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与20世纪的非殖民化：基于学术史的回顾

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在分析20世纪非殖民化动因的国际因素时，常常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美国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及其在战后非殖民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自20世纪初伊始，美国关于解决殖民主义问题的基本设想，特别是针对原欧洲殖民地非殖民化的政策变化，及其对后殖民时代美国与第三世界关系所产生的影响，都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新独立的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一现实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国际学术界开始重视对战后非殖民化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分别从各种角度对20世纪世界非殖民化的原因及过程进行了探索。就美国而言，早在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在缔造“美国世纪”蓝图的促动下，就推动知识界和公众舆论对欧洲殖民主义展开了猛烈抨击。1945年后世界范围内不断爆发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冲突，不仅引起了美国决策层的忧虑，而且吸引了学术界对非殖民化问题的研究兴趣。在冷战方酣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于冷战战略的推动以及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亚洲和非洲等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和发展问题不仅成为美国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也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关注，并深深影响到了此时美国勃兴的地区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40年代政府档案的逐步公开，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加上围绕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根源等问题展开的争论，推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学术界关于美国非殖民化政策的研究。西方学术界燃起了关于美国对欧洲帝国非殖民化的态度及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兴趣。西方学术界开始对非殖民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先后有不少论著问世。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里根主义所导致的美国在非西方世界的政策困境，促使学术界重燃对1945年后美国关于非殖民化的反应问题的研究兴趣。[23] 进而引发了美国政界和学术团体对1945年后美国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政策立场的讨论，有一批学者对美国的反殖民主义问题和非殖民化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性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冷战时代被美苏霸权所掩盖的许多民族性、地区性问题涌现出来，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际学术界涉及20世纪非殖民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历史学会还多次召集学者举办学术论坛，加强对冷战时期非殖民化问题的探讨，其中不乏对美国非殖民化政策及其作用的讨论。总的来说，当前国际学界关于美国非殖民化政策的研究呈现出新的变化，研究的角度和领域不断深入和拓展，视角和方法愈加宽广与多元化。

就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领域来看，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美国的反殖民主义问题

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在分析导致欧洲殖民体系瓦解的国际因素时，基本上都要涉及美国的反殖民主义问题。关于美国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二战后不断有学者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早期的一些学者如朱利叶斯·普拉特（Julius W.Pratt）等，倾向于把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描述成美国作为一个前殖民地的自身形象的反映，认为美国外交传统中具有反殖民的理想主义倾向，其同情民族主义运动。[24] 但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反殖民的理想主义传统与其自身利益不可分割，如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A.Williams）等“新左派”强调对自由贸易的追求是美国反殖民的主要动因；“新左派”（或称为“门户开放学派”）从经济因素方面来进行解释，如著名越南问题专家劳埃德·加德纳（Lloyd Gardner）等[25]；20世纪70年代后，一些“国际主义学派”史学家则阐明了影响美国反殖民主义立场变化的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如威廉·R.路易斯（William R.Louis）、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以及肯尼斯·崔瑞德（Kenneth J.Twitchett）等，认为国际政治的现实决定着美国反殖民政策的变化，美国的政策是以欧洲殖民国家为代价来追求其自身的利益的。[26]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通过“冷战范式”或“国家安全范式”以及“世界体系范式”的框架，把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放在全球特定背景下来进行解释。当然，也有西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常常把多种因素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倾向于把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描述成根本上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对各个殖民地发生事件的反应，尤其是美国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对其在非欧洲世界政策影响的增长。[27] 美国学者加里·弗雷泽（Cary Fraser）指出，美国关于非殖民化的政策是1945年后美国整体外交政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要想理解遏制政策是如何从最初集中于欧洲扩大到非欧洲世界的，人们必须考虑到非殖民化进程在促进美国政策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美国常常试图把欧洲帝国和非殖民化看作保持稳定的手段。美国转变成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力量成为1945年后美国政策的核心内容，并导致了其持续不断的努力来保持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稳定。这一作为主导力量的角色是阐释美国对非殖民化进程反应的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在阐述美国缺乏政策连贯性的原因时，或许可以把其看作一种美国对不同背景下的非殖民化做出明智反应的行为模式。[28]

