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殖民化：概念内涵及理论阐释

（一）概念理解

关于非殖民化概念的理解，国内外学术界尚存在较大的争议。西方学者一般认为，“非殖民化”一词是1932年由德裔学者毛里兹·波恩（Moritz Julius Bonn）提出来的，其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关于“帝国主义”部分的解释中首次使用。[1] 一些国内学者认为，该词在俄文文献中出现的时间更早，布哈林在1927年即提出这一概念，而最早对“非殖民化”进行理论概括的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罗伊，其正式提出了“非殖民化”的理论。[2] 国内学术界关于非殖民化的概念大致有三种观点：其一，一些学者认为非殖民化是殖民宗主国在二战以后或者更早主动给予殖民地独立或自治地位的行为，或是殖民宗主国有计划运作的结果；其二，认为非殖民化主要是殖民宗主国在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采取的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其三，认为非殖民化一词含义丰富且具中性，它所表达的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或一种运动。[3] 如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等认为“非殖民化”具有两层含义：在狭义上，它是指殖民统治终结、殖民机构解体这一历史过程；在广义上，它指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必须在经济、历史和文化心理上摆脱殖民主义遗产从而获得真正的独立。潘兴明等认为，从广义上说，“非殖民化”泛指由殖民地、保护国、委任统治地过渡到独立国家的历史事件，从狭义上讲，指二战后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压力下，殖民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被迫改变政策，使殖民地及其附属地获得独立并导致殖民帝国终结的历史进程。[4] 还有学者指出，对非殖民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既不能一味强调非殖民化是宗主国的主观行为，也不能坚持认为非殖民化只是民族主义运动压力下的被动结果。[5] 目前，学术界大多都接受了国际上流行的看法，把非殖民化一词作为中性词来使用，即非殖民化作为一个过程，概括了殖民地人民获得自治或独立的斗争和殖民宗主国的撤出两方面的活动，且内涵丰富，涵盖面广。[6]

一般来说，非殖民化是指1945年以后欧洲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广大殖民地、保护国、委任统治地走向自治或者获得独立，殖民国家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将这些地区的统治正式向本土为基础的主权、民族国家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15年内取得了丰硕成果。这还包括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太平洋岛屿摆脱诸如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和荷兰等国家统治的非殖民化。也有学者指出，还应该考虑到20世纪前发生的美洲地区摆脱欧洲列强殖民的独立运动。[7] 从长时段来看，早期的非殖民化运动——18世纪末的北美独立运动、19世纪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等非殖民化个案，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影响因素以及特征等与本书所探讨的重要时期和地区——亚洲和非洲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发生的非殖民化有着很大区别。就北美的独立斗争而言，其无疑对后来的非殖民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早期北美的非殖民化与二战后的世界非殖民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其一，早期美国的非殖民化具有同源性，同是白人种族的独立，20世纪则是非欧洲世界或者非欧裔血统的独立；其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美国独立是美利坚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民族文化、心理认同的结果，而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殖民化的境况就开始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了，如美国和苏联作为新的大国开始崛起，它们在旧的欧洲均势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很小，它们反对“正式的”帝国主义，并对旧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挑战，二战后的非殖民化面临的国际环境则更为复杂；其三，受到的影响因素不同。美国的独立乃是基于北美移民的自由传统、英国的殖民压迫等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战后的非殖民化则具有多样性，既有殖民地自身民族主义运动和经济发展等因素，也受到世界政治、民主制度、自决原则的影响，同时伴随着殖民宗主国的力量衰落、大国霸权的影响，以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影响；最后，20世纪亚洲、非洲等地区的非殖民化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合法主权的转移，也是一种旨在争取道义公正和政治上团结一致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其进程则更加曲折。[8] 事实上，从全球范围来看，各个殖民地遇到的殖民者不同也会导致其社会发展的差异，因而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非殖民化的时间和方式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不同国家非殖民化的动因及其目标也并非完全一致。

（二）相关理论和阐释视角

关于非殖民化理论及其历史动因，国际学术界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学者们对非殖民化历史的研究大致是从三种视角出发，即殖民地视角、宗主国视角和国际视角（在全球层面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种解释和分析框架，主要有边缘因素说（马克思主义视角）、“宗主国主动撤退说”“国际因素说”、新殖民主义，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等。

殖民地视角（边缘因素说），也称作“民族主义因素说”，认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是促使殖民帝国从殖民地区撤出的首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主要是根据附属地的社会结构变化来解释政治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集中于研究边缘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认为殖民主义可能加速了殖民地的工业化，城市工人和资产阶级成为民族革命者，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使得西方殖民国家高昂的正式政治统治成本，大大高于其保持殖民地的收益，这反过来促进了非殖民化。一方面，这被认为是现代化或者殖民地成熟的一种自然过程；另一方面，城市工人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心。[9] 而我国以及苏联的学者，多把20世纪的这场非殖民化运动称之为民族解放运动，这种看法和研究角度，越来越难以被学术界完全认可。许多学者更倾向于认为，西欧殖民帝国瓦解的“边缘因素”解释强调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但这一解释应该被置于更大的世界体系的背景下。

