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朝

一、南朝的监察制度

（一）中央监察机关

东晋灭亡后，南方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合称南朝。南朝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世家大族走向衰落，寒门庶族兴起。南朝的四个开国皇帝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都是庶族出身，其佐命大臣和将帅也大多出身寒门，如宋之沈庆之、张兴世、沈攸之，齐之张敬儿、王敬则、陈显达，梁之吕僧珍、陈庆之、王琳，陈之吴明彻等。南朝的皇帝们为了加强皇权，防止大族专权，控制地方诸王刺史，澄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就强化监察制度。其具体措施就是提高御史的权威，高度发挥其监察和威慑作用。

南朝的中央监察机关主要是御史台。

刘宋御史台的长官为御史中丞，秩千石，“掌劾奏不法”。其属吏有治书侍御史二人，掌举劾六品以上官吏，分治侍御史所掌诸曹；侍御史十人，“掌察举非法，受公卿奏事，有违失者举劾之”^[1]。分治十曹，即吏曹、库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节曹、水曹、法曹。宋已规定中丞专道，到孝建二年（455年）明确规定与尚书令分道；内外众官相遇都要停驻。

齐之御史台称“南台”或“南司”，设御史中丞一人。《南齐书·百官志》：“晋江左中丞司隶分督百僚……今中丞则职无不察，专道而行，驺辐禁呵，加以声色，武将相逢，辄致侵犯，若有卤簿，至相殴击。”齐明帝曾称御史中丞江淹“足以振肃百僚”，说明其地位之高。其属官有治书侍御史二人，举劾不法，分统侍御史；侍御史十人，分掌诸曹事务。另外，为加强纠察，设殿中侍御史、检校御史各二人。

梁之御史台也称“南台”，其初设御史大夫，后称御史中丞。“掌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宫门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专道而行，逢尚书丞郎，并得停驻。其尚书令、仆、御史中丞，各给威仪十人”^[2]。晋初中丞专纠行马内，司隶专纠行马外（东晋废司隶校尉），后惠帝时有所打破，至此明确宫内外都由御史台纠察，又给威仪十人，这些都是为了提高御史台的威严。

陈的御史机关承梁制，御史台又有了司法权，常在三月与令史、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治署，理察囚徒冤枉”^[3]。

尚书左丞也是中央监察官，在西晋其监察权大致限于尚书省，后有所扩大；南朝比东晋又有所扩大，对中央或地方官都可以纠察，还可以与御史中丞互察。

在监察方式上，御史台除了有真凭实据可以弹劾外，还可以“风闻奏事”。如梁末御史中丞刘孝仪与任上虞县令的徐陵有矛盾，“风闻劾陵在县赃汙”^[4]。所谓“风闻”即只要有传闻即可立案纠劾，不记揭发人姓名。这是从晋代开始的，它对告发人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可更多地发现官吏的违法问题。这显然扩大了御史的权限，提高了御史台的地位。此外，御史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员，称为“台使”，它负责品评地方官的善恶，凡刑狱不恤、政事乖谬、害民利己之事，都在其训治之列。

总的说来，南朝御史台的地位比西晋又有了新的提高，发挥了更大的威慑作用。具体表现在监察官员有很大的权威，如中丞专道，御史台设仪仗，御史中丞上殿弹奏大臣百官须肃立，等等。此外，由于皇帝的支持，许多御史敢于弹劾当朝权贵，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御史，如宋时孔琳之“明宪直法，无所屈桡”^[5]，弹劾尚书令徐羡之；荀伯子“立朝正色，外内惮之”^[6]；刘瑀弹劾王僧达，“朝士莫不畏其笔端”^[7]。齐时江淹为御史中丞，在明帝支持下，接连弹劾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等人，明帝称赞他为“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8]。梁时张缅为御史中丞，“推绳无所顾望，号为劲直，高祖乃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以励当官”^[9]。陈时徐陵为御史中丞，曾弹劾文帝之弟、任司空的安成王顼，免去其侍中、中书监之职；孔奂为御史中丞，“朝廷甚敬惮之”^[10]；徐俭任御史中丞，“尚书令江总望重一时，亦为俭所纠劾”^[11]。

御史虽然位高权重，但必须履行自己的监察职责，否则就要以失职被罢官。如齐初陆澄为御史中丞，尚书左丞任遐奏他不纠劾骠骑谘议沈宪家奴客行劫，结果被罢官。此外，王准、傅隆、何局、萧惠开、张永结等，都是由于不纠失职而被罢去中丞的。齐初御史中丞刘休说：“窃寻宋世载祀六十，历职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过盈岁。”^[12]宋朝五十三个御史任职平均仅一年左右，说明御史难当。当然，其中除了因不纠劾违法失职下台外，也可能是受到打击报复。

（二）对地方的监察

东汉末，州牧、刺史演变为地方行政长官，此后就形成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由于州刺史已不是专任监察，所以在南朝出现了典签监督地方长官。

南朝统治者鉴于东晋门阀世族势盛，皇权受到威胁，就在中央重用寒人典掌机要；地方托付宗室，由诸王出任刺史，而另派典签协助。典签有的州只设一人，有的州设二三人，主要是监察诸王、州刺史，其地位虽不高，权力却很大，实际上已超出监察官的范围。他代表皇帝掣肘方镇，使其不至于威胁中央。典签一年几次回首都汇报地方情况，成为皇帝赏罚的主要依据。

《资治通鉴》卷一二八载：

宋世诸皇子为方镇者多幼，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至是，虽长王临藩，素族出镇，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刺史不得专其职任。

《南史》卷七七《吕文显传》：

……自此以后，权寄弥隆，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辄与闲言，访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蕃君。

典签制的推行虽然加强了皇权，防止异姓大族在地方上作乱，但也产生了两大弊端：一是诸王长大后与中央发生各种矛盾，往往造成骨肉相残；二是典签权力太重，缺乏监察机制，造成他们贪赃枉法。齐永明八年（490年）齐南兖州刺史、西阳王萧子明的典签刘道济“船仗赃私百万，为有司所奏，世祖怒，赐道济死”^[13]。次年“典签何益孙赃罪百万，弃市”^[14]。南兖州两个典签在两年中先后都贪污百万，可见当时典签贪污的严重。

典签制产生于宋孝武帝时，齐朝大盛，到梁武帝时梁武帝看到其种种弊端，取消了这一制度。

自秦汉以来，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常采用中央派遣大使出巡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南朝更加制度化。宋朝比较重要的出巡有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文帝元嘉三年（426年）五月、九年（432年）六月、二十六年（449年）二月、三十年（453年）五月，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正月，明帝泰始元年（465年）十二月，后废帝泰豫元年（472年）六月等。齐朝有高帝建元元年（479年）五月，武帝永明六年（488年）六月。梁朝有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四月、三年（504年）六月。陈朝有武帝永定元年（557年）十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正月、二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正月、二年（570年）六月，后主至德二年（584年）正月等。