首先是二战期间美国对欧洲殖民地问题的考虑，许多相关著作中涉及这个问题，较重要的论著有：威廉·R.路易斯的《帝国主义陷于困境，1941—1945：美国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1977）；克里斯托弗·索恩的《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国、英国与反对日本的战争，1941—1945》（1978）；约翰·J.斯布雷加（John J.Sbrega）的《英美关系与东亚的殖民主义，1941—1945》（1983）等。在《帝国主义陷于困境》一书中，作者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美、英等国解密的官方档案，查阅了美、英、澳、新、加等国的档案和私人文件，对二战时期美、英围绕《大西洋宪章》、托管制度等问题的争议进行了研究，涉及美国和英国战时对殖民主义的态度和对殖民地世界的前途的计划。该书也可以被看作联合国托管制度起源的历史。[29] 索恩则从另一种角度和框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从美英合作对抗日本的同时，两者在中国、印度、东南亚地区在政治、战略利益等方面的分歧，分析了战时美英在远东既合作又有冲突的关系。[30] 同样，约翰· J.斯布雷加的著作主要集中于研究二战期间的美英关系和东亚的西方殖民主义问题，指出英国的殖民主义态度是阻碍英美战时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31]

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态度。一些学者指出罗斯福直到去世前都一直坚持反对殖民统治。如保罗·奥德斯（Paul Orders）在其《适应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欧洲殖民主义》一文认为，罗斯福始终坚定地支持非殖民化，其理想主义并没有因现实主义而失色。[32]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现实利益始终制约着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如维克托·蓬贡（Victor Pungong）在其《美国与国际托管制度》一文中，揭示了战争后期罗斯福在非殖民化问题上日益强烈的保守主义。他指出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33] 加里·赫斯（Gary R.Hess）的《1941—1947年美国与印度的相遇》一书和肯顿·克莱默（Kenton J.Clymer）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路易斯·约翰逊、印度及反殖民主义：另一种看法》一文，分析了罗斯福政府在印度独立过程中的态度变化。[34] 此外，福斯特·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和杰拉尔德·里丁格（Gerald Ridinger）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反殖政策》[35]等其他论著中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虽然这些看法存在分歧，但总体上都认为美国传统上具有反殖民主义的“理想”，肯定了战时美国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同时也指出美国的反殖民主义理想始终与其自身利益不可分割。有不少西方学者某种程度上也夸大了美国的反殖民主义影响。

2.美国在欧洲殖民体系瓦解中的角色问题

在对欧洲殖民体系瓦解过程的整体研究中，有许多学者分析了美国作为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亨利·格里马尔（Henri Grimal）的《非殖民化：1919—1963年的英、法、荷及比利时帝国》（1965）；R.F.霍兰（R.F.Holland）的《1918—1981年欧洲的非殖民化：一种概略性的考察》（1985）；M.E.张伯伦（M.E.Chamberlain）的《非殖民化：欧洲帝国的衰落》（1985）[36]；约翰·斯普林霍尔（John Springhall）的《1945年以来的非殖民化：欧洲海外帝国的瓦解》（2001）[37] 等。这些著作从总体上考察了20世纪英、法、荷、比等欧洲国家的非殖民化过程，而且大多都谈到了美国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指出国际政治的现实利益决定着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从二战后期开始，美国的国际声望和利益与更广泛的世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全球战略因素、殖民地区所爆发的始料未及的民族主义运动、欧洲殖民国家恢复殖民统治秩序的决心及美苏关系的恶化等因素，使得美国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解决方案改变了方向。[38]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英帝国的非殖民化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在分析促使英帝国衰亡的外部因素时，多数学者强调了美国所起的促进作用，但又认为应该对英帝国崩溃的原因进行综合的分析，不应过分强调美国或其他国际因素所施加的影响。如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J.White）在《非殖民化：1945年以来英国的经历》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压力对战后初期英国对非殖民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冷战因素改变了其坚定的反殖民立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调整了其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以后，又恢复了反殖民主义的强硬立场。因此作者强调美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影响因素不应被夸大。[39] 同样，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在《英帝国的解体：一种历史性的争论》（1991）一书中指出，国际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无疑是起到了重要的间接作用，但是不能简单认为英国放弃帝国是大国压力作用的结果。[40] 波特（A.N.Porter）和斯托克维尔（A.J.Stockwell）在其合著的《英国的帝国政策与非殖民化，1938—1964（第一卷）》（1987）等论著中，以及戴维·麦金泰尔（W.David Mcintyre）在《英国的非殖民化，1946—1997：英帝国是何时、何因及如何衰落的？》（1998）一书中，在探讨英国实施非殖民化的原因时，也涉及美国因素的作用。[41]

