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元首大本营里的泄密

德军最高统帅部中无密可保——“维特”发给“主任”的情报——鲁道夫·勒斯勒尔发给莫斯科的电报——瑞士的红色间谍中心——“维特”是谁？

我们把话题重新拉回到库尔斯克战役上。今天，经常被阐述的观点是，苏军获得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必然而又合乎逻辑。但这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或宣传的观点，根本不存在什么合乎逻辑、可以预测或必然的胜利。

苏联官方的《伟大卫国战争史》中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第三卷里，我们发现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报告，来自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换言之，也就是赫鲁晓夫和瓦图京，战役结束后，他们给最高统帅部发去这份报告。报告中指出，7月7日时，苏军的胜利岌岌可危，它取决于一个结果——霍特的部队是否能突破至奥博扬。近卫第6集团军的防线已被撕开。据守在其身后的是苏军两个坦克军的部分部队。他们是应该奉命发起一场毫无希望的反击呢，还是就地实施防御？报告中指出，这是个关键问题。在此危急时刻，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与朱可夫元帅之间开始产生严重的分歧。

为阻止德军装甲部队的推进，瓦图京将军赞同赫鲁晓夫的看法，命令坦克第1集团军的残部就地实施防御，并将剩下的坦克半埋入地下，从而形成一道反坦克炮壁垒。

但是，朱可夫元帅，作为南部战线斯大林的代表，强烈反对这种“对坦克的不正确使用”。他要求将这些坦克投入战斗，发起一场反击。赫鲁晓夫和瓦图京仍坚持他们的意见，朱可夫立即与斯大林取得联系，赢得了他对自己的支持。苏军最高统帅部就此下达命令：反击！

关于这一点，《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中写道：“未了解具体情况，斯大林便决定赞同朱可夫元帅的意见：（坦克）待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不可能阻止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

但赫鲁晓夫和瓦图京并未就此放弃。他们发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他一起，成功地说服了斯大林修改命令。坦克第1集团军麾下的坦克军没有发起反击，而是把他们的坦克埋入地下，用火力和钢铁构成一道装甲屏障。

从军事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朱可夫的观点是正确的。坦克不是用来埋入地下的。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坚固的坦克屏障和猛烈的反坦克炮火确实阻止了德军的推进。

《伟大卫国战争史》中引用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的这份报告，附有完整的参考编号和详细出处，从而为后世将其牢牢记录在案。报告中指出：“如果决定以坦克部队发起一场反击，我们的实力很快会被消耗殆尽，因为道路上已没有连贯的步兵防线。敌人肯定会突破至奥博扬，并将其获得的成功向库尔斯克方向延伸。”

“肯定会突破至奥博扬。”——对霍特来说，这就意味着胜利。

从德国人的观点来看，库尔斯克战役也许能很容易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例如，这场战役发起的四个星期前，曼施泰因在哈尔科夫与其麾下的高级将领进行的一次会谈中商讨了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已知的情况（苏军已做好应对德军南北夹击的准备），放弃这种老旧的钳形攻势，代之以对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最薄弱处发起打击——也就是其正面——取得突破后再向左右扩散，这会否是个更好的主意。

曼施泰因麾下的高级将领们对这个构思报以极大的热情。但它显然被陆军总参谋部所拒绝。希特勒本人，自法国战役后便对曼施泰因的战略能力报以极大的尊重，他似乎更倾向于这个构思。战役结束后，他对施蒙特将军所说的气话证实了这一点：“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听从陆军总参谋部（的建议）。”施蒙特立即讲这番话告诉给巴尔克中将。这是一段有趣的证词。当然，这并不能改变希特勒应为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而单独负责的事实，因为是他将进攻发起日期不断地推迟。

最清晰的一点是，一场战役，不管如何精心策划，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某些不确定因素：一名高级将领的洞察力、采取非常规决策的意愿、在关键时刻的勇气以及部队的英勇，最后是指挥官违背命令的胆量。

但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堡垒”行动成败的一项是——泄密！它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发挥了特殊而又显著的作用。即便到今天，这一重大泄密事件仍是个令人不安的待解之谜。

自1942年春季起，德国反间谍机构便已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苏联最高统帅部目前正在获得出色的情报——都是些关于德国进行这场战争的绝密情报。

德国的军工生产，东线德军的实力和配备，新式武器以及德军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和意图，都被苏联获知。显然，这些间谍活动中，部分是德军防线后方的游击队和特务所为。另外，仇视纳粹政权的逃兵、被俘的军官和士兵也成为苏联情报机构有意或无意的消息来源。在这方面还必须加上高效的空中侦察。此外，在战场上接入德军电话线，截获无线电信号，德军参谋人员或作战部队出于时间紧迫或疏忽而用明码发送的电文，这些都是战术范畴内重要而又快速的情报来源。但这一切并不足以解释苏联上层如何能获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意图、行动计划和准备工作这些详尽的情报。对此，1942年秋季前一直担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大将，在1955年作为证人出席一次法庭审讯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几乎所有的进攻计划，最高统帅部刚刚制订出来，甚至还没送到我的办公桌上，便已被敌人获悉，这是因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内某个人的通敌行为所致。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无法阻止这种泄密。”