台使到地方上主要是考察守宰政绩，劾奏冤案、政事乖谬、害民利己等。如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五月诏书中说：“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宰守称职之良，闺荜一介之善，详悉列奏，勿或有遗。若刑狱不恤，政治乖谬，伤民害教者，具以事闻。”^[15]明帝泰始元年（465年）诏曰：“可分遣大使，广求民瘼，考守宰之良，采衡闾之善。若狱犴淹枉，伤民害教者，具以事闻。”^[16]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四月诏曰：“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殉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17]

遣使出巡与典签制度相结合，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弥补了汉代十三部刺史消失后之不足。

综上所述，南朝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一是监察力度加强，监察官权威提高；二是对地方监察出现了典签制。这些都是以皇权加强、门阀士族势力走向衰落为前提的。

二、刘宋吏治与寒人掌机要

（一）宋初吏治与“元嘉之治”

公元420年刘裕建立了宋王朝，这是南朝的开始。此后，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左右，用元嘉（424—452年）做年号。刘裕父子在位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奖励农业生产，实行土断（使流亡到南方的侨人就地设籍，交纳赋税），减免租赋，兴修水利，抑制豪强等，使宋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历史上称为“元嘉之治”。

这一时期吏治和社会风气也比较好。刘裕父子提倡节俭，自己的生活也较朴素。刘裕“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18]。宁州有人献琥珀枕，光色甚丽，有人说此物可治创伤，刘裕大悦，命捣碎后分赐诸将。平后秦，得姚兴的宫女，刘裕十分喜欢，影响了工作。谢晦进谏，他就立即把她送走。公主出嫁，嫁妆不过二十万，没有锦绣织物和金器玉器。他自己生活朴素，常穿连齿木屐；早先穿的布衣袄，都是敬皇后亲自缝制。当皇帝后，他把这些衣服给公主，说：“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5年）在刘裕原住处盖玉烛殿，与群臣一起去视察，见床头有土鄣，墙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

宋文帝也十分俭朴。元嘉八年（431年）三月他下诏说：“自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19]为了劝课农桑，他命在宫内养蚕，“欲以讽励天下”^[20]。元嘉六年（429年），刘义恭出任荆州刺史，宋文帝写信告诫他说：“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21]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刘义季任南兖州刺史，他设宴饯行，却故意让诸王子饿了一段时间，然后对他们说：“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汝曹识有饥苦，知以节俭御物耳。”^[22]大臣徐湛之是文帝姊夫，他“姿质端妍，衣服鲜丽”，“太祖（文帝）嫌其侈纵，每以为言”^[23]。

在刘裕、刘义隆统治时期，惩治贪官污吏比较严厉，当时的一些监察官也比较负责。荀伯子为御史中丞，“莅职勤恪，有匪躬之称，立朝正色，外内惮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24]。地方官对下属的管理也较严。刘湛任领历阳太守，“刚严用法，奸吏犯赃百钱以上，皆杀之，自下莫不震肃”^[25]。在宋初，许多地方官吏贪赃遭到处罚。如广州刺史孔默之“以赃货得罪下廷尉”^[26]。刘裒“以赃货系东冶内”^[27]。张邵“在雍州营私蓄聚，赃货二百四十五万，下廷尉，免官，削爵土”^[28]。裴方明“历颍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赃私免官”^[29]。雍州刺史刘真道破仇池，“减匿金宝及善马，下狱死”^[30]。广州刺史刘道锡，“贪纵过度……为有司所纠”^[31]，遇赦后又犯贪污，被收下廷尉。庾登之任吴郡太守，“莅任赃货，以事免官”^[32]。刘遵考是宋文帝的堂叔，元嘉三年（426年）出任雍州刺史、襄阳新野二郡太守，“为政严暴，聚敛无节，五年，为有司所纠”^[33]，后发生旱灾，他不按旨意赈济，被免官。庾炳之任吏部尚书，势倾朝野，他“既居选部，好诟詈宾客，且多纳货赂”，尚书仆射何尚之上奏说：“炳之见人有烛盘、佳驴，无不乞匄；选用不平，不可一二；交结朋党，构扇是非，乱俗伤风。”宋文帝想调任他为丹阳尹，何尚之反对，说：“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炳之者也。”^[34]结果宋文帝接受了这一正确意见，罢了庾炳之的官。

由于宋初提倡节俭，社会风气较好，国家惩治贪污做得比较严厉，使宋初出现了一批比较清廉的官吏。如王镇之早先就“在官清洁”，出任广州刺史，刘裕对人说：“王镇之少著清绩，必将继美吴隐之。岭南之弊，非此不康也。”果然他“在镇不受俸禄，萧然无所营，去官之日，不异始至”^[35]。江秉之到临海任职，“以简约见称”，所得禄秩，都散给亲故，有人劝他营田，他说：“食禄之家，岂可与农人竞利。”^[36]他在郡做木案一枚，离任时也不带走，交还官库。吏部尚书江湛，“家甚贫约，不营财利，饷馈盈门，一无所受，无兼衣余食，尝为上所召，值汗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后赴”，他掌握选举用人大权，但“公平无私，不受请谒，论者以此称焉”^[37]。虽然这些清廉官吏不可能太多，但他们的出现，终究是宋初吏治较好的一个标志。

宋初政府对清廉勤政的官吏多给予褒奖。如陆徽任益州刺史，“隐恤有方……民物殷阜，蜀土安说……身亡之日，家无余财，太祖甚痛惜之。诏曰：‘徽厉志廉洁，历任恪勤，奉公尽诚，克己无倦……’赐钱十万，米二百斛。”^[38]徐豁任始兴太守，“在郡著绩，太祖嘉之，下诏曰：‘始兴太守豁，洁己退食，恪居在官，政事修理，惠泽沾被’……可赐绢二百匹，谷千斛。”死时，文帝又下诏：“豁廉清勤恪……可赐钱十万，布百匹。”^[39]又如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40]，进为宁朔将军。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安约守俭，久而弥固”^[41]，赐绢五十匹，谷五百斛。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弥厉”^[42]，赐绢三十匹，谷二百斛。晋寿太守郭启玄，“有清节……尽勤靡懈，公奉私饩，纤毫弗纳，布衣蔬食，饬躬惟俭，……身死之日，妻子冻馁”^[43]，赐谷五百斛。

由于刘裕父子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又提倡节俭，注意廉政，因此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在宋初出现了一段小康时期。《宋书·良吏传》序描述了这一时期状况：

……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展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这些描绘虽然有些夸张，但这几十年确实是南朝最安定、繁荣的时期。

（二）“寒人掌机要”与贪贿之风

继宋文帝以后，孝武帝刘骏在位的十年（454—465年）也是宋王朝比较重要的时期。孝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抑制高门大族。为此，他实行了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重用寒人，即所谓“寒人掌机要”。

寒人，又称寒族、寒门、寒士、庶族、素族，都是不属于士族范围的地主阶级中没有身份、特权的一部分。南朝寒人的兴起是有其经济原因的。这时由于江南经济的发展，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富裕起来，自耕农中也有一部分人上升为新的地主，再加上原来的地方豪强，所有这些人就构成了寒人地主的主要成分。

