国很少能够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如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拉美独立运动的同情和不干涉政策。19世纪后期，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实现了对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统治，成为一个殖民帝国，这使美国政府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位置，因为美国决策层在鼓动舆论掀起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中，至少官方宣称是为了古巴人的自决，但又取代西班牙攫取了这些殖民地。那一时期，美国那些反对兼并领土的国内力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其中有许多政治和知识精英领导人物，他们对自决的观念非常关注，他们明确地反对吞并他国领土。尽管他们没有能够阻止巴黎和约的签订，但他们把帝国主义问题纳入了公开的社会辩论，他们强烈反对摈弃美国的传统原则而走向海外扩张的道路。[10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关于民族自决理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阐释。第一种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的民族自决思想，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进一步拓展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族自决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威尔逊所处的领导地位，为民族自决原则和国家主权的结合提供了机会。1916年5月，威尔逊在一次演说中宣布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每个民族都有权去选择他们愿意享有的主权”，并在之后的两年里极力宣传其民族自决权的观点。1918年1月，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关于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十四点计划”，尽管“自决”一词并没有在其中具体使用，但“十四点计划”中至少有六点涉及对自决原则的解读和适用，并在巴黎和会上力图将民族自决作为处理战后殖民地问题的一项政治原则。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思想主要倡导一种渐进的改良主义路线，主张通过改进或者废除殖民制度，建立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另一种就是列宁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所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早在1914年2月，列宁就写了《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他指出，“所谓民族自决权，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109]。列宁把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划分为两大类：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他提出的民族自决权主要是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保护国等被压迫民族而言的。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乃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强调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通过一种激进的运动来获得民族独立。

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民族自决的理论都对20世纪的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俄国十月革命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开始，提出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蓝图，对旧的殖民统治形成了一种挑战。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思想为后来的美国决策者继续奉行，二战后美国为殖民地世界所设想的是一条渐进和有序的非殖民化道路；而列宁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则指导着广大殖民地区的民族主义斗争，对后来第三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威尔逊式的自由主义（倡导人道主义、自决和自由贸易）和共产主义（倡导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成为广为传播的反殖民主义宣传的两个思想来源，两者都倡导人类解放，都对帝国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反殖民主义不断传播、转变和壮大，成为一种强大的符合历史潮流的意识形态，最终非殖民化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无法抵挡的变革力量，从而加速了欧洲帝国的瓦解。[110]

民族自决与世界非殖民化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非殖民化浪潮是1945年后的现象，但其前身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非殖民化观念产生于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乃是英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其著作《帝国主义》（Imperialism）激发了自由主义者对帝国扩张的抨击。霍布森的思想与英国的反对帝国的游说团体相伴而生，但是因为这些团体规模很小，其思想最初对英帝国没有产生重要的政治反响。然而，霍布森的思想对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成为非殖民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在20世纪威尔逊式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欧洲帝国的强有力的反对者。威尔逊所倡导的民族自决乃是非殖民化的重要前身，其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推动了一战后奥匈帝国以及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的帝国的瓦解。[111] 威尔逊对一战后世界秩序的设计蓝图以及其提出的民族自决观念，都对欧洲帝国形成了长期的麻烦和困境，但那一时期美国的实力还不足以摧毁欧洲帝国，欧洲帝国尤其是英帝国的影响仍然强大，因此在1918年威尔逊没有能够完全实施其观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随着美国的崛起以及全球权力均势的转变，给美国提供了挑战英帝国地位的机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度发生的非殖民化运动，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强烈反响，这一现象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观念转变成为新的“非殖民化”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4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决策团队继承和扩大了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观念，同时将其扩大到非欧洲民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利用新的“非殖民化”大棒给予了英帝国沉重一击。