基于宗主国视角的一种解释，亦即“宗主国自身因素说”（或“宗主国主动撤退说”），认为随着西欧殖民帝国力量的下降，不堪承受沉重的殖民地负担，加上国内舆论对殖民制度的反感以及出于道义的责任感，而主动放弃殖民地。一些西方学者强调西方殖民者在这一进程中的主动作用，把殖民体系的崩溃、殖民地独立的过程，视为宗主国的主动撤退或有计划运作的结果。“非殖民化”在这里意味着外部（主要是西欧宗主国）把政治上的统治权让与殖民化的非欧洲民族，或者是权力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移。就这两种理解本身而言，反映了对这场运动发生过程的不同理解，即殖民者是被“推出”还是主动“退出”。

无论是基于殖民地视角还是宗主国视角的分析，单方面很难对非殖民化运动做出完整的解释，有学者提出了“国际因素说”，即试图从国际视角对非殖民化进程及其动因进行多方面的解释。他们指出，产生非殖民化的过程主要是外部原因，强调国际因素对于殖民地非殖民化的作用，如认为非殖民化受到全球经济周期、霸权、殖民主义的合法性问题等因素的影响。再如，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体系的变化，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反殖民主义立场，给欧洲殖民宗主国的非殖民化施加了巨大的国际压力，这种国际压力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抵抗因素同样重要。[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角度着手，通过大量的研究对西方殖民化的长期模式进行了探讨，他们集中于分析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边缘”地区之间的交换关系，以及政治模式的全球传播和制度化的影响，指出了殖民活动与体系整体特性之间的联系，以及非殖民化与国际体系霸权和世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11] 这些研究加强了我们对西方政治和经济体系解释的理解。首先，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来看，殖民主义是世界体系本身的一种结构特征，是“中心”和“边缘”地区之间的一种联系，也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的特性。根据美国学者艾伯特·伯格森（Albert Bergesen）和罗纳德·舍恩伯格（Ronald Schoenberg）的观点，中心区国家的稳定和结构变动对“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世界体系的长期历史中，中心区沿着这一单极和多极的连续统一体来回变化，最重要的是这种重复变化是与殖民主义的不断扩张和收缩相一致的。当权力分散在多个中心区国家中（一种多极中心）时，殖民主义呈现扩张态势，而当出现一个霸权国家主宰（单极中心）时，殖民主义则呈现收缩态势。[12] 艾伯特·伯格森和罗纳德·舍恩伯格认为，在体系不稳定和多中心阶段，帝国的活动加剧，殖民主义呈现扩张态势；在体系稳定和霸权阶段，帝国的活动减少，殖民主义则呈现收缩态势。这就与英国霸权统治下的第一波非殖民化浪潮和美国霸权统治下的第二波非殖民化浪潮联系了起来。[13]1945—1973年期间，美国成为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单极的中心稳定阶段，中心区只有一个霸权国美国，中心区国家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冲突，“中心—边缘”关系的政治管制放松，“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在政治上呈现非殖民化现象（亚洲和非洲的非殖民化）。[14]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体系中心区的稳定，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非殖民化运动的高潮，殖民帝国在1947—1962年的短暂时期内迅速解体。