南朝皇帝需要加强皇权，但皇帝的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处理那么多日常政务，就要有人帮助办理。世家大族都鄙薄实际事务，也根本没有能力办理，于是皇帝就委任给寒人地主。寒人地位低，便于使唤，“皆可鞭仗肃督”；他们又做官心切，竭力卖命干事。所以南朝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皇权与寒门相结合来巩固统治。

东汉以来，尚书台权重。魏晋南北朝，尚书台是行政执行机关，而比它更接近皇帝的中书监令专管机密，成为实际的宰相。到南朝宋孝武帝时，中书监令的大权又旁落到中书舍人或中书通事舍人手中。中书舍人本是中书省的下属官吏，地位并不高，晋时位居九品，但由于他能递入奏文，出宣诏命，参与决策，因而权力越来越大，成为重要职务。宋文帝初年，寒人出身的秋当、周纠为中书通事舍人，并管要务，地位开始重要。孝武帝时开始把国家的机密要务转到了中书舍人手里。戴法兴，家贫，父贩纻为业，本人卖过葛，他从尚书仓部令史起家，在孝武帝即位时，任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孝武帝“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于是“专管内务，权重当时”^[44]。与戴法兴同时受宠任的还有鲁郡人巢尚之、戴明宝。巢尚之原为“人士之末”，任中书通事舍人后，“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45]。当时蔡兴宗任吏部尚书，每推荐贤士，戴法兴、巢尚之就任意改变，作为宰相的刘义恭也无能为力。戴法兴、戴明宝由此贪污受贿，“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辏，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46]。

此后明帝时，中书舍人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人的权力更大，“参预政事，权亚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横，人有顺迕，祸福立至。”^[47]阮佃夫“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行。人有饷绢二百疋，嫌少不答书。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女妓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48]。他家中“一时珍羞，莫不毕备”，随时可以拿出来请客，“虽晋世王（恺）、石（崇）不能过也”^[49]。朝中大小官员都要去巴结他。他的佣仆都封了官，车夫任虎贲中郎将，马夫任员外郎。王道隆“为明帝所委，过于佃夫……执权既久，家产丰积，豪丽虽不及佃夫，而精整过之”^[50]。

孝武帝在朝中重用中书通事舍人，在外藩则设置典签监督地方诸王刺史。“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刺史不得专其职任。”^[51]

此外，孝武帝又设置了制局监，使寒人也掌握了军权。“领武官有制局监、外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52]如齐吕文度控制制局监，掌握殿内及外镇的发兵权，原来掌管禁卫军的领军将军成了虚位。

孝武帝重用寒人，又设置了机构，确实有利于加强皇权，抑制大族势力。但是，这些寒人没有良好的文化素养，擅长的只是吏事。他们最善于揣摩、迎合主子意图，见风使舵，在掌握了大权后，就私欲膨胀，不择手段，利用手中权力贪污受贿，使社会腐败之风更加严重。《宋书·恩俸传》序：

孝建（454—457年）、泰始（465—471年），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偏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涂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铁钺创痏，构于筵第之曲，服冕乘轩，出乎言笑之下。

这里说得很清楚，孝武帝、宋明帝为了加强皇权，重用身边的寒人，本以为他们身份卑下，不会专权，哪里料到这些人狐假虎威，结党营私，贪污纳贿，大权在握就为所欲为。这是皇帝们所没有想到的。寒人掌机要虽然加强了皇权，但也使社会贪贿之风更趋严重。

（三）刘宋末年的腐败与奢侈

孝武帝与宋武帝、宋文帝提倡节俭不同，生活奢侈，大兴土木，赏赐无度，“犬马余菽粟，土木衣绨绣，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单民命未快其心”^[53]。在财用不足时，他还在大臣身上打主意：“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贡献，又以蒲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54]孝武帝规定刺史任满还郡，要交“献奉”钱。宋文帝时，郡县守令的任期是六年，孝武帝改为三年，更代频繁，他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献奉钱。地方官为交这笔钱，贪污搜刮也更厉害，吏治越加败坏。《资治通鉴》卷一二七说：“上（孝武帝）多变易太祖之制，郡县以三周为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确实从这时起，刘宋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孝武帝时，地方官贪污事例不少。如萧惠开之妹要嫁给桂阳王休范，女儿又要嫁孝武帝儿子，“发遣之资，应须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由是在郡著贪暴之声”^[55]。梁州和益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致万金”^[56]。王蕴为晋陵、义兴太守，“所莅并贪纵”^[57]。垣护之随沈庆之伐西阳蛮，“所莅多聚敛，贿货充积”^[58]。

大明八年（464年），孝武帝死，其子刘子业即位，即前废帝。前废帝的生活更加荒淫，后宫上万人，又娶其姑新蔡长公主，还让宫人在华林园内裸体追逐。他重用宗越、谭金、童太一等人，“赐与越等美女金帛，充物其家”^[59]。大臣也多贪污受贿。颜师伯任尚书右仆射、卫尉卿、丹阳尹，“居权日久，天下辐凑，游其门者，爵位莫不逾分。多纳货贿，家产丰积，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骄奢淫恣，为衣冠所嫉”^[60]。

景和元年（465年），前废帝被湘东王刘彧杀死，刘彧即位，即明帝。明帝同样“奢费过度”^[61]，“上宫中大宴，裸妇人而观之”^[62]。他每添置一件物品，必须有正御、御次、副三个等级，各三十副，共九十副。为了筹军费，他还卖官。“时军旅大起，国用不足，募民上钱谷者，赐以荒县、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他纳江智渊孙女为太子妃，“令百官皆献物”^[63]。始兴太守孙奉伯献了琴、书，明帝大怒，差一点儿赐其自尽。

明帝时大臣也多贪赃，如吴喜平荆州，“恣意剽虏，赃私万计”，“乘兵威之盛，诛求推检，凡所课责，既无定科，又严令驱蹙，皆使立办。所使之人，莫非奸猾，因公行私，迫胁在所，入官之物，侵窃过半，纳资请托，不知厌已”^[64]。沈勃任太子右卫率、给事中，“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酣放纵，无复剂限……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赃物，二百余万”^[65]。

泰豫元年（472年），明帝死后，太子刘昱即位，才十岁。袁粲、褚渊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后，务弘节俭，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货赂公行，不能禁也”^[66]。阮佃夫要用亲信张澹为武陵郡太守，袁粲等人都不同意，但阮佃夫借皇帝名义强制任命，袁粲等人也不敢违背。刘昱长大后，骄纵横暴，任意杀人，“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67]。他对国家大事一点儿不顾，对裁衣制帽却很感兴趣，一学就会，最后想杀大臣萧道成，最终被萧道成所杀，刘宋王朝也被齐所取代。

刘宋后期贪污奢侈，吏治败坏，是加速其灭亡的主要原因。

三、齐朝统治集团的腐败

（一）齐初提倡节俭与“永明之治”