即便是小型间谍网也能收集到大量情报，下述事例便是个最好的证明。

1942年夏季，经过长时间搜寻，德国人发现了敌间谍机构的一部电台，并在华沙郊区的奥特沃茨克将其抓获。被捕者中包括阿尔济斯泽夫斯基上尉和迈尔中尉这两名前波兰军官，还有他们的一些重要帮手。这两位波兰军官在1941年夏季被一架苏联飞机空投到华沙南部。他们随身携带着一部电台和2500美元，任务是建立一个间谍网，收集军事情报，并用电台传送至莫斯科。

这名上尉一直在国内不停地奔波，以便收集情报，而那名中尉则负责操作电台。德国反间谍机构找到了代码和他们发给莫斯科的近500份密码电文的副本。这些电文被解密后，德国反间谍机构的官员们震惊得目瞪口呆。一年的时间里，这两名间谍在德军后方收集到的机密军事情报，数量之多难以细数。这些电报提供了1942年德军夏季攻势作战序列的完整信息。不仅仅是作战序列，还包括具体目标、参战部队以及各军各师的调动情况，这一切都被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仅凭这两名波兰间谍所提供的情报，苏军总参谋部便可以毫不费力地推断出德军春季攻势的重点。2500美元，真够便宜的！

这一令人震惊的发现促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做出了怎样的应对？奥特沃茨克事件是否让德军上层人士认识到携带着电台的间谍（这是二战中出现的新型间谍）的危险性？他们是否意识到华沙间谍网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反间谍专家们有没有带着他们的发现，直奔元首大本营，将这一切汇报给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没有！

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从未看过德国无线电通信安全机构破获华沙间谍网的报告。元首大本营的国防军通信主管埃利希·费尔吉贝尔将军，以“报告太长，无法呈交给元首”为由，将这份报告退还给无线电通信安全部门。可当一份删减过的报告被递交上去后，它又被说成“太过惊人”。据说，如果被元首看见，“只会让他大发雷霆”。

莫斯科安置在德军后方的大批间谍——不光是在德国本土，还包括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早在战争爆发前便以勤奋、巧妙和惊人的胆量不停地忙碌着。这些间谍网携带着能与莫斯科，与苏军总参谋部直接联络的电台，他们无处不在——巴黎、马赛、波尔多、布鲁塞尔、海牙、柏林、伯尔尼、日内瓦、洛桑、哥本哈根、奥斯陆、哈默菲斯特、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索非亚、雅典、伊斯坦布尔和开罗。

1941年冬季在布鲁塞尔，1942年夏季在柏林和巴黎，这些间谍电台中的一部分被德国人破获。经解密，他们发出的情报副本揭示出一幅惊人的画面——苏联人获悉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秘密以及每一场战役的军事计划。

接下来的几年，德国通信安全机构成功地发现并拦截了瑞士与莫斯科之间苏联间谍的往来电报。但这些电文的加密非常出色，其中的大多数直到1944年才得以破译。

对这些被发现或被截获的电文做简要分析便能获知，在苏德战争的每一个阶段，苏联间谍都为红军总参谋部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其中的一些情报只能是来自德军最高层——实际上，这些情报肯定是出自德军最高统帅部和元首大本营，然后便直接进入日内瓦和洛桑苏联间谍的发报机。

1942年11月9日，就在德国第6集团军控制了斯大林格勒十分之九的区域，苏军最高统帅部准备在顿河上发起反击之际，德国无线电通信安全机构截获一份加密电文，经解密，电文显示出如下内容：“致多拉。斯大林格勒西南方向以及沿顿河，德军的后方防御阵地在何处？主任。”

几个小时后，又发去了补充问题：“致多拉。原在布良斯克地区的第11、第18装甲师以及第25摩托化步兵师现在何处？主任。”

发送这些电报的“主任”是身处莫斯科的军事情报主管，而收电者则是瑞士的苏联间谍网头目，他的化名是“多拉”。

11月26日，苏军坦克部队已将斯大林格勒和第6集团军团团围困，“主任”发电报给“多拉”:“德军最高统帅部对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攻势有何具体措施？”

这份电文非常引人关注。显然，苏军统帅部并不特别确定他们已成功地包围了德国的一整个集团军。他们是不是害怕又一次落入德国人的陷阱？他们是否需要确认这一点？

12月2日，莫斯科的“主任”指示他在瑞士的下属：“近期的首要任务是准确了解东线德军的后备力量。”

1942年圣诞节那天，他又要求：“‘维特’应弄清在1月1日前，德军用新兵组建了多少个补充师？亟待回复。”

这份电报首次披露出德国境内的苏联间谍中最神秘的名字——“维特”。1943年1月16日，一封电报中再次提及“维特”这个名字：“致多拉。露西和维特关于高加索战线的情报，东线所有最紧要的情报以及德军向东线派遣新部队的情况，应优先于其他一切情报，毫不延误地发送给我们。‘维特’最新的情报非常宝贵。主任。”

在当时，这些被德国专家破译的电文中所提及的名字，很少或完全不为人知。而今天，我们几乎知道了一切。

“多拉”是位于瑞士的苏联间谍网头头的化名，他的真名是亚历山大·拉多，是一名匈牙利裔苏联间谍。他的间谍组织中包括一些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接受过出色训练的专业间谍。这其中就有鲁道夫·勒斯勒尔，他是名德国难民，代号为“露西”。勒斯勒尔是苏联对德军事间谍中一名真正的王牌，完全能与间谍明星佐尔格博士相提并论，1941年冬季前，后者一直从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内为斯大林提供重要的情报。1897年，勒斯勒尔出生于考夫博伊伦。从1930年起，作为一家出版社的经理，他在柏林工作，并与教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共产党组织保持合作。另外，他与左翼知识界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舒尔茨-博伊森，博伊森当时还是一名共产主义学生领袖，后来成了以柏林为中心的“红色乐队”的领导。勒斯勒尔还与“国家布尔什维克”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恩斯特·尼基施圈子里的这些人赫然列在他的作者名单中。