在殖民体系瓦解前，民族自决原则主要适用于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的民族，民族自决成为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随着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民族自决权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被正式列入基本人权的范围，得到了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文书以及其他国际法文件的确认。1945年5月，旧金山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了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原则。此后，联合国大会多次重申了民族自决原则，1952年通过了《关于人民和民族自决权的决议》的文件。《联合国宪章》反映了威尔逊自决观念的胜利和国际关系的变化，鉴于国际联盟盟约最终没有提及民族自决观念，《联合国宪章》提到了三次。然而，《联合国宪章》没有坚持殖民地的独立，只是表示使殖民地获得自治。1960年的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个重要的《非殖民化宣言》，庄严宣布要尽快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保证所有的人民都拥有自决权，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政治地位以及发展其经济、社会和文化。

从1776年的《独立宣言》开始，自决的观念已经在美国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确立起来，门罗主义的“互不干涉原则”及“不再殖民原则”包含着使西半球国家自决的因素。一些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认为，门罗主义是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原则在早期的使用，威尔逊在一战结束时要求对门罗主义的原则给予全球性的承认，即每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制度和命运。[112] 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的提出，也是他所处的时代无法回避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民族自决思想是威尔逊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性民族主义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并构成了其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性的工业原料、商品市场以及投资场所需求的日益扩大，西方殖民体系的扩张急剧膨胀，更多的“落后”地区被融入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而与此同时，在世界体系内部，来自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中心”国家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增强。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在威尔逊执政时期，美国走向世界的愿望日趋强烈。威尔逊认识到，殖民主义时代正趋于消亡，美国应该确立自己的世界精神领袖地位，民族自决无疑正是为美国提供了这种历史性机会的前提之一，他认为美国凭借其反殖民的传统和民族自决的原则，能够领导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

对于威尔逊来说，民族自决完全是民主原则的一个自然结果，其政治思维乃是源于美国的民主传统，源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民主和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1913—1917年，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思想逐渐形成。这首先从威尔逊对菲律宾的政策上体现出来。1913年在威尔逊开始执政时，正值美国国内进步主义运动蓬勃开展，进步主义者强烈要求政府推行更为自由民主的内外政策，有人还提出让菲律宾独立的主张。这股潮流，再加上美国国内原本就存在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菲律宾群岛持续不断地要求获得民族独立的呼声，都给威尔逊政府改变对菲律宾的政策施加了重要影响。威尔逊本人的自由主义理想以及改革殖民制度的强烈愿望，促使他把民族自决的理想首先实验性地应用到对菲律宾的政策上。在他执政伊始，威尔逊就表示将为菲律宾未来获得独立而进行准备，他认为美国在菲律宾的使命就是训练菲律宾人掌握管理政府的技巧，最终使其能够建立一个“完美的”政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威尔逊在1913年12月的国情咨文中，明确宣布了“菲律宾化”的政策，指出这是朝着菲律宾增强自治迈出的第一步，菲律宾人将能够控制自己的事务。1916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琼斯法案”，威尔逊于同年8月29日予以签署。“琼斯法案”在前言中提出要加强菲律宾的自治，明确承诺在菲律宾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后使其获得独立。在其执政即将结束时，威尔逊还试图提前实现菲律宾独立的目标。他在1920年向国会所做的最后一次年度咨文中提出，允许菲律宾独立的时机已经成熟。[113]