齐王朝是在刘宋宗室的相互残杀中建立起来的。齐开国皇帝萧道成总结刘宋后期骨肉相残和奢侈腐化而亡国的教训，即位后很想有所作为。他禁止宗室诸王封占山水，减免一些赋役，安抚流民还乡生产，整顿户籍，修建学校。他也注意吏治，即位后下诏：“赃汙淫盗，一皆荡涤。”^[68]他特别提倡节俭。过去皇帝礼服上佩戴一种叫“玉介导”的装饰品，据说是避邪的。萧道成认为玉制品会产生奢侈，叫人把它打碎，又下令后宫原用铜制的器物和栏杆，改用铁制，把内殿的绣花绫罗帐改作黄纱帐，皇帝銮驾上华盖的镶金装饰品也去掉了。他说：“让使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崔祖思在启陈政事中说：“历观帝王，未尝不以约素兴、侈丽亡也。伏惟陛下，体唐成俭，踵虞为朴。寝殿则素木卑构，膳器则陶瓢充御。琼簪玉筋，碎以为尘，珍裘绣服，焚之如草。”^[69]这些议论也确是事实。不过萧道成虽然想有点儿作为，可惜他做皇帝不过四年就死了。

齐武帝萧赜继立后继续实行改革。他减免赋役、奖励农业生产、恢复百官禄田俸秩、重视发展学校。齐武帝“留心政事，务总大体，严明有断，郡县久于其职，长吏犯法，封刃行诛，故永明之世，百姓丰乐，贼盗屏息”^[70]。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繁荣，历史上称为“永明（483—493年）之治”。据说当时“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71]但是，在这期间，齐皇室仍然过着腐化生活。齐武帝后宫有万余人，豫章王萧嶷后房亦千余人。这些人全靠人民来养活。因而“永明之治”没有像“元嘉之治”那样延续时间长。在永明四年（486年），由于检籍，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唐寓之起义。

南朝的士族高门及其荫庇下的户口仍有免除赋役的特权，这样，沉重的赋役就落到寒门庶族及广大自耕农头上。为了逃避赋役，人们采用了种种办法：有的不报户口，成为“浮浪人”；有的明明在世，却报了“死亡”；有的身强力壮，却说“残疾”；有钱的人买通官府，改户籍本，花一万钱，就可以改为“士族”出身，享有免役特权。这样一来，朝廷的赋役收入就越来越少了。

为了扩大政府的收入，齐武帝大规模检查户口，称为“检籍”。被清查出伪冒的户籍，要吊销他的户籍本，叫作“却籍”。这种人要发配到边远地区服劳役。

在“检籍”过程中，一些地方官趁机营私舞弊，有钱的人向官吏行贿，应该“却籍”的不“却籍”了；没有钱行贿的人，硬说他们应“却籍”，一派乌烟瘴气，使人无法忍受，于是发生了唐寓之领导的起义。不久唐寓之起义被镇压下去了。齐军在镇压起义中大肆烧杀抢掠，齐武帝不得不处死宠将陈天福以平民愤。

此后，齐朝统治集团越来越腐败了。

（二）齐朝统治集团的腐败

齐武帝时，齐朝统治阶级已开始奢侈。太子萧长懋“性奢靡，治堂殿、园囿过于上宫，费以千万计，恐上望见之，乃傍门列修竹，凡诸服玩，率多僭侈”^[72]。齐武帝死后，太孙萧昭业继位，即郁林王。萧昭业矫情饰诈，又十分荒淫。他好斗鸡跑马，把招婉殿拆了，改为跑马道，又在宫内饲养名鹰快犬。他任意挥霍钱财，每见钱就说：“以前想用你一文而不可得，今日能用你不？”武帝时库中积钱数亿万，金银布帛无数，不到一年，几乎花完。他赏赐亲信，动辄几十万几百万。为寻欢作乐，他让何后及宠姬取出宝器，互相投击，宝器都被击碎，萧昭业狂笑不止。武帝堂弟萧鸾当时总管尚书事，掌握实权，他早就有野心，就在隆昌元年（494年）杀萧昭业，另立其弟萧昭文，过了不久，又废杀萧昭文，自己称帝。他就是齐明帝。

齐明帝因自己不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就大杀高帝、武帝子孙，共杀了二十多人。

永泰元年（498年），明帝在位四年而死。太子萧宝卷继位，是为东昏侯。萧宝卷当太子时就不喜欢读书，经常以捕鼠为乐，通宵达旦。明帝死后，他吩咐速葬，大臣劝说，才拖延了一个月。到了安葬明帝的那一天，萧宝卷更加欢天喜地，纵乐不休。萧宝卷即位后常外出游玩，但又不欲人见之，因此他所经过的道路，都把居民驱逐开，犯禁者格杀勿论。自万春门至东宫以东至于郊外，几十里内，屋室尽空。有一次他到沈公城，一妇女临产不去，即命剖腹验胎，辨视男女。他到定林寺，一老僧病不能行，藏匿草间，即命左右把他射死。

萧宝卷生活奢侈荒淫。他大起宫殿，都穷极绮丽，刻画雕彩，麝香涂壁，锦幔珠帘。在阅武堂起芳乐苑，山石皆涂上五彩，楼观壁上画男女私亵之像。他宠爱潘贵妃。潘妃的服饰上需用珍宝，皇家库里不够用，就用高价向民间购买，一个琥珀钏值一百七十万。他命用金制成莲花贴在地上，让潘妃在上面行走，说是“步步生莲花”。他称潘妃之父宝庆为阿丈，潘宝庆恃势作奸，乘机兼并田宅资财。

最高统治者荒淫无耻，穷奢极欲，地方官吏也同样搜刮聚敛，贪污受贿。当时地方官吏的任期三年为一届，称为“小满”，实际调迁往往三年之制也不遵守。由于更代频繁，地方官多无长期打算，更是加紧搜刮。如王秀之“出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俸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上表请代，时人谓之王晋平恐富求归”^[73]。王秀之自感搜刮已足，要让别人也搜刮一下。他的话赤裸裸地说出了地方官轮流搜刮的心态。又如谢为吴兴太守，“居郡每不理，常务聚敛”^[74]，他把鸡蛋交给农民，到期要交鸡一只，共收鸡数千只。

当时地方上以荆、雍、广、梁、益等州最为肥缺，这些地区的刺史往往收益丰厚。荆、雍是上游军事重镇。豫章王嶷任荆州刺史，后返建康，“斋库失火，烧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75]。曹虎任雍州刺史，“善于诱纳……晚节好货贿，吝啬，在雍州得见钱五千万”^[76]。广州最富庶，它“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任）。卷握之资（搜刮致富），富兼十世”^[77]。“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万，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78]梁、益二州在宋时已很富庶，物产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聚蓄，多至万金。齐刘悛任益州刺史，“宾客闺房，供费奢广……在蜀作金浴盆，余金物称是”^[79]。崔慧景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蓄聚，多获珍宝”^[80]。清河崔庆绪为梁州刺史，“家财千万”^[81]。