其他还有一些相关论著，如威廉·路易斯（William Roger Louis）在《美国的反殖民主义与英帝国的解体》一文中，也肯定了美国的反殖民立场在英帝国解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42] 格洛夫·霍曼（Gerlof D.Homan）的《美国与荷属东印度：美国反殖民主义的演变》；[43] 凯里·弗雷泽（Cary Fraser）的《解读美国关于欧洲帝国非殖民化的政策，1945—1964》；[44] 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的《英国与非殖民化：战后从帝国的撤退》（1988）；[45] 威廉·路易斯和罗纳德·鲁宾逊（Ronald Robinson）的《非殖民化的帝国主义》[46] 等都涉及这些问题。

3.美国非殖民化政策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

随着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旧殖民体系迅速瓦解，第三世界新的国家纷纷独立。尽管美国与欧洲殖民宗主国之间存在着不少分歧，并常以非殖民化的倡导者自居，但美国在国际事务实践中常常对殖民国家给予了支持，因而遭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谴责，甚至是公开表示出强烈的反美情绪。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政界及学术界对美国在殖民主义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展开了讨论。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学术界，对战后美国与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之间的对抗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也有学者开始探讨美国在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战后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对其与第三世界关系的影响。

这方面问题提出较早的，要属美国著名的东南亚事务专家威廉·韩德逊（William Henderson）了，他在1957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协会春季年会上做了一个以“美国的政策与殖民主义”为专题的发言。他指出，殖民主义问题一直是美国在二战后不得不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美国的反殖民传统及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使亚非地区人民对美国抱有很大期望，但是这些期望大多变成了失望，伴之出现了根深蒂固的怨恨和怀疑的情感。究其原因是在二战后十多年里美国一直不愿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来反对西方的殖民统治。他认为美国应努力培养同非西方世界磋商的习惯，以此来缓和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敌意，改变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被动地位。[47] 另外如莱尔·罗斯（Lisle A.Rose）的《悲剧的根源：美国及其为亚洲的斗争，1945—1953》（1976）一书，也考察了这一时期在亚洲反对西方主宰的斗争过程中美国的反应。作者指出，从二战到战后初期亚洲动荡的年代里，美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保守主义，美国在反殖民主义问题上开始由“激进”向保守演变。[48] 揭示出二战后美国的亚洲政策成为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关系的悲剧性的根源。

斯科特·比尔（Scott L.Bill）在《帝国与冷战：美国与第三世界敌对的根源，1945—1947》（1990）一书，重点分析了战后初期第三世界反美主义的形成、传播和制度化的起源。作者认为，美国在冷战早期对殖民地区的政策是毫无计划的，美国决策层对宗主国所持的看法，影响到了美国在附属地民族主义者提出援助请求时所做出的反应。[49] 同样，戴维·纽森（David D.Newson）的著作《帝国的衣钵：美国、非殖民化与第三世界》（2001），也深刻揭示了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对其与第三世界关系的影响。指出美国对非殖民化的支持并不是完全受理想主义的支配。[50] 作者认为：“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威胁反应过度，从而损害了其在许多新独立国家中的地位。”[51] 这也造成美国与后殖民时期，尤其是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关系的复杂性。这些学者的论著尽管有着各自的局限性，但其研究视角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战后美国非殖民化立场的变化及其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4.其他相关美国非殖民化政策问题的研究

