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战役被终止

盟军登陆西西里——苏军在奥廖尔达成突破——“我需要更多的师，元帅阁下！”——“堡垒”行动被缩减——拱手相让的胜利——战争的转折点

整体态势以闪电般的速度发生了转变。在远离普罗霍罗夫卡的地方所做出的决定将抹杀德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获得的一切成绩。东线德军最重要的两个人，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和冯·克鲁格，于7月13日接到元首大本营的紧急电话，被招至东普鲁士的“狼穴”。

两位元帅登上飞机，飞过一望无垠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赶往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那座小树林再度成为做出关键性决定的所在地。

希特勒带着不耐烦而又愤怒的心情迎接了他的两位元帅。这座斯巴达式最高统帅部里的“臣子”们拉长着脸跑来跑去。此刻，元首的心情欠佳。

与12天前希特勒下达“堡垒”作战令时相比，这种变化太大了。那份乐观已消失不见，豪言壮语也不复闻。对德国军队来说，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胜利的希望已烟消云散。

困扰着山毛榉下的这些木屋的“幽灵”，希特勒开门见山提及的主题，一切的一切，都是意大利！

希特勒告诉曼施泰因和克鲁格的情况，他们二位已有大致的了解。1943年7月10日，从北非而来的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军队在西西里登陆。意大利军队在岛上的抵抗迅速崩溃。除少数部队外，三十万守军逃之夭夭。盟军沿着海岸公路疾进，遇到的唯一抵抗来自德国伞兵、装甲掷弹兵和各反坦克战斗群。

谈到自己的意大利盟友时，希特勒并未口下留情。他不仅仅是愤怒，还有一种对欧洲南部未来局势呈恐慌性发展的焦虑。

“考虑到意大利人的作战方式，他们在西西里的损失肯定微不足道。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很快将登陆意大利本土，或是进入巴尔干。对我们在欧洲的整个南翼来说，这将是个直接威胁。我必须遏制这种情况。这就是我需要将更多的师投入到意大利和巴尔干的原因。现在，我已将第1装甲师从法国调至伯罗奔尼撒，我已无处抽调部队，这就是不得不从库尔斯克前线调兵的原因。因此，我必须暂停‘堡垒’行动。”

希特勒停了下来。

两位元帅听得目瞪口呆。他们再次看见希特勒因一场危机的慌了手脚，慌乱又仓促地做出了决定。出乎意料或不愉快的事情总会令他惊慌失措，然后，他会失去冷静，并以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观点来判断情况。这正是此刻再次发生的事情。尽管通常说来他都会低估盟军，但现在，他却突然要以鲁莽的计划和轻率的行动来对付他们。

实际上，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将表明，艾森豪威尔对意大利本土的进攻时间至少要在两个月后。

但即便在入侵西西里后他打算立即登陆意大利中部或巴尔干，参与库尔斯克战役的德军部队尚在2000英里外，将是最后一股赶至战场去阻止这一事态发展的力量。将这些部队调离东线需要数周时间。待他们到达意大利已为时太晚，而此刻库尔斯克触手可及的胜利则将被拱手相让。

但盟军登陆西西里的行动似乎让希特勒丧失了判断能力。他快速而又大声地说着话，令他感到烦恼和气愤的原因显而易见，是他犯下的错误，彻底的错误，这才造成了目前的混乱状况。

负责除东线外所有战区作战行动的德国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早在5月份便提醒过希特勒地中海地区即将到来的危险，还不止一次。冯·曼施泰因元帅和蔡茨勒将军劝他不要将“堡垒”行动推迟得太晚，古德里安则完全不赞同这一行动；莫德尔也多次提出过反对意见；而克鲁格也曾说过自己的疑虑。

希特勒犹豫过，踌躇过，动摇过。他是不是应该将部队从东线调离，将其派至意大利，彻底取消“堡垒”行动呢？还是把驻扎在法国的机动部队调出，转派到意大利？

最终，与以往一样，希特勒想要获得太多的东西：他希望实施“堡垒”行动，获胜后立即将部队抽调出来，派至受到入侵威胁的那些国家：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

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赌博。一周接一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苏军实力越来越强，防御越来越牢固。

希特勒也因此被迫加强德军的进攻力量。这反过来又需要时间。于是，一次又一次，确定了进攻发起时间，随后又被取消。最后，希特勒希望新式的重型坦克和超重型突击炮能确保德军的优势，但这些武器，尤其是“黑豹”坦克和“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尚处在试验阶段。于是他命令军工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些武器。

但制造和运输这些庞然大物又耗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数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

装甲部队总监古德里安意识到这一混乱的计划时间表的危险性。5月4日，他恳请希特勒放弃“堡垒”行动。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目击者，他说得非常清楚，他不赞同将太大的希望放在新式坦克上：“我不认为新型的‘黑豹’和‘费迪南德’已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它们仍有许多生产初期的问题，作为一种新式武器，这很正常——五六个星期里我们不太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就连军备部长施佩尔也赞同他的看法。