当时的官吏们尽情搜刮，除了满足自己的侈靡生活外，还要向朝廷献纳。这种风气自宋孝武帝时已经形成。刘悛“罢广、司二州，倾资贡献”^[82]。齐时崔慧景“每罢州，辄（倾）资献奉，动数百万，世祖以此嘉之”。萧惠休出为广州刺史，罢任，倾资献奉齐武帝。有时，皇帝为了得到臣下的财物，甚至诬其有罪，加以处死。东昏侯因“疑（曹）虎旧将，兼利其财，新除未及拜，见杀”^[83]。郁林王时，“（刘）悛奉献减少，郁林知之，讽有司收悛付廷尉”^[84]。明帝时，到“资籍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妓妾姿艺，皆穷上品。才调流赡，善纳交游，庖厨丰腆，多致宾客。爱妓陈玉珠，明帝遣求，不与，逼夺之，颇怨望。帝令有司诬奏捞罪，付廷尉”^[85]。明帝除了看中到爱妓外，对他的财产恐怕更感兴趣。

萧齐和刘宋一样，任用寒人典掌机要，这些人官位虽不高，但权力极大，而且多贪污受贿。

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年），封中书舍人茹法亮为望蔡男爵位。“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谓之‘四户’，以法亮及临海吕文显等为之；既总重权，势倾朝廷，守宰数迁换去来，四方饷遗，岁数百万。法亮尝于众中语人曰：‘何须求外禄！此一户中，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就是这个中书舍人的位置一年可收受贿赂百万以上。太尉王俭常对人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邪！”^[86]茹法亮挥霍无度，大造豪华住宅，他的一座府第叫“杉斋”，其豪华可与齐武帝的“中斋”——延昌殿媲美，住房后面有大花园，园中有鱼池、钓鱼台，还有很多楼台馆舍，仅长廊就有一里多长，至于奇花异木，更是皇帝苑囿所望尘莫及。

纪僧真出身寒微，后来当了中书舍人，齐武帝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87]郁林王时宠幸中书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等人。“珍之所论荐，事无不允，内外要职，皆先论价，旬月之间，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诏旨。有司至相语云：‘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88]

控制军权的制局监也往往由寒人担任。齐武帝时，吕文度控制制局监，掌握殿内及外镇的发兵权。他受到宠任后，大受贿赂，广修第宅园囿，园中有许多奇花异木怪石，还有不少珍禽异兽。他的后房妻妾成群，连王侯之家也无法相比。

典签虽然出身低微，但“威行州郡，权重藩君”。他们贪污发财的机会更多。南兖州刺史、西阳王萧子明的典签何益孙、刘道济，先后收受赃物均在百万以上。

齐统治集团，无论是帝王，还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吏，都竞相聚敛，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到公元502年终于被萧衍取代，仅存在二十三年，成为南朝最短命的一个朝代。

四、梁朝贪污之风与贺琛上疏

（一）梁初吏治

梁朝是一个粗安的时代。梁武帝建立梁朝后，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一些积极措施。如注意人才的选拔，派使者到各地“访贤举滞”，对于庶族寒门，也要让他们参加政权，“随才试吏，勿有遗隔”。他规定“每简长吏，务选廉平，皆召之于前，洟以政道”，又下令“小县令有能，迁大县，大县有能，迁二千石（刺史）”^[89]。他注意听取民间意见，在公车府肺石旁设置一箱子，叫“肺石函”，接受老百姓申冤；另设榜木函，接受布衣之士议论朝政的各种意见。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屡次下诏减免“三调”。梁武帝统治时期，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的发展。

梁武帝本人生活俭朴，也很勤奋，“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皱裂。”“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90]

梁初宰相范云、徐勉以及周拾等人，也多为不治产业的清廉官员。徐勉官至吏部尚书、侍中，“不营产业，家无蓄积”，对人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如其不才，终为他有。”他在给儿子徐崧的书信中引古人的话说：“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有个门客向他求官，他答道：“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故时人咸服其无私。”^[91]范云曾劝梁武帝不要纳齐东昏侯余妃，“及居选官，任守隆重，书牍盈案，宾客满门，云应对如流，无所壅滞，官曹文墨，发撼若神，时人咸服其明赡”^[92]。周捨为中书通事舍人，“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拾素辩给，与人泛论谈谑，终日不绝口，而竟无一言漏泄机事，众尤叹服之。性俭素，衣服器用，居处床席，如布衣之贫者”。“历掌机密，清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终亡之日，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93]

由于梁朝前期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南朝是南方长江及珠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其在梁时的发展均超过了南朝其他几个朝代。

（二）梁中后期的腐败

到了梁中后期，政治上变得腐败起来。梁武帝看到宋、齐两朝都是由于皇族之间互相残杀而最后失去政权的，因而对自己的亲族格外宽容，想用骨肉恩爱来改变宋、齐的骨肉相残。他对宗室诸王不但给以实权，而且犯法只用“家教”。由此，这些人贪婪成性，尽情搜刮。梁武帝六弟、临川王萧宏王府后面有百余间仓库，钱三亿余万，布、绢、丝、绵、漆、蜜以及各种杂货无法计算。梁武帝听人揭发说萧宏私藏武器，很是紧张，亲自去查看。后来一看都是钱物，他十分高兴，对萧宏说：“阿六，汝生计大可！”接着与他一起痛饮到深夜才回宫。从此，贪污成为合法。又如对萧正德投奔北魏，又逃回建康，梁武帝并不处罪，只是边哭边教育他，还恢复了他的封爵。豫章王萧综在普通六年（525年）梁与北魏战争时，作为统帅投降北魏，使梁军大败。梁武帝后来还恢复了他的爵位。邵陵王萧纶是梁武帝的第六子，他摄南徐州事，“在州喜怒不恒，肆行非法”。一次他游逛市里，问卖者曰：“刺史何如？”对曰：“躁虐。”萧纶大怒，“令吞而死”^[94]。这事本应处罪，但由于萧统求情，梁武帝还是免去了他的刑。梁武帝只讲宽容、仁慈，不讲法治，最终只能是姑息养奸，造成更大的祸乱。

梁武帝还利用佛教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由于他的提倡鼓励，佛教风靡一时，建康内外有寺院五百余所，一座连着一座，崇楼峻阁，高台宝塔，耸入云天。仅建康城内的僧尼就有十余万人，全国更是不计其数。僧尼养女蓄婢都不登记入籍，由此全国户口减少了一半，大大影响政府收入。大通元年（527年），梁武帝在建康建立一座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早晚都去拜佛念经，后来他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就是把身体舍给佛爷为奴。但国家不能没有皇帝，于是大臣就每次花一亿钱，共花了四亿钱把他赎回来。上行下效。在梁朝，太子、诸王公贵族及百官，大多奉佛。佛教的兴盛，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人民的生活更贫穷困难了。荀济上书“谏上崇信佛法、为塔寺奢费”，梁武帝大怒，“欲集朝众斩之”^[95]。后来荀济逃到了东魏。