近十余年来，有学者在利用“世界体系范式”来诠释美国外交政策时，开始把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放在世界体系的框架内来分析。如大卫·瑞安（David Ryan）的《世界历史上的美国外交政策》（2000）一书，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出发，对美国200 多年来的对外关系史进行了考察，揭示出美国对外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力，以及美国决策层的基本观念、思想和结构对其政策形成的影响。该书也从历史视角对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作者指出：“自决、反殖民主义、势力范围、自由和单边主义是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特征。作为原始的主义的形式，它们都被国家利益和对美国机会的追求所调和。”[52] 戴维·瑞安和维克托·蓬贡（Victor Pungong）主编的另外一本著作《美国与非殖民化：权力与自由》（2000），代表了美国非殖民化政策的较新研究成果。该书虽属一本论文集，但却汇集了当时美国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研究的11 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内容涵盖了美国外交传统与非殖民化、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美国与国际托管制度、意识形态与非殖民化等问题。其中沃尔特·拉夫伯的《1776年至1920年美国的非殖民化观念：一种讽刺性的遗产》一文，考察了美国历史上非殖民化观念的实质。[53] 丹尼斯·梅里尔（Dennis Merrill）在《历史的嘲弄：美国与印度的非殖民化》一文中，试图运用多种解释范式来说明美国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原则与行动之间的断裂，他在文中通过文化上的考察及后结构主义分析来研究意识形态中的种族观念和美国人对印度社会的认知，是如何影响到美国对该国独立运动的态度的。同时，还有学者从“国家安全范式”的框架出发，揭示了全球战略因素导致美国决策者在反殖民目标上的后退，以及抑制了美国在冷战早期对非殖民化的支持。[54] 在该论文集中，迈克尔·亨特（Michael H.Hunt）通过《美国政策中的非殖民化难题：承诺与实践的对立》一文，从意识形态视角解释了美国对非殖民化问题的态度，认为植根于美国人思想中的种族等级观念和对革命的恐惧，也是阐释非殖民化难题的两个重要因素。[55] 另外，该书收集的其他文章对美国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非殖民化政策进行了探讨，如A.J.斯托克韦尔（A.J.Stockwell）在《美国与英国在马来西亚的非殖民化，1942—1957》一文中，以马来西亚为例研究了美国对英国殖民地的政策。[56] 劳里·约翰斯顿（Laurie Johnston）、斯科特·卢卡斯（Scott Lucas）、约翰·肯特（John Kent）等学者分别就美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阿拉伯世界及非洲的非殖民化的政策进行了研究。[57]

5.美国与东南亚的非殖民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涉及战后美国关于世界殖民地问题的政策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就美国对东南亚非殖民化的政策个案研究而言，德国科隆（Cologne）大学的马克·弗赖（Marc Frey）博士于2000年2月公布了一项国际性研究专题，题目为“美国与东南亚的非殖民化（1940—1960）”，他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对东南亚非殖民化研究的基本思路，同时列出了若干讨论题目，如日本占领东南亚的影响、欧洲的殖民政治、美国对该地区及单个国家的认知和政策，以及东南亚与美国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认识）、非政府力量的作用等。[58] 该系列专题集中了国际学术界东南亚研究方面的重量级学者，他们的代表性成果于2004年以《东南亚的转变：非殖民化的国际视角》一书结集出版，其中收集的论文有4篇涉及美国的相关政策和立场。[59]