这一时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思想，也在对墨西哥的政策中体现出来。在1913年10月，针对墨西哥出现的革命形势，威尔逊表示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建立和改变自己的政府形式是一项基本原则，但为美国保留了以道义名义干涉别国的权利。在武力干涉墨西哥内政失败后，威尔逊改变了对拉美的政策，他于1915年11月进一步表示，承认美国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墨西哥的事务，即承认一个民族国家的自决权是绝对的，是不受外来干涉的。[114] 在1915年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威尔逊明确宣称，所有美洲国家都应该立足于真正的平等和公认的独立基础之上。[115] 此后，威尔逊的自决思想开始在其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美国的参战，为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束缚以及真正成为世界性大国创造了契机，也为威尔逊总统将其民族自决理念向世界范围内运用提供了机会。1917年4月，他在国会发表参战宣言，表示美国参加战争是基于两个理想之上，即民主和弱小国家的权利和自由。民主的理想化乃是威尔逊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坚持认为，自决与国家主权密不可分，一个新的、更好的国际秩序应该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这一主权应该包括该民族的民主愿望。民族自决、国家主权是保持世界和平的唯一基础。[116] 1918年1月，在一战临近结束时，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并希望使之成为缔造战后世界和平的基础。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中的第五点确立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即对殖民地问题的解决，应该以诚相见和绝对公正，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的问题时，应兼顾殖民地居民的利益以及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这一建议所包含的一个原则是：一个殖民国家不应该作为殖民地的主人行事，而应该作为当地居民和国际利益的委托人行事，规定有关行使殖民地行政管理权的条款。因此，和会应该制定一部约束一切殖民国家的殖民行动的法典。[117] 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希望按照自决的路线来设计世界的蓝图。在他的努力下，民族自决一度成为巴黎和会的主导性原则。与会各国都希望在自决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一种解决方案，至少是在符合它们各自利益的基础上。但是，这一原则在实行过程中却障碍重重，战胜国现实的国家利益和帝国野心无不体现在其领导人身上，他们只是把自决作为赢得战争的一种工具，并不希望在起草和平协定时使这一原则损害到他们各自国家的利益。[118] 英、法等殖民大国强烈反对把这一原则应用到自己的殖民地，只希望适用于其他国家。

在其按照自决原则重新设计世界的行动失败后，威尔逊转而希望通过促成国际联盟来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试图通过“委任统治”计划来改革现行的帝国秩序。因此，在起草联盟草约的过程中，他再次提出了自决的目标。在威尔逊的坚持下，德国的原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没有被兼并为殖民地，而是作为“委任统治”地区置于国际联盟管理之下。他认为这一计划“将会把自由的美国价值观念和制度扩展到落后的民族，同时也会使地球上迄今仍然封闭的地区向美国的商业开放”[119]。在他看来，美国完美的民主制度、生活方式及价值观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榜样，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沿着美国的道路发展，那么在民族主义的政治准则和自由贸易之间将不会出现矛盾。[120]他渴望能够凭借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道义力量，来塑造一种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开放的世界秩序。威尔逊深知国际贸易秩序的保存是美国资本主义生存的先决条件，认为开放的世界市场将给美国人民也给整个世界带来利益。美国国家的目标是通过美国的矿山、农场和工厂的产品，以及美国思想的产品与影响力来繁荣美国和世界的商业。这种救世主的幻想，使其认为美国对人类负有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双重使命。[121]

然而，在传统的殖民主义结构中，欧洲各国高筑的经济壁垒不仅局限了美国的商业扩张范围，而且对美国人的意识形态观念和世界秩序观念形成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威尔逊改造旧的世界体系、实现其理想主义的机会到来了。在1916—1917年，威尔逊获悉英、法、俄、日等共同签订了一些秘密协定，涉及要在战后实行一些关税和补贴政策等内容，以对抗日益上升的美国经济力量，并且它们之间也在战后瓜分德国殖民地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些协定背离了威尔逊所设想的建立一个由自治国家和自由市场组成的开放世界的蓝图。[122]作为一个狂热的国际主义者和自由贸易的坚定信仰者，威尔逊决心推动传统的殖民结构自由化，进而消除殖民主义，消除影响世界自由贸易的所有经济壁垒和建立一种所有国家之间进行平等贸易的秩序。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向世界公布了美国的战争目标，即试图寻求一种自由、开放的和绝对公正的世界秩序。威尔逊认为现行的殖民制度的解放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他深信“美国的商业、观念和制度向不发达世界的和平渗透，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有利于殖民地人民的物质和精神进步和更大程度上的全球和平与稳定”[123]。“十四点计划”的第三点，正是体现了威尔逊的这些目标，该条内容指出，“应尽可能撤除所有的经济壁垒，在一切赞成和平以及维护和平而彼此联合起来的国家之间，确立平等的贸易条件”。但是，这一点建议只适用于那些接受国际联盟成员国责任的国家，就意味着要摧毁一切特殊的商业协定，每一国家都在相同的基础上与国际联盟的其他成员国进行贸易，最惠国的条款自动适用于国际联盟的一切成员国。[124]