勒斯勒尔的一个朋友是一名瑞士学生，后来发现他同时为瑞士情报机构工作。他名叫克萨韦尔·施尼佩，这个名字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及。

1934年，勒斯勒尔移居瑞士，在卢塞恩，他成立了“新生命”出版社，从事人道主义、神学和哲学类书籍的出版工作。战争爆发前，作为一名间谍，勒斯勒尔并不活跃，显然他是故意保持着低调。战争开始后，他的机会来了。当时，他打开了精心准备的“设备”。在德国，他早已准备好发掘情报的来源。他的最佳情报来自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内部，主要情报提供者便是“维特”。

这个以歌德笔下悲剧性人物为化名的人是谁？1943年1月16日，莫斯科的电文中给予高度称赞的人是谁？“维特”这个神秘人物是安插在德国高层中的苏联军事间谍。“维特”也是绝密情报的提供者，这些情报来自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元首大本营，只有最接近者才能获悉。

如果莫斯科想知道某些特别重要的东西，德国领导层的某些绝密，他们便会在电报中要求“维特”:“‘维特’必须做这个”, “‘维特’必须做那个”。总是“维特”。

1943年2月16日，“主任”指示“多拉”:“通过露西，立即从‘维特’那里弄清，维亚济马和勒热夫是否会被疏散。”2月22日，“立即从‘维特’那里弄清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计划中克鲁格集团军群的目标。”

回复是什么呢？“维特”提供了苏军所需要的情报。可“维特”究竟是谁？

3月初，“中央”集团军群开始了针对库尔斯克突出部发起攻势的战略集结。10个师被调至奥廖尔地区的第2装甲集团军。这一调动，再加上进攻行动的其他需要，使德军统帅部不得不面对严重的交通问题。总共需要调集320列火车，奔赴目的地需要18天时间。整个计划取决于运输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是“堡垒”行动的薄弱环节。苏军及时获悉了所有的细节。

关于这一点，时任“中央”集团军群运输主管的赫尔曼·特斯克上校最具发言权，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俄国人肯定很早便已获知德军的战略集结，因为从3月中旬起，两条部署线便遭受到严重的骚扰性袭击。由于敌人总是使用最有效的力量来实施这些行动，可以断定，这些部队的投入是受敌最高统帅部所操纵。”

换言之，对于德国人“堡垒”行动的准备部署工作，苏军最高统帅部拥有准确、可靠且详细的情报，从而得以在战略规模上指导其实施反措施。幸亏德国铁路工兵展示出即兴发挥的天赋，这才使部署免遭危险的混乱。但即便如此，情况也够糟糕的。

1943年4月15日，希特勒签署了“堡垒”行动的第6号作战令，命令中指出，5月3日为进攻发起的最早日期。五天后的4月20日，“多拉”向“主任”报告：“对库尔斯克发起进攻的日期，原定于5月份的第一周，现已被推迟。”4月29日，“多拉”又补充道：“德军新的进攻发起日期为6月12日。”

这一情报准确无误。这是德国国防军最为绝密的情报之一，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十来个人。1943年5月7日，“主任”指示“多拉”:“通过露西，从‘维特’那里弄清有关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计划和意图的一切细节，并立即向我们汇报。”5月9日，“多拉”迅速做出回复，这份长长的电文超过120个电码组：“多拉致主任。‘维特’报称……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确信……”接下来便是大量的情报——关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所持的想法，他们对库班桥头堡和防御新罗西斯克的看法，以及大批关于德军意图的其他绝密信息。

5月13日，莫斯科收到如下警告：“多拉致主任。‘维特’报称，德军的空中侦察已发现苏军在库尔斯克、维亚济马、大卢基附近的集结。”

5月30日，莫斯科要求获得关于德军进攻计划的准确情报：“致多拉。请露西和‘维特’了解：（1）东线战场南翼德军的进攻具体将于何处展开？（2）以多少兵力并向什么方向进攻？（3）除南翼外，东线德军还打算在何处发起进攻？”

五天后的6月4日，也就是德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发起进攻的四个星期前，一份发给“多拉”的电报中，指示所有情报人员集中注意力，及时弄清德军在库尔斯克发起进攻的日期、计划和目标。

6月10日，“多拉”迅速做出的回复中包括了曼施泰因于5月28日给第4装甲集团军麾下的机械化部队下达的命令。

6月12日，还没有一名德军士兵看见被希特勒寄予厚望的新式坦克，“主任”便已获知“黑豹”坦克的存在：“主任致多拉。请露西和其他人弄清被称作“黑豹”的重型坦克的所有数据。重点是：坦克的结构、技术特点和装甲强度。它是否配备火焰喷射器和烟幕发射器？生产这种坦克的工厂在哪？月产量数字是多少？”