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社会对越战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美国乃至西方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如1972年5月，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召集有关学者探讨越南战争的起源，与会学者虽然所持观点各异，但几乎一致认为，问题源于罗斯福时期及杜鲁门政府摈弃了原来制订的承诺印度支那在战后独立的计划。[60] 此后也不断有学者把越战的起源置于非殖民化过程中去考察，主要集中在战时美国对印度支那的考虑及战后美国的反殖民立场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变化等方面。如劳埃德·加德纳（Lloyd C.Gardner）在《我们是如何“失去”越南的，1945—54》一文中，在非殖民化原则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对越南的政策。[61]其他学者涉及这方面的著述也较多，如加里·赫斯（Gary R.Hess）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印度支那》[62] 以及《美国人在印度支那的第一个承诺：对“保大方案”的认可，1950》，其中后一篇文章对美国在1950年前后对“保大方案”的反应、无条件承认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63] 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罗斯福、丘吉尔与印度支那，1942—1945》一文探讨了战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分歧。[64] 乔治·赫林（George C.Herring）的《杜鲁门政府与法国印度支那主权的恢复》一文，着重考察了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对印度支那从“不干涉政策”到介入的变化过程及背景。[65] 伊夫林·科尔伯特（Evelyn Colbert）在《未竟之路：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的非殖民化与独立》一文中，探讨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非殖民化过程的不同道路及其不同的影响因素。[66] 另外，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的《印度支那与英美关系，1942—1945》[67]及约翰·J.斯布雷加（John J.Sbrega）的《勿谋之过早：二战期间英美关于印度支那的看法》[68] 等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战时美英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及其相互影响和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当然，还有其他不少关于战后美国对越南政策方面的著作涉及这些问题，如拉塞尔·法菲尔德（Russell H.Fifield）的《美国人在东南亚：承诺的根源》（1973）；安德鲁·罗特（Andrew J.Rotter）的《通向越南之路：美国对东南亚承诺的起源》（1989）等著作。[69]

还有学者从另外一种角度分析了美国与战后英国东南亚政策的关系。如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在《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衰落》（1993）一书中认为，“战后英国希望美国卷入旧殖民帝国世界的前途问题”，而“美国人有自己关于旧帝国世界前途的看法，它包含了一种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一种寻求经济机会的现实主义的考虑”。[70] 卡尔·哈克（Karl Hack）的《东南亚的防御与非殖民化：1941—1968年的英国、马来西亚与新加坡》（2001）一书也持类似观点，该书从英联邦和殖民地防御的角度，分析了英国的东南亚政策和马来西亚的非殖民化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美英关系的变化。作者指出，到1950年后美国在东南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而英国仍然强烈希望在该地区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希望在殖民地非殖民化后，能保持自己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但美国逐渐卷入东南亚的过程也是一把“双刃剑”，英国人发现自己在接受美国提供的重要资源的同时，其东南亚政策在美国面前日益黯然失色，很少能对美国的政策施加实质性的影响。[71]

还有一些学者利用“冷战范式”或“国家安全范式”来审视二战后美国与东南亚的非殖民化问题。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应该是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马洪（Robert J.McMahon），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与为数众多的亚洲、非洲和中东的附属地国家的诞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只有通过认真分析美国对殖民地问题的反应，以及反过来殖民地人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应，才能在正确的历史背景下理解华盛顿与第三世界的关系”[72]。其代表性著作是《殖民主义与冷战：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战争，1945—1949》（1981）以及《帝国的局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与东南亚》（1999），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在《殖民主义与冷战》一书中，他主要考察了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独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指出理想主义和自身利益一直混合在美国的反殖民传统中，并且影响和决定着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反应。作者总体上把美国对印尼殖民地问题的反应放在冷战这一框架下去理解，试图阐明美国的殖民地政策与日益加深的冷战之间的重要关系。《帝国的局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与东南亚》是罗伯特·麦克马洪一部新的力作。他从整体上分析了美国战后卷入东南亚地区并对其承担义务的综合因素。美国希望通过一种渐进式的非殖民化方案，即欧洲殖民者采取进步的措施，引导其附属地逐渐走向自治，使“中心”与“边缘”之间不断加强密切合作，以实现美国战后的世界秩序构想，即重建西欧和日本，把东南亚经济整合到西方世界经济体系中去。[73] 关于美国与印度尼西亚非殖民化的关系，荷兰学者弗朗西斯·高达（Frances Gouda）等著的《美国对荷属东印度的看法：美国外交政策与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1920—1949》一书，则对美国明确支持印尼民族主义独立斗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作者认为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该地区形势的评估开始把反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斗争混合在一起，直到1949年早期，美国都在稳步的有策略的支持其忠实的荷兰盟友。[74] 加里·赫斯在《美国作为一种东南亚影响力的出现，1940—1950》（1987）一书中，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势力在东南亚的崛起过程。作者指出，美国决策者希望以菲律宾方式为样板，使东南亚沿着一条和平的、渐进的路线从殖民地向独立转变。这种战略意图一直指导着美国的反殖民目标。作者认为，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一直受到对其他地区政策的影响。战后美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妥协，也主要是源于欧洲冷战战略的重要性。[75]