梁武帝纵容宗室贵族为非作歹。上行下效，官吏们也多贪污成风。鱼弘历任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常对人说：“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他“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96]。普通五年（524年），朱异代周捨掌机密，“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异及诸子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翫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所馈，财贷充积……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97]。梁武帝接纳侯景，朱异在旁怂恿，起了很大作用。梁地方官贪污的事例也不少：济阳江禄（江旡子），出为武宁太守，大事搜刮，“积钱于壁，壁为之倒”^[98]。王筠出为临海太守，“在郡侵刻，还资有芒履两舫（船），他物称是”^[99]。邓元起任益州刺史，大事聚敛，“财富山积，金玉珍帛为一室，名曰内藏；绮縠锦罽为一室，号曰外府”^[100]。刺史所携的宾客也同样大肆搜刮。梁武帝之侄萧恪为雍州刺史，委政群下，“百姓每通一辞，数处输钱，方得闻彻。宾客有江仲举、蔡薳、王台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积，故人间歌曰：‘江千万，蔡五百（万），王新车，庾大宅。’”^[101]梁代官吏搜刮的钱财除了满足自己侈靡的生活外，还要奉献于君主。“（萧）衍所部刺史牧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献，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伎妾梁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

侯景之乱发生后，朱异给他写信，劝其投降，侯景回信并告城中士民：“梁自近岁以来，权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102]后来又在“陈帝十失”。指出：“建康宫室崇侈，陛下唯与主书参断万机，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103]侯景所述，确是事实。

（三）贺琛上疏

对于梁后期社会的腐败，大同十一年（545年），有一个正直的大臣、散骑常侍贺琛实在看不过去，上了一个奏章，提出四条意见：（1）现在天下户口减少，郡县官只管征敛，民不堪命，到处流亡。“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民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2）官吏贪残、穷奢极欲，浪费严重。“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今之燕（宴）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今畜伎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如复傅翼，增其搏噬……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3）权臣百官，作威作福，陷害好人。百官“既得伏奏帷康，便欲诡竞求进”，“但务吹毛求疵……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旷官废职，长弊增奸，实由于此”。（4）朝廷大兴土木，没完没了，百姓服役不停。“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凡京师治、署、邸、肆应所为，或十条宜省其五，或三条宜除其一”，“应四方屯、传、邸、治，或旧有，或无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不息费，则无以聚财，不休民，则无以聚力”。^[104]

贺琛所述，主要是官吏追求奢侈，就必然贪污，欺压剥削百姓。这些都是事实，且切中时弊，梁武帝如能接受，对治国定大有益。但梁武帝这时已经年老昏庸，听不进正确意见。他见到贺琛的奏章后，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备贺琛，逐条加以驳斥。他说：“卿云‘民失安居，牧守之过’。尧为圣主，四凶在朝，况乎朕也，能无恶人？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容皆恶。卿可分明显出：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某官凶虐；尚书、兰台、主书、舍人，某人奸猾，某人取与，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卿又云‘守宰贪残，皆由滋味过度’。若以此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我自除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稔，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积累岁月。卿又云‘宜导之以节俭’。此言大善……朕绝房室三十余年，无有淫佚。朕颇自计，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观见。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此又是谁？何者复是诡事？今不使外人呈事……谁尸其任？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所吹之疵？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国容戎备’，何者宜省？何者未须？‘四方屯传’，何者无益？何者妨民？何处兴造而是役民？何处费财而是非急？……静息之方复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闻。诚如卿言，终须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语……富国强兵之术，急民省役之宜，号令远近之法，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空示颊舌。”^[105]

贺琛见到梁武帝这道敕，只得不断叩头谢罪，不敢再说什么。从此朝廷上谁也不敢直言进谏。梁武帝对贺琛的批驳，实际上是无力的。他举出自己生活俭朴为理由，但它并不能证明梁朝官场上贪污奢侈风气的蔓延；梁武帝文过饰非，拒绝正确批评，恰恰证明他已无力改变梁末腐败的现状。这样，梁朝也就在不久后发生的“侯景之乱”中走向了灭亡。

五、陈朝吏治及其覆亡

（一）陈朝吏治与反贪

陈是南朝最后一个王朝，国土最小。陈之开国皇帝陈霸先在梁末“侯景之乱”中崛起，在击杀王僧辩后于太平二年（557年）代梁做了皇帝，他即是陈武帝。

陈霸先做皇帝不到三年，于永定三年（559年）病死。他在位时“恒崇宽政，爱育为本”，非军旅急需，不轻易向人民征发。他的生活也很俭朴，“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子女玉帛，皆班将士。其充闱房者，衣不重彩，饰无金翠，哥钟女乐，不列于前”^[106]。他建立的陈王朝，使遭到大破坏的南朝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陈初吏治也较好。永定二年（558年），孔奂任晋陵（治所今江苏常州）太守。“晋陵自宋、齐以来，旧为大郡，虽经寇扰，犹为全实，前后二千石多行侵暴，奂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单舟公临郡，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大悦，号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绮，送他一套衣服和一条氍被，孔奂说：“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独享温饱耳。”^[107]拒绝收受。中书令沈众，穿得特别差，“每于朝会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558年），兼任起部尚书，监造太极殿，“恒服布袍芒，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之”^[108]。这虽是个有怪癖的特例，但也可见陈初崇尚节俭的风气。

陈霸先死后，其侄陈蒨即位，即陈文帝。陈文帝“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国家资用，务从俭约”。“恭俭以御身，勤劳以济物。”^[109]继续贯彻勤俭的方针。他多次下诏减免租税，劝课农桑。天嘉元年（560年）三月下诏：“兵戈静戢，息肩方在，思俾余黎，陶此宽赋……守宰明加劝课，务急农桑。”^[110]八月又诏“守宰亲临劝课，务使及时”。他大力革除梁朝奢丽之风，“雕镂淫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111]。

陈文帝承梁末宽政之后，留心刑政，亲临刑狱，对百官犯罪处理很严，即使功臣也不宽贷。侯安都在他即位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后又与侯填一起平定王琳，任侍中、司空高职，但他恃功骄横，其部下大多不遵守国法军令，遭官府缉拿，就逃到侯府躲避。天嘉四年（563年），文帝终于把他处死。

蔡景历在文帝即位时有大功，任秘书监、中书通事舍人，累迁散骑常侍。天嘉六年（565年），蔡妻兄刘洽依仗蔡的权势，“前后奸讹，并受欧阳武威饷绢百匹”。为此，蔡景历被罢官。

文帝还十分重视监察工作。孔奂任晋陵太守时有善政，文帝就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奂性刚直，善持理，多所纠劾，朝廷甚敬惮之。深达治体，每所敷奏，上未尝不称善，百司滞事，皆付奂决之。”^[112]