慕尼黑的这次会议也是一起糟糕事件的发生地，在今天看来，这起事件就像是一部古典小说中的场面，唯一健在的目击者沃尔夫冈·托马勒中将（退役）对此做出如下描述：古德里安与克鲁格在这次慕尼黑会议上再度相遇，这是自1941年冬季，克鲁格让希特勒将古德里安解职以来，这两位的首次见面。陆军元帅希望得到和解，并向古德里安伸出手去。但古德里安公然对这一姿态未加理会。克鲁格气得满脸通红，对古德里安的参谋长——时任上校的托马勒说道：“请转告古德里安大将，我请他跟我到隔壁房间去。”

在隔壁房间，他气愤地质问古德里安：“您为何要做出这种不友好的举动？”古德里安也气得满脸通红，他努力控制住自己：“元帅阁下，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两年前，您向元首告我的黑状。您令我被解职，并使我的健康受到损害。我认为这个理由足够了。您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同情。”

克鲁格没打招呼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几天后，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将军给古德里安送去一份书面挑战：克鲁格要求跟古德里安进行一场手枪决斗。在所有人中，这位元帅偏偏邀请希特勒担任自己的助手。但由于希特勒原则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决斗，于是他让施蒙特将克鲁格的挑战信送交古德里安，同时下令严禁决斗，并让施蒙特将这一命令通知两位主角。就这样，二战历史中发生在两位高级将领间，为各自的名誉而进行决斗的奇特事件被阻止了。尽管个性完全不同，但他们俩却都是杰出的战地指挥官。

慕尼黑军事会议的6天后，古德里安再次试图说服希特勒放弃“堡垒”行动，这次是在柏林。装甲部队总监恳请希特勒：“我的元首，您为何要在东线发起进攻？为何不让俄国人发起进攻，待其王牌尽出后再将他们击败呢？”

“待其王牌尽出后再将他们击败”——这正是曼施泰因的御敌之策，自斯大林格勒的惨败粉碎了德军在苏联迅速取胜的一切希望后，曼施泰因元帅一直主张采用这种对策。

等敌人放出撒手锏后再将其击败，这意味着己方不必实施代价高昂的攻势行动，而是让敌人先动手，然后抓住每一个有利之机实施反击，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是个消耗性战略。曼施泰因希望整个东线都采用这种策略，苏军的实力将被耗尽，有朝一日，斯大林会（也许会）坐下来准备和谈。

1943年5月10日，这场战争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古德里安握着希特勒的手问道：“我的元首，您为何要冒着风险发起进攻呢？”

希特勒凝视着古德里安，说道：“您也许是对的，发动进攻的想法令我作呕。”不过，他最终还是下令发起“堡垒”行动。

现在，7月13日，他再次面对自己的元帅们。过去发生的事情已证明他是错的，而他的大将和元帅们是正确的。可是，他再度犯下错误。这次，他违反了克劳塞维茨确立的战争基本原则：一旦做出决定，不应让任何危险或诱惑使你偏离既定的目标，但你必须确保行动计划基本纲要的准确。

曼施泰因震惊地发现，仅仅因为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希特勒便打算彻底中止“堡垒”行动——在他看来，此刻距胜利已经不远。但德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真的还有可能获胜吗？克鲁格给曼施泰因的热情泼了盆冷水。他汇报了莫德尔北部战线的状况。7月12日，这位大将并未在乔普洛耶发起一场突破，相反，他被迫暂停了进攻，并将他的机动部队从前线撤下。这是为何？因为在莫德尔身后，奥廖尔突出部的北部战线上，苏军已于7月12日在第2装甲集团军的防区达成纵深突破，并对奥廖尔形成威胁。

克鲁格据此得出结论，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将无法恢复其攻势，再晚些也不行。在他看来，20000人的损失，再加上将机动部队撤出，以封闭苏军在奥廖尔北部的突破，这一切使中止“堡垒”行动变得不可避免。

曼施泰因反驳道：“库尔斯克突出部南部战线的胜利已近在咫尺。敌人已将几乎所有战略预备队投入战场，并遭到重创。现在突然中止行动，无异于将胜利拱手相让。”

曼施泰因对库尔斯克南部战线的情况判断是正确的，今天，罗特米斯特罗夫中将的回忆录清晰地揭示出这一点，现在他已是装甲坦克兵元帅，而当时，他是苏军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司令员。他证实，由于布赖特装甲军的逼近，顿涅茨河上游的苏军阵地已“岌岌可危”。

因此，曼施泰因的建议是有道理的：莫德尔的集团军应在北部战线集中起强有力的部队，以牵制敌军；另一方面，霍特和肯普夫应继续作战行动，歼灭库尔斯克南部的敌军有生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继续进行的是半场“堡垒”行动。

但这个构思也被克鲁格所拒绝。他觉得不太可能将第9集团军留在作战区域内，因此，他认为必须中止战役，并将所有部队撤回到出发阵地。

希特勒赞同他的看法。但他也同意曼施泰因以现有部队在南部战线继续其作战行动。但这微弱的希望将是短暂的。

霍特恢复了他的攻势。冒着倾盆大雨，与“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相配合，他发起了一连串成功的打击。没多久，苏军第69集团军和另外两个坦克军便陷入勒扎韦茨、别列尼希诺（Belenikhino）和戈斯季谢沃之间的包围圈中。