此外还有一些论著涉及东南亚非殖民化问题，如德国学者马克·弗赖发表的《获得独立的三种道路：1945年后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非殖民化》一文，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非殖民化的思路，该文追溯了非殖民化时代东南亚与欧洲之间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76] 克莱夫·克里斯特尔（Clive J.Christle）的《现代东南亚史：非殖民化、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1996）一书，探讨了东南亚整体非殖民化的过程，作者主要从作为非殖民化进程本身一部分的分离主义运动和其他抵抗活动等方面，来研究非殖民化的历程及影响。[77] 简·普卢维耶（Jan Pluvier）的《东南亚从殖民主义到独立》（1974）一书，则主要叙述了东南亚政治非殖民化的历史过程。[78] 但这些论著较少涉及美国的政策及作用。

总体上看，西方学术界关于美国20世纪非殖民化政策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而目前，非殖民化问题作为研究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学术界关于该领域的研究也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从学术史演变的角度来看，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致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和特点：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美国对单个国家或特定地区，如美国对东南亚、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阿拉伯世界非殖民化政策的专题研究。从公开出版或发表的论著来看，研究主要涉及美国对自身殖民地或托管地如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太平洋岛屿的政策、美国的反殖民主义问题、美国在欧洲各殖民帝国崩溃过程中的政策等方面。由于这些研究大多只是涉及单个国家或特定的地区，这对于考察美国政策在全球层面的演进就不可避免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再者，随着非殖民化进程在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区的加快，美国的政策呈现出跨越不同地区和时间的某种特定模式，而单纯的个案研究难以完整地揭示出1945年后美国非殖民化政策的实质。20世纪90年代初，以卡里·弗雷泽（Cary Fraser）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认识到了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他们呼吁在全球视野下来审视美国对非殖民化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并试图提出一个分析美国对非殖民化问题所做反应的基本框架。[79] 弗雷泽等提出的研究路径和思考，代表了学术界对美国非殖民化政策研究出现的一种视角和趋向的变化，即以往被忽略的全球层面的整体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通过探索和运用一种整体分析的框架，将美国的政策和反应模式置于全球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考察，这或许有助于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为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做出准确定位。

其次，在研究视角和叙事方式上，早期涉及非殖民化问题的研究和叙述，多是从欧洲宗主国或者从美国本身的角度，来审视附属地的非殖民化问题及美国的态度和政策，将非殖民化的过程视作以欧洲宗主国或美国单方面的政策和行为，而且多数研究是从冷战的视角出发，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受到很大的局限；也有一些学者，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学者则过分强调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作用。这种以西方或美国为主导，或是单纯以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为主线的叙事，不断遭到学者们的质疑。无论是殖民地视角，还是宗主国视角或是美国视角的叙事方式，只强调一个方面都很难对20世纪的非殖民化过程做出完整的解读。20世纪80、90年代后，不少学者开始借鉴国际史的研究方法，注重从新的全球角度来审视美国与非殖民化事件双方，乃至其他国际因素之间的互动以及美国政策演变的深层动因。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马洪指出：“探讨美国的外交政策与为数众多的亚洲、非洲和中东的殖民地国家的诞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只有通过认真分析美国对殖民地问题的反应，以及反过来殖民地人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应，才能在正确的历史背景下理解华盛顿与第三世界的关系。”[80] 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通过对多国档案和文献的研究，以及对美国、欧洲殖民帝国和殖民地民族主义诸因素之间的多元互动与关联的分析，以期能够更为真实地叙述20世纪非殖民化历史演进的图景。