天嘉六年（565年），徐陵任御史中丞。当时文帝之弟、安成王陈顼为司空，“以帝弟之尊，势倾朝野”。直兵鲍僧睿叉假安成王权威，“抑塞辞讼，大臣莫敢言者”。徐陵得知后，弹劾安成王陈顼。他率领御史台一些官吏，奉了奏章入朝，文帝见他“服章严肃，若不可犯，为敛容正坐”。徐陵进读奏版时，安成王陈顼在一旁侍立，仰视文帝，汗流浃背。徐陵命殿中御史把他带下殿，最终罢去了他侍中、中书监职务。“自此朝廷肃然”^[113]。

文帝时还很重视选拔人才。天康元年（566年），徐陵任吏部尚书，他以为梁末以来，“选授多失其所”，于是提出选人要名实相符。当时“冒进求官，喧竞不已”，徐陵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说：“自古吏部尚书者，品藻人伦，简其才能，寻其门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祸败，尔时丧乱，无复典章，故使官方，穷此纷杂。永定（557—560年）之时，圣朝草创，干戈未息，亦无条序。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难得，黄扎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义存抚接，无计多少。至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岂是朝章，应其如此？今衣冠礼乐，日富年华，何可犹作旧意，非理望也。”^[114]意思是梁末及陈初因为战乱，使选举没有典章，特别是陈初因经济困难只能暂时用官位换取白银，现在社会安定，应该按制度选拔人才。大家都非常佩服他的主张，把他比作三国魏时的毛玠。

文帝死后三年，政权落到陈顼手中，太建元年（569年），他登基称帝，即宣帝。宣帝在位十四年，是陈朝在位最长的一位皇帝。

陈宣帝即位后继续对贪污受贿官吏加以惩治。他任宗元饶为御史中丞。当时合州刺史陈裒“赃汙浪藉，遣使就渚敛鱼，又于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饶劾奏他“擅行赋敛，专肆贪取”^[115]，最终使他免官。吴兴太守、武陵王陈伯礼，是文帝第十子，他“在郡恣行暴掠，驱录民下，逼夺财货，前后委积，百姓患之”，也被弹劾，最终被免官。^[116]豫章内史、南康嗣王陈方泰是武帝之孙，“在郡不修民事，秩满之际，屡放部曲为劫，又纵火延烧邑居，因行暴掠，驱录富人，征求财贿”，被宗元饶弹劾，“免官，以王还第”。后来他又被任为散骑常侍，“微服往民间，淫人妻，为州所录。又率人仗抗拒，伤禁司，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狱”^[117]。

宣帝时另一御史中丞袁宪也敢于严格执法，惩治贪污。“时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马，宪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严惮焉。”^[118]

由于宣帝能重视吏治，严惩贪污，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清廉官吏。孔奂任浔阳太守，行江州事，“在职清俭，多所规正，高宗（宣帝）嘉之，赐米五百斛，并累降敕书殷勤劳问。”太建六年（574年）任吏部尚书，他“性耿介，绝请托，虽储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终不为屈”^[119]。中书令、侍中张种，“任恕寡欲，虽历居显位，而家产屡空，终日晏然，不以为病”^[120]。王劢任晋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请立碑，颂励政绩。”^[121]褚玠“廉俭有干用”，任山阴令，“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褚玠逮捕了张次的，宣帝“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民八百余户”^[122]。

宣帝本人生活也较节俭。太建七年（575年），“陈桃根又表上织成罗又锦被各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123]。太建十年（578年），宣帝下诏说：“应御府堂署所营造礼乐仪服军器之外，其余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诸有俸恤，并各量减。”十一年（579年）又下诏：“并勒内外文武车马宅舍，皆循俭约，勿尚奢华。”^[124]宣帝也重视对贪污受贿的处理，十一年下诏：“旧律以枉法受财为坐虽重，直法容贿其制甚轻，岂不长彼贪残，生其舞弄？事陟货财，宁不尤切？今可改不枉法受财者，科同正盗。”^[125]

（二）陈后主杀课臣

太建十四年（582年）陈宣帝死，长子叔宝登上帝位，即陈后主。

陈后主是有名的荒淫无道的君主。他喜爱女色，后宫有张贵妃、孔贵嫔、龚贵嫔等人。张贵妃名丽华，本兵家女，姿色超群，发长七尺，其光可鉴，聪明伶俐，又善奉迎，对陈叔宝百般献媚，深受宠爱。陈叔宝不视朝政，所有百官奏折，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奏请。叔宝坐在细软的“隐囊”中，把张丽华抱在膝上，共同决定可否。李、蔡记不起的事，张贵妃都能一一回答，由此擅权，援引宗戚，横行不法。

陈叔宝又大造宫室，在光昭殿前盖起临春阁、结绮阁、望仙阁；各高楼十丈，连屋数十间，其窗户、门槛都用沉香木制成，上饰金珠、玉翠；屋内有宝床、宝帐，微风吹过，香闻数里，旭日映照，光彻后庭；阁下有假山石、水池，种了不少奇花异草。陈叔宝自居临春阁，张贵妃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住望仙阁。三阁并有复道，可互相往来。

仆射江总，虽身为宰辅，但不亲政务，常与都管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十余人，入阁侍宴，称为“狎客”。每一宴会，各位妃、嫔、女学士与狎客等共同赋诗，互相酬答。其中艳丽的诗句谱成歌曲，选宫女百余人学习新声，按歌度曲，载歌载舞，歌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名目。君臣酣歌痛饮，通宵达旦。唐诗人杜牧写诗讽刺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把陈后主后宫的靡靡之音喻为亡国之音。

陈后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阉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结，转相引进，贿赂公行”^[126]，引起朝中正直之士的不满，侍中、吏部尚书毛喜屡次谏诤，被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谮毁，逐出朝廷，去任永嘉内史。秘书监傅对施文庆、沈客卿专制朝纲不满，施文庆就诬陷傅收受高丽使者的贿赂，后主收傅下狱，傅刚直，在狱中愤而上书。书曰：

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爱下民，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泽被区宇，庆流子孙。陛下顷耒酒色过度，不虔郊庙之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

书上奏后，后主大怒。过后，他稍稍息怒，派人对傅说：“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傅答道：“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127]后主就把他杀了。

不久，任大市令的吴兴人章华又上书进谏。他说：“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妃嫔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台矣。”^[128]后主见书，大怒，当天就下令把章华杀了。

陈朝统治者日益沉溺腐败，众叛亲离，终于在开皇九年（589年），被北方隋朝所灭。元朝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中说：“‘杀谏臣者必亡其国’，岂不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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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卷四〇《百官下 》。