这些问题大胆得令人震惊，它们涉及最高军事绝密的重要部分。“多拉”的回复未被截获，但毫无疑问，肯定是全面而又详尽。

“堡垒”行动前几周，瑞士秘密电台频繁地发送出加密电文，即便在今天看来，仍会令人对其活动的密度感到震惊。德国无线电监控机构截获的往来电文只有一小部分，但已足以表明，瑞士的苏联间谍出色地完成了莫斯科“主任”交付的任务。

“主任”不仅获悉了德军将在库尔斯克两个地点发起进攻的部队编制，还获知了德军装甲师的准确数量及其装备。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德国人的计划、主攻点以及战役初期的目标，电文中准确地列出了奥博扬和小阿尔汉格尔斯克。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两个地区的防御极为严密，成功地阻挡住德军的进攻，毫无疑问，这不是什么巧合。

莫斯科的“主任”还获悉了发生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高层领导、希特勒最亲密的小圈子以及陆军总参谋部内的会谈内容。

德国所拥有的文件中，并未发现苏联间谍发送的关于“堡垒”行动最终发起日期的电文。而关于7月1日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秘密会议的电报也下落不明。但苏联方面的资料表明，莫斯科收到过这两份情报。

提供这些情报的究竟是谁？二十多年来，查找“维特”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但迄今为止，没有人成功地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今天，二战期间所有著名的间谍都已为人所知：佐尔格，在东京为斯大林工作，1964年11月7日，他被处决的二十年后，被追授了“苏联英雄”称号。“西塞罗”，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中的德国间谍，他将大使许阁森爵士存放在保险箱里的机密文件拍照，再卖给希姆莱的全权代表。“科罗”，他就是在柏林为莫斯科工作的舒尔茨-博伊森中尉。被称作“猫”的是一名法国女间谍。“肯特”和“吉尔伯特”是莫斯科派驻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顶级间谍。“多拉”“西西”“露西”“派克博”“金”则是“红色乐队”在瑞士的重要人物。

时至今日，只有“维特”的身份一直未被发现。但他无疑是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也是所提供的情报有助于决定战争结局的间谍之一。

佐尔格为苏军赢得了莫斯科战役，苏联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维特”对库尔斯克战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场战役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

在“狮笼”中，在元首大本营内，从事这种极度危险的工作，并以德国文学中的悲剧性主人公作为自己的化名，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维特是歌德自己在韦茨拉尔亲身经历的缩影，他毫无希望地爱上了克里斯蒂安·凯斯特纳的未婚妻夏洛特·布芙。可是，150年后，与他同名的一个人，在元首大本营的舞台上扮演了戏剧性角色，却未被撰写下来。

正如其他许多间谍的情况那样，无法准确地判定出“维特”是从何时开始其间谍活动。甚至连他的名字首次出现于瑞士发送至莫斯科的电报中究竟是何时也不十分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维特”是在1942年夏季开始其活动的。

这是个大致时间，当时，德国反间谍机构在柏林破获了“红色乐队”这个苏联情报网。化名“科罗”的空军中尉哈罗·舒尔茨-博伊森被德国的无线电监控机构锁定。“科罗”出色的间谍组织与德国的几个部以及军事部门有联系，遭到破坏后，莫斯科失去了其最优秀、最可靠、最狂热的间谍。

可是，短短几个星期后，这个缺口就被封闭上了。“维特”取代了“科罗”，而且，“维特”的情报甚至比“科罗”的更好，到达得也更快。亚历山大·拉多总是将这些情报优先传送给莫斯科。化名“西西”的拉赫尔·杜本道尔夫在日内瓦操纵着一部秘密电台。但在“维特”与苏联间谍网之间进行联系的则是鲁道夫·勒斯勒尔，他化名“露西”，是个德国难民，在卢塞恩出版人道主义小册子。

我们来仔细看看“维特”的这个联系人。经过多年不受干扰的活动后，拉多的秘密电台于1943年10月被瑞士警方破获。拉多侥幸逃脱。他躲在瑞士的共产党人中，并准备了藏身处，以防不测。

拉多的副手亚历山大·富特是个英国人，他继续工作，但几个星期后，他和他的电台就被人赃俱获。不久后，拉赫尔·杜本道尔夫被暴露，最终鲁道夫·勒斯勒尔，大约在1944年5月中旬，也被警方逮捕。

但瑞士人并未将莫斯科的这些间谍关押得太久。他们一个接一个获得释放。直到战争结束后，他们才被瑞士的一个军事法庭宣判为“为某国从事间谍活动”。拉多、他的妻子以及富特，被缺席判处十二个月至三年不等的刑期。他们的通讯员和报务员则逃脱了短期监禁和罚款。

但有个名字却未出现在宣判名单上——鲁道夫·勒斯勒尔。瑞士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宣誓证词中指出，战争期间，勒斯勒尔为瑞士情报机构工作，并做出了极具价值的贡献。军事法庭随即宣布，他无须接受指控。

瑞士地方法庭于1945年10月23日做出的这一判决表明，鲁道夫·勒斯勒尔是个双重间谍。负责和“维特”联系的这个人，同时为瑞士和苏联情报机构效力。

这个事实也被另一份瑞士文件所证实——1953年的一场审判中，间谍勒斯勒尔再度成为主犯。就像豹子不会改变其本性那样，勒斯勒尔也不会停止他的间谍活动。战争结束后，他再次效力于东方集团，这次是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情报机构工作。他提供了大批出色的情报：关于联邦德国的军事机密，关于未来德国军队结构的设想，关于驻扎在西德的美军的武器装备，关于演习的结果，关于喷气式轰炸机的型号，关于日德兰半岛的军事基地等等。总之是他利用战争期间德国军方人士的来源收集到了大量军事机密。从1947年至1953年的六年多时间里，勒斯勒尔炮制出160份报告，每份报告大约有20页。为此，他获得了48000瑞士法郎，外加各种津贴。