再者，在研究方法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涉及美国非殖民化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美国政治传统和外交政策的历史阐释，强调美国理想主义的反殖民传统或现实主义的利益动机等因素，以及制度、政府机构、政治精英的立场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20世纪80、90年代后，随着新外交史学在美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乃是各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他们开始强调非官方因素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考察劳工、移民、妇女、黑人等阶层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态度和反应，以及媒体、宗教社团、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在美国非殖民化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第三世界本身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些因素对于美国政策变化产生的影响。这一时期，在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新的视角和方法被用于美国外交史的研究领域，殖民教育、语言、种族志、医学和公共卫生等成为考察美国殖民统治策略和非殖民化政策的新的视角和透镜。如朱利安·戈（Julian Go）、沃里克·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以及玛·梅赛德斯·普兰塔（MA.Mercedesg Planta）等学者加强了对美国在菲律宾等殖民地或托管地的殖民教育史、医学史和公共卫生史等方面的研究。[81]

此外，早期很多学者在谈到美国的反殖民主义及其非殖民化政策的动机时，偏重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和以利益范式为核心的分析取向，强调其政治、经济及战略安全目的，或简单视之为新殖民主义。例如，朱利叶斯·普拉特等学者强调美国的反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政策，乃是源于其政治和外交传统中的理想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反殖民的理想主义传统与其自身利益不可分割，如威廉·A.威廉姆斯等“新左派”从经济因素方面来进行解释，强调美国对自由贸易的追求是反殖民主义的主要动因；艾伯特·伯格森、罗纳德·舍恩伯格，以及鲍斯维尔等则从世界经济视角出发，指出1945—1973年间美国对非殖民化的倡导和以自由贸易取代重商主义，加速了世界非殖民化的进程。[82] 威廉·R.路易斯、克里斯托弗·索恩以及沃尔特·拉夫伯等学者则指出，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决定着美国反殖民立场及政策的变化。此外，罗伯特·麦克马洪、大卫·瑞安等学者还利用“冷战范式”以及“世界体系范式”的框架，把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放在全球特定背景下来解释，或从美国全球战略和国际体系变迁的视角来解读，他们在研究中倾向于把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描述成根本上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对各个殖民地发生事件的反应，尤其是美国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对其在非欧洲世界政策影响增长的产物。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很大不足，就是忽视对其深层文化动因和本质的解读剖析。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文化因素被越来越多地引入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一些学者开始重视从文化视角来阐释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如前文所述，大卫·瑞安和维克托·蓬贡等主编的《美国与非殖民化：权力与自由》一书，集中了当时美国史学界关于非殖民化政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其中沃尔特·拉夫伯探讨了美国历史上非殖民化观念的实质；丹尼斯·梅里尔以印度为个案，通过文化视角和后结构主义分析诠释了美国人意识形态中的种族观念以及关于印度社会的认知对美国非殖民化立场的影响；迈克尔·亨特考察了植根于美国人思想中的种族等级观念和对革命的恐惧对美国非殖民化政策困境的影响。[83]这些学者虽然是在文化视角下对美国非殖民化政策根源的初步探讨，但他们无疑提出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模式，有助于我们阐释美国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非殖民化进程的反应及政策抉择的两难困境。作为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一种分析取向，文化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关于20世纪非殖民化问题的基本思考及其设计的路线图，有助于我们追溯和解读美国第三世界政策的起源。近十余年来，非殖民化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重视，一些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加强了对美国20世纪非殖民化政策的探讨，国外学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就国内学术界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非殖民化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首先在对“非殖民化”概念的界定方面，如李安山教授从理论的提出与传播、学术界的理解、非殖民化含义的重新定位等几个方面，详细介绍了非殖民化概念的演变，并指出了国内研究的不足。潘兴明在其《丘吉尔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等论著中，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世界经济体系学派、国际政治学派、新殖民主义论、主动撤退论等几个方面，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对非殖民化的解释。另外，高岱、郑家馨等不仅对非殖民化的概念做出了较为中肯的介绍，而且对非殖民化的起因、进程以及对政治经济的影响都进行了总结分析。[84]这些探讨都有助于国内学者增加对非殖民化问题的了解及作进一步的研究。