威尔逊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考虑和政策表明，对于威尔逊来说，美国的传教士理想主义和自我经济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他认为传统的帝国主义是一战爆发的根源，是殖民主义挑起了高度危险的国际竞争，也严重破坏了美国的门户开放贸易原则，封闭或限制了美国商业向许多世界市场和平地渗透。威尔逊的主张是，“殖民主义必须渐进地解放，美国的商业以及进步的美国观念和制度必须扩展到地球上的落后地区”[125]。他赞同殖民改革的传统，而非殖民地的解放。他认为解体后的欧洲殖民地各民族，应该自己决定其愿意接受的政体。至于最终的自决，他强调合理的殖民统治可能会导致殖民制度内部的巩固。正如在1918年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所担心的那样，自决的思想有导致美国南部诸州分离的可能性，也将会对世界附属地区民族产生深深的影响。因此，国家安全、历史性的权利以及经济利益的考虑，应该优先于自决的原则。[126]

实质上，威尔逊的方式是一种渐进的、逐步演化的方式，他不愿看到一种激进的变革，或重建殖民制度，而是主张一种在国际联盟的指导下进行缓慢的改革。他认为欧洲殖民国家应该对殖民地的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的进步承担责任。认为“经过一段长达数十年或数世纪的时期，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地区可能会达到一个能够自立的发展阶段。自决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无论如何，非洲人和亚洲人都将主导自己的命运”[127]。正如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所说的：“威尔逊在和平方案中加入的委任统治制度，便是他对世界前途那种家长式的、赞成维护现状的幻想的典型例证。这是一种拒绝给予非欧洲人的殖民地居民以自决权的制度，而这种权力却随意给予了欧洲的少数人……殖民地人民被宣布为‘还未能在现代世界的紧张状况下独立自主’。因此把‘监护’这些民族的权力托付给了‘先进国家’，这些国家将决定它们的被监护者将在什么时候完全成熟到可以挑起自由的责任。”[128]

尽管威尔逊对民族自决原则做出的解释并不全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决的原则也并没有明确写进国际联盟盟约，许多人甚至预言它将很快被遗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美国人也只是对东欧偶尔表示关注。然而，自决原则在当时受到了殖民地民族主义者的普遍欢迎，亚洲的民族主义者如印度的穆罕默德·甘地、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等人，在领导和推动其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也深受威尔逊自决观念的影响。在1919年之后，民族自决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广大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希望西方殖民国家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他们在巴黎和会上就开始呼吁战胜国承认其民族自决。然而，他们的真诚请求没有得到回应。美国所倡导的自由价值观常常被有选择地使用，民族自决原则并没有适用到战胜国自己的殖民地上去，只是被用于一战后瓦解的帝国。在国际联盟的托管制度下，战败国的殖民地被分成三类进行“托管”。威尔逊的“十四点”确立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无论他自己如何阐述自决的原则，在其对“十四点计划”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只是想摧毁德国和奥匈帝国，而不是想摧毁其他主要的欧洲帝国。[129]