[2] 《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 》。

[3] 《隋书》卷二五《刑法制 》。

[4] 《陈书》卷二六《徐陵传 》。

[5] 《宋书》卷五六《孔琳之传 》。

[6] 《宋书》卷六〇《荀伯之传 》。

[7] 《宋书》卷四二《刘穆之附瑀传 》。

[8] 《梁书》卷一四《江淹传 》。

[9] 《梁书》卷三四《张缅传 》。

[10] 《陈书》卷二一《孔奂传 》。

[11] 《陈书》卷二六《徐陵附俭传 》。

[12] 《南齐书》卷三四《刘休传 》。

[13] 《南齐书》卷五三《沈宪传 》。

[14] 《南齐书》卷四六《萧惠基附惠朗传 》。

[15] 《宋书》卷五《文帝纪 》。

[16] 《宋书》卷八《明帝纪 》。

[17] 《梁书》卷二《武帝纪 》。

[18] 《宋书》卷三《武帝下 》。

[19] 《宋书》卷五《文帝 》。

[20] 《宋书》卷九九《二凶传 》。

[21] 《宋书》卷六一《江夏文献王义恭传 》。

[22] 《资治通鉴》卷一二四《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

[23] 《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 》。

[24] 《宋书》卷六〇《荀伯子传 》。

[25] 《宋书》卷六九《刘湛传 》。

[26] 《宋书》卷六九《范哗传 》。

[27] 《宋书》卷四二《刘穆之附裒传 》。

[28] 《宋书》卷四六《张邵传》。

[29] 《宋书》卷四七《刘怀肃附真道传》。

[30] 《资治通鉴》卷一二四《文帝元嘉二十年》。

[31] 《宋书》卷六五《刘道产附道锡传》。

[32] 《宋书》卷五三《庾登之传 》。

[33] 《宋书》卷五一《营浦侯遵考 》。

[34] 《资治通鉴》卷一二五《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

[35] 《宋书》卷九二《王镇之传 》。

[36] 《宋书》卷九二《江秉之传 》。

[37] 《宋书》卷七一《江湛传 》。

[38] 《宋书》卷九二《陆徽传 》。

[39] 《宋书》卷九二《徐豁传 》。

[40] 《宋书》卷九二《良吏传 》。

[41] 《宋书》卷九二《良吏传 》。

[42] 《宋书》卷九二《良吏传 》。

[43] 《宋书》卷九二《良吏传 》。

[44] 《南史》卷七七《戴法兴传 》。

[45] 《南史》卷七七《戴法兴传 》。

[46] 《南史》卷七七《戴法兴传 》。

[47] 《资治通鉴》卷一三二《明帝泰始四年 》。

[48] 《南史》卷七七《阮佃夫传 》。

[49] 《南史》卷七七《阮佃夫传 》。

[50] 《南史》卷七七《阮佃夫附王道隆传 》。

[51] 《资治通鉴》卷一二八《孝武帝孝建三年 》。

[52] 《南史》卷七七《恩俸传》序 。

[53] 《宋书》卷九二《良吏传》序 。

[54] 《南史》卷二五《垣护之附闳传 》。

[55] 《宋书》卷八七《萧惠开传 》。

[56] 《宋书》卷八一《刘秀之传 》。

[57] 《宋书》卷八五《王景文附蕴传 》。

[58] 《宋书》卷五〇《垣护之传 》。

[59] 《宋书》卷八三《宗越传 》。

[60] 《宋书》卷七七《颜师伯传 》。

[61] 《资治通鉴》卷一三三《明帝泰始七年 》。

[62] 《资治通鉴》卷一三二《明帝泰始六年 》。

[63] 《资治通鉴》卷一三二《明帝泰始六年 》。

[64] 《宋书》卷八三《吴喜传 》。

[65] 《宋书》卷六三《沈演之附勃传 》。

[66] 《资治通鉴》卷一三三《明帝泰豫元年 》。

[67] 《宋书》卷九《后废帝 》。

[68] 《南齐书》卷二《高帝下 》。

[69] 《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 》。

[70] 《资治通鉴》卷一三八《武帝永明十一年 》。

[71] 《南齐书》卷五三《良吏传序 》。

[72] 《资治通鉴》卷一三八《武帝永明十一年 》。

[73] 《南齐书》卷四六《王秀之传 》。

[74] 《南史》卷二〇《谢弘微附朏传 》。

[75] 《南齐书》卷二二《豫章王嶷传 》。

[76] 《南齐书》卷三〇《曹虎传 》。

[77]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 》。

[78] 《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 》。

[79] 《南齐书》卷三七《刘悛传 》。

[80] 《南齐书》卷五一《崔慧景传 》。

[81] 《南齐书》卷五二《崔慰祖传》。

[82] 《南齐书》卷三七《刘悛传 》。

[83] 《南齐书》卷三〇《曹虎传 》。

[84] 《南齐书》卷三七《刘悛传 》。

[85]《南齐书》卷三七《到传 》。

[86] 《资治通鉴》卷一三六《武帝永明三年 》。

[87] 《南史》卷七七《纪僧真传 》。

[88]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明帝建武元年 》。

[89] 《资治通鉴》卷一四五《武帝天监元年 》。

[90] 《梁书》卷三《武帝下 》。

[91] 《梁书》卷二五《徐勉传 》。

[92] 《梁书》卷一三《范云传 》。

[93] 《梁书》卷二五《周捨传 》。

[94] 《资治通鉴》卷一五〇《武帝普通六年 》。

[95] 《资治通鉴》卷一六〇《武帝太清元年 》。

[96] 《梁书》卷二八《鱼弘传 》。

[97] 《梁书》卷三八《朱异传 》。

[98] 《南史》卷三六《江夷附禄传 》。

[99] 《南史》卷二二《王昙首附筠传 》。

[100] 《南史》卷五一《梁长沙宣武王懿附藻传 》。

[101] 《南史》卷五二《梁南平元襄王伟附恪传 》。

[102] 《资治通鉴》卷一六一《武帝太清二年 》。

[103] 《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武帝太清三年 》。

[104] 《梁书》卷三八《贺琛传 》。

[105] 《梁书》卷三八《贺琛传 》。

[106] 《陈书》卷二《高祖下 》。

[107] 《陈书》卷二一《孔奂传 》。

[108] 《陈书》卷一八《沈众传 》。

[109] 《陈书》卷三《世祖纪 》。

[110] 《陈书》卷三《世祖纪 》。

[111] 《陈书》卷三《世祖纪 》。

[112] 《陈书》卷二一《孔奂传 》。

[113] 《陈书》卷二六《徐陵传 》。

[114] 《陈书》卷二六《徐陵传 》。

[115] 《陈书》卷二九《宗元饶传 》。

[116] 《陈书》卷二八《武陵王伯礼传 》。

[117] 《陈书》卷一四《南康愍王昙朗附子方泰传 》。

[118] 《陈书》卷二四《袁宪传 》。

[119] 《陈书》卷二一《孔奂传 》。

[120] 《陈书》卷二一《张种传 》。

[121] 《陈书》卷一七《王通附劢传 》。

[122] 《陈书》卷三四《褚玠传 》。

[123] 《陈书》卷五《宣帝纪 》。

[124] 《陈书》卷五《宣帝纪 》。

[125] 《陈书》卷五《宣帝纪 》。

[126] 《陈书》卷七史臣云 。

[127] 《陈书》卷三〇《傅縡传 》。

[128] 《陈书》卷三〇《章华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