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奖

格里尔帕策奖

为了参加维也纳科学院举办的格里尔帕策奖颁奖仪式，我得买一套正式场合穿的服装，颁奖前两个小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样一次颁奖典礼毫无疑问是异乎寻常的隆重，不能就穿着休闲裤和套头毛衫去参加，因此在被称为格拉本的宽街上我果断作出决定，去木炭市场街购置一套体面而又庄重的服饰，为此我来到因多次买袜子而特别熟悉的男士服装店，这家店的名称不同凡响，叫安东尼爵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我走进安东尼爵士服装店时，时间正好是九点三刻，格里尔帕策奖颁奖仪式是十一点开始，就是说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我打算，既然是买现成的服装，就买那种最好的、深灰色纯毛料的，再加上与之相匹配的袜子和领带，以及很考究的带蓝灰色条纹的箭牌衬衫。众所周知，在所谓的高档店铺里，让店方听懂顾客的话是很困难的，即使顾客立刻就把自己的愿望表述得很准确也是徒劳，那里的服务员总是先莫名其妙地瞪着眼看着你，使你不得不重复一遍你说的话，自然接待你的售货员还是弄不懂你的意思。因此初次光顾安东尼爵士服装店也是耽搁了好大一会儿，才被引导到应该去的那个货架前。我多次在这里买过袜子，的确熟悉这里的情况，我比售货员更清楚我要买的服装在什么位置。我走到摆放着我可能要买的服装货架前，指着其中的一套，售货员取下它拿到我面前让我看。我查看了一下衣料的质量，便立即到试衣间去试穿：首先穿上裤子，做了几次向前弯腰再向后仰的动作，觉得裤子挺合适；然后再把上衣穿上，在镜子前来回转身看了看，举起臂然后再放下来，如同裤子一样，上衣穿着也挺合身。我在店里穿着套装走了几步，顺便寻找着合适的衬衫和袜子。最后我说，这套衣服我要了，还要穿上我选的衬衫和袜子。我又挑选了一条领带，系起来并拉得紧紧的，然后又照了照镜子，便付款离开了服装店。他们把我原来穿的裤子、套头毛衫等装到一个印有“安东尼爵士”字样的口袋里，于是我拎着这个口袋，越过木炭市场街去与我的姑姑会合，我事先约她在克恩滕大街格斯特纳餐馆二楼等我。我们想参加颁奖仪式前在这家餐馆简单吃点东西，一两块三明治，免得在颁奖过程中胃里不适，甚至发生昏厥。我姑姑已经在格斯特纳餐馆等着我了，她把我着装的变化列入可接受的档次，用她那句颇为有名的“还可以吧”表示了她的看法。我本人到那时为止已多年没有穿过套装了，是的，我的装束一直就是休闲裤和套头毛衫，即使去剧院，果真要去看戏的话，我也只穿休闲裤和套头毛衫，充其量穿上那条灰色毛料裤，和那件鲜红的织得很粗糙的套头羊毛衫，这是一个乐天派的美国人在战争刚结束时送给我的。我记得就穿着这身行头我去过几次威尼斯，到过鼎鼎大名的凤凰歌剧院，其中有一次是观看蒙特威尔第的《唐克雷蒂》，由维托里奥·居伊指挥。穿着这身衣服我到过罗马、巴勒莫、陶尔米纳和佛罗伦萨，以及几乎欧洲各国的首府，更不要说，在家里我几乎天天穿着它，它们越寒碜我越是喜欢穿，年复一年人们看见我总是穿着这条裤子和这件套头衫，当年的朋友直至今日还跟我经常谈起这套衣服，一直穿了将近三十年。突然，如上所述，在格拉本宽街，格里尔帕策奖颁布前两小时，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穿着的、已经可以说与我的身体合二为一的这套衣服，不再那么受宠了，不配与格里尔帕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将在科学院举行的颁奖仪式了。在格斯特纳餐馆落座的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裤子太瘦了，我想穿新裤子也许都是这种感觉，上衣也一下子变得箍在了身上，我想这种情形恐怕也是正常的。我要了一份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姑姑问我，在我之前都有谁获得过以格里尔帕策命名的这个奖项，当时我只想起了盖哈德·霍普特曼⁽¹⁾，我曾读到过有关报道，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奖项。我还告诉她，这个奖项不是通常那种定期的，一年或者多少年评一次，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我想两次颁奖之间的距离有个六七年吧，也许有时也间隔五年，不很清楚，至今我也不知详情。自然像参加其他颁奖仪式一样，这次颁奖也让我紧张，我试图让自己和姑姑不去在意离颁奖只有半个小时了，于是我便讲述给她听我刚才做的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走在格拉本宽街上，突然决定为今天的仪式买一套正式服装，并且径直去了“安东尼爵士”。