从美国历史发展来看，威尔逊在殖民主义问题上的立场，乃是过去许多传统的一种延续。在美国外交史上，“理想主义”往往成为实现美国私利的一种手段。尽管公开宣称所有民族都有能力自治符合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但反殖民主义从来就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威尔逊的这一理想常常在另外一些更为紧迫的现实利益下而退让。在英、法等国的坚决反对下，“十四点计划”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最终仅仅被用于战败国的殖民地，威尔逊对来自殖民地民族的呼吁置若罔闻。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思想具有很大程度的局限性和自私性，这在巴黎和会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决议上充分体现出来。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强烈要求收回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非法权益，但由于日本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下，无理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威尔逊最终向日本作出妥协。另外，在威尔逊抨击欧洲殖民主义的同时，他也派遣美国军队进入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还在尼加拉瓜部署军队，目的是缔造他认为的那些民族学会自治所必需的那种秩序。[130]实质上，他无非为了确保美国在中美洲的利益。威尔逊主义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自由帝国主义的体系。一种作为商业和人类相互作用为本质表现而推动前进的经济体系，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是被一个处于世界体系核心的霸权国家所支撑着的。即使是在威尔逊时代，这一过程也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131] 正如后来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平衡其他利益的需要常常调和了美国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时期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威尔逊的立场。两人都认为现行殖民制度的瓦解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都深信美国的商业、观念和制度向不发达世界的和平渗透，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还有利于殖民地人民的物质和精神进步以及更大程度上的全球和平与稳定。像威尔逊一样，罗斯福致力于自决的原则，但限制的范围更为狭窄。两人都认为传统的帝国主义已经过时和需要改革，但他们更多的是抱怨帝国制度的形式，而非其本质。更重要的是，威尔逊和罗斯福都认为，对于美国的利益和国际社会而言，革命动乱比帝国主义造成的威胁更大。[132]

总体来说，威尔逊的思想乃是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根源于其对在世界上扩大美国贸易的关注，试图确保美国的霸权并将美国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威尔逊思想的核心之一，乃是其相信美国商业需要去“征服”世界市场。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随着日益面临边疆的关闭和经济停滞的潜在压力，以及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问题，需要通过新的边疆扩张进入世界市场和获得资源，建立一种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但是，威尔逊反对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帝国来开拓新的市场，他提出应该建立一种新的“非正式帝国”，这与欧洲人所建立的正式帝国截然不同。威尔逊所希望构建的“非正式帝国”，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美国操纵的全球贸易体系之上，并通过构建一种新的多边国际秩序来予以保证。一战之后欧洲的帝国权力阻止了美国的这一抱负，但威尔逊的设想为1945年后美国霸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威尔逊所希望构建的“非正式的”美国帝国，与其倡导的民族自决和托管制度联系在一起，并使其成为一个欧洲帝国主义的反对者。在威尔逊主义者看来，美国的扩张主义并不像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因为它带有人道主义的使命，希望通过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来“帮助”其他民族。这与那种通过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帝国，来履行美国“文明化”使命的观念相一致。威尔逊主义者重新改造了美国的“天定命运”，他们相信自己是被“挑选”来“文明化”和“发展”世界的。[133] 另一方面，威尔逊重新抛出了美国例外论，并向外延伸，这一观念赋予了美国人一种使命——去帮助其他民族复制美国从英国获得独立的经历，通过摆脱英国的束缚和宣称实行自治。对于威尔逊来说，美国通过向外输出“民主”“发展”和“文明化”的干预，可以来“提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那些落后的大众。在这一过程中，威尔逊致力于通过将自由主义的过程“普遍化”到国家、经济以及国际体系的运转上，来建立一种全球性的自由主义霸权。威尔逊的这一思想根植于杰斐逊主义“自由的帝国”的逻辑，即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和国家形态是优越的。在威尔逊的模式下，美国通过传播其价值观和实践方式来征服世界，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将自由主义的治理方式“移植”和“制度化”，目的是使自由主义尽可能地成为其他地区和国家能够自然接受的“唯一”正确路径。[134] 显然，在威尔逊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使用武力传播“自由”“民主”以及（美国）“文明”无疑是正当的。威尔逊的这些设想和计划，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被作为构建1945年后美国霸权的一种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