1953年，由于在杜塞尔多夫的掩护地址暴露，勒斯勒尔被捕。他把他的报告寄送至“约瑟夫·鲁道夫，利宁大街106号”，报告以包裹的形式寄出，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无法投递，将会退回给虚拟的寄送人——“约瑟夫·施瓦茨，苏黎世”。瑞士邮政部门无法找到约瑟夫·施瓦茨，于是打开了这个包裹。在一个蜂蜜罐中，他们发现了微缩胶卷，里面全是令人震惊的军事情报。

这一次，勒斯勒尔在战时为瑞士情报机构工作的经历帮不上他了。他因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而受审，并被判处十二个月的监禁。服完刑期，又活了几年后，勒斯勒尔于1958年去世。他被葬于卢塞恩州的克林斯村公墓。

1953年7月14日，瑞士检察官对勒斯勒尔和他的朋友克萨韦尔·施尼佩提出的正式指控中，对勒斯勒尔的职业间谍生涯做出如下简述：“1939年春季，施尼佩结识了瑞士情报机构的一名官员——豪萨曼少校。当年秋季，施尼佩说服勒斯勒尔为豪萨曼收集情报。通过中间人的方式，勒斯勒尔随后向豪萨曼提供了对瑞士情报机构极具价值的情报，直至1944年。从1942年秋季起，勒斯勒尔将其情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盟军对此极感兴趣）交给他在日内瓦的一个朋友，然后再传递给日内瓦的拉赫尔·杜本道尔夫，转交苏联情报机构。当时在西欧活动的苏联情报网拥有许多秘密电台，以‘红色乐队’这个名字而著称。在该组织中，勒斯勒尔的化名是‘露西’。1943—1944年的冬季，苏联间谍设在日内瓦和洛桑的秘密电台被警方破获。此前的一个军事法庭曾对该组织的人员提出过刑事诉讼，指控他们提供不利于某国的情报。这些人中包括勒斯勒尔，1944年5月9日至9月6日，他在押。1945年10月23日，地方法院认为他针对某国实施系统性的间谍工作，但根据刑法第20条，又宣布他无罪。当时一直没弄清勒斯勒尔从哪里搞到的情报，以及情报的传递方式。但作为一名间谍，他肯定是个出色的人物。”

瑞士检察官做出的这一评判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这份报告中，有两个问题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勒斯勒尔进入瑞士，不是一个无害的难民，而是个训练有素的苏联间谍，他曾在德国为D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建立起一个重要的间谍网。为尽可能减少瑞士反间谍机构带来的麻烦，战争爆发后，他与瑞士情报机构建立起联系，进而成为双重间谍，但他的主要工作是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他的技能还被这样一个事实所证实——他不仅仅是瑞士情报机构的一名情报提供者，还有权参阅瑞士情报分析部门的情报，这个部门为瑞士总参谋部收集、分析关于德国的一切秘密情报。

就这样，勒斯勒尔不光拥有从自己在德国的间谍网搞到的情报，还获得了通过瑞士总参谋部五处“比罗·哈”的秘密渠道，从德国弄到的秘密材料。因此，苏联获益匪浅。苏联在瑞士的间谍网，每个月耗费30000美元。但付出这30000美元，莫斯科的“主任”不仅能得到自己的共产主义间谍网所提供的材料，还包括勒斯勒尔从瑞士情报机构那里搞到的机密情报，这些情报是瑞士情报机构出色的间谍们设法从德国获得的。在间谍史上，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里有两份文件，确凿地证明了勒斯勒尔的确将从瑞士方面弄到的情报提供给了莫斯科。1943年4月17日，亚历山大·拉多发给莫斯科的一份电报中谈到德军东线兵力的详细数据。这份电文最重要的部分如下：“多拉致主任。德国国防军自1943年1月1日起实施总动员的结果：由于新征召了286000人，适合现役的人员有所增加。另外……（几句乱码）290000人。从国防军其他部门抽调以及志愿者招募超过人数95000人。随时间的递延，还将有57000名青少年志愿者入伍。来自训练营、地方守卫力量以及工程建筑营中适合驻防任务或劳动的人，已被送至空军和托德组织。正常增加的适合现役人数，加上从医院康复出院的军人等，只有190000人。”

一个巧合使我们能够证明，拉多的重要情报是来自瑞士的秘密情报机构。1943年4月14日——拉多发出那份电报的三天前——豪萨曼少校将下述这份第623号秘密备忘录呈交给瑞士总参谋部，它写道：“德国国防军自1943年1月1日起实施兵力总动员的效果表明：（1）陆军：通过新征，增加的适合现役人数为286000人。随时间的推延，还有约290000人将于4月至6月间应征入伍。通过特殊招募方式增加的适合现役人数为108000人。通过特殊招募方式增加的适合驻防和劳动任务人数为62000人……”