对我来说，到木炭市场街的这家服装店去买衣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那里可以买到英国切斯特·巴里和巴宝莉制衣公司的制服套装。既然是买现成的套装为什么不一下子就买最高级的，现在我穿的就是巴里公司的产品。我姑姑只用手摸了摸衣料，就认可了英国货的质量。她又一次说出她那句颇为有名的话“还可以吧”。关于做工和式样她没说什么。绝对是一流的。她说科学院今天颁发给我格里尔帕策奖，对此她感到欣喜，也很自豪，相比之下欣喜更多。然后便站起来，我跟着她走出了格斯特纳餐馆，来到克恩滕大街上。科学院离这里很近，几步路就到了。那个上面有“安东尼爵士”字样的口袋我觉得现在拿在手里很别扭，但没有办法，我心里说，在走进科学院前一定设法把它处理掉。几位朋友也已经在路上了，他们不想错过我获此殊荣的场面，我们在科学院礼堂的前厅里见到了他们。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看样子似乎礼堂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朋友们不想打扰我们往里边走了，我们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接待我们。我和姑姑在科学院前厅里来回走着，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我们哪怕稍微有所理会。我这时说好吧我们进去吧，我想，礼堂里会有人接待我们，把我和陪同我的姑姑引领到相应的座位上。礼堂里的一切都表明将在这里举行无比隆重的仪式，我顿时感到双膝有些颤抖。姑姑像我一样，也在用眼睛寻觅接待我们的人。就这样我们站在礼堂的入口处等待着，动不了地方。进场的人们从我们身边挤过去，不停地碰撞我们，这不能不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选择了最不利的位置来等待。难道没有人接待我们？我和姑姑面面相觑。礼堂几乎坐满了人，我想，这么多人到这里来为什么，不就是因为科学院向我颁发格里尔帕策奖吗？为什么没有人来招呼我和我的姑姑呢？她虽然已经八十一岁高龄，但她的样子好极了，有风度且聪颖，在这一时刻尤其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胆识。这会儿已经有几位乐师在主席台上就位，一切表明仪式即将开始。但是仍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们想真是岂有此理，我们毕竟是今天活动的中心呀。我忽然有个想法：我对我姑姑说，我们别在这儿傻等了，干脆坐到礼堂中间去，那里还有几个空座位，到那里坐着等吧。于是我们走进礼堂，往礼堂中间的空座位走去，许多人不得不站起来，抱怨我们在他们面前往里挤。然后我们坐在了科学院礼堂中间第十排或第十一排等待着。这时所谓嘉宾也都入席了，但是仪式当然还没有开始。只有我和我姑姑知道为什么。主席台前方几位焦躁不安的先生越来越快地来回走着，好像在寻找什么。他们的确在寻找什么，他们在寻找我。几位先生在主席台前来回走了一会儿，大厅里已有些骚动不安。这期间科技部长也已到达并在第一排就座。这位女部长受到科学院院长洪格尔的接待，由其引领来到主席台前坐下。接着还有其他一些我不认识的所谓高官显贵到来，洪格尔院长一一接待表示欢迎，并引领他们在第一排或第二排就座。突然我发现主席台上一位先生对另一位耳语了些什么，同时伸手指向第十排或十一排，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是在指着我。接着发生了如下的事情：那位跟另一位耳语并朝着我指点的先生走下主席台，正好来到我坐的这一排，好不容易走进来，到了我面前。他说，真是的，您怎么坐在这里，您是这次颁奖典礼的主角儿，怎么不坐到前边第一排？在那里我们（的确他说“我们”）为您和您的陪同留了两个座位，他又问了一次：为什么哪？这会儿似乎礼堂里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我和我面前的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说，院长请您到前边去，请您现在到前边去，您的座位挨着女部长，您应该坐在那里，伯恩哈德先生。好吧，我说，如果就这么简单，但是我自然是会去第一排的，不过得让洪格尔院长亲自来请我，当然得洪格尔院长亲自来请我过去。我姑姑对眼前这一幕默不作声，参加典礼的客人都把目光投向我们，这位先生又从这一排里走出去，然后回到前边，在女部长身旁对着洪格尔院长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些什么。