世界体系理论学派大致分为两种分析方法，其中“世界经济”观点集中于分析“中心—边缘”之间的交换，“世界政治”观点集中于政治模式的全球传播和制度化。[15] 从世界经济的视角来看，20世纪的非殖民化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二战后美国的霸权和全球经济的扩张，这一时期非殖民化的速度迅速上升；世界政治的观点则指出，民族国家模式扩大和传播的动力日益占据主导地位，随着选举权的广泛普及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在全球政治语境下帝国主义合法性的丧失，非殖民化进程急剧加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学派就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西方殖民帝国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来探讨非殖民化问题。[16] 诸如伯格森和舍恩伯格等西方学者，从作为整体的体系角度，来解释经济过程和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把帝国活动的层面与权力集中和经济增长的系统过程联系起来，他们的观点也应用到非殖民化过程本身。他们认为霸权和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变化，并把全球经济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波动理论联系起来，认为非殖民化的进程与霸权和全球经济扩张的周期是高度一致的。当一个霸权国家存在或者在世界经济的繁荣时期，通过独立而呈现非殖民化的步伐加快；通过兼并而出现的非殖民化则呈现出相反的模式。[17]世界经济学派（包括沃勒斯坦等学者），首先关注的是中心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如他们认为中心国家之间权力的相对平衡，有利于加强对边缘地区的竞争来保持和扩大殖民帝国，导致对边缘地区的政治控制加强。相反，霸权则导致这些控制松弛，一个霸权国家的崛起可以削弱中心国家之间的竞争，产生一种由霸权主导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例如，1763年后英国霸权的崛起，改变了对欧洲殖民国家和美洲殖民地的帝国成本和收益，促进了在美洲的非殖民化。世界经济学派关注的第二个方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认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促进了非殖民化，而世界经济的下降则导致了殖民化。认为全球经济的停滞阶段常常导致建立和保持正式的殖民地，而经济扩张阶段常常使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纽带松弛。伯格森和舍恩伯格等学者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上，提供了把霸权和全球经济扩张阶段与最终的殖民化联系起来的证据。[18]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对非殖民化进行阐释。按照世界政治学派的观点，非殖民化过程包含了政治模式的传播。首先，非殖民化受到民族国家模式从西方国家向其附属地的传播的促进。在宗主国的层面，民族国家模式从殖民国家向边缘地区的传播，边缘地区的精英和民众教育，为西方人民主权观念的输出提供了渠道，大大提高了其附属地的非殖民化速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国际联盟的形式以及二战后通过联合国的舞台，使得民族国家成为边缘地区政治动员的一种强有力的模式。联合国使得非殖民化时代的许多设想——全球文明的观念、倡导被压迫民族的权利以及民族自决的权利等思想都明确下来。[19] 其次，世界政治的观点还集中于非殖民化本身的扩散效应，较早的非殖民化案例推动了后来的非殖民化进程，印度、印度支那三国和印尼的独立鼓舞了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在全球政治语境下帝国主义合法性的丧失，在联合国中，前殖民地和前宗主国都宣布殖民地拥有自决权。1960年联合国发布的“关于殖民地国家和民族获得独立的宣言”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该年度18 个非洲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世界非殖民化进程达到了顶峰。整个20世纪70年代，非殖民化仍然保持了较快的速度，有25个岛屿“小国”在这十年间成为主权国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非殖民化浪潮似乎已处于尾声。在1980—1987年期间，共发生了五起非殖民化事件：文莱、伯利兹、圣基茨岛（Saint Kitts）、安提瓜和巴布达获得独立，以及科科斯群岛合并进入澳大利亚。

从概念上来看，世界经济观点存在明显的不足，因为很难区别霸权和全球经济周期对20世纪非殖民化的影响。因此，霸权国家是否促进了非殖民化，抑或霸权和经济增长周期之间的结合，其产生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不明确。在很大程度上，霸权是关键的因素，非殖民化与霸权的作用之间关系密切，而与世界经济扩张周期的关系相对不大，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不情愿的帝国主义”。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狂热时期，美国所占殖民地的本土精英以及美国殖民当局就开始向非殖民化努力。世界经济学派和世界政治学派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同样重要。一些支持上述学派观点的学者指出，在20世纪，霸权加速了世界非殖民化的过程，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历史上拥有普遍的主权和民族自决观念。除了世界体系变化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之外，许多附属地和宗主国的不同特性也对非殖民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这些学者认为，20世纪的非殖民化产生于更大的政治背景，而经济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适度的影响。[20]

对于许多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领导人来说，非殖民化意味着新的发展的开始以及个体和公民身份的实现。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非殖民化是西方殖民者变换策略，在放弃政治统治的同时，改用经济控制的方式维持其支配地位和利益，这被称之为新殖民主义的观点。另外如约翰·凯利（John Kelly）、玛莎·卡普兰（Martha Kaplan）以及罗杰·路易斯（Roger Louis）和罗纳德·鲁宾逊（Ronald Robinson）等西方学者，从全球视角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罗杰·路易斯和罗纳德·鲁宾逊等学者认为，欧洲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在二战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一种在美国领导下、英国作为“次等”伙伴的“新帝国主义”。它们通过利用一种新的军事和金融依附的形式有效控制了许多先前统治的民族国家，从而主导了冷战。而约翰·凯利和玛莎·卡普兰等学者，则阐明了这一观点更为广泛的含义，大多数非殖民化国家已经成为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国家体系中拥有正式的主权，但是却为债务、外国机构和文化依附所限制。他们认为，非殖民化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中。[21] 但也有学者指出，新殖民主义应主要被看成一种统治手段或制度，并不代表某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不能把1945年以后的殖民主义进程看成是“新殖民主义时期”。新殖民主义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影响较大，在受社会主义思潮冲击较大的亚洲，其影响相对要小得多。[22]

总之，西方学术界有关非殖民化的概念理解和理论研究，其相关著述及提出的解释方法，尽管多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和视角下来进行解读或探讨，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无疑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