这份报告是战争期间，比罗·豪萨曼（代号比罗·哈）呈交给瑞士最高统帅部大约25000份报告中的一份。自1963年起，作为一份“机密文件”，它一直存放于科布伦茨的德国军事档案馆。能揭露出间谍的电码本却一直没有获得。

这些文件表明，第三帝国的领导层已被外国间谍渗透到了何种糟糕的程度。德国的军事当局和各个部里挤满了间谍。尽管盖世太保、帝国保安局和安保部门蒙蔽着广大群众，抓捕着政治不满分子、发牢骚说怪话的人以及失败主义者，尽管弗赖斯勒的人民法庭针对二流和三流罪行大量签署其死刑判决，但潜伏在最高军事和政治机构中真正危险且致命的情报收集者却一直未被发现。

他们是谁？是什么使他们为瑞士情报机构以及莫斯科效力？

战争爆发的很久之前，豪萨曼少校便已在德国建立起一个秘密组织，以便为瑞士总参谋部提供关于军事动向以及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层的意图和目标方面的情报。一个伪装得相当出色的间谍网，通过招募合作者的方式，在军事指挥机构中组建起来。

战争爆发后，这个组织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送至瑞士的部分情报由柏林、科隆和慕尼黑的信使传送。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采用非法穿越国境的方式，但有些情报也使用了外交邮袋。另外，两国间往来的商人非常频繁，出于各种原因，他们也会为间谍们效力。

某些送交瑞士，给比罗·豪萨曼的特别重要的情报，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直接来自元首大本营，或来自豪萨曼在柏林的中间人。例如，通过这种方式，德国入侵挪威和丹麦的秘密日期——准确到哪一天，哪个小时——于1940年3月的最后一周被送至瑞士的最高统帅部。

瑞士总参谋部和瑞士联邦委员会决定将这一情报转交给丘吉尔，当时他还是海军大臣。3月30日，丘吉尔收到这份情报，4月3日将其提交给伦敦的战时内阁。这份轰动一时的情报与来自瑞典的其他报告一同被评估，却被认为缺乏实质性内容。首相张伯伦觉得它难以令人置信，便将其置之脑后。100个小时后，挪威和丹麦被德军占领了。

这个经典案例说明，外勤间谍辛辛苦苦弄来的出色情报，如果被总部错误地评估，将会复出等值的代价。出于这个原因，任何情报的接受者，总是急于获知该情报的来源，以评估其可靠性或其他。

目前，豪萨曼秘密情报处的全部间谍活动材料，以35毫米胶卷，每卷36张，共771卷的方式保存在科布伦茨的德国军事档案馆。豪萨曼先生将这些宝贵的材料提供给档案馆，以便用于军事史研究，但他在一份合同规定中坚持，没有他的允许，这些材料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得公开。

这些文件是豪萨曼向瑞士总参谋部所做的一份从1939年8月31日至1945年4月30日连续不断的每日报告。确凿无疑，为豪萨曼少校提供情报的人来自德国军事当局最高部门，他甚至跟希特勒最亲密的随从有过接触。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豪萨曼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各部门以及补充军司令部获得的各种情报。他还得到了德军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军事行动、德国空军以及经济情况的最新报告。部队调动、德军训练单位的情况、特种培训班和训练区域的详情——这一切都是他每日的生计。德军伤亡数量的名单，几乎每天都很详尽地由豪萨曼转交给瑞士的最高统帅部。

另外，豪萨曼还从党卫队全国领袖最亲密的随从那里获得情报。另一个为他提供情报的人，肯定在德国外交部占据着重要职位，因为派驻元首大本营的外交部联络官赫维尔大使，提交给希特勒作为参考或决策的秘密备忘录原始文件的摘要甚至是照片，也都包含在豪萨曼的文件中。

德国外交部的重要指示也由德国驻伯尔尼和斯德哥尔摩的大使馆提供给豪萨曼。

因此，瑞士的总参谋部和联邦委员会对德国的军事绝密以及经济状况了如指掌。鉴于瑞士的中立立场，这种状况不会造成太大的灾难——如果鲁道夫·勒斯勒尔没有将这些情报中的瑰宝转交给莫斯科的“主任”。

亚历山大·拉多的电文被破译，里面提到了“维特”这个情报来源，电报落在德国无线电安全专家们的桌上，不用说，德国的反间谍机构，特别是帝国中央保安局，立即开始竭尽全力追寻那些神秘的情报提供者。

德国这些反间谍专家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情报是怎么被送到瑞士的？

1942年3月底，国外反间谍处接到线报，驻科隆的瑞士领事频繁来往于瑞士。不仅频繁，而且每次都很突然。他经常取消约定、邀请和会谈，因为几个小时后他必须去赶科隆至巴塞尔的火车。这位外交官坐在火车的邮件房中，他的行李里总是带有一个黑色公文包。

3月29日，有人试图看看这个公文包里装着些什么，但这个非法行动未获成功，因为外交官先生非常警惕。保安人员只是从外面对这个公文包拍了照。

于是，德国反间谍机构根据照片做了个一模一样的公文包。待瑞士领事下一次旅行时，他们会设法将公文包调包。果然，领事穿过站台拥挤的人群时，发现自己被挤在五个行色匆匆的“旅客”中。其中的一个从他身边硬挤过去，贴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他的公文包也被挤落。