礼堂里又骚动不安起来，好在因为乐师在弹拨他们的乐器才没有使场面变得非常严重，我这时看到洪格尔院长在吃力地向我走来，我想，现在我得坚持到底，要表现出勇气，要始终不渝，绝不要现在起身迎上前去，我想，他们不是也没有真正地迎接你吗。当洪格尔院长来到我面前时，说他很遗憾，到底为什么遗憾他没有说。他请我和我的姑姑到前边第一排去，我和我姑姑的座位在女部长和他的座位之间。于是我姑姑和我便跟随洪格尔院长去了第一排，在那里坐下来，大厅里观众发出一阵含糊不清的咕哝声。随后颁奖典礼终于能够开始了。乐师们，我想，演奏的是莫扎特的某首乐曲。然后开始了或长或短的关于格里尔帕策的报告。当我一次转过脸朝女部长看时，她姓菲恩贝格，这位菲恩贝格部长睡着了，我身旁的洪格尔院长也注意到了，因为女部长打着呼噜，虽然很轻，但她分明是在打呼噜，发出那种举世闻名的所谓部长的轻细的鼾声。我姑姑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典礼的程序，每当讲话中某些语句措辞过于笨拙，或者甚至过于可笑时，她便会心地朝我看着。我们俩皆因在这里所见所闻颇长见识。最后，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洪格尔院长站起来走上主席台，宣布向我颁发格里尔帕策奖。他宣读了一些称赞我的作品的话，没有忘记列举一些据说是我的戏剧作品，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写过，还谈到了在我之前获得格里尔帕策奖的一系列欧洲名人。洪格尔说，伯恩哈德先生获得此奖因为他的剧本《鲍里斯的节日》（这个剧本一年前由城堡剧院在学院剧场上演，一场很糟糕的演出），然后他张开手臂，仿佛要拥抱我。这是要我登上主席台的信号。我站起来朝洪格尔走去。他与我握手，递给我所谓颁奖证书，其无聊和乏味，如同我获得的其他奖项的证书一样，是无与伦比的。我原本就不打算站在台上讲点什么，也根本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因此为掩饰我的窘态，只简短地说了一声谢谢！就又走下来回到了原来的座位坐下。随后洪格尔先生也坐下来，乐师们演奏了一曲贝多芬。伴随着乐曲我想着刚刚结束的整个颁奖典礼的过程，其怪诞、无聊和平庸自然我当时还无法完全意识到。乐师们刚停止演奏，菲恩贝格部长就立刻站了起来，洪格尔院长也随着起立，两人走上主席台。这时礼堂里的人都站了起来拥向主席台，自然是朝着女部长和正在与其谈话的洪格尔院长。我和我姑姑被晾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耳边响着成百上千的人激动的滔滔不绝的话语。过了一会儿，女部长抬头环顾问道，声音中带着无比的傲慢和愚钝：那个蹩脚的作家到哪里去了？我就站在她的身旁不远处，但我不敢让她发现我。我拉起姑姑的手离开了礼堂。没有谁在意我们，我们顺利地，没受任何干扰地离开了科学院，时间大约为中午一点。朋友们在外边等着我们。我们同他们一起来到名叫格塞尔康乐啤酒花园的饭馆用餐。一位哲学家、一位建筑师，他们的夫人和我兄弟。都是些快活的人。我记不得当时我们吃了些什么。当吃饭时被问到奖金多少时，我方才意识到这次奖项与奖金没有任何关联。想到这里，我觉得我的谦卑更加卑鄙无耻。能够获得科学院颁发的格里尔帕策奖，这对于一个奥地利人来讲是无上的光荣，桌旁的一位说，我想，这是建筑师说的。哲学家说，简直难以置信。我兄弟在这种场合一如既往保持着沉默。饭后我忽然觉得新买的这套服装太瘦了，没有怎么考虑，我便去木炭市场街那家服装店，就是“安东尼爵士”，在那里我说我要更换今天在那里刚买的服装，语调里透着坚定不移，但措辞极其有礼貌，我说，我这套刚买的服装穿着不合适，起码小了一号。我那斩钉截铁的态度效果不错，接待我的售货员立即走向我上午买衣服的那个货架。他顺从地让我试穿同样的、但尺寸大一号的套装，我穿上它立即感到很合适。我抓挠着脑袋想，之前我怎么会认为，比这小一号的那套服装我穿着合适呢，现在我穿的这套衣服才是真正合体。然后便如释重负地走出了商店。我边走边想，谁买了我刚才退换的那套服装，肯定不会知道，这套衣服曾跟我一道参加过维也纳科学院格里尔帕策奖的颁奖典礼。这想法真荒谬。想到这儿我站了起来。我与姑姑一起度过了很享受的一天。虽然我身穿那套服装参加了科学院格里尔帕策奖的颁奖，但是安东尼爵士服装店的售货员还是二话没说便给我退换，为此我们一再开心地笑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木炭市场街安东尼爵士服装店售货员们的殷勤、礼貌的服务。

(1)　Gerhard Hauptmann（1862—1946），德国作家、戏剧家。话剧代表作有《织工》《日出之前》等。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下文同