但南部战线上随后也响起收兵的哨声。7月17日，希特勒下令将党卫军第2装甲军从前线撤出，因为他打算将这支部队调往意大利（实际上，该军的主力仍留在东线达数月之久）。

他还下令，鉴于奥廖尔危急的形势，南线的两个装甲师将转隶于“中央”集团军群。

这道命令意味着曼施泰因在库尔斯克作战行动的终结。凭手头剩下的兵力，他无法守住已获得的阵地。8月初，他不得不将部队撤回到最初的出发阵地。这一后撤伴随着严重的损失，主要是武器和物资方面。苏军部队一直饱受着重压，随着德军后撤，这才获得了喘息空间。他们在德军身后全力跟进，对苏军来说，失败的威胁已转变为一场胜利。

的确，曼施泰因抓获了34000名俘虏，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南部战线上，苏军损失了85000人。这与6个月前德国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实际损失同样多。但苏军迅速收复了他们被迫放弃的领土。

德国人在苏联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就此结束，对德军来说，这场战役打输了。更糟糕的是，德国人费时数月辛辛苦苦拼凑起的预备力量，特别是那些快速部队，都被熔化在库尔斯克这座火热的熔炉中，并未实现其预定目标。对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而言，德军的进攻力量被消耗殆尽。从这一刻起，德军再也无法拼凑起他们的战略预备力量。

正如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结束其统治并改变了欧洲的面貌那样，苏军在库尔斯克的胜利预示着战争转折点的来临，并直接导致两年后希特勒与德国的败亡，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从这个角度看，“堡垒”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决战。苏联官方的战争史中，准确地称之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战役”。

奇怪的是，“堡垒”行动，或称之为库尔斯克战役，从未在德国人的观点中获得其应有的位置。如果有人问及斯大林格勒，然后再谈到库尔斯克，他会发现，所得到的回答，差异之大相当惊人。但从各个方面看，库尔斯克，而不是斯大林格勒，才是德军东线战事中一场致命而又具决定性意义的战役。

苏联军队已从1941—1942年的灾难中幸存下来；他们克服了危机，掌握了主动权，现在，战争如何进行将由他们来决定。我们在苏联官方记录中第一次看见他们充满自信的说法：“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部队在兵力和物资方面超过敌人两至三倍。”

毫无疑问，苏军的面貌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他们对坦克部队进行了改编，并能依靠庞大的坦克产量——这一产量远远高于德国的军火工业。另外，苏军的Su突击炮也出现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这是一种搭载在自行式车辆上的新式重型火炮。

当然，库尔斯克战役中，大批美国标准的军用卡车也使苏军获益匪浅。自1942年夏季以来，美国向苏联提供了434000部重型车辆。因此，斯大林在库尔斯克获得的胜利，美国功不可没。

但如果苏军士兵不被一种新的战斗精神所激励，这些物资上的优势也将毫无作用。与过去“保卫世界革命”这种陈腐的口号相比，“卫国战争”这一新口号给苏联军队带去更多的信念。

可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未能正确地解读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依然坚持对苏军做出误判后所形成的错误观点，并对苏军中的政治委员加以污蔑。尽管战争初期政委的作用可能多少有些含糊，但自库尔斯克战役后，他们越来越受到前线士兵们的尊重，并与战地指挥员一起，与短视的上级、愚蠢的官僚主义者以及怯懦的失败主义者做斗争。

而在德国，政治委员总是被视作政党干部和残酷的狂热分子。这一严重误判的结果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在1941年6月5日下达的一道灾难性命令中指出，不得将被俘的苏军政委看作普通军人，而应该被枪毙。诚然，大多数德军集团军司令和军长并未遵照这道命令，甚至要求将其撤销，但即便如此，这道命令的后果也够糟糕的。

实际上，苏军的政治委员都是些政治上积极、稳妥的人，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大部分苏军军官。要正确认识政委这一角色，必须着眼于苏军政治委员制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军官团最初由沙皇军官组成，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看来，这些人在政治上不太可靠。内战期间，苏军中也有无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但他们没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通常也未受过普通教育。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政治委员制度便成了合乎逻辑的做法：除政治指导外，他还负责西方军队中由部队指挥官关注的那些工作——对士兵们的政治指示、教育、知识需求以及他们的福利。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委员们不得不教会士兵们读写。这就很容易理解多年来他们与军官团在能力上的冲突必然出现的原因。苏军及其最后一战的历史清楚地透露出这一点。

现在的政治委员成为进一步被关照，接受训练的对象。除了政治教育，他还要完成一系列密集的军事培训。他必须能独自胜任纯粹的军事指挥任务，事实上，在部队指挥员缺席的情况下，他必须能顶替上去——连指导员担任连长，师政治委员接替师长。为满足这一任务范畴，军一级军事委员会委员自然由忠于政权、坚定不移的人担任，战争初期，这些人成为苏军实施抵抗的主导力量，并无情地督促士兵们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继续实施抗击。也许他们很无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自己同样很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