另一名“旅客”已站在他身旁，准备礼貌地鞠躬，并将那个替代品递给他。但计划再次失败，因为这位领事以英国外交官的方式，用一条细细的链子将公文包拴在手腕上。

可能是个巧合，但却是个令人兴奋的巧合，1942年3月31日，也就是德国反间谍机构试图对领事先生的公文包动手的两天后，豪萨曼给他的上级发去一份来自元首大本营最新指令的报告，主题是1942年夏季攻势的计划。这份报告的开头是这样一句话：“指令已由德国元首大本营签发……”接下来便是关于德军预备力量调动方向的准确记录。

豪萨曼的报告继续写道：“德国领导层现已决定，将可用部队之主力投入俄国中部的战斗，甚至不必等在乌克兰的战略集结完成。这一决定及其实施有重要的原因，最为重要的是，德军从诺夫哥罗德至库尔斯克的前进阵地必须得到巩固……待德军发起攻击，越过哈尔科夫，进入顿涅茨河河曲部。行动展开的同时，被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视为决定性，德国领导层的意图是……在莫斯科以西（从加里宁至卡卢加）的大圆弧地带，尽可能多地牵制俄国人的陆军和空军力量——可参阅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报告。”

这是德军1942年夏季攻势计划的精髓，该计划仍在制定中。要明白这份报告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知道，根据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战时日志，夏季攻势的战略集结计划，第一次讨论是在三天前元首大本营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也就是1942年3月28日。这次会议的保密程度，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利蒙特将军曾在一份报告中有所提及。他写道：“3月28日下午，元首大本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出于安全原因，国防军统帅部、陆军和空军总参谋部中只有极少数军官获邀出席。根据自己所获得的口头指示，陆军总参谋长对夏季攻势的战略集结计划做了详细报告。”

瓦利蒙特的结论如下：“从目前看来，莫斯科已完全不再是进攻目标——这与戈培尔日记中的说法相反。”这个说法针对的是戈培尔3月20日所写的日记，他把莫斯科称为夏季攻势的目标。这样看来，希特勒的这位政治密友，在消息灵通方面远比不上瑞士总参谋部，当然，多亏了勒斯勒尔，苏联最高统帅部对此也了如指掌。

如果没有确凿无疑的文件证实，如此令人震惊的故事是不会有人相信的。3月28日下午，希特勒的大本营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三天后，一份会议纪要被放在吉桑将军位于伯尔尼的办公桌上。又过了24小时，4月1日，拉赫尔·杜本道尔夫在日内瓦用她的秘密电台发出了电文：“多拉致主任：德军夏季攻势的第一道指令……”

有趣的是，这个情报并非来自“维特”这个消息源，而是被注明“来自泰迪”。“泰迪”是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内为瑞士提供情报者的化名。因此，这份出自元首大本营中瑞士方面情报来源的报告，与“维特”的情报并不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希特勒戒备森严的“狼穴”中，隐藏的间谍肯定不止一个。

德国无线电专家在1944年初开始对这一情况产生怀疑。“主任”与他的间谍们之间的往来电文，有1000多份被截获后遭到破译。“主任”的身份众所周知。“肯特”和“吉尔伯特”是他在法国和比利时的间谍头子，都已被德国方面抓获。“多拉”和“露西”的身份也被德国人查获，另外还包括他们的无线电报务员和联络员的姓名。

但隐藏在希特勒大本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内的情报提供者，德国方面一直没能发现。

为破获这起案件，德国专门从国防军的一个无线电监控单位调来了近距离追踪组，该单位通常被部署在前线后方，从事无线电监听任务。这个无线电追踪组被秘密部署在腊斯登堡的毛尔森林，元首大本营和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驻地附近。但他们一无所获，甚至连一丝“非法的无线电通讯”也没发现。

特种短波拦截单位对元首大本营实施了几个星期的无线电监测，最终一无所获，未发现任何可疑的无线电通讯。但截获的电文表明，至少有一些情报在几个小时内从东普鲁士传送至日内瓦。情报的传送方式，唯一的可能性是电台，因为一直以来，电话线最容易遭到监听。

肯定是通过电台。但又没发现非法的无线电通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出现了，情报会不会是通过合法的无线电通讯被泄露出去的？元首大本营内的电台将指令发送给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能否假设间谍是通过这种合理合法的方式将情报传递出去的呢？要么是腊斯登堡，要么是柏林的中继电台。

无线电操作员都会得到他们的密码本和相关频率的说明。他们打出什么，电文被发送至何处，他们对此并不知情。能否假设某人让一名无线电操作员以一个勒斯勒尔或豪萨曼正在瑞士监听的频率发出一份加密过的电文呢？但这种怀疑会被斥为荒谬。的确，这种方式很简单，但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需要先决条件，例如，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通讯处的一名高级军官必须参与其中，勒斯勒尔要知道密码，而在某集团军或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一名高级参谋也要参与其中。问题的关键是，发送出去的每一份电报都会被记录下来；另外还需要一个接收者，接收时需要一名高级军官，要么是集团军作战参谋长，要么是地位类似的军官在场签收。所以，这种假设似乎是荒谬的。

真的很荒谬吗？但又没有其他的解释。

只有这样，通过这个最简单、最巧妙的方式，化名“露西”的勒斯勒尔才能通过电台接收到来自元首大本营或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的紧急情报。