就目前来看，在涉及非殖民化问题的研究范围方面，多集中于西欧的非殖民化，尤以研究英国非殖民化者居多。许多学者的文章和著作对20世纪英国的非殖民化过程和大英帝国崩溃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分析英国非殖民化的原因时，他们多强调英国自身的衰落和殖民地民族主义斗争的因素，如王俊芳认为，“20世纪英国的非殖民化，既是英国在国力衰落的客观情况下做出的务实选择，也是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必然产物”[85]。何跃认为，“战后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英国国力的衰退导致了英国撤离东南亚”[86]。张顺洪指出英帝国瓦解的主要原因在于殖民地民族主义力量和英国自身的相对衰落之外，还强调了国际反殖民主义力量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87]

国内学者在关于美国在英国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张顺洪等认为，美国是“出于国际战略与策略的需要，打出反殖民主义的旗号以笼络人心”[88]。而潘兴明则首先肯定了美国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并分析了美国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美国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和谴责基本上停留在口头上。出于冷战战略的考虑，美国担心不成熟的非殖民化会削弱西方阵营抵御苏联的力量，因而美国虽然仍坚持反殖民立场，但实际上已经比罗斯福政府时代明显倒退了。[89] 但是，作者以研究英国的非殖民化为主，没有对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做进一步的系统论述。还有一些学者对法国的非殖民化政策进行了研究，如陈晓红对戴高乐执政时期在非洲实施的非殖民化的动因与过程、特点与后果及其影响进行了考察，指出美国施加的国际压力对法国的非殖民化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90] 房建国对冷战时期美国关于非洲的非殖民化，尤其是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政策进行了专题研究。[91] 朱秀芳在分析战后法国非殖民化的过程时，认为“美国打出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号，一定程度上对法国的非殖民化进程起了加强、促进作用”。但又认为美国是出于称霸世界的目的，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号向亚非拉不发达地区渗透。[92] 此外，王文、刘少华、王双静等学者还对联合国在世界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93]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探讨了二战期间美国与欧洲殖民国家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分歧，如马晓京等的研究涉及战时美英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分歧。[94] 也有学者在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研究中，谈到了美国的反殖民立场及其政策变化问题。如吴群对美国支持英、法、荷战后重返东南亚的几种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二战期间美国提出的殖民地国际托管的建议及阻挠英、法、荷等战后重返殖民地，并非纯粹出于反对殖民主义的动机，而是“美国与老殖民者争夺东南亚的尝试”。[95]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并揭示了美国反殖民主义的实质。如资中筠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在谈到东南亚的非殖民化问题时，指出战后美国“既要高举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争取这些国家和人民，又要防止和反对左派力量得势……在具体政策上，美国的反共产主义压到了反殖民主义”[96]。梁志明教授主编的《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在探讨东南亚非殖民化的历史进程时，分析了美国对东南亚的非殖民化政策，指出：“在二战前，美国通常以‘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等旗号渗入其他殖民国家的势力范围；二战后，美国经常高唱‘反殖民主义’，并打着‘反共’的旗号推行其新殖民主义政策。”张顺洪等在《英美新殖民主义》一书中认为，反殖民主义旗号实际上是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武器。[97] 这些观点虽然多散见于篇章字句之间，有些甚至显得片面，但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战后美国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政策实质及其动机的认识。

总体看来，中国学者对战后第三世界问题的研究起步并不晚，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就出版了关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大量论著，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资料的局限，国内学者强调这场运动的性质是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正如李安山教授指出的：“研究角度的不同影响了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结果。从内容上说，我们长期忽略了殖民宗主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也忽略了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与殖民统治者的相互妥协和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从而未能把非殖民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98] 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展，开始重视欧洲殖民国家（主要是英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但在涉及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时，一些学者指出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是企图霸占欧洲的传统势力范围，推行新殖民主义等，至于对美国在战后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作用、战后美国对欧洲殖民地的整体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对20世纪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虽然多有涉及，但无论在研究视角、深度和广度上，还是研究手段方面，都还有较大的局限性，系统化、深层次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