这个办法非常简单。瑞士方面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监听某个特定的频率，这个时间是元首大本营或柏林发送电文的时刻。如果信息中包含WRTR的呼号，瑞士的间谍们便会知道这是发给他们的电文，并将其记录下来。

难道德国人的密码不是经常更改吗？当然是，但密码可以通过交通员传递。一切都有可能——属于“维特”小组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国防军通信参谋处处长或是他的一名高级军官可以提供密码。

那么“维特”呢？有没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个名字会不会只是元首大本营中某些将领组成的密谋圈的名称？会不会是他们出于政治反对派的原因，将希特勒的军事机密转交给身处瑞士的间谍勒斯勒尔？如果是这样的话，“维特”组织则是瑞士情报机构的消息来源，而不是为一名苏联间谍效力，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情报被转交到斯大林手中。最近几年里，这一观点被反复讨论。这是个德国大众似乎乐于接受的解释。

但有个非常准确的测试可以试一试。如果“露西”发给“主任”的“维特”的情报，与瑞士方面从德国高层获得的信息相同，那么，豪萨曼少校得到的关于库尔斯克战役的情报肯定与“露西”发给克里姆林宫的消息同样详尽、准确。

真是这样吗？6月25日，豪萨曼在第1027号密报中，汇报了第4装甲集团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南部战线的战略集结。但很奇怪，这一报告并不准确。里面既未包括进攻发起日期，也没有进攻目标。相反，希特勒涉及约德尔将军的假命令却被完整地记录在豪萨曼的备忘录中。直至7月8日的第1105号密报中，豪萨曼仍认为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战斗根本不是德军发起的攻势，而是苏军发动进攻的结果。

可以肯定，勒斯勒尔发给“主任”的报告不是出自这个信息源。他的报告是如此准确，以至于当时挂中将军衔，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与司令员瓦图京一起，于1943年7月2日亲自赶至沃罗涅日方面军辖下各部队的司令部，将德军发起进攻的日期通知给部下们。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至少这份来自“维特”的极其重要的情报并非一式两份，而是专门发给莫斯科的报告。

就此得出“维特”是苏联的情报提供者，只为苏联提供情报的结论合乎情理吗？实际上，这种唯一性甚至连勒斯勒尔都不敢把他的报告提供给瑞士人。顺便说一句，这是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因为苏联情报机构非常谨慎，他们不会让自己的间谍传送情报给别人，哪怕是他们的盟友。

“维特”这个苏联间谍，肯定是个欣赏莫斯科体制的家伙。他可能跟瑞典人温纳斯托姆相类似。温纳斯托姆是瑞典军队的一名少校，却为苏联情报机构干了十五年，并秘密拥有苏联将级军衔。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于1963年6月20日被捕，此前，他曾企图溜出这个国家。

但是，“维特”的身份直到今天也没被披露出来。他是否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享受着自己背叛国家的成果？他在等待新的工作机会吗？也许，他仍在从事间谍活动！

苏联情报人员的化名从来不是偶然或毫无意义的。那些化名总是跟间谍的真名有某种联系。“多拉”是从“拉多”更改而来。“派克博”是拉多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治反对者方面的消息提供者的化名，这个名字由瑞士记者奥托·平德尔以及他的意大利联络人的姓名组合而成。作为经济情报的信息来源，“泰勒”出现在拉多的报告中，是德国间谍施奈德姓名的英语译音。勒斯勒尔的化名“露西”，来源于他的居住地卢塞恩。而“西西”则是拉赫尔·杜本道尔夫年轻时饲养过的宠物的名字。

那么，“维特”呢？这个化名是否跟某人对文学的兴趣，或是他在歌德研究领域所做的学术工作有关？或者是vertep这个俄文单词的发音，这个词的意思是“贼窝”，或者，根据某种理论，这个词代表着元首大本营。

再或者就是现在最普遍的看法，“维特”是许多情报提供者的总称，勒斯勒尔把他们各自的报告汇总到一起，再以“维特”的名义发送出去。这个解释在许多方面都很有诱惑力。“维特”发出的急件，从形式到内容似乎都支持这一点。他的情报涵盖了许多不同的领域，详细情况提供得非常及时，一个人负责所有的一切，这有可能吗？另外，这个人作为一名叛徒，除拥有一个重要的职位外，他还必须尽心尽力地保持这个职位，否则他将失去它。此外，“维特”的情报里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错误，是那种可能因为团队工作而造成的失误。

但是，向一个“幻影”发送指示，指挥一个“幽灵”，或给予它奖励，这完全违背苏联情报工作的做法。如果苏联依赖于某位间谍的情报，那么可以肯定，他们了解他。毕竟，熟悉情报来源非常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对情报做出正确的评估。

本书的目的不是扮演侦探。我们想做的只是想确定这个神秘的间谍，以及他向苏军提供的情报在整个“堡垒”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在那里，“维特”的身份依然被掩盖着，但却站立在历史上这场决战的边缘。

我们说“站在边缘”，这是因为只从“维特”这个方面解释“堡垒”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投入战役的大批部队、大胆的决策以及交战双方所取得的成就和失误来说，未免太过简单化。库尔斯克，这场庞大的战役，是东线战事的顶点，也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造成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远不只是一名敌方的间谍。

为何库尔斯克战役开始时满怀信心，最终却遭到失败？德国为这场最后的攻势投入了大量装甲部队和兵力，为何以失败而告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溯至1942年的最